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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记忆是不可靠的

2016-09-28 毕飞宇 当代作家

我的写作和记忆的关系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不相信记忆这个东西。“不相信”就是我的写作与我的记忆之间的关系。我一直以为,记忆是动态的,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动态或不确定使记忆本身带上了戏剧性,也就是说,带有浓重的文学色彩。


我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和班里的一位同学打了一次架。关于男人的打架,我们在酒席上时常听说。我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许多人在叙述自己打架的时候都要在前面做一点补充,补充什么呢?——先说明被打的那个家伙不是东西,该打。我也是这么干的,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大家,我的这个行为是正当的。其实,在打架之后,我的父亲让我脸面失尽,可我从来不说我被父亲修理这个事情。——这就涉及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面对记忆,我们时常会做道德上的修正。这种修正是不自觉的,道德上的需要一下子就使我们的记忆变形了。记忆是利己的,它不可能具备春秋笔法,它做不到不虚美、不掩恶。记忆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人类的利己原则,这是人性的特征之一。




记忆不只是自利,在道德上做不自觉的修正,它还有第二个特征,那就是美学化倾向。我还是说我初中阶段的那次打架吧,这件事我说过许多次,我发现,每一次叙述我都要添加一点东西,说到最后,我快把自己说成金庸小说里的武功高手了。这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我的故事被我越说越精彩,戏剧性越来越强,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你不能轻易地批评我撒谎,在主观上,我没有撒谎的企图。我只想说,记忆一旦遇到当事人的叙述,它就会脱离事态的真相,离虚构越来越近。虚构又何尝不是人性的特征之一呢?


所以,记忆的特征和文学的特征有相似性,记忆一旦偏离了它的正常轨道,离不开人性的外部处境,有时候,让记忆偏离轨道,也许正是我们内心的一点需要,这需要其实挺可怜的,它有没有抵抗的意思呢?它是不是也构成了当事人与现实的关系?我不知道。


我还要说一件事。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苏北乡村度过的,家里非常穷。草房里只有两张床,一张是我的两个姐姐合用的,一张是我的父母和我合用的。许多夜晚,我的父母都要坐在床上,悄悄地谈他们过去的生活。我就躺在他们身边,听他们说。他们谈的是生活,没错,可是,关于生活,我的眼里有一个完整的概念,那就是60年代的苏北乡村。——生活怎么还会有另外的一副样子呢?就在我父母的嘴里,它一样很现实。一方面是我父母的叙述,另一方面是我的真实体验,问题来了,关于生活,我的记忆呈现出了分裂的局面。我想说,我父母所描述的那个“生活”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可是在我的记忆中,“我家”的生活就是我的父母所叙述的那个样子,而不是60年代的苏北乡村。这就是我关于“家”的记忆,这里的分裂是惊人的。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正不正确,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记忆的分裂是一件好事情,真实记忆与虚拟记忆之间能够产生张力,彼此形成一种互动,最终产生出化学反应。内心的生动性和饱满程度也许就是由记忆的分裂性带来的。




余华说,“一个记忆回来了”。要理解一个记忆的“回来”,就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文学经历过一个特别的时期,我们把那个时期的文学叫做“先锋文学”。先锋文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历史虚构和现实虚构。这两个虚构又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西方:既有西方的观念,也有西方的方法。无论是历史虚构还是现实虚构,和我们的本土关系都不大。换句话说,先锋小说是“失忆”的小说。


但是,文学的发展脉络说明了一件事,慢慢地,中国的作家似乎渴望脱离西方了,中国作家的眼睛睁开了,渴望看一看“我们自己”所走过的路。这是本土意识的回归,在这个前提下,余华说,“一个记忆回来了”。这个“回来”是针对“失忆”的,它改变了当代文学的走向,我们的文学有效地偏离了西方,越来越多地涉及我们的本土,我们的记忆里终于有了我们的瞳孔、脚后跟、脚尖。拥有瞳孔、脚后跟和脚尖的记忆和完全彻底的虚构有本质的区别。这也不是一两个作家的事,本土化和现实感,许多作家都在进行这样的努力。


关于记忆的不可靠,我还想再进一步谈谈。


我们都还年轻,还要继续写,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进行的记忆”必将对未来的写作产生重大的影响,今天生产出什么样的记忆,决定了明天的走向。




大家都看电视新闻,每天都要看许许多多的“真实”消息,事实上,那些真实的事件无一不是被镜头处理过的,还配有播音员的讲解。面对实物,我们时常会忽略一件事,那就是摄像机的机位时时刻刻在做“推、拉、摇、移”,不能小看这个“推、拉、摇、移”,它使同一个实体和同一个事件千姿百态起来了。我们的记忆比镜头复杂多了,它当然也有它的“推、拉、摇、移”,这说明了一个事实,记录或记忆只能有一个命运,那就是千姿百态。


为了获取最有效的记忆,我们就不能依赖“推、拉、摇、移”,要有更多的分析、比较,我们就不能过分信任自己的情感,更何况我们自身还有那么多的局限、偏见与狭隘。当然,这样一来我们的记忆离“记忆本身”反而更远了,这也是可能的。可是,从理论上说,我特别渴望自己的记忆能和外部的世界建立起一种1:1的关系。这有点过于理想了,但我还是想说,1:1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加专注、深入地切入人生,我一直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我们的胸怀更阔大一些,内心更柔软一些,我们记忆的变形将会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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