改革开放40年回顾：习仲勋拨乱反正勇担当 改革开放奠基业
改革开放40年回顾
1998年10月，习仲勋和夫人齐心在深圳迎宾馆。
盛夏的中英街，熙熙攘攘，如常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这条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的街道，长不足500米，宽不够7米，却因见证中国近代以来的百年历史风云而名扬海内外。
40年前，也是酷热的7月，一辆7座的面包车开到这里，一位身材魁梧、头发花白的老人从车上走下来。老人看到街心界碑那边的香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而内地这边一片冷清、荒草丛生，他陷入了沉思。
他就是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这是他到广东后基层调研的第一站。3天的调研让他深受震撼：不能再搞过去那一套了！必须发挥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对外开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1978年4月至1980年11月，习仲勋主政广东两年八个月，先后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长，以巨大的改革勇气和忘我精神，带领广东人民率先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生命的最后12年，这位广东改革开放的主要开创者和重要奠基人，践行“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的承诺，在深圳安享晚年，深情守望着这片改革热土。
习仲勋的名字，已经与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将永远为广东人民所铭记。
南粤足迹
“把守南大门”
迅速点起广东思想解放这把火
1978年4月5日，65岁的习仲勋辞别家人，带着大女儿桥桥乘飞机到广东赴任，“把守南大门”。当时，他刚刚“重见天日”。1962年因小说《刘志丹》冤案牵连，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他被审查、关押、监护了16年，历经劫难，粉碎“四人帮”后终于盼到平反出头之日。
1978年2月24日到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在北京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见到习仲勋，不禁愣住了：“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
原来，习仲勋在逆境中坚持用“特殊方法”锻炼身体。在河南洛阳，习仲勋被关在一间小房子里。他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转圈时开始从1数到1万，然后再退着走，从1万数到1。习仲勋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
考虑到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而且广东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大量冤假错案没有平反，经叶剑英提议，中央决定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主持广东的日常工作。
抵达广东的第二天，4月6日上午，习仲勋就出席了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他真挚地说，北方水土养育了他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
习仲勋履新一周，叶剑英到广东视察。在听取了习仲勋关于广东工作初步设想的汇报后，叶帅以六句话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习仲勋在广东工作期间，一直把这六句话作为座右铭。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式拉开序幕。在“气候还不太明朗”的情况下，习仲勋在全国省级领导干部中最早一批站出来，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在5月13日全文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如果不是习仲勋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广东思想解放这把火就很难迅速点起来。他带领全省开展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使广东思想混乱的局面得到改变，全省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平反冤假错案
顶住压力为20多万人昭雪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和此前的政治运动，给广东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迫在眉睫，也是人心所向。习仲勋到广东上任后公开表示：“必须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侨务政策、民族政策。”
一封封申诉书寄到省委。习仲勋指示复查案件，逐一解决。他不满足于看省委信访办公室送来的信件，指示秘书经常去接待室倾听来访者的申诉，外出抄写要求平反的大字报。
他坚决贯彻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雷厉风行，处理了污蔑彭湃、杀害彭湃亲属的冤案，为广东“地下党”平反，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林锵云、朱光、周小舟、邓文钊、冯燊、饶彰风等省级领导平反昭雪，隆重举行追悼会。他亲自处理了一些重大案件，其中最突出的是“李一哲”案件和“反地方主义”问题。
……
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先后有20多万人得到平反昭雪，笼罩在5000多万广东人心中的极“左”阴云烟消云散，阻碍改革开放的思想枷锁已经被打开。
力推经济体制改革
深入基层调研和群众一起排队买鱼
当时的广东，农业凋敝，工商不振，每年偷渡逃港者数以万计。赴任广东不久，习仲勋收到市民来信，里面装着无法兑换的五毛钱的鱼票。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他。
时任广东省委工作人员回忆：习仲勋刚来广东时，住在珠岛宾馆4号楼，交通科门口有个卖鱼卖肉的小档口。那时买鱼买肉要凭票购买，要排队。习仲勋也在早上5时多钟和群众一样去排队，体验群众的生活。后来，他在省委会议上说：“广东四季常春，鱼米之乡没鱼吃。这样不行，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会主义不是贫穷，要尽快提高生活水平。”
作为毛泽东曾赞誉的“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决定深入基层调研，寻求广东发展新路。1978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他冒着酷暑，爬山越岭，到梅县、汕头、惠阳“东三区”21个市县考察一个月。
“广东夏季炎热，当时没有什么空调，习老怕热，60多岁的人了，经常手持一把葵扇，照样跑基层、上会场。”习仲勋到广东工作后，时任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调任省委副秘书长，跟随他跑了全省许多地方。习仲勋常说：“长期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人民的呼声和疾苦就往往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声也反映不上来。各级党委书记要多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
很快，习仲勋亲自挂帅，广东从农业领域入手，大刀阔斧地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成为名副其实的改革开放“领头羊”。
他亲自兼任省农业委员会党组书记和主任，推动全省迅速发展“三定一奖”“五定一奖”等经济责任制，及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他到从化调研，发现那里正在试验的“产量承包责任制”很好。当得知有的领导对试验有顾虑，他坚决地说：“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经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
当时，清远冲破束缚，在国有企业中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让奖金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极大提高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有人尖锐批评：发放奖金，是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和“奖金挂帅”。习仲勋认为，“清远经验”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国家始终占大头，可以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值得肯定。他形象地说，“‘清远经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土生土长的，大家熟悉，学起来容易。不要老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家里也香。”在他的力推下，“清远经验”很快在全省推广，并走向全国，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张名片。
习仲勋反复强调，“只要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我们就干，胆子大一点”。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政策，缩小统购统销的商品品种，从100多种减少到20多种，最后减少到8种，物资大大丰富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创办特区先走一步
大胆要求中央“放权”让广东放手干
偷渡外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面临的一个特殊社会问题。1978年7月上旬，习仲勋来粤后第一次到基层调研，选择在逃港问题最严重的宝安县。耳闻目睹“界河”两岸和中英街两边贫富悬殊，他急于寻找真实原因和解决办法。
去沙头角时，看到两个偷渡者被边防军铐在路边，他要立即下车调研，在陪同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的建议下，才改为归途时再到莲塘临时收容站了解情况。归途时虽然天已黑，尚未吃晚饭，他还是按原计划到收容站调研偷渡原因。偷渡者告诉他，我们穷，收入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习仲勋深受震动：“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实际上，中央已在谋划改革开放。1978年春夏，中央先后派出三个考察组去境外考察。其中一个由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成的经济贸易考察组，在香港、澳门考察后，建议广东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这与习仲勋的想法产生了共鸣。广东省委向考察组提出了在毗邻港澳的地方建立试验区的大胆建议。
1979年1月，广东省委决定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3月，国务院同意两县改为省辖市。此前，国务院还批复同意《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及在蛇口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并指出：“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把它办成、办好。”
这时，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在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这更坚定了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决心和信心。
4月3日，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担任中南组召集人，提出给广东放权的要求。他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同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谷牧等参加。习仲勋再次郑重提出，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进行观察、学习、试验，运用国际惯例，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他甚至说了一句“出格”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这个敏感尖锐、坦荡直率又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共鸣。
邓小平插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会议期间，习仲勋在怀仁堂向邓小平作了专题汇报。邓小平非常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当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意见不一致时，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央作出关于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和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的决定。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省的报告，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盼望已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以较多的自主权，并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
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施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后，负责筹建特区的广东省委原书记吴南生发现：“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两个多月后，习仲勋调回中央工作，任仲夷接棒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离任前的9月28日，中央下发会议纪要，清楚写明：“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这是习仲勋为发展伊始的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守望改革热土
“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
在深圳迎宾馆的“兰园”别墅，一棵榕树巍然挺立，绿意盎然。这棵榕树，是习仲勋2000年亲手种下的。“我一见到这棵榕树，就想起了父亲，在我心目中，这已成为他老人家扎根南粤大地的一个象征，他永远和南粤大地这片热土上的人民在一起。”习远平说。
习仲勋一直惦记着广东的改革发展。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他多次回到广东考察，勉励广东要不断总结经验，充分发挥综合改革试验区先走一步的作用，在各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1990年后，他回到广东。据工作人员统计，除在珠海短住一阵，从1990年10月9日到深圳休息，至2002年4月17日离开深圳返回北京，他在深圳一共住了11年5个月20天。他深情地说：“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
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很少出门参加活动。中央和省领导来看望他，习老总会说：“大家共同努力，把深圳建设好。”
晚年只参加过两次大的活动。一次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感叹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另一次就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庆典。有时候，他想看看深圳的发展，就让工作人员开车带他出去，老人边看边说：“深圳真是一天一个样啊！”
“父亲晚年，守望深圳，守望广东，守望这块他付出心血汗水的南粤大地，默默注视、关心着它的变化。他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只是每年国庆、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在《深圳特区报》上发表一篇‘祝辞’，表达他对这块热土的期待和对这里人民的挚爱。”习远平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珍贵记忆
广东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方苞：干部来信尖锐批评，他坦然公开
“仲勋同志是广东改革开放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他宗旨意识强，心里装着老百姓，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坚持实事求是，敢说、敢干、敢担当。”近日，在深圳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85岁的广东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方苞打开了一本本珍藏的笔记本，细说他与习仲勋交往的故事。
1978年，习仲勋到粤后第一次基层调研，就到宝安，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陪他开展了三天的调研。1979年，为解决好偷渡外流风和推进改革开放，他又多次到深圳（宝安）调研指导，检查督促落实。习仲勋晚年在深圳居住，方苞受省委委托，多次上门探望，亲聆习仲勋的教诲。
方苞回忆说，习仲勋首次到宝安调研，耳闻目睹边境“界河”两边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差距大。他认为，这是我们政策上出了问题，是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基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主张放宽政策，下放权力，调动基层积极性和主动性。他当即批准了宝安县委的多项请示：同意恢复边境小额贸易，收入外汇按比例分成，基层应得部分经批准可进口社队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社员生活用品；同意引进外资发展“三来一补”工业、加工贸易审批权下放到县；同意宝安县调减五万亩粮食种植面积及相关粮食征购任务，改为种果菜、养鱼、养鸡、养猪出口。
两三年后，深圳蔬菜、活鸡、猪、鱼、牛奶等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的数量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增长，同时大力“外引内联”发展工业和开展多种经营。1980年，深圳农村已出现大批万元户、十万元户，这批靠劳动和政策致富的典型，给境内农民带来了希望。偷渡外流这个困扰广东近30年的“老大难”问题，到1980年尾就解决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仲勋同志敢于作出这些开放改革的决策，敢于指示我们运用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指导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反映出他的革命胆识、无私无畏和真知灼见，赢得了广东人民的敬重。”方苞由衷赞叹说。
令方苞印象深刻的，还有习仲勋勇于自我批评和善于接受批评的宽广胸怀。有一个当时传颂全省、影响全国的佳话：惠阳地区检察分院干部麦子灿1978年9月给习仲勋写信，批评他是“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因为习仲勋肯定惠阳挖淡澳河和整治潼湖两大工程，但其实淡澳河工程开工四年、尚未通水。麦子灿信中批评他只听地委负责人汇报、没有深入群众调研就表扬。信中还说：“你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习仲勋坦然接受，很快给麦子灿回信，在省革委会议上宣读来信，并给省直厅局和地县委写了一封公开信，附上麦的来信和他的复信。信中说：“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
《南方日报》刊登了《麦子灿同志给习仲勋同志的信》，《人民日报》也报道了，叶剑英还在中央大会上点名表扬习仲勋发扬民主、勇于接受批评的精神。
方苞说，他和麦子灿在惠阳地区一起工作过，听到传达，深受震撼。今天重温这个故事，仍有很强的针对性。他说：“我们要弘扬我党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作风，要学习习仲勋同志，敢讲真话、爱听真话、愿听刺耳的批评话，为民干实事，敢担当。”
专家视角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巡视员、广东叶剑英研究会会长陈弘君：习仲勋是广东改革开放主要开创者
南方日报：为什么说习仲勋同志是广东改革开放事业的主要开创者和重要奠基人？
陈弘君：习仲勋同志一生有两大闪光点：一是在20世纪30年代，跟随刘志丹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二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政广东“先行一步”，为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他在广东工作仅两年多时间，但他拨乱反正，推动思想解放，充分发挥人文地缘优势，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试办经济特区，促进农业生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企业改革经营管理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推动价格和商品流通管理体制率先改革，开启广东对外开放的大门，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思想解放，敢为人先，实事求是，开拓进取，为广东开创了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崭新局面，在广东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南方日报：除了大家熟知的创办经济特区，习仲勋同志在启动广东对外开放方面还有哪些重要贡献？
陈弘君：习仲勋和广东省委一方面通过办特区，实行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冲破各种阻力，进行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在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方面大胆放权。
习仲勋和省委、省政府积极引进外资兴建宾馆，以促进旅游业和对外开放。霍英东先生起初拟无偿捐资兴建宾馆。习仲勋等人考虑为了鼓励外商到广东投资，认为采取合资兴建的形式，将会更好地鼓励港澳同胞、华侨和海外华人来国内投资。霍先生也赞成这一意见。继中国首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兴建之后，广东又洽谈成功并兴建了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习仲勋为此倾注了许多心血。
习仲勋还亲自率领广东代表团走出国门，1979年访问澳大利亚，1980年访问美国。他率领中国省长代表团美国访问18天，在美国人民尤其是华裔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推动广东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缔结友好省州。这些活动和举措，对广东开启对外开放的大门起到重要的作用。
南方日报：习仲勋同志的公仆意识也广为称颂，对当下有什么重大意义？
陈弘君：习仲勋同志秉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严于律己，为政清廉，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疾苦，解决实际困难。他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决不允许搞特殊化。他说：“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当官做老爷。如果把自己置于高人一等的地位，那就会脱离群众。”有一个小故事，当时省委机关办公条件比较差，他的办公室只有一台风扇，盛夏时节，酷暑难熬。澳门著名爱国人士马万祺先生得知，给省委机关送来3台空调，指明其中一台送给习仲勋同志使用。他坚决不接受，最后把空调装在了会议室，供大家享用。我们要向习仲勋同志学习，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参考文献：
1.《习仲勋传》（上、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3.《习仲勋主政广东忆述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
4.《习仲勋主政广东风采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来源：南方日报
1985年4月20日习仲勋与邓小平（左一）、邓颖超（右二）等出席中国人民
的忠诚朋友、全国政协常委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右三）70寿辰及在华工作50年
招待会。
1979年6月，广东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习仲勋传达了中央同意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图为习仲勋和叶剑英、许世友、杨尚昆手挽手走进会场。
习仲勋如何带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
1979年4月，北京京西宾馆春意浓浓。正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后三个多月，中央在这里召开工作会议。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在会议上向中央“要权”，他郑重地提出，希望中央充分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对外交往早的优势，赋予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先走一步的权力。1979年7月，中央发出［1979］50号文件，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从此，广东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在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中发挥了先驱和排头兵的作用。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我以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身份，作为一名工作人员随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书记王全国到北京开会，见证了这一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历程。这一向中央“要权”的历史创举，是当时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产物，同时是广东省委审时度势的果断之举。广东省委郑重提出向中央“要权”，得到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和谷牧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从而使“先走一步”这个历史性决策豁然诞生，由期盼变为现实，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征途上的壮丽篇章，展示了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在这个历史性决策中不谋而合，上下同心。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会议中心内容是讨论经济调整问题。4月3日，习仲勋和王全国带着广东5000万人民的殷切期望，赴京参加会议。习仲勋担任中南组召集人。在讨论李先念在开幕会上的报告时，王全国代表广东省委首先发言，谈到了广东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要求。4月8日下午，继续分组讨论李先念的报告。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参加中南组讨论，习仲勋作了系统发言。他直截了当地对中央计划工作提出了批评，认为在计划问题上揭露矛盾不够，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集权和分权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
接着，习仲勋提出给广东放权的要求。他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这时，华国锋插话问：“仲勋同志，你们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5000万人口，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
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和谷牧等参加。习仲勋汇报了广东的情况，再次郑重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并且提出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重要侨乡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的汇报时，有重要的插话。他说，新加坡吸引外资开厂，利润收入可以拿到50%，还有劳务收入、税收。邓小平又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侨的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
会议期间，邓小平在怀仁堂听取了习仲勋的专题汇报，他非常赞同广东关于请求下放若干权力和搞“贸易合作区”等富有新意的设想。当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大家意见不一致时，邓小平立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汇报会上代表广东省委提出的尖锐、直率同时又是合理的要求，引起与会同志的广泛关注。当时参加会议的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如安徽的万里、河南的段君毅、广西的乔晓光等人，都很支持。记得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我随着习仲勋外出参加活动，刚好万里也在同一辆汽车上。万里一看到习仲勋，就说：“仲勋同志，你讲得好啊，你们广东先走一步，我们跟着来！”
中央工作会议刚结束，习仲勋还在北京时，他就要我打电话给广东省委、省革委会，把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做好必要的准备。接电话的是省革委会办公厅的李美清。
中央对广东（还有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出口特区原则上定下来后，5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到广东，进一步作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一个文件报中央。来广东前，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专门找他谈了话，叶帅对这件大事也很关心。谷牧后来又到了福建，帮福建省委准备报中央的文件。
1979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所熟知和对之充满感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文件指出：“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两省报告所建议的经济管理体制，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大包干的办法，中央和国务院原则同意试行。”“关于出口特区，可先行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1979年4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习仲勋很快赶回广东，立即向广东省委常委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向中央“要权”的经过。在传达中，他特别强调广东要先走一步，不光是广东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是从全局出发的。习仲勋又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后天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他还多次讲，他当时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广东有了这个权，可以先走一步，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也为全国探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
随后，广东省委于5月至6月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批准广东先走一步的决策，动员全省认真贯彻。会议期间，正在广州的叶帅接见了省、地、市、县的主要负责人，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努力工作，使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1979年中央“50号文件”下发后，广东省委决定由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三位书记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文件的落实；建立广东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具体协调。从这以后，广东根据中央的方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踏上了光荣而又艰巨的历程。
摘登自广东省政协编纂《敢为人先——改革开放广东一千个率先》
（作者：张汉青，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后曾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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