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谈邮】“捡拾”中的集藏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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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拾”中的集藏观念

写下了这个题目，蓦然感到似有欠缺。“捡拾”这个动词后面，还应当加上一个名词，不过，那实在不好写在题目当中。因为写全了，这个题目就是：“捡拾破烂”中的集藏观念。

在集邮界，早就听说过，赵人龙先生常到《中国集邮报》的字纸篓中捡拾废弃邮物。集邮家李曙光先生也有经领导批准在麻袋里面寻找实寄封等邮品的经历。当他们灰头土脸地露出一丝笑容时，或许有了集邮上或大或小的收获。其实，捡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个“捡拾”行为，透露出了可贵的集藏观念。

由此说开来，我想到了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关于他的集藏，有一本《小莽苍苍斋》的书，记载了这样的事实：毛主席平日手书古代诗词，凡不满意者，便将宣纸之作揉成一团，扔到纸篓中。田家英性喜集藏，在这些废弃的东西中，他看出了价值。于是，他悄悄捡拾，保存下来，就又有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许多真迹的集藏，至今视为珍贵文物。

这些集藏故事，又引起了我的回忆。从小，我就集邮。时间长了，不知不觉也有了一种“捡拾”习惯。母亲早年买针线的包装纸，大约是民国时代的吧，扔了也就扔了，我却似无目的地捡拾过来，夹在本子里留到了现在。特别是在九年的音乐学院生活中，我所观摩的各类演出，不计其数。那些节目单，却鬼使神差地留了下来；从20世纪50年代始，至今也有洋洋大观几十大册了。这些或“捡拾”或“留存”行为，看似与集邮无直接联系，但却真的是从集邮开始种植下的“种子”。

集邮作为一个集藏过程，要旨就是“寻”“攒”“藏”“趣”。这造就了我有一种特殊的眼光，投在自己身外一些值得积攒的物件上。虽然邮票首当其冲，但这个寻寻觅觅的习惯一旦养成，便会成为一种惯性，会以旁人所没有的敏锐、敏感与敏捷，去过滤身边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尽管当时未必认知其值，但日后往往成为可望不可即的一份珍藏。在集邮这个集藏过程中，不知不觉养成的“捡拾”习惯，从根本上看，正是集藏观念的确立。有了这个观念，对于集藏者来说，往往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记得，30多年前我参与大型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编创的时日，就有这样一段逸事。那是制作片头的时候，直接用了一位著名书法家的亲笔手书，当年没有电脑和扫描，只是用落后的照相式工艺制作。摄毕，原迹放置在了工作案头。时值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还没有集藏的观念和行为。将用过的手迹置于一旁，也是那个时代常有的亦属正常的行为。许多日子过去了，我发现没有人理会。如果再放下去，或许会被扫卫生的当作破烂扔掉了。在有人的情况下，我声明把原迹收到了我的办公室。时日过隙，又几年过去，这事也就忘记了。在搬迁新办公室时，又见此件。于是，这份书法艺术品竟无意间被我保存了下来。

接着，开始摄制电视系列片《话说运河》。我提出“运河作家写运河”的创意，从北京的刘绍棠、天津的冯骥才、沧州的蒋子龙、山东的李存葆、江苏的汪曾祺和陆文夫，到浙江的温小钰，汪浙成等，中国一流作家以及画家方成等名流云集运河，为这部电视系列片撰写了篇篇解说词。那时，作家不用电脑，全用手写。一些编导，用完了稿子就放置一边了，我却有心地收拢下来，保存起来。如刘绍棠、汪曾祺、陆文夫等多人手稿以及信件，我均集藏保存至今。我虽只是集邮，但由集邮所培育出来的集藏观念，却让我有了集藏上的另一些收获。

时代在发展。现在的年轻人热衷于简约生活。对于身边的东西，常是大刀阔斧地“断舍离”，在家里“坚壁清野”，在外边也是多不如少，少不如无。于是，干干净净的家里，往往缺少了历史的深厚积淀。当然，人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在一些人看来无异于捡破烂的“捡拾”行为，其实，正是保存了历史上一些有着或大或小价值的东西。正是由这样一些俗说是“捡破烂”，雅说是搞集藏，一点一滴的收拢汇聚，才使历史得以留存和承继。

要感恩集邮这个古老的文化集藏行为。往往，它会衍生出一种超越邮票之外的扩大了的集藏观念。这个不知不觉树立并扎根于心的观念，实际上是在培育文化的护佑者，是在传承着和发展着文化。

集邮者与集藏观念有着天然联系。集邮者应当不负这个天然优势，有意识确立和保持集藏观念，既体现在集邮行为中，也应衍生延展在各个界域的文化集藏上。如此，不仅丰富了自己的集藏生活，也对于社会乃至历史做出有可能有价值的贡献。不要羞于“捡拾”的不雅行为，其间蕴含的，是光彩熠熠的集藏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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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近朱

❖来源/中国集邮报

❖编辑/文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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