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断裂中国的“死结”
作者：辛允星
文章来源：爱思想
最近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引起媒体高度关注的说法：“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有人指出，这似乎在为新一轮的楼市调控政策定调，甚至还有人正在准备为可能到来的中国房价下降而欢呼。面对这些声音，我有自己的看法——在中国的社会贫富悬殊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房市的继续繁荣只能依靠“游资炒作”，因为真正的刚需已经在持续多年的高房价压制下变得很虚弱，一旦离开炒房资金的支撑，中国房地产业必将迎来严峻的危机，进而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带来可怕的冲击....因此，我有一种预感，那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中国房市泡沫在短期内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萎缩，为了宏观经济数据着想，中央政府难以真正出台强有力的调控措施；当然，如此下去，中国宏观经济的长远性风险也就会继续酝酿，这就是一个“死结”。
与此相似，近些年来，我国中央政府（包括总理本人）多次提出“减税”，但是结果呢？曹德旺先生最近关于“去美国投资”的言论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据说，已经推行的营改增税制改革不仅没有减轻经营者的负担，在某些领域还增加了他们的负担。这些事实都说明，中国人的“高负税”问题短期内根本得不到解决，而其中的缘由十分清晰——在出口和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国民经济的增长更加依赖政府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因此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在各级政府财政刺字水平、央行货币超发数量已经处于高位的情况下，增加税收就成为了唯一的主要资金来源，如此境况，实质性减税如何可能？当然，若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伴随中国实体经济的日益萧条，“涸泽而渔”的问题也就会逐渐浮现出来，最终伤害的肯定是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潜能，由此可见，这里面又隐含着一个“死结”。
同理，前几天持续多日的大范围雾霾灾害，虽然引起了不小的网络舆论骚动，但是为何仍难以让政府“下大决心”进行治理呢？在我看来，治理雾霾和加强环保工作，需要中国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这势必需要经济产业的大规模升级，而在此之前，稳就业和环境保护就构成了一对刚性矛盾。另外，产业升级需要科技创新，而大众创新精神的培育又需要宽松自由的政治与社会环境，这种诉求与当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又存在着尖锐的对立，所以，在政治“红线”不断被强化和就业水平又必须保持稳定的前提下，环境保护自然难以真正被“顾及”，这是多害相权取其轻的必然结果！我们最终发现，以上问题的总根子就在政治体制及其延伸出来的“收入分配”制度，为了保眼前，就不得不牺牲长远，而若为长远考虑，眼前很可能就要面对致命危机，这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总死结”。
中国经济领域存在诸多的“死结”，政治与社会领域同样如此。最近，备受媒体关注的雷洋案有了新进展：五名涉事警察被北京丰台检方“免于起诉”，很快就有网友做出了这样的分析——不起诉的决定势必再一次破坏中国司法的公信力，即使进行起诉，如果法院最终判决无罪，仍然还是这个结果；而一旦判处他们五人有罪，又势必让中国数百万警察寒心....我对这个分析很是认同，其背后不就是中国整个政治体制的“公信力”困境吗？在这种情势之下，雷洋案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司法事件，而转化成为了几乎是水火不容的官民冲突之集中展现，不管如何处理都必然得罪其中一方，而断无可能平衡兼顾。我相信，中国开展了数年的反腐运动也面临类似的困境，两则新闻《十八大来湖北为超万名受错告诬告官员还清白》和《纪委调查没进展 贪官“反守为攻”要求惩处举报人》结合一起，标志着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出现反弹；而这背后的核心问题就在于，不反腐势必彻底失去民心，反腐又势必导致内部斗争，失去很多“为体制卖命的干将”，显然，这是一个“死结”。
扩展开来看，在很多方面都存在行政管理上的“死结”。比如，在社会舆论管控方面，收得太紧，不仅会把很多仅仅是语言上的“正常倾诉”转化成为彻底的“敌对势力”，还会暴露体制更多的“不自信”乃至脆弱；而放松开来，确实又可能会形成洪水般的批判性舆论风潮，也容易引发各种社会运动，这基本上就是个“死结”。再比如，出于维护红色政权的稳固，当局当然不希望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被组织起来，但一盘散沙的农民显然又不利于中国农业的发展，不管是规模化还是集约化经营都难以实现，从而最终损害政权所需要的“经济绩效”合法性，这又是一个“死结”。同理，任何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都需要有社会道德的支撑，而“社会道德堕落”现象的普遍发生只能证明一个政权及其执政者的无德与无能；但很显然，社会道德规范一旦得以匡扶，社会正义精神一旦得以高扬，特权阶层的生存环境反而更加恶化，作为“照妖镜”的社会公共舆论足以摧毁那种虚假的、自我宣扬的政治合法性根基，从而带来更大的政权危机，这又是一个难解的“死结”。
我相信，以上所说这些“死结”背后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天朝体制”以及由此而塑造的“断裂社会”（孙立平先生所定义）形态，只要是一群既得利益者所修建的那堵墙不能被拆除，所有的改革都只能沦为对社会弱势群体权利的一场“新剥夺”。关于当下这个断裂的中国，我们做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几十年前，有那么一群人搭建了一座木头房子，历经数十年的风吹雨打，房子的每一根木条都已经腐烂，若拆除的话，很可能等不到把每根木条都单独拿下来之前，整个房屋骨架就整体性的垮塌掉了，而与此同时，又无人能够提出可行的修补方案，似乎更换任何一个木条都可能引发“连带木条”的掉落，从而使整个房子变得摇摇欲坠；综合分析之后，维持现状反而成为“最好”的处理方案——尽管垮塌的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但相关责任人却可以“模糊化”，伴随时间的推移，“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最终就转化成为“应付一时是一时”。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历史事实证明，这个矛盾是可以通过发展的方式得到基本解决的，而断裂社会的“死结”却难以通过“发展”得以解决。
最后，我想说，当一个体制总是摆出“战天斗地”的姿态、企图与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为敌的时候，它就变得不可救药了。由于其自身追求的各种目标之间是相互冲突和不可兼得的，他所采取的各种自我挽救措施也注定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摁下葫芦瓢起来。在这种体制不能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断裂中国的各种“死结”就必然继续存在，唯一的结果就是自然终结，那时，神仙也救不了它，难道不是吗？ 红楼梦里的名言“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估计此言将在中国土地上再来一次总演习，真可谓：古人不曾欺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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