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40企40人 | 核电先驱王全国
文 · 记者 刘青山
《国资报告》杂志18年第4期
“华龙一号”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名片，被誉为中国制造逆袭的经典案例。
“出口一座‘华龙一号’核电站相当于出口200架中型商业客机，这对带动我国装备制造业5400多家企业走出去，提升‘中国制造’和‘中国智造’的影响力都是极为重要的。”中广核董事长贺禹说。
我国核电事业能有今天，离不开先驱者王全国做出的突出贡献。
王全国是大亚湾核电站的第一任董事长。在他和后来者的带领下，40年来，中广核从大亚湾核电站起步，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核电运营商、全球第三大核电企业及全球最大的核电建造商。
2015年，王全国逝世时，有关部门在充分肯定他对大亚湾核电站建设、运行，我国核电产业的体系建设，乃至为广东和香港经济社会繁荣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着重提到，“他开创了中外国际核能合作的先河，为我国核电行业走出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我国核电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世界核能大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可以说，王全国在改革开放伊始就开始的相关思考和探索，为中国制造业逆袭提供了最早的成功案例。
王全国1919年11月出生于湖北襄阳。1938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计委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
改革开放初期，习仲勋同志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时，王全国任广东省委书记、常务副省长。1978年6月，王全国随谷牧副总理访问西欧五国。回国后他提出，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没有姓资和姓社之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分享。
正是基于这一想法，王全国在习仲勋的支持下，建议中央给广东多一点自主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把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划为贸易合作区。王全国还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写了一份办经济特区的报告。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报告，即中发（1979）五十号文件，同意建设深圳经济特区。
改革开放开始了，广东经济发展了，但电不够了。当时的工厂常常每周开四停三。用王全国的话说，“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西欧之旅给了王全国启发。当时广东省全省的电力装机容量仅为187万千瓦，而两台核电机组的装机容量就达到200万千瓦。事后王全国回忆说：“我想或许广东建设核电站是解决能源、电力匮乏的一条出路。”
想法容易实现难。当时中国根本没有能力完成这样的构想。建设一座两台机组的核电站，初步估算需要近40亿美元，而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不过，事情很快就有了转机。
那时，香港也非常缺电。获悉广东有建设核电站的想法后，香港中华电力有限公司为解决供电缺口，希望同广东合资建设核电站。王全国获悉后，邀请香港中华电力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嘉道理勋爵一行，共商合资建设核电站事宜。
嘉道理提出，双方注册股金应控制在总投资的10%，其余90%的资金可通过向外国银行贷款解决，并承诺购买核电站部分电量，以提供外汇，偿还贷款。
以王全国为组长的广东省筹建核电站领导小组研究认为，建设广东核电站，在安全上是可靠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效益是显著的。
但是，对广东核电站项目，各个方面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部委表示支持，有的部委持不同意见。他们有的认为，香港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风险太大，提议应谋求自主发展核电。甚至有人说，广东有个“王疯子”，手无一寸金，想搞什么核电站，咱们等着看笑话吧！
对此，国务院的态度是慎重的，召开了由国务院11个部委，共248位领导专家参加的审查会。大会上，王全国代表广东省委发言说，“广东核电站不仅是解决了广东的电力供应、能源多样化和经济上受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加快我国核能利用事业的发展……培养技术人才，把国际上先进的核电技术拿来为我所用”。
最后王全国表态称：“我今年62岁，这个工程如果中央批准了，请组织上解除我的其它工作，让我专抓这项工作，在我有生之年，把我国大陆第一座大型商业核电站建设好。”
几经周折，1982年12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通过了广东省提出的方案，大亚湾核电站在争议声中艰难起步了。
此时，王全国已调任湖北省委常务副书记。但他依旧牵挂着大亚湾核电站。1984年，他再次向中央提出愿意辞官去搞核电，“我今年65岁，但身体还好，想去深深爱着的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工作，用余生为党做最后的贡献！”
党中央批准了王全国的请求，任命他出任刚成立的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营公司）董事长，主持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工作。这也是当时我国最大所谓中外合资企业。
这一干，就是10年。
新岗位上，王全国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价格谈判问题。
1985年6月10日，合营公司第二次董事会决定成立由王全国任委员会主席的三大合同价格谈判委员会，并对核岛合同、常规岛合同、技术服务合同拟定了30%、30%、50%的大幅压价策略。
英法几家企业均表示难以接受这样的价格。我方代表团几经斟酌，认为压价目标是合理的，一定不能妥协。谈判陷入了僵局。
就在此时，英方代表团不辞而别，离京回国。
为了打破僵局，王全国约见法方谈判团、法国政府贷款代表团负责人及法国驻华参赞，主动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力图打破英法战略联盟、各个击破。对英国方面，王全国给老朋友英国前首相希思写信，请他出面斡旋。
经过6个半月的艰苦谈判，三大合同连同核燃料组件供应合同共四个合同，我方共压价3.7亿美元，比国务院定下的目标价低近30亿元人民币。
1986年4月26日凌晨，前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大亚湾核电站50公里外的香港瞬时紧张了起来。“大亚湾核电站将使香港成为一座死城”，“大亚湾核电站采用的压水堆是核电站中最危险的一种”。一时间，要求停建、缓建大亚湾核电站的呼声，在香港一浪高过一浪。
历尽波折的大亚湾核电站，再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为此，王全国致电国务院领导，力陈“建设大亚湾核电站的坚定态度”。电报发出后，王全国一夜未能成眠。凌晨四点，他就敲开秘书符忠群的房门，“小符，有电报来不？中央对香港反核风波有没有新指示？”
第二天一早，王全国又向中央发了第二封电报。他表示，如果核电迁址，不仅经济损失巨大，而且将失信于正在合作的英、法两国和香港中电，供电跟不上还会影响香港的长期繁荣。“因此，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核电的方针，绝不能受任何影响而有所变动。”
对此，小平同志指示称，“中央对建大亚湾核电站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中央充分注意核电站的安全问题。”
1986年9月16日，王全国在大亚湾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现在起到电站建成投产还有7年时间，我们完全有时间来做好一系列确保安全的工作。我们有信心把这个核电站高质量地建好。”
此后，合营公司陆续邀请了香港政界、科技界、工商界人士到工地参观访问，并派出技术专家给予耐心的解释和介绍。
1986年9月23日，在经受香港反核风波洗礼后，大亚湾核电站四个合同和三个贷款协议的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亚湾核电站全面启航。1987年8月7日，大亚湾核电站主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我国核电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大亚湾核电站是一个“交钥匙工程”，由法国人牵头建设好后，移交给中方，法国人是“老师”，合营公司则是从零起步的“小学生。尽管中方是完全的跟随者，但对于确保安全、质量，合营公司从未有任何懈怠，有着近乎偏执的坚持。
1986年，合营公司技术人员在检查中发现，核电站一期防波堤混凝土块质量不合格，且不合格率竟达三分之一。
经查，原来是骨料的石块大小、椭圆度、扁平度、清洁度有问题，配比也不对。承包商为了提高强度配用了比标准更多的水泥。在八十年代初期，“质量第一”的概念还十分淡漠。几百块用于防波堤的混凝土块质量有点瑕疵，似乎用不着大惊小怪。
但是，合营公司第二次、第三次董事会居然对这个质量事件作了认真而又详尽的审议。董事会的意见惊人地一致：尽管防波堤属核电站外围工程，但具有核安全要求，一定要坚持高标准！更重要的是要藉此事件在每一位员工的心中筑起“质量第一”的大堤！
王全国说，“不仅对防波堤如此，对改善合营公司管理也是如此”。于是，合营公司决定将不合格的混凝土块全部报废——每块混凝土块平均成本大约相当于当时一台彩电的市价，也相当于当时内地一个大学毕业生三、四年的工资总和。
为了确保大亚湾核电站建设的安全质量，1987年，合营公司与国际知名的第三方公司柏克德公司签订质量保证顾问合同，引进了与国际接轨的科学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合同，明确要求供应商和承包商建立相应的质量保证体系。
这种习惯一直保持了下来，成为中广核“一次把事情做好”核心价值观的源头。
起初，对于大亚湾核电站生产管理究竟是依靠外国人，还是依靠自有队伍，在董事会中存在不同想法。王全国认为，请外方人员的目的是带好、教好中方员工，使中国人员尽快掌握核电站的运行管理。不是依靠外方人来管好电厂。
为此，王全国从国内各地调进大批核电建设人才，让他们参与实战锻炼。这会给业主要增加很大费用，影响港方的利益。王全国做了大量工作，得到嘉道理勋爵支持。对于其中的出色人才，合营公司决定派他们出国学习。
1989年开始，按照与法国电力公司签订的培训合同，分三批派出了115人到法国、英国培训。培训期平均约为一年，平均每人培训费约130万法郎，按当时的汇率计算，约合26万美元，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重的黄金。由于培训代价不菲，所以后来有人戏称他们是“黄金人”。
如今，当年的“黄金人”大都已经成为我国核电事业的中流砥柱，包括中广核董事长贺禹、总经理张善明、负责英国核电项目的中广核英国公司总经理郑东山等。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高水平的人才队伍，中广核的核电站才能遍地开花，我国核电才能完成从进口到出口的巨大跨越。
大亚湾核电站承担着我国核电“高起点起步”的历史使命。从大亚湾核电站建设起，合营公司就对核电国产化做出了安排。
为了通过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推进我国核电建设自主化的进程，王全国提出，外方承担施工任务时，必须带着中国企业。
在此过程中，国内不少建造企业栽了跟头。以核岛辅助管道安装为例，中核二三公司作为分包商，经过三年多的多方努力，安装质量始终无法达标，有的返工7次都无法过关。无奈之下，合营公司只能将合同变更交给外方，这不仅给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造价增加了近1亿美元，而且工期拖延一年多。
但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历练，中核二三公司从中学到了与国际接轨的施工模式，逐步成长起来，目前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的核电建造企业。中建二局、山东电建、中交四航局等企业也埋头学习，共同为我国打造出了一支具备世界级竞争力的核电建设主力军。
优秀的管理运营人才和建设队伍，成为王全国为我国核电事业留下的最重要财富。
1994年2月6日，大亚湾核电站1号机组投产庆典在深圳举行。2月9日，小平同志在上海得悉大亚湾核电站1号机组投产的喜讯后非常高兴，请李鹏总理转达他的祝贺。王全国听到这一消息，感慨万千。他说：小平同志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企业的祝贺，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还是第一次。
1994年5月6日，大亚湾核电站2号机组正式投产，大亚湾核电站全面建成。9月26日，在合营公司第33次董事会上，75岁的王全国请求辞去合营公司董事长职务。
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董事会的高度评价，他说：“我是成千上万的建设者中的‘沧海一粟’。任何事业的成功，都不能把个人的作用估计得过高了。”
“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恋位，权重不擅权”，这是合营公司董事戴庆宇对王全国的评价，也是王全国人格的真实写照。
担任全国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董事长十年来，王全国没有要过公司住房，没有领过企业的工资。他当时的秘书回忆说，“王全国和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省委办公厅领工资，月工资三百多元，那时合资公司中方高管月工资超过一千元。”
按照合资公司章程规定，王全国每年有一笔三十万元港币的车马费。但他执意将此列入合资公司中方收入之中。他到深圳参加董事会，与秘书、司机一样只领5元钱一天的出差补贴。深圳的高级宾馆比比皆是，但他十年坚持只住核电服务公司办的核电宾馆。
对此，王全国的解释是，项目是用贷款搞起来的，董事长不能谋求任何好处，要对得起国家和人民。
王全国用自己的超卓能力和高尚品格，为中广核乃至中国的核电事业树立了一座高大的精神丰碑。（本文参考了中国广核集团《光荣的历程》一书，以及王全国秘书符忠群所写的《难忘的记忆——此文献给王全国同志》等资料，谨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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