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他机智勇敢，无线电技术娴熟，曾发出德军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国民党徐州“剿总”的兵力部署等机密情报。他因潘汉年冤案被捕，在狱中度过了18年。他就是长期潜伏在上海、被誉为“全能特工”的刘人寿。
延安相识与领受任务
刘人寿是在革命圣地延安与潘汉年相识的。当时，他还是年方18岁的热血青年。
刘人寿，曾化名杨静远、李清风，原籍四川重庆，1920年3月20日出生于上海。1932年刘人寿父亲去世，全家只能靠少量积蓄和姐姐教书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母亲得知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办的格致公学可以为成绩优异的毕业生介绍工作，便要求儿子前去投考。刘人寿不仅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而且有幸成为该校的第一位奖学金获得者。但是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他的爱国热忱和义愤，在进步书刊和朋友的影响下，他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的剧团，积极投入话剧、歌咏、募捐等救亡活动。此间，刘人寿结识了上海务本女中学生黄承珍（后改名黄景荷，1921年6月出生于福州市）。1937年日军大举侵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声中，传来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刘人寿的心更加倾向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他从《抗战》三日刊上读到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招生的启事，便决心与女友黄承珍等八个志同道合的青年悄悄地离开上海，奔赴延安。
初到延安，刘人寿和黄承珍进入陕北公学学习。白天他们坐在小板凳上，听中组部部长陈云、校长成仿吾等党的领导人讲课，晚上在窑洞里讨论交流。当时延安天气寒冷，生活也艰苦，但他们的学习热情却非常高，特别是学习讨论中的平等、民主气氛，不仅使学员们深感革命学校的温暖，更在思想上得到完全的解放。尽管在陕公党员是不公开的，但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却鲜明地影响着学员们。刘人寿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渴望加入共产党。1938年1月，刚刚18岁的刘人寿和小他一岁的女友黄承珍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们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组织。
陕公毕业后，黄承珍、刘人寿先后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兼中央党校校长的康生，亲自找刘人寿、黄承珍谈话，要他们以《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延安通讯处记者的身份，从事秘密工作；不久，又介绍他们见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要他们接受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从此，刘人寿和黄承珍（后结为夫妇）便追随潘汉年闯龙潭、探虎穴，开始了出生入死的情报工作生涯。
1939年初，刘人寿在延安接到姐姐的来信，说她和母亲已逃难至重庆，母亲思子心切，希望刘人寿能去重庆看望她，否则母亲将赶赴延安。刘人寿立即将这封信呈交潘汉年。这时，潘汉年正在思考如何在日伪控制的上海建立情报网，经中央社会部同意，潘汉年要刘人寿、黄承珍利用这个机会，去重庆埋伏—段时间，再伺机返回上海建立情报网。潘汉年特别关照他们到重庆以后，不能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不与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以及地下党组织发生关系。并要求他们争取学会收发报、开汽车、摄影这些技术；还强调他们的组织介绍信只开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为止，以后只能与潘汉年单线联系。当时刘人寿19岁，黄承珍18岁。潘汉年说：“为工作方便，你们以伴侣相称。”
刘人寿、黄承珍与一批同志登上军车驰抵西安，住入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几天后又乘军车到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他俩脱下八路军制服，换上便装，住进亲戚家中。刘人寿由亲戚介绍，考入中央储蓄会当练习生。此间，黄承珍得悉表兄陈震在国民党海军“民权号”舰艇当报务员。这时潘汉年正巧从延安去香港途经重庆，刘人寿便将通过这层关系学习收发报技术的想法，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同意了。于是，由黄承珍出面，找到表兄陈震，说男朋友为谋生，想学习无线电技能，请表兄帮忙。陈震答应帮忙疏通关系。
“民权号”军舰停泊在东距重庆30里的唐家沱。1939年5月3日、4日，日机连续轰炸重庆，市民纷纷逃离市区。刘人寿即以躲避轰炸为由，要求陈震带他住到舰上去学习收发报。外人住上军舰，必须得到舰长同意。这时国民党亦官亦商成风，舰长去宜昌做生意了，主持舰务的副舰长与陈震以及黄承珍的哥哥既是同乡又是同学，陈震愿意花力气帮助表妹的男友学技术，他当然落得做顺水人情。当下，陈震写了个保单，就将刘人寿带到军舰上去了。
刘人寿将学习收发报技术作为掌握一种为革命服务的武器来对待。除星期日去重庆看望姐姐和亲戚以外，平时都坚持在舰上刻苦练习。两个多月后，刘人寿已能每分钟发电码120个，超过了每分钟发电码80个的合格标准。他在“民权号”上试发过几次电报，对方都表示满意。
潘汉年得知刘人寿已学成收发报技术以后，即令其在香港的情报机构给刘人寿汇去100元港币，要刘人寿、黄承珍离渝赴港。100元港币只够一个人的路费，不足部分全由黄承珍的哥哥支付了。刘人寿说：“当年地下工作人员不仅没有什么出差补贴，连生活费、工作费也是尽量自筹，少用或不用组织经费。我在‘民权号’军舰上学收发报技术，每月20元的生活费，就是由姐姐支付的。”
进入隐蔽斗争第一线
1939年8月，刘人寿和黄承珍抵达香港，到六国饭店向潘汉年报到。当时，大后方的交通十分不便，从重庆至昆明的公路，候车的已排队到半年以上。中共中央社会部为支援潘汉年建立新情报系统，已派出包括董慧(潘汉年夫人)在内的十多位同志由延安经重庆去香港。他们由各地八路军办事处逐站安排行程尚未到达，刘人寿、黄承珍利用社会关系反而先到，这件事受到潘汉年的赞扬。潘汉年还夸刘人寿是少见的“全能特工”。
当时，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党中央为及时掌握局势动向，加强情报工作，指示潘汉年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统管香港、澳门、上海和南洋的情报网络，要求潘汉年充分利用各种关系，设法打入日伪机构，获取核心机密。1939年9月下旬，潘汉年带刘人寿从香港到上海进入隐蔽斗争的第一线，活跃在敌我友多种政治力量和各路情报人员角逐的舞台上。
他们迅速组建上海和香港情报工作班子，其主要成员大多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中央机关工作的和大后方来的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以及从延安选派来的同志，形成组织严密、触角广泛的情报网络。潘汉年派刘人寿管理上海潘（汉年）部同延安党中央、重庆南方局以及香港廖承志的电台通联工作，黄承珍负责上海潘部内部交通工作。
刘人寿后来才知道，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主要任务是搜集战略情报，即了解敌方以及影响日本和国民党的国际势力的战略意图和动向，供中央决策参考。这就必须在敌区长期埋伏，并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和机会，接近或打入敌方的决策部门和情报机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潘汉年已与中央社会部商定了争取某些复杂关系和特殊关系的计划，即派刘人寿到其特殊关系所掌握的日伪机关当报务员，利用日伪机关的电台向香港等地发报。潘汉年亲自向刘人寿约定了与我香港地下电台通报的呼号、波长和密码。这个日伪机关就是当时驻沪领事岩井英一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
◆岩井公馆
所谓“岩井公馆”，就是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后升为总领事）岩井英一，设在闸北宝山路938号小楼里的外交口的专门特务情报机构，对外称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直接受日本外务省指挥。岩井公馆与其他军事情报机关不同，不搞暗杀等行动，专门搜集中国的战略情报。潘汉年通过已打入敌伪组织的袁殊的关系，化名胡越照，以和平运动人士的身份接触岩井英一，并与岩井英一建立互相交换情报的关系。经廖承志等商定，我方提供的“情报”由潘汉年负责，具体由张唯一(华南情报局负责人之一)等起草。刘人寿曾说：“我亲耳听廖承志说过‘潘汉年用假情报换取日本的情报，潘汉年对假情报是比较慎重的，每次出货前都先和我、刘少文同志一同审核。’”刘人寿化名杨静远进“岩井公馆”当报务员，既是潘汉年和袁殊的联络员，又同在岩井公馆负责人事的翁从六建立组织关系。翁从六既是可靠的共产党员，又是袁殊的老朋友。
刘人寿进入岩井公馆后，在顶楼掌管了一部电台。他每天抄收延安新华社电讯，选择部分内容交给日本人。在刘人寿的隔壁，有个日本特务翻译组。日本翻译遇到无法翻译的汉字，便向刘人寿请教，刘人寿借机获得情报。一天，刘人寿被日本翻译叫去解答问题，迎头碰上突然到来的岩井英一。刘人寿刚走，岩井英一就询问日本下属:这人经常来这里吗？幸亏日本翻译说:“这人不叫不来。”
一天晚上，刘人寿正在顶楼操作电台，突然闯入一伙日本海军特务，抄下了电台的呼号和波长。情况表明，打入魔窟深处的中共情报员，其实也受到对方的严密监视。刘人寿更加谨慎从事。“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封锁消息。刘人寿从电台中抄收到中共中央军委重组新四军军部的决定，他便通过日本人在上海的报纸捅了出去。但该台的呼号、波长已经被日本海军抄去，不能继续利用。潘汉年考虑刘人寿的安全问题，决定从岩井公馆撤出。刘人寿开始在上海组建秘密电台，分别设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襄阳路西），由国际友人希普夫人掩护。希普为德国进步记者，时赴新四军前线采访，不久在日军扫荡中英勇牺牲。
“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就是刘人寿在这里收到并通过秘密电台发出去的。当时潘汉年在香港，6月20日中午12点整，是潘汉年约定同刘人寿联络的时间。这时刘人寿却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用暗语约刘火速到潘汉年设在一个游乐场的秘密联络点取文件。打电话人的声音是陌生的，但暗语是对的。刘如约前往取回一个没有写收信人名字的白信封。拆开信封，见一张白色信笺上用毛笔写的情报：“获悉，德军定于1941年6月22日凌晨向苏联发起进攻。”落款是刘从未见过的代号，估计是潘汉年直接联系的人。事关重要，刘人寿当即全文发给在香港的潘汉年。后来刘人寿听潘汉年说，他接到电文后，立刻用“小K”署名发给延安中社部，周恩来当即用俄文发往莫斯科斯大林。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德国果然如期向苏军发起了闪电式的攻势。这份至关重要的情报使苏联赢得了一天的紧急备战时间。开战第二天，延安收到斯大林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一份回电：“由于中国的情报及时，所以苏联红军提前准备了24小时……中共情报机关所做出的努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功不可没。”
日本宪兵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地下电台。刘人寿平时发报，都要把门窗加厚密闭，以防电键声和灯光外泄，有时发报的波长不当，会引起电灯闪光。1942年夏，贝勒路地下电台被日本宪兵电侦发现，但还不能确认在哪房、哪室。敌人已几次进屋检查，所幸机器藏在夹壁里，未被查出。潘汉年考虑到如果立即撤出有关人员，等于宣告“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暴露目标，所以决定报务员张志申在原地再坚持几天。张志申向联络的同志表示：“坚决服从决定，宁可牺牲自己绝不损害组织。”刘人寿说，那时的情境，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味道。
◆李白、裘慧英夫妇在上海的合影。
当时潘部情报工作人员，都是像张志申一样，将个人的生死祸福置之度外的。张志申等人撤离上海后，潘汉年在上海的部属中只有刘人寿一个人懂报务，但他并不懂装配。潘汉年介绍刘人寿向老资格的机务人员涂作潮学习。但没学多久，涂作潮即赶到刘人寿的住处告急说，与他有关的地下电台被破坏，要刘人寿报请潘汉年设法送那个已暴露的报务员去解放区。后来没来得及行动，刘人寿才知道，这次被破坏的是李白（即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男主角李侠的原型）电台。李白被捕后遭受严刑拷打，坚不吐实，后由潘汉年情报系统的华克之设法保释出狱，到三战区埋伏了一段时间。抗战胜利后，李白返沪转入潘汉年系统工作。刘人寿奉命去征求意见，问他是去解放区还是留在上海工作时，已经被捕过一次、差点丢了性命的李白还是镇定自若地说：“组织上认为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李白从此就在张唯一和刘人寿的领导下继续从事地下电台的工作。
1942年底，潘汉年与中共江苏地下省委领导人刘晓、王尧山等人奉命撤到淮南新四军根据地，潘汉年在上海的情报系统由张唯一领导。张唯一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任文书科长和技术部长，党内的代号为“老大爷”。刘人寿在张唯一领导下，负责联络潘汉年从根据地派来的交通员和一部分情报关系，直至取得抗战胜利。
黎明前的决战
1946年6月，潘汉年回到上海，借用电影界名人唐纳的住处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形势，部署情报工作。他要求大家继续长期埋伏，迎接新的任务。决定李白在黄陆路(今黄渡路)107弄6号，重建地下电台，恢复与延安的通报。张唯一、刘人寿、王绍鏊、陈曼云(著名导演蔡楚生的夫人)、张建良和黄承珍等参加了会议。
不久，国共和谈因蒋介石的破坏而破裂，两党的最后决战已不可避免。周恩来考虑到蒋介石政府在猖狂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必将在其统治区大肆镇压，决定凡已经暴露或不宜继续长期埋伏的同志都要撤离。当年10月30日潘汉年离开上海去香港。次年3月张唯一也奉命转移去香港。这样，刘人寿(化名李清风)接替张唯一，成为管理潘汉年上海情报系统的负责人。这年刘人寿27岁，他和夫人黄承珍（改名黄景荷）、译电员侯德华转移到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慈惠南里77号。
刘人寿曾说：“我在潘汉年情报系统中，以前只是一个学生、一个助手，遇事都有领导把关。从1947年起担起领导责任，就不能不独立思考和处理许多事情。主观能力与客观要求距离太大，有时候不免捉襟见肘。好在革命形势日益向胜利的方向发展，加上本系统有好几位老同志，曾经受过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培养和熏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又有不少新关系在我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投身革命，所以在张唯一撤离之后，我部还是搜集上报了不少重要的军事、政治和敌特情报。”
而1948年徐州战场敌情的获得，更是潘汉年和刘人寿的得意之笔。淮海战役前夕，秘密党员吴仲禧被以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职衔派往徐州“剿总”服务。这样一个重要信息令潘汉年、刘人寿极为欣喜，他们与吴仲禧联系，希望他尽力在前方多收集情报。吴仲禧到徐州后，受到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热情接待，亲自带他到总部机要室看作战地图。见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了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将领、兵种等，把东起海州（连云港）、西至商丘的整条战线的形势反映得清清楚楚，当时他就默记了一部分。第二天他又借口进入机要室把主要部署用笔记了下来。接着他托病说要回南京就医，李树正爽快地同意了，并代“剿总”司令刘峙正式批准他回后方。到南京后，吴仲禧立刻到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作了口头和书面汇报。送走吴仲禧，潘汉年立即赶到医院，找到在医院当文秘的黄景荷，让她将写好的情报交给刘人寿。
◆刘人寿发出的密电，如今成为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重要展出内容。图中人物照片由左到右依次是吴仲禧、刘人寿、潘汉年。
这份被后世称为《徐州剿总情报》的密电最后由刘人寿发到了延安。但那时的刘人寿并不知情。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刘人寿在翻阅李克农的传记时，才蓦然发现：第一份向中央提供有关淮海战役的敌情电报，竟是自己的电台发出的！这是解放军收到的有关淮海战役敌方部署最早、最完整的情报，对我军决策起到重要作用。这份65年前发出的密电原件，如今成为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的重要展出文物。
当然，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各地区、各部队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由潘汉年领导、刘人寿具体负责的上海情报系统，只是众多情报系统的一部分。但由此也不难推断，正是依靠这众多无名英雄的努力，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才能在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民解放战争中，指挥若定，料事如神。
决战的胜利是在战争大幕前面和后面的战士用鲜血换来的。就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发生了刘人寿所领导的李白电台被破坏的事件。
当时国民党为逃脱已经形成的败局，正在酝酿由李宗仁替代蒋介石，与中共进行“和谈”的阴谋。李宗仁想了解自己上台后中共肯不肯与他进行和平谈判，便派人到上海找他的老关系刘仲华，请他去南京商量此事。刘仲华曾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认为此事责任重大，未经中共中央同意，他不能去南京。而一些老同志认为应该动员刘仲华去做李宗仁的工作，建议刘人寿去说服刘仲华。刘仲华以实相告，说他已通过有关方面将此事上报中共中央，但迄无回音。刘人寿见此事已迫在眉睫，便与他分析了去南京的利弊得失，劝他立刻启程去摸清底细。考虑到事关重大，刘人寿当即打电话给李白夫妇，询问当晚能否给中央情报部发报。出乎意料的是，李白夫妇没有来接电话，接电话的人说他们生病，住医院去了。刘人寿意识到李白可能被捕，立即挂断电话。以后他才知道，这个电话是掩护李白电台的房东乘监视的敌人不备时答复的。如果不打这个电话，直接去找李白发报，刘人寿也有被捕的危险。
李白这位曾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同志，第二次被捕以后，虽备受酷刑，仍然坚贞不屈，没有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刘人寿曾托人设法营救，但终因蒋介石亲批了“坚不吐实，处以极刑”，李白在上海解放前夕，1949年5月7日，与中共中央上海局电台的秦鸿钧、张困斋一起被秘密杀害，李白牺牲时年仅39岁。
李白被捕后不久，潘汉年为保护干部，命令刘人寿等同志离沪赴港。刘人寿自责说：“自己将主要精力用于收集情报，对敌方电讯侦破的技术能力估计不足，以致李白台在同一地点发报达两年多之久。新台建成后才与上级通报一次，李白台即被破坏。况且李白同志已经被捕过，差点丢了性命，原则上不适宜再在上海工作。这是我缺乏远见所致。”李白之死成了刘人寿最懊悔的一件事。
“拯救自己灵魂”的共产党人
1949年7月，刘人寿、黄景荷夫妇由香港回到上海。刘人寿在华东局统战部任副处长，1952年初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不久调到市人民政府任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刘人寿工作认真负责，严于律己，为党政机关树立了楷模。
◆刘人寿（后排左三）、黄景荷（后排右一）与潘汉年（前左五）等在上海解放后合影。
1955年4月，一场横祸从天而降。刘人寿因潘汉年案被隔离审查、逮捕入狱，1965年8月，以“追随内奸潘汉年”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同年9月假释，回到上海在工厂监督劳动。1967年5月30日再次遭逮捕，移交公安部监禁。前后两次坐牢18年。妻子黄景荷也成了“内部控制对象”。
面对各种离奇而别有用心的逼供诱供，刘人寿重新反复思考事情的真相。他在监狱中认真地对自己的思想、工作作了系统的梳理、总结，最后得出结论：“这个案子肯定是弄错了。”于是，他要求写申诉材料，结果被监管人员毒打成伤。但他仍不屈服，高声向监管人员陈述潘汉年无罪的理由。直到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他的条件才有所改善。为坚持真理，刘人寿毅然写下《对潘汉年全案的看法》，在结束语中，他这样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我说了自己的话，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虽然那时不可能为潘汉年和自己平反，但他履行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责任。他曾对子女说，相信自己的问题最终会水落石出，总有恢复党籍的一天。
◆晚年刘人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人寿向党中央提出申诉，并通过妻子黄景荷把材料直接送给于若木转呈陈云。1979年3月，刘人寿获准改判无罪。在陈云同志支持下，刘人寿去北京为潘汉年写证明材料。1982年8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为潘汉年平反昭雪。第二年刘人寿、黄景荷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但岁月不居，刘、黄均已迈入耄耋之年。黄景荷长期积郁成疾，落实政策后，享受局级待遇离休，2006年5月27日病故。刘人寿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3月12日告别人世。
追求真理之路往往布满荆棘，然而，没有独立思考的勇气，没有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热爱真理的牺牲精神，就不可能坚持真理。刘人寿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崇高气节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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