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我的幼年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出版的《毛泽东自传》，是毛泽东口述并亲笔修改的生平事迹的忠实记录。此书比《西行漫记》还早一年出版，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最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这部自传，现摘录其中的一个片断。
《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10月20日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我的父亲(据斯诺著《西行漫记》载，毛泽东的父亲叫毛顺生，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是一个贫农，当他年轻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他当了一年多的兵(原书编者注：《西行漫记》载：“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村上，由于拼命地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设法赎回了他的田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成为中农了。在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获六十担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这就是说，每人约七担——这样，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靠了这个剩余，父亲积聚了一点资本，不久又买了七亩田，使我家达到“富”农的状态。这时，我们可以每年在田里收获八十四担谷。
当我十岁，我家只有十五亩田的时候，一家五口是：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自己。在我们增加了七亩田之后，祖父逝世，但又添了一个小弟弟和两个妹妹。不过我们每年仍有三十五担谷的剩余(据《西行漫记》载“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因此，我家一步步兴旺起来了。
这时，父亲还是一个中农，他开始做贩卖粮食的生意，并赚了一点钱。在他成为“富”农之后，他大部分时间多半花在这个生意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把自己的儿子们都放在田里做工。我在六岁时便开始耕种的工作了。父亲的生意并不是开店营业的。他不过把贫农的谷购买过来，运到城市商人那里，以较高的价格出卖。在冬天磨米的时候，他另雇了一个短工在家里工作，所以在那时他要养活七口。我家吃得很节省，但总是够饱的。
我七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四书》。我的塾师管教甚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因此，我在十三岁时，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为那个城是在某处一个山谷里面的。我飘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过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约八里。
但，回家之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点。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我这次反抗行为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我第一次胜利的“罢工[罢课]”(括号内文字为编者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我刚认识几个字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要我记家账了。他要我学习打算盘，因为父亲一定要我这样做，我开始在晚间计算账目。他是一个很凶的监工。他最恨我懒惰，如果没有账记，他便要我到田间做工，他的脾气很坏，时常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他们一个钱不给我们，给我们吃最粗粝的东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总给雇工吃鸡蛋和咸鱼片，但很少给过肉。对于我，则既没有蛋也没有肉。
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了这个问题时常吵闹。
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
但当我十三岁时，我找到了一种有力的理由和我的父亲辩论，我引经据典，站在父亲自己的立场上和他辩论。父亲常(常)喜(欢)责(备)(原书编者注：括号内文字为编者所加。)我不孝和懒惰。我则引用经书上的话来和他相对，说为上的应该慈爱。至于说我懒惰，我的辩解是大人应较年轻的人多做工作，而父亲的年纪既然比我大上三倍(《西行漫记》载“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他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并且我说我到了他那样大的时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这个老人继续“积聚财物”，在那个小村里可以说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买田，但是他向别人押来很多的田。他的资本增加了两三千元。
我的不满增加起来了。辩证的斗争在我们的家庭中不断地发展着。(在说话的时候毛很幽默地引用这些政治术语，他一面笑一面追述这些事件——埃德加·斯诺)有一件事，我特别地记得。当我在十三岁左右时，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争执。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愤恨他，离开了家。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想劝我回去。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点，我便跳下去。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从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利时，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我怯懦屈服时，他骂打得更厉害。
回想到这一点，我以为我父亲的苛刻，结果使他失败。我渐渐地仇恨他了，我们成立了一个真正的“联合战线”来反对他。这对于我也许很有益处，这使我尽力工作，使我小心地记账，让他没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的父亲读过两年书，能够记账。我的母亲则完全不识字。两人都出身农家。我是家庭中的“学者”。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精忠传》]、《水浒传》、《反唐》[《隋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括号内文字为编者根据《西行漫记》校订。)，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的，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我的同学大多也是如此。我们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够背诵出来，并且一再地谈论它们。关于这类故事，我们较本村的老年人还知道得多。他们也欢喜故事，我们便交换地讲听。我想我也许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
最后我在十三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然而我还继续求学，找到什么书便读，除了经书以外。这使父亲十分生气，他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当他有一次，因对方在中国旧式法庭中，引用了一句适当的经书而使他官司打败以后。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门遮盖起来，使我的父亲看不见灯火。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很欢喜的书，叫做《醒世良言》[《盛世危言》](括号内文字为编者根据《西行漫记》校订。)。该书的作者们都是主张革新的老学者，他们以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由于缺少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并想将它们介绍到中国来。我的父亲认为这一类的书是浪费时间的。他要我读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的如经书那类的实际东西!
我继续读中国文学中的古传奇和小说。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于是我便进行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耕种田地，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的。
在少年与中年时期，我的父亲是一个不信神佛的人，但母亲则笃信菩萨。她对自己的孩子们施以宗教教育，所以我们都因父亲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而感觉难过。九岁的时候，我便认真地和母亲讨论父亲没有信仰的问题了。(据《西行漫记》载“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自那个时候以及以后，我们都想了许多办法来改变他的心，但没有效果。他只是责骂我们。因为我们受不住他的进攻，我们退而想新的计划。但他无论如何不与神佛发生关系。
不过，我的读书渐渐地对我发生影响：我自己愈来愈怀疑神佛了。我的母亲注意到这一点，责备我不该对神佛冷淡，但我父亲则不说什么。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账，在途中碰见一只老虎。老虎因不提防而立即惊逃，但我的父亲却格外地害怕，后来他对于这次奇迹的逃生，仔细想过。他开始想他是不是开罪了菩萨。自那时起，他对于菩萨比较恭敬起来，有时也偶尔烧香。但是当我愈来愈不信神佛时，他老人家却并不管。他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向神祷告。
《醒世良言》[《盛世危言》](括号内文字为编者根据《西行漫记》校订。)引动我继续求学的欲望。我也已经厌恨田里的工作了。这自然是父亲所反对的。我们为了这事发生争执。最后我从家庭中出走。我到一个失业的法律[法科]学生家里去，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此后，我在一位老秀才面前攻读了更多的经书，并读了许多当代论著和几本书。
在这时候，湖南发生一桩影响我的一生的事件。在我们读书的小小私塾的房屋外面，我们一班同学看见许多从长沙回来的米商[豆商]。我们问他们为什么大家都离开长沙。他们说是城中发生了大乱子，并把这件事告诉我们。
原来那年发生了一个大饥荒，在长沙有好多万人没有东西吃。嗷嗷待哺的老百姓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巡抚，请求救济，但他却傲慢地回答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有粮食?城里多得很，我向来就没有缺少过。”当他们听到巡抚的回答，大家都十分愤怒。他们召集民众大会，举行一次示威运动。他们攻进满清衙门，砍倒作为衙门象征的旗杆，并把巡抚赶走。过后，布政使骑着马出来了。他告诉老百姓，政府准备设法救济他们。他这话显然是诚恳的。但皇帝(或许是慈禧太后吧)不高兴他，责备他与“暴徒”发生密切关系，并将他撤职。一位新巡抚来了，马上下令捉拿为首的乱党。其中有许多人被砍却头颅，挂在柱子上示众。
这事件，我们在私塾里讨论了数日之久。它给予我一个深刻的印象。许多学生都同情“乱党”，但只是站在旁观的立场。他们并不了解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不过把这事当做一个具有刺激性的事件，感觉兴趣而已。然而我永不忘记它。我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我的家人一样的普通良民，于是我深恨对待他们的不公平了。
此后不久，“哥老会”(全国闻名的一种秘密结社)的会员和当地的一个地主发生冲突。他在法庭中控告那些会员，他是一个很有势力的地主，判决自然是有利于他的。“哥老会”会员失败了。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向这个地主和政府反抗，他们退到一个山（据《西行漫记》载，这个山叫“浏山”。)上去，在那里建筑了他们的山寨。官兵派来打他们，同时那地主散布一个谣言，说他们揭竿造反的时候杀死了一个孩童来祭旗。当时叛徒的领袖叫做“磨刀石彭”(据《西行漫记》载“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彭铁匠的人。”)。叛徒最后战败，彭被迫逃亡。结果他被捕砍头。然而在我们这般学生的眼光中，他是一位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造反。
第二年，新谷还没有成熟，冬米已吃完的时候，我们一村发生食粮恐慌。穷人向富户要求帮助，他们发动了一个“吃米不给钱”的运动。我的父亲是一个米商，他不顾本村缺少粮食，将许多米由我们的乡村运到城里。其中一船米被穷人劫去，他气得不得了。但我对他不表同情。同时，我以为村人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发生影响，即一个小学校中有一个“激烈”的教员。他之所以被目为“激烈”，是因为他反对神佛，想把神佛取消。他教人民把庙宇改为学校。他成为一个被大家议论的人。然而我钦慕他，并同意他的意见。
这些密切发生在一起的事件，给予我这已经有着反叛性的青年头脑以一个永久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意识，尤其是在我读了一个谈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它讲到日本的占领高丽与台湾，中国的失去安南、缅甸等。(据《西行漫记》载：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痛心，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
我的父亲要我在一个与他有关系的米店做学徒。最初我并不反对，以为这也许是很有趣的。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新学校。于是不顾我父亲的反对，立志进那个学校。这学校在我外祖母的县城里(即湘乡县)。我的一个姨表在那里当一个教员（《西行漫记》载“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将这个学校告诉我，并将“新法”学校的变迁情形讲给我听。那里是不大注重经书的，西方的“新知识”教授得较多。教育方法又是很“激进”的。
于是我与我的另一个表弟进了那个学校，注了册(《西行漫记》载“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我自称为湘乡人，因为我知道那学校只收湘乡籍学生。但后来我发现各地人都可以进去，我才把我的真籍贯说出来，我付了十四吊铜板，做我五个月的膳宿费及购买各种文具用品之用。我的父亲终于让我入学了，因为朋友劝他，说这种“高等”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离家有五十里。这时我是十六岁。
在这个新学校中，我读到了自然科学和西洋学术的新课程。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教员中有一位日本留学生，他戴了一个假辫子。假辫子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每个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未看见过那么多的儿童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是地主的子弟，穿着华丽的衣服；很少有农民能将他们的子弟送到那样一个学校去读书。我穿得比旁的学生都蹩脚。我只有一套像样的袄裤。一般学生是不穿长袍的，只是教员穿，至于洋装，只有“洋鬼子”才穿。许多有钱的学生都轻视我，因为我常穿破烂的袄裤。但是，在这些人之中我也有几个朋友，而且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有一个现在成了作家，住在苏联。
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又不为人所喜。做一个湘乡人非常重要，而且是湘乡的某一区人也很重要。湘乡分为上区、中区，与下区，上区的学生与下区的学生不断地打架，完全是因为乡土观念。双方好像要拼个你死我活似的。在这“战争”中，我总是采取中立地位，因为我不是那一区的人。结果三区的人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觉十分苦痛。
我在这学校里有很大的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教经书的，因为我古文作得不错。然而我的志趣并不在经书。我正在读我表兄送给我的两本关于康有为改革运动的书。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而又读，一直到我能够背诵出来。我很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并十分感激我的表兄——当时我以为他是非常前进(进步)的，但后来他变成了一个反革命分子，变成一个劣绅，并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间的大革命时代参加反动工作。
许多学生不欢喜“假洋鬼子”，因为他的辫子是假的，但我很欢喜听他谈日本的情形。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过一个日本歌，叫做《黄海之战》。我记得当中几句很美的句子：
麻雀唱歌，夜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野何等可爱。
石榴花红，杨柳叶青，
正是一幅新鲜的图画。
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日本的美，我又从这歌曲中感觉到它对于战胜俄国的光荣和武功的发扬。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我们今日所知道的野蛮的日本。
这一切，都是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
我又记得在这个时候，在新皇宣统[溥仪]已统治了两年的时候，我才最初听到皇帝[光绪]与慈禧太后都死去的消息。那时我还没有成为一个反君主的人。老实说，我认为皇帝以及大多官吏都是诚实、良好，和聪明的人。他们只需要康有为的变法就行了。我心醉于中国古代的著名君主——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的史实，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籍。同时，我还读了一点外国的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论美洲革命的文章里，我初次听到美国，记得文中有这样的一句：“八年之苦战后，华盛顿胜利而造成其国家。”在一本《世界大英雄传》的书中，我又读到，拿破仑，俄国喀德琳[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登[惠灵顿]，葛拉德斯吞[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及林肯。
我开始渴想到长沙去，那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的省会，离我家有一百四十里，我听说这城市是非常大的，有许许多多居民，许多学校和一个巡抚的衙门。这简直是一个伟大的地方!这时我很想到那里去，进那个为湘乡人办的中学。是年冬，我请求我在高小时的一位教员介绍我前去。他答应了，于是我步行到长沙，心中极端地兴奋，一半生怕被摒，几乎不敢希望真入那个伟大的学校做一学生。而使我惊异的，我很容易地就录取了。但是政局变动得很厉害，我在那里只读了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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