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高考往事：李克强总理为省学费第二志愿报北大

又是一年高考时。

在中国的高考史上，1977年和1978年是两个极为特殊的年份。1977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之后作出了一个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的重大决策，恢复高考。

尤为特殊的是，77级的考生是中国高考史上唯一一级在冬季考试，春季入学的学生，他们与78级学生的时间差是“空前绝后”。77级的学生在1977年12月考试，1978年2月至3月入学，78级的学生则在同年7月考试，9至10月入学；1982年1月底，77级的学生毕业，同年7月78级的学生毕业。从入学到毕业，两级的学生都相差仅六七个月。

当然，最空前绝后的还当属这两年高考的难度。历经了“文革”教育断层，“考大学”变得十分不易。1977年全国参加高考的人数有570万人，最后录取了27.8万人，录取率为4.9%。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1978年也有扩招的举措，总共录取了40万人，录取率为6.6%。也就是说，当时包括了大专生的录取率，按现在多数省市的高考录取线来比较，也都在本科第一批次录取线以上。

所以，在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就意味着命运的改变。不少现任的50后、60初官员都是在这两年的高考中脱颖而出，直接受惠于恢复高考这一政策。

李克强：北大只是第二志愿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是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

作为恢复高考后被录取的首批大学生，为圆大学梦李克强总理也是极为刻苦的。1974年高中毕业后的李克强来到安徽凤阳，朱元璋老家，在此插队3年。当年的村民回忆称，他虽然“又黑又瘦”，但白天干10个小时的农活，晚上回来还看书。有一回替别人家烧火，边烧火边看书，火熄了全然不知。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前夕，李克强在家复习，每天看书到凌晨两三点。最终，李克强被北大择优录取，就读于“政法专业”(后为法律系)。

不过北大并非是李克强的第一志愿，在《师风散记》一文中，李克强这么回忆他考大学的经历：

二十年前，也是在这个季节，在当时中国乡村一块极贫瘠的土地上，我开始准备参加高考，并由此和北京大学结缘。

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他早年毕业于北大，深以为那里藏有知识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这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的字样。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选择的权力，她并没有计较我这近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

李克强在北大南门与同学合影

更难逆料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从修本科，到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我竟做了北大近十年的学生。在这段时间里，知识以所谓“爆炸”的速度扩展，知识的传播场所和手段日益多样化，但我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考试来做北大的学生。从某种角度说，我来这里寻觅的不仅仅是知识，亦是为陶冶一种性情，修养一种学风。

郭树清：给知青讲“剪刀差”

现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郭树清也是77级考生。简历中，1978年3月入读南开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透露了这一点。

1974年，从四子王旗一中高中毕业后，18岁的郭树清作为知青，来到离学校60多公里远的红格尔插队，那里到现在仍然与大城市保持着距离，人烟稀少，远处草原连绵起伏。

郭树清被分到阿日点力素大队。那一年四子王旗一中往该大队分了十几名知青，因为在学校期间表现好，郭树清一开始便被任命为组长。

在那里，一些知青用抽烟喝酒打发寂寞艰苦的时光，郭树清是红格尔公社为数不多的不抽烟不喝酒的知青之一。据当时的大队书记回忆，当时只是中学毕业的郭树清手边就有成堆的书，其中很多书跟经济有关。当年在公社工作的人还记得“挺瘦挺高、白白净净”的郭树清给知青们讲“剪刀差”这个经济学名词时“头头是道”的样子。

南开大学哲学系1977级毕业合影，右起第3排第12位为郭树清

经过三年多的插队磨练，1978年3月，郭树清离开红格尔，考进南开大学哲学系读书。1977年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第一年，很多事情还未回到正轨。郭树清读的是“哲学系1977级”，但直到1978年3月才入学。

班上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年龄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十几岁。虽然插队耽误了三年，但郭树清仍然属于年龄小的学生，有的同学直接喊他“小郭”。

王毅：“高龄考生”与最年轻纪录

外交部部长王毅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参加第一届高考之前，王毅已经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8年知青，不过他却差点因为“高龄”与高考失之交臂。

按照1977年招生文件的规定，“考生年龄在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邓小平在当时科教工作座谈会上，谈到下乡知青的报考问题时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所以，1977年的招生文件还有一项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在1978年招生文件又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30岁，并取消了其他限制。

大龄知识青年有了“政策绿灯”，当时的大学课堂上生源复杂、年龄差距大的情况也就十分常见。王毅入学时，比最小的同学足足大了7岁。

1982年大学毕业后，王毅与外交部结缘，进入亚洲司工作，此后所经历的每个职位几乎都创下了“外交部该职位最年轻的纪录”。

陈锡文：报了两次名才去参加高考

同样是“高龄考生”，比王毅还年长三岁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就没有这么幸运，他报名了两次高考才得到进入考场的机会。

1977年，陈锡文当时还在柳河五七干校上学，就在报到的当晚，他和几个同学吃过晚饭，到干校边的田埂上散步。这时，干校的广播喇叭响了，说要恢复高考了。大家都很激动，马上去和学校请假参加高考，不过学校却说，这可不行，你们是层层审批推荐来的，要想回去参加高考，必须得到原单位批准。

交了照片和5毛钱报名费，但陈锡文却没能去参加考试。过了十来天，他接到了省里来的通知，规定凡是25岁以上的，必须有高中学历，才能参加高考。那是的陈锡文已经27岁，而且也没上过高中，这下真是踏空。当时听说了这一消息后的陈锡文十分沮丧。

当时黑龙江最大的忧虑是，来这里的外地知青太多，而且多数是从大城市来的，总体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如果让这些知青都参加高考，当地人可能就没机会了，不过后来听说中央批评了黑龙江的这个做法。

好在不到半年，陈锡文参加了1978年6月份的考试，9月份开学。考了政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当时不要求考外语，五门课总分是379分。他填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农业经济系，不过对于陈锡文来说，在当时填志愿比考试还要难，“我完全不懂，就去请教那位政治部主任，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他也说不大清楚，只说了一些原则，比如学校要好，专业要自己喜欢等等。

我就问他人民大学怎么样，他说那当然好。然后我看了半天，发现有个农业经济专业，问他这是做什么的，他说反正跟农业和经营管理有关吧。”

最后政治部主任还对他说，你毕业以后，至少可以回来当个农业会计。

刘源：北大不敢收的特殊考生

刘少奇之子刘源在1978年3月8日入读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当时他的父亲还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走资派”尚未平反，他的母亲王光美还在狱中。1966年刘源受学长委托，将一封信转递给自己的父亲，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为了倡议废除高考；1977年，刘源又写了一封信，不过这次是为了能够参加高考。

刘少奇之子，大学时代的刘源

1977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他决定报考。但内心深处，对会不会被允许参加考试，非常怀疑。毕竟，他的父亲刘少奇头上，还压着“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帽子。

刘源的不安很快被证实不是没来由的。他的报名被厂里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当时的刘源26岁，非正式的传达里，恰好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刘源不服气。他初二辍学，是老三届的初中生，是年的高考，对老三届的高中生都是放开的。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

生气的刘源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多年以后，他仍能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我管他叫小平叔叔，开头就自报家门，说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信不长，就一页纸，钢笔书写工整。刘源在信封上写就“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贴上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十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

邓小平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批转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是厂教育处通知刘源可以报考的消息。

来源：政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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