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半张纸
编辑/思考姬
聆听历史深处的呢喃，解读动画精灵的密语
相比美国和日本动画，我们对于俄罗斯动画的了解恐怕不多，甚至很难说出一部众所周知的代表作。
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俄国却有着足以与美国争锋、同时让日本钦羡的动画实力，对中国动画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就不止一次表示，正是来自苏联的《冰雪女王》坚定了他创作动画的决心。
苏联动画 《冰雪女王》（1957）
《冰雪女王》剧照
而说到俄罗斯动画，就不能不提制作了《冰雪女王》的联盟动画电影制片厂，正是这个历史悠久的机构创造了俄罗斯动画的辉煌。联盟动画电影（俄语：Союзмультфильм）是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的一家动画电影制片厂，成立于1936年6月10日。该制片厂曾是前苏联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动画工作室，在其存续期间共拍摄了1530部影片！较为著名的作品有《小熊维尼》（Винни-Пух）、《鳄鱼盖纳》（Крокодил Гена）、《切布拉什卡》（Чебурашка）、《兔子，等着瞧！》（Ну, погоди!）等。苏联解体后，该制片厂转为承包制。1999年重新收为国有。2004年俄罗斯政府将其拆分为两家独立的公司：负责市场和行政管理的联盟动画电影基金会（«Фильмофонд Киностудии «Союзмультфильм»）和负责创作的联盟动画电影工作室（«Творческ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Киностудия «Союзмультфильм»）回顾联盟动画的历史，就像穿越被厚重冰雪覆盖的密林，让人时而被轻盈的飞雪撩动，时而被凛冽的寒风刺痛。但无论是灵动浪漫还是风刀霜剑，联盟动画的每一面都让人肃然起敬。这一系列文章所要做的就是带大家穿越密林，去领略联盟动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风采。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联盟动画的轨迹，去聆听历史深处的呢喃，解读动画精灵的密语。十月革命胜利后，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新政府对于电影在宣传上的功能十分重视，一批二十岁出头、热情洋溢的年轻人在政府的号召下齐聚莫斯科，通过理论摸索和创作实验，开创了影响世界电影的蒙太奇学派。与此同时，动画方面的探索也在悄然进行，且和电影一样，这一时期的动画探索也带有鲜明的政治宣传色彩。比如鼎鼎大名的先锋电影人吉加·维尔托夫在1924年制作的《苏联玩偶》（Советские игрушки），就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宣传动画。影片用简明的绘画语言对旧有的统治阶级进行批判，生动演绎了十月革命后苏联改天换地的新气象。不过对维尔托夫来说，动画只是其丰富影像实验中的小插曲，其更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电影眼睛”理论的践行上。就在维尔托夫和他著名的“三人小组”（维尔托夫及其妻子斯维洛娃、兄弟考夫曼）凭借令人眼花缭乱的先锋影像震惊世界的时候，另一个三人小组也在推动着俄罗斯动画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三个人就是尼古拉·科达泰夫（Николай Ходатаев）、泽农·科米萨连科（Зенон Комиссаренко）和尤里·默库洛夫（Юрий Меркулов）。1924年，三人在国家电影学院共同组织了苏联第一个动画工作室。工作室在成立后不久，受政府雇用制作了一部名为《火焰中的中国》（Китай в огне）的动画电影，以支持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该片不只是苏联的第一部动画长片，也是世界最早的动画长片之一。影片形式上采用了剪纸拼贴的手法（cutout animation），强烈体现出融合了先锋派艺术和现代海报设计的建构主义特点，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动画样式。由于影片制作复杂，三人工作室还邀请了许多年轻的艺术家参与制作，包括科达泰夫的妹妹奥尔加·科达泰娃（Ольга Ходатаева），以及后来声名赫赫的伊凡·伊万诺夫-瓦诺*（Иван Иванов-Вано），布鲁姆伯格姐妹（Валентина & Зинаида Брумберг）和弗拉基米尔·苏特耶夫（Владимир Сутеев）。*伊万·伊万诺夫-瓦诺，苏联动画片的奠基人之一。1923年毕业于Vkhutemas，1929年开始在国家电影技术局工作。自1939年起，他任教于VGIK（在1952年被授予教授职称），曾教导保加利亚漫画家托多尔瑟尔林·卡斯迪诺夫以及其他众多动画人，直至1987年。在1951年，成为ASIFA（国际动画协会）的创始人及副主席。从1961年到1973年间获得过无数电影奖项。1985年被授予苏联人民艺术家称号。正如动画学者Laura Pontieri所总结的那样：“苏俄特殊的政治和历史处境使其需要一种以宣传为主的动画，从而区别于构成美国动画主流的娱乐卡通。如果说美国动画来源于连环漫画和杂耍表演，那么大多数早期的苏联动画就来源于政治宣言和讽刺小品，且主要都是针对成人观众的。”[1]不过也有面向儿童的作品。1928年，由科达泰夫兄妹及布鲁姆伯格姐妹合作完成的《萨摩耶德男孩》（Самоедский мальчик）就是一部为儿童制作的动画。影片用生动的叙事替代直白的说理，讲述一位生活在北极的男孩摆脱原始荒蛮的生活方式，背井离乡，来到列宁格勒学习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新时代苏联公民的故事。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即使是面向儿童的作品，也同样直言不讳地表露出宣传目的。俄罗斯早期动画的另一个特点是形式多样，且常常带有实验性。创作者们或是尝试不同的风格，或是尝试技术的融合。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有米柯艾尔·柴克汉诺夫斯基（Михаил Цехановский）和亚历山大·普图什科（Александр Птушко）。身处列宁格勒的柴克汉诺夫斯基是早期在动画中进行声音探索的代表。在其充满诗意的短片《邮件》（Почта，1929）中，柴克汉诺夫斯基将形式丰富的画面与音乐结合，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剪辑形成极具先锋性的视听风格。该片在海外也得到了很高的赞誉，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Frank Lloyd Wright) 甚至将它作为发人深省的动画典范推荐给了沃尔特·迪斯尼。[2]普图什科则在偶动画方面颇有建树，自1927年加入莫斯科电影制片厂（Mosfilm）后，便一直致力于偶动画技术的研发。他的《新格列佛游记》（Новый Гулливер，1935）将真人实拍与偶动画相结合，令二者的表演无缝衔接，展现出高超的工艺水平。总的来讲，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阶段，苏俄动画整体上以政治宣传为目的，在风格样式上进行了多元的探索。这一时期的创作者具有一定的实验精神，愿意尝试动画的不同可能。他们所身处的环境也给予他们相当的自由，允许他们选择自己所感兴趣的技法和形式。但这一情况在进入斯大林时期后就发生了改变，其标志性事件就是联盟动画的成立。在1934年的苏联作家大会上，苏共中央委员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定为苏维埃艺术的官方标准。在新的美学方针之下，苏联动画在形式上进行自由探索的时代结束了。1936年6月，联盟动画电影制片厂遵照国家艺术委员会电影和摄影工业总局的指示于莫斯科成立，将原本散布在多个制片厂和独立工作室中的动画人才集中起来，以便统一管理。制片厂在成立之初被定名为“Soyuzdetmultfilm”，其中的“det”取自于“detskii”，意为“儿童”，代表了制片厂的初衷，即为广大的苏联儿童创作对他们有益的娱乐和教育作品。尽管制片厂在1937年更名时去掉了“det”这一部分，但为儿童创作的理念却没有改变。除了明确动画的创作目的，联盟动画还统一了创作方法。诚如迪士尼对其他国家的影响，米老鼠在苏联也掀起了热潮。在1933年举行的全联盟喜剧大会上，“给我们一只苏联米老鼠！”成为了振兴苏联动画的口号。[3]同年9 月，电影和摄影工业总局委派维克托·斯米尔诺夫（Виктор Смирнов）前往好莱坞学习动画技术，以期通过吸取海外经验来实现制作苏联动画长片的愿望。回国后，斯米尔诺夫在政府的支持下于 1936 年成立了联盟动画电影制片厂，并通过这一机构来推行迪士尼和弗莱舍兄弟等美国工作室的技术和方法。被召集到联盟动画的创作者们必须重新接受培训，学习和适应源自于美国的工业制作体系。此外，1935年的首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也对迪士尼动画在苏联的扎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三只小猪》等作品的公开展映赢得了大众的喜爱，也让一部分创作者更加热情和坚定地拥抱了迪士尼的方法。联盟动画的成立是对早期俄国动画力量的一次大集结，先前提到的多位动画先驱都在集结之列，包括伊万诺夫-瓦诺，科达泰娃，布鲁姆伯格姐妹，苏特耶夫，普图什科等。这些经验丰富且各有所长的动画人因为联盟动画而聚集到一起，有了更多交流与合作的机会；规模化的集体创作也让他们不那么势单力薄，而是更有底气与海外的竞争对手抗衡。除了收罗动画界的元老，联盟动画也在吸纳和培养新的人才，并按照流程化的标准来为新人们授课。对于这些新人来讲，此前并没有经历过苏联动画多元探索的阶段，因而他们在联盟动画所受的教育成了奠定其动画观念的基石。俄国动画界的“精神教父”费多尔·希特鲁克（Фёдор Хитрук）就是当时的一位新人。他在回忆中写道：“当时的规矩就是：照着迪士尼来做。”[4]希特鲁克回忆自己看到迪士尼动画后的感受（纪录片《俄罗斯之魅：苏联时代的俄国动画》截图）希特鲁克谈迪士尼的制作体制（纪录片《俄罗斯之魅：苏联时代的俄国动画》截图）于是，在联盟动画最初的几年里，大量以儿童观众为目标、带有明显美国商业动画风格的作品被创作了出来，比如亚历山大·伊万诺夫（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的《大众最爱》（Любимец публики, 1937），德米特里·巴比琴科（Дмитрий Бабиченко）的《非洲很热》（В Африке жарко, 1939）等等。联盟动画的成立不仅是对苏俄此前动画力量的集结与统一，同时也是一次无法回头的分道扬镳。原本各有所长的动画师们都一门心思地制作起赛璐珞动画，但专业化的分工和流水线的模式并不能让所有人都如鱼得水，对美国动画美学的一味推崇也让一些人觉得削足适履。之前提到的动画元老尼古拉·科达泰夫就在联盟动画创立之际，因为与官方理念的分歧而离开了动画领域。这一情况持续到1930年代末。随着战前气氛的日渐紧张，有责任感的动画师不再满足于只为儿童创作。同时，千篇一律的模仿也让一些人产生了思变之心。这些都在呼唤更符合时局且更具俄国特色的动画作品的出现。随着二战的爆发，联盟动画也进入到一个特殊的时期。联盟动画在战前开始逐渐回归到政治宣传的传统中。创作了《非洲很热》的巴比琴科在30年代末，和列昂尼德·阿马利克（Леонид Амальрик）、弗拉基米尔·波尔科夫尼科夫（Владимир Полковников）共同执导了政治宣传动画《胜利的建设路线》（Победный маршрут，1939）。影片借用建构主义海报和讽刺漫画的风格，将苏联共产党比作一列疾驰的火车，带领人民沿着工业化的道路完成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不断击垮资本主义的阻碍，奔向光明的未来。同年，由巴比琴科独立执导的《战争编年史》（Боевые Страницы，1939）也采用类似风格，回顾苏联军队英勇反击各国侵略敌人的历史。卫国战争爆发后，电影工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动画人不是投入反法西斯的宣传工作，就是投笔从戎走上前线。1941年10月，联盟动画的一些部门由莫斯科疏散到撒马尔罕，少数人继续留在莫斯科。但无论是留下还是转移的，战时的工作条件都极其艰难。可即便如此，满怀爱国之情的动画师们也依然在创作，并在战争期间完成了多部反法西斯作品，如《法西斯铁蹄》（Не топтать фашистскому сапогу нашей Родины，1941），《我们战斗，战斗，战斗！》（Били! Бьём! Будем бить!，1941），《秃鹰》（Стервятники，1941），《奇诺马戏团》（Кино-Цирк，1942），《他超越了》（Превзошёл，1942）等等。这些作品的惯用手法是用象征和夸张的方式丑化轴心国的形象，比如把希特勒和纳粹士兵直接描绘成青面獠牙的猪或形貌可憎的土狗，体型矮小，佝偻身躯。与之相对，同盟国的战士则用相对写实的方式来正面描绘，五官端正，身材高大。直观的造型对比配上直白的文字解说，有时还辅以激昂的进行曲，简单地表明敌我立场和战斗决心。 此外还有从后方支援的角度来进行宣传的。比如拉米斯·布莱迪丝（Ламис Бредис）的《人人有责》（Одна из многих，1943），就通过形象化的方式提出节约用电的主张，希望能把日常节省下的资源用于军需生产。战争时期也有专门为儿童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改编自俄国童话。科达泰娃的《狐狸，野兔和公鸡》（Лиса, заяц и петух，1942）讲述一个坏狐狸鸠占鹊巢，抢了野兔的家，结果被野兔和公鸡一同打败的故事。她与伊万诺夫-瓦诺合作完成的另一部作品《被偷走的太阳》（Краденое солнце，1943）同样以动物为主角，讲述自私的鳄鱼独吞太阳，令森林陷入黑暗，最终被联合起来的小动物共同击败的故事。在阿马利克和波尔科夫尼科夫的《巴马雷》（Бармалей，1941）中，主角虽然换成了人类（艾博利特医生和两位勇敢的少先队员），但其核心任务却还是帮助森林中的小动物击退入侵家园的邪恶海盗。这些以儿童为对象的作品的共同点是都在讲述联合起来抵御外敌的故事，其指涉现实的表意是不言而喻的。除了动员共同抗敌，有的童话故事则被用来对敌人进行辛辣讽刺。比如由布莱迪丝和潘捷列蒙·萨佐诺夫（Пантелеймон Сазонов）执导的《大象和哈巴狗》（Слон и Моська，1941），通过一只自吹自擂的狗在面对大象时的原型毕露，嘲笑不自量力的人。与之类似的还有亚历山大·伊万诺夫和姆斯季斯拉夫·帕申科（Мстислав Пащенко）合作执导的《山雀》（Синица，1944），讲述一只山雀向森林中的动物吹嘘自己能烧干大海，结果贻笑大方的故事。这些作品都在借用寓言中的动物角色来嘲讽敌人充满谎言的宣传工作。这里还要特别说一下柴克汉诺夫斯基。这位因《邮件》而在海外闻名的先锋作者正是在战争期间来到撒马尔罕，并加入联盟动画的。战前，他一直在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探索声音技术与动画的结合；同时也积极授课，培养动画人才。然而，无情的战火却夺走了一切。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柴克汉诺夫斯基的许多同事和学生不是战死，就是在饥荒中饿死。他自己尽管幸存下来，却不得不目睹惨绝人寰的一切。战火夺走的不只是生命，还有战前积累的动画素材和影片档案。他在战前倾注大量心血完成的《巴尔达的故事》（Сказка о попе и о работнике его Балде）由于风格过于先锋而被当局束之高阁，然而这部作品还未能等到解禁之日，就在炮火中被毁去大半。昔日的努力灰飞烟灭，柴克汉诺夫斯基的身心都受到重创，也令他在战后风格大变，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动画之路。而这，都是后话了。1943年，动画人们重回莫斯科。随着战争的结束，许多像柴克汉诺夫斯基一样在战争中失去依托的动画人加入到联盟动画的大家庭，同时，一批在战前接受了电影教育却未能来得及投身工作的学生也加入进来。新鲜血液的注入为制片厂的重建提供了活力，也预示着联盟动画即将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1] Laura Pontieri, Soviet Animation and the Thaw of the 1960s: Not Only for Children, John Libby Publishing Ltd., 2012: 6[2] Giannalberto Bendazzi, Animation: A World History. Vol. 1[M]. Boca Raton: CRC Press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6: 81
[3] Laura Pontieri, Soviet Animation and The Thaw of the 1960s: Not Only for Children, 2012: 39[4] Giannalberto Bendazzi, Animation: A World History, Volumn I: Foundations-The Golden Age, 2015: 173
[5] https://seance.ru/articles/tsehanovskyi-di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