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马穿过玉米地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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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文章丨稿费你做主
母亲的记性越来越差，眼前的事，一转头就忘了，遥远的儿时的记忆却越来越清晰，母亲节前夕，我去看她，她突然说：“玉米甩红缨了吧？”
天还没到芒种，麦子才刚刚修穗儿，割了麦子，农民们才踩着麦茬点播玉米呢。但是，母亲常常这样不知季节不知白昼黑夜地突发奇言。比如，今天，她说：“两边的玉米甩着红缨，中间窄窄的土路，路堰上的草疯长着，快把路面盖完了。马踩在垫着青草的路面上，蹄声一点都不脆。它跑得很快，玉米就唰唰地往身后倒去，跑哇，跑哇，一直是玉米，玉米。我在舅的怀里，他一只手抓缰绳，一只手揽着我。我紧紧抓着他的衣裳襟……我就是这样从玉米地里来到刘家的。”
母亲是做保长的舅爷从山北南寺村一户梁姓人家抱来，送给外婆养的。那年是1943年，母亲才两岁半。她竟奇迹般地记得在玉米地里穿梭的情景。
外婆姓王，名忍，舅爷当然也姓王，她们只有姐弟二人，在县城西郊寺湾村长大。外婆嫁进了县城东街的大户刘家，成了三少爷刘成贞的娘子。外婆模样儿美丽，人又干净讲究，是全城闻名的标致人儿。在我的记忆里，小脚的外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上午，坐在院里的桐树下，就着阳光，梳理一头长发，齐根儿扎一条黑油绳，头发一圈圈挽起，成一个圆圆的发髻，套上发网，插上U形银发簪。然后捡净身上和地上的落发，盘做一团，塞到厨房南墙的墙缝里。隔上一段儿时间，马道上镗锣当当响起，孩子们就奔走欢叫：“换‘糖鸡食’的来了。”外婆就掏出一团团头发，给我拿去换一个“猴儿上树”，或者“黄鼠狼拉鸡”，看够了玩腻了，放在嘴里吃得啧啧有声。
外婆的少奶奶日子刚过没多久，那一年秋天的黄昏，“刀客”打进城门，祖外爷带着四个儿子一起逃到北城门外的凤凰山半坡，玉米刚收，玉米杆都捆成捆儿在地里倒着，夕阳下，城里家中的上切便看得一清二楚。眼看着刀客翻墙入院，又抢又砸。年轻气盛的四外爷跳着脚骂，那情状被院里的刀客看到，一阵狞笑，抽出灶下还燃着的木柴棒，吹一吹，举向了砖木结构的房檐，房子一起火，火借风势，一下子，半条东马道就成了火海。诺大的家业，堆了两进院的好木材，全化为灰烬。祖外爷一口气没上来，当场吐血晕倒，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四外爷为躲刀客报复，也为了复仇，加入了镇嵩军，后来收编到国民党部队，失去联系。大外爷和二外爷是怎么死的，没人提起，母亲被收养到刘家时，还有一个大伯母，一直和他们一起生活到去世。
有一年，从台湾寄来一封信给外爷，母亲上小学没回来，不识字又耳聋的大伯母听不懂邮差说的外爷的大名，说没有这个人，让人把信退走了。自此，一点音讯也没有了。
外婆一生没有生育，是因为外爷抽鸦片、喝酒，还赌博。尽管他是个一等一的好木匠，在一片废墟上很快建起一个新家，靠着一门祖传手艺做工、收徒，收入不菲，祖上的田产加上早年放出的帐也不在少数，但是，耽不起他那些高贵爱好，家境很快就潦倒了，一座三进的大宅第，变成了大杂院。母亲就是在这样的小户人家中被娇宠着长大，读书。1947年县城解放时，在山北做保长的舅爷被捕，当时公安的前身叫“司法科”，老百姓谐音叫“死吧科”，就在外婆家隔壁。高墙、岗楼、哨卡，常人无法靠近。母亲每天从厚重的大红门上开出的小门进去，给舅爷送两次饭。不久，舅爷就被“镇压”了。外婆姐弟情深，自此落下沉疴，病恹恹再无出过大门。母亲初中毕业，考上了郑州煤炭地质学校，家境尽管不好，外婆又舍不得她离开哭了一场又一场，外爷还是高兴地送她去上学。那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头一年，除了想家就是饿。第二年学校一公布愿意回家的可以办手续回家，等情况允许再来上学。母亲便带着一纸证明回到县里，进生产队务农。三年后，县里成立地质探矿队，找到母亲，她便加入地质队，，辗转于付店、王坪、靳村，几年间搜集了大量地质矿藏资料。地质队撤回，人员编入轻工业局时，队长让小姨子顶了母亲的名额，告诉母亲先回家，听候通知，这一等便是一生。
不久外爷得肺结核去世，留下新债旧债、两间旧瓦房和多病的外婆。昔日的赌朋毒友全不上门，徒弟也树倒猢猻散。求借无门，因为住得离县医院近，外婆和母亲靠给医院洗被单的微薄收入还清债务，艰苦度日。当时东街大队办夜校扫盲，母亲成了夜校老师，每晚可挣三分工分。男劳力全日工分是八分。但夜校不是天天办，家里依然很穷。幸运的是，东街大队成立小学，母亲去教书，一教多年，慢慢地，母女二人生活好转，而母亲就成了二十七岁的大龄青年。在那个做上门女婿相当于“丧权辱国”的年代，父母双亡的父亲进入了这个家庭。在两间瓦屋旁又接了一间，将东西搬到一起，添置一床新被褥，便成了家。一年后我就在这个小屋里出生了。父亲那年是三十三岁。这个半个多世纪没有婴儿哭声的冢庭，对这个带来生机与希望的女婴，爱如珍宝。一直到两年半后，第二个女婴的出生，我都独享其宠。父亲常常在下班后，不顾做工劳累先抱一抱我。
尽管父亲上下班都急急赶回帮母亲做些农活，体弱小脚的外婆在家里帮忙看着我和妹妹，母亲还是顾得了教学，顾不上地里的收成。生产队分粮食，一家家过完秤，堆放田间场地上。每家都忙着把自己家的装袋拉回家。母亲放了学才能拉车挑担赶过去。不久，外婆一次重病后，腿脚开始不灵便，需拄杖而行。母亲也怀了我的三妹，她艰难地舍弃了热爱着的教学工作，回到生产队。白天上工，晚上，为人代写书信、剪衣服、绞鞋样。
父亲的厂里处理一批缝纫机，母亲得到了一台，老式的，不能把机头折到机箱里。母亲为它做了个布罩子。从此，这台缝纫机一直伴着母亲做手工。除了给全家人做衣服，母亲还给队里的人做，人家把工分从自己记工本里扣出，转到她的本子上。
那时候母亲还做着生产队的保管加出纳，她的帐总是理得清清楚楚。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土地承包到户，人们的生活飞速变化。四十多岁便提前退休的父亲承包农机修理门市部，母亲便交了生产队的帐本，夫妻搭档，很快成了“万元户”。
母亲会剪纸，会绣花儿，会织毛衣，凡是当时流行的，她都会变着花样，又省着钱为我们做。我才几岁就会模仿着她做各种手工，也跟着她和父亲读了很多书。在邻里同龄伙伴接连缀学，小小年纪就做工赚到钱时，惜金如命的母亲，从来没有说过让我缀学打工。读完高中上大学，做文化人，这是母亲为我设计的路，并支持我走下去。初二时，我为考戏校，向她哭求多天，甚至绝食相逼，终是拗不过她，好好上学读书了。
时代和命运的波涛把母亲冲击到哪儿，她就随遇而安。她这一生的几次抉择，让我和小妹引为教训，从她的教训里得些相反的决定，她便尽自己的力量帮我们抗争。
母亲是外婆抱养的独生女，舅爷死后，舅婆带着表姨改嫁他乡。母亲连表姊妹都没有。后来又生了我们三个女孩子，一切都得靠自己像男人一样去拼，也就不把我们当女孩一样娇养，特别是对我这个长女，什么重活都要我亲历亲为，不能有半点偷懒推脱。富家出身又极讲究的小脚外婆却是细致挑剔的，礼节规矩，训得我手脚没处放。母亲要像男人一样下地干活，还要开会，还要给别人做手工活，不能像其他妇女一样一日三餐做饭。外婆腿脚不便，一手扶凳子一手拄杖，站在厨房门口，指点我蒸馍、擀面条、包饺子。我的童年虽然在她们的爱里浸泡着，也在她们的严责严教中挣扎着，我深爱着她们，又常常畏惧。那些成长的年代，我时刻期盼着逃出那个家庭。我读书，把自己沉浸到另一个精神的世界，除了自身对文学的热爱，也有许多成份是为了躲避现实。如今，外婆训导的那些厨艺和讲究，母亲留给我的勤劳与坚韧的精神，都成了弥足珍贵的习惯与性格，融进我的血液中。感谢母亲！
外爷去世后，外婆一直与年方十八的母亲相依为命，她特别怕失去女儿。在我小时候，南寺村曾有好事的老者名叫“老团”，找到母亲，说她还有一个弟弟在世。外婆得了风声，坚决不同意认亲。母亲虽偷偷和小舅见过面，终不敢公开。小舅来县城学习油漆雕花，偷偷住在我家“下屋”十天。他每天下课来到我家，吃了饭，便去集训。母亲做好饭，我先端给上屋的外婆，再端给下屋的他。一次外婆悄悄问我：“你知道‘下屋’那人是谁吗？”是谁？我真没想，只隐隐知道他是我家特殊的客人。外婆说：“那是你舅，你妈的弟弟。”我没有舅舅的概念，一个陌生的，温和少言的三十多岁的男人，拿个本子，用铅笔练习设计图案。我端饭给他。仅此而已。外婆去世时，孤独悲痛的母亲说起还有一个弟弟，来过我家，外婆不知道。我告诉她，外婆是知道的，故做不知而已。母亲便又大哭起来。
舅舅后来逢年过节会来看望母亲，他也只有这一个亲人了。母亲当时只知亲娘家姓梁，因家穷把她送人了。后来，南寺村的人说梁家并不穷，人也都很灵醒，只是都很厚道朴实。亲外婆生了两男两女，大舅和大姨比妈和小舅大许多。
在1995年6月版的《汝阳县志》上，第706页，《人物表》的《革命烈士英名录》中，有一位梁景玉烈士，就是我大舅。据记载，他1926年5月生于陶营乡南寺村，1948年7月参加革命，1949年9月，在陶营乡小北西村牺牲，当时身份是“伊阳县公安局大安派出所工作员”。据村人说，大舅驻进匪情严重的小北西，进行清匪缴枪工作。夜间驻守村中值班，被匪徒设计枪杀，布置成佩枪走火的现场。案子很快破了，匪徒落网，大舅被授予烈士称号。遗霜改嫁不知所终。大姨当时也是很标致能干的姑娘，嫁给邻村杮园村一户殷实人家。姨夫是独子，还有一众六个姐妹。婆婆加上六个姑子住在一个屋檐下，性子憨厚温和、模样柔美的大姨，常常被欺负折磨。加上第一胎生个女儿，尽管后来接连生了两个儿子，依然处处受气。姨夫又不知体贴。究竟是她自己心情不畅抑郁自杀了，还是与一帮恶姑子口角，被打失手而亡，现在也无从追究。当时妇女运动正盛，那恶婆婆、恶姑子、恶丈夫家庭虐待确确实实，成了批斗对象。多少年后，我也成了那个村的媳妇，婆婆带我回老家探亲，指村口晒暖儿的老头说是我大姨父，名叫企旺，我想起那些往事，替大姨不平，摇头不认。
既然亲外婆家不穷，四个孩子，也不算多，当年为什么把排行老三的女孩儿托付舅爷王保长，带给外婆抚养呢？知情人都故去了，成了永远的秘密。
母亲记性越来越不好，那是阿尔茨海默症，许多许多事都忘了，却分毫不差地认得我。她忘了曾是大学生的身份，忘了去争取那份不该失去的工作和待遇，忘了纷绕的矛盾，忘了与人争地界，和人争义气，忘了田宅、金钱，也忘了逝去再也回不来的亲人们……只记得最亲的人，只想开心的事，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母亲如今的脸上，消失了暴躁之象，多了慈祥之态。我自小对她的惧怕与逆反便也消去了。陪着她和小外甥女闲话逗趣，最最放松快乐。
母亲记得玉米，在她的记忆中是从玉米地间的路上骑马而来，马往前奔，玉米唰唰后退。有明晰记忆的年龄之前，一个决定她命运的场景永远印记在她的脑子里。在我的记忆中，来自玉米地的母亲穿着细细黑白格的长袖上衣，乌黑浓密的短发卡在脑后，她将化肥倒在筐子里，教我一棵玉米根抓一小把，我在前面施肥，她在后面用锄挖土盖上；她带着我和妹妹在玉米地里掰穗，夕阳照在她脸上，脸色彤红，淌着汗珠。晚上，昏黄的灯泡下，母亲带着我们把玉米须和衣儿剥掉，衣儿只留两到三片，拉翻过去，然后将衣儿一只只编到一起，编成辫儿，辫儿下就吊着一只只玉米，这物什便叫做“玉米吊儿”。母亲恨活，自己一刻不停地拼命干活，一边不停地督促着我和妹妹。
冬季，围着炉子剥玉米粒，母亲拿一把锥子在玉米穗上插出一道道沟，这样好剥多了。玉米粒哗哗地落进篮子里，第二天晒好，拿到电磨房磨成糁子，一年四季，这都是熬粥的主要食材。
点种、施肥、收穗、编辫儿、上挂风干、脱粒、磨糁、熬粥，然后喝着玉米粥长大成人，生儿育女，来自玉米地的母亲，将我和妹妹们用玉米养大。
而今，生活的繁重与琐屑都远离了她的记忆，只记得挂盒子枪的舅爷那显赫的高头大马，驮着她疾驰在玉米地间的黄土官道，那场在玉米地里的穿棱，是她曲折不平的一生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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