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开创的中央特科之经典案例“三陈闹四川”
一九八二年离休后，我到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办帮助收集、整理重庆的党史、军史史料。于是在一九八七年八月，我来到北京著名的“部长楼”---红霞公寓，专程去拜访了陈昌同志的老战友，1928年4月在周恩来领导下参与中央特科的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陈养山同志，期望收集、取证重庆的革命史料。万万没有想到，陈养山同志告知了陈昌同志的许多精彩的谍战故事，让我更加崇拜当年的贾希夷。
采访全程由冯立清同志记录、整理了我和陈老之间的对话，我才知道当年中共情报战线上非常经典《“三陈”闹四川》的谍战故事，后来本文还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办主办的《红岩春秋》等等媒介刊登了在中共情报界誉称“谍战福将”的陈养山的回忆文稿。
下面是《陈养山同志回忆<新四川通讯社>》。
陈养山同志开门见山地向我俩讲述了五十年多前的绝密故事：我叫陈养山，今年八十一岁了。首先，谈谈《新四川通讯社》的主要负责人陈昌同志吧。陈昌（贾佐、贾希夷、贾希一、贾怀湘、贾绍宜……）他是四川仪陇人、生于一九零七年、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入党，他是从一九三一年起一直搞党的情报工作的、非常了不起的老同志。
一九三五年八月，陈昌接受中央特科之命，即他的直接领导人王世英同志（当时代号老李）的指示，去到四川重庆开展情报工作。他通过康泽（大特务头子）的秘书袁永福关系找到康泽，被分配到别动总队任试用情报员。九月份，中央特科又派我（当时代号叫陈仲英）去重庆与陈昌一道共同开辟情报工作的阵地。经过反复研究，中央特科认为重庆有很多情报关系可以发展。如重庆行辕、别动总队、刘湘的地方势力、武德学友会、四川和贵州的失意军阀、政客等。
陈昌同志的活动能力极强，已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有了不少关系，条件很好。但是没有人、没有钱，很难打开局面。于是决定我回上海，向留在上海党中央的联络机关汇报，以便取得支持。十月中旬，驻上海党中央的联络人邱吉夫（中央特科在上海的负责人刘仲华因上海组织遭受破坏已离开上海，王世英也去了天津，故指定邱吉夫为驻上海党中央的联络人）听取我的汇报后，他认为派人去可以，钱很困难，无法解决。要我在上海等着与派去的人同行。十一月中旬，不料邱吉夫被捕，我即失去联系，经过多方设法，十二月中旬才接上关系，确定陈克寒同志和我一起去重庆，但经费叫我们自行解决。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下旬，我和克寒同志一道由上海乘船到重庆，在船上还结交了一些朋友，以后有些曾用上。到重庆后，我们“三陈”认真地分析了重庆和四川的具体情况。正在计划如何开展工作的时候，探听到四川实力派人物刘航琛曾办过一个《新四川通讯社》因无利可图，准备停办。我们正想办个通讯社，因立案手续和经费的问题不好解决，未搞起来。这个机会难得，绝不放过。经过几天与刘航琛协商，以我们优先转发他们的新闻稿为条件，他就无偿的将《新四川通讯社》的印章、牌子交给我们主办。这样真的是如虎添翼，以通讯社为掩护，可以更广泛的开展活动。
为了找个靠山，解决经费和情报来源，我们去同重庆行辕政训处，希望挂钩，我就打进去做义务情报员，每月给100元作通讯社经费，答应给他们一些情报（不关紧要的或狗咬狗的情报）。
通讯社终于办起来了，社址设在大梁子新世界旅馆，以后迁往下左营街。陈昌作社长，我做总编，陈克寒做首席记者。因为克寒同志原是上海《大美晚报》的大记者，我冒充《时申新闻社》的记者。又因为我和克寒都是浙江人（当时浙江人很吃香的），令不少人还认为我们是奉“某要人”的使命来办新闻社，是在四川搞基地建立的。
为了提高通讯社的社会地位，我们把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广播改头换面的写成“本社专电”，又利用克寒在上海的关系，由上海寄来一些特约稿或“专电”，许多报纸都争先采用我们的稿件，我们还主动与各报社、通讯社加强联系，对《商务日报》、《新蜀报》的一些进步人士如陶敬之、温嗣翔、侯珍昌等名人建立感情，同他们或通过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工作。这样《新四川通讯社》很快就成为重庆新闻界的后起之秀了。
经过数月的努力，我们获得了大量秘密的和公开的，非法和合法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要情报。例如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阀的党、政、军动向；军力配备及其相互斗争的情报；国民党军部和党部与地方为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情报；重庆经济界与浙江资本家的矛盾；以及各种社会情报。这些情报主要来自国民党军政首脑机关，既保密、准确又及时，我们大都及时向上海联络机关报告，有的由于条件限制，寄不出去，甚为可惜。此外，我们还利用敌人的矛盾，使事态扩大促使其狗咬狗的斗争激化，例如：当时重庆市政府秘书黄应乾（CC份子国民党市党部委员）为新任市长李洪琨（刘湘派势力）修建公馆、抢占民房一事，是宪兵三团团长袁家佩侦悉，由《新四川通讯社》发稿揭发，引起双方互斗。又如揭发复兴社与CC派为争夺国民党重庆市党部领导权，而引起双方在市党部打架的丑剧。另外，我们还探知重庆行辕新闻检查所所长李介民（叛徒）用“光灯”窃获我方用化学通信的秘寄方法，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保护了地方党组织，避免了再遭破坏。
我们除通讯社的工作外，还秘密领导和参加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例如重庆声援成都人民反对日本设立领事的斗争，支援绥远人民抗日斗争及“西安事变”后重庆市各界庆祝国共合作大会等等，《新四川通讯社》都是站在新闻界的前列。同时参与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和大中学生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其中有的宣言还是克寒同志亲自草拟的，他还打入军统办的一家报馆当编辑。
大概是一九三六年七月间，我们感到通讯社还能发展，但经费极为困难，人员又不够，就决定我和克寒再回上海，主要汇报工作，同时请求解决困难。这时中央已派冯雪峰同志来接关系，住了将近一月，才决定把我调西安，把克寒回调回陕北党中央，不再回重庆。陈昌的党组织关系转到湖南长沙某医院周怡同志处。
后来，我听说陈昌在重庆，因组织参加抗如救亡活动，引起康泽的怀疑，他于一九三七年初被迫由重庆转移到万县。也就是这个时期，他的党组织关系丢失了。《新四川通讯社》的工作也就因而停止了。
当时正是“遵义会议”期间，红军已经到了陕北，全国抗日斗争正在高涨，西南已成为蒋介石的战略后方，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特殊条件下，深入到敌人心脏去，进行一场特殊的斗争。
这个《新四川通讯社》是由重庆行辕情报处出钱，广泛利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机关及地方军阀各派势力。用以联络各方社会人士，团结新闻界、文化界的进步人士，搜集大量情报和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这个极端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合法活动。谁能怀疑它是我们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呢？！
这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在一起战斗的“三陈”只有我还活着，他们都不在人世了。克寒同志是一九八零年去世的，而陈昌同志在解放后受极左错误的迫害，早在一九六零年就被折磨致死，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彻底平反昭雪：恢复陈昌同志是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的名誉；恢复党组织关系，党籍计算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到一九六零年一月。我还感到一点点欣慰！
这些无名英雄的革命活动和事迹，很少为人所知。今年是陈昌同志的八十诞辰和入党六十周年纪念，今天来回忆和叙述这段历史，也是对我的老首长、老战友陈昌同志的怀念吧！（作者林向北，由冯立清记录、整理，一九八七年八月于北京）
备注：此故事在《隐蔽战线福将陈养山传奇》的P68-P76有更详细的记载。
林向北同志：1918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一直在四川从事地下工作，系双枪老太婆陈联诗的女婿。在重庆解放的第一天接待200多位同志，先后在重庆、四川省电力系统工作，长期帮助老战友陈昌同志恢复身份和党籍。1982年离休后重新拿起笔杆子，撰写了200多万字的革命书籍，不愧为百岁红色作家。
主要主人翁陈养山（陈昌同志在中央特科的老战友）简介：
陈养山(1906-1991)，浙江上虞人。中共中央特科福将精英，曾在周恩来、陈云、陈赓等直接领导下的隐蔽战线出生入死，为共产党在情报保卫工作上做出过重大贡献，是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人。1919年到汉口当店员。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组织上海五卅运动。1928年后，在上海从事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工作（中央特科）。1931年后，相继在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1940年到延安，先后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地方工作科科长兼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央党校支部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调查局局长、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局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安市公安局局长。
建国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兼检察署署长、市委常委，华北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华北公安局局长(1952年)，司法部副部长(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1966年)、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2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982年5月任顾问、咨询委员会委员。是中共七大和八大代表、第四和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主要主人翁陈克寒（陈昌同志的在中央特科老战友）简介：
陈克寒(1917.7-1980.7)，浙江慈溪人。1934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进入红色中华通讯社西安分社工作，次年到延安新华通讯社工作，参与创办《解放》周刊。后在福州、上海、重庆、西安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8年任汉口《新华日报》特派员，《新华日报》驻华北特派记者，1939年1月任《新华日报》(华北版)副总编辑，1942年5月任晋东南《新华日报》华北分社社长兼总编辑，1943年秋回延安，1944年底任新华总社广播科科长，1945年后历任新华总社第一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中共中央中原局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中原分社社长，中原大学新闻班主任，1948年冬回新华社总社工作，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工作。
1949年11月 - 1952年8月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兼副总编辑。1950年后历任新华社社长兼总编辑，新闻总署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出版总署副署长，署长、党组书记，1952年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58年9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1977年11月任北京市第五届政协副主席，1979年12月任北京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致残。1980年7月10日在北京病逝。
来源：「 凤凰新闻 」；责任编辑：陈龙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