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芳华》④
我们这位副政委坚信，“任何一个文艺团体要烂，必定从男女作风上烂起”。他没想到在他眼皮底下我们烂得多么彻底，把刘锋都烂进去了。副政委从刘峰那里获得了大致供词，但他觉得供词一定是大大加以隐瞒的，于是机关保卫干事被请来主持办案。保卫干事不久就断出我们以后称之的“触摸事件”始末：林丁丁被诱进库房，然后遭受了刘峰的性袭击。谁能相信？是刘峰而不是林丁丁吐露了事件中最恶劣的细节：他的手触摸到了林丁丁裸露的脊梁。经过是这样的：他的手开始是无辜的，为丁丁擦泪，渐渐入了邪，从她衬衫的背后插进去……
“摸到什么了？”
“……没有……”
“什么也没摸到？”
刘峰摇摇头，愣着眼。脊梁上能有什么呀？保卫科的人好像比他还明白。
“再好好想想。”
刘峰只好再好好想，要不怎么办？
“林丁丁可是都说了哦。”保卫干事抽了半包烟后开口，“我们不是想跟你了解细节。细节我们都搞清了。现在就是给你一个机会，自己交代出来。”
刘峰终于想起了，他当时在丁丁脊梁上摸到了什么——丁丁的乳罩纽襻。
保卫科的人问：“是想解开那个纽襻，对吧？”
刘峰愣住了。他不禁惶恐，而且愤怒。
“没有！”刘峰怒吼。
“没有什么？”
“没有你那么下流！”刘峰站了起来。
保卫干事把茶缸猛地砸在桌子上，溅了刘峰满脸茶水。
“老实一点儿！”
刘峰坐回去。保卫干事要他老老实实对自己分析，反省。
再老实他也无法了解自己的手到底什么意图。他当时脑子里只有热血，没有脑浆，因此只觉得手指尖碰到了一个陌生东西，手指尖自己认识了那东西：哦，女兵的胸罩纽襻原来是这样的。
“你是想解开林丁丁的纽襻，对吧？”
一个小时后，当烟灰缸里有了二十个烟蒂的时候，刘峰给了保卫干事一个非常老实的说法：“我不知道。”
保卫科干事看着他，一丝冷笑出来了：自己的手指头要干什么，心里会不知道？
刘峰垂头瞥了一眼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第一次发现他的手很难看。有可能的，当时手指头背着他的心，暗打歹主意。但他的心确实不知道。
后来我和郝淑雯问林丁丁，是不是刘峰的手摸到她的胸罩纽襻她才叫救命的。她懵懂一会儿，摇摇头。她认真地从头到尾把经过回忆了一遍。她甚至不记得刘峰的手到达了那里。他说他爱他，就那句话，把她吓死了。是刘峰说他几年来他一直爱她，等她，这一系列表白吓坏了她。她其实不是被触摸“强暴”了，而是被刘峰爱她的念头“强暴”了。
这么多年过去，我才觉得我弄明白了一点：林丁丁的身体并不那么反感刘峰，刘峰矫健壮实，一身形状很好的肌肉，假如抽去那个模范标兵的概念，她的身体是不排斥他的，因为年轻的身体本身天真蒙昧，贪吃，也贪玩，身体在惊讶中本能地享受了那触摸，她绕不过去的是那个概念。
接下去就开始了公开批判。也就那么几个手段，大会小会上念检讨，大家再对检讨吹毛求疵，直到刘峰把自己说得不成人样。这个不久前还在北京的全军标兵大会上被总政治部首长戴上军功章的刘峰，此刻在我们面前低着头，个头儿又缩了两厘米。我坐在第二排马扎上，却看不见刘峰的脸，他的脸藏在军帽的阴影里，只见一颗颗大粒的水珠直接从军帽下滴落到地上，不知是泪还是汗。开始我们没几个人发言，都想不出坏话来讲刘峰，刘峰毕竟有恩于我们大多数人啊。但不知谁开了个头，把所有人的坏话都引发了。最难听的坏话是刘峰自己说出来的，他说他表面上学雷锋，内心是个资产阶级的茅坑，臭得招苍蝇，脏得生蛆。讲到如此无以复加的地步，别人当然就放了他了。
不久处置刘峰的文件下来了：党内严重警告，下放伐木连当兵。下放去伐木，跟我爸爸修水坝是一个意思。
边境冲突起来，听说刘峰已经调回他过去的老连队：野战军的一个工兵营。一九八〇年夏天我在成都的马路上碰到他。他一定是先看到我的，但不愿意招呼我，转身站在一个卖油淋鸭的摊位边。因为等着买鸭子的人多，他想混入人群，错过我。我还是没让他错过，扬起嗓子叫了他一声。
他假装寻找声音来源，目光尽往远处投。这个表演比较拙劣，因为一大街的人就我俩穿军装。下面就是我的表演了，也不高明。我热情过火地冲了一步，手伸了老长，不由分说地握住他的右手。我也表演，我演的是多么彻底地忘却了他最不堪的那次公开露面：汗水泪水直接从军帽下滴落一地。我的表演还想告诉他：就算没忘记那一幕，现在谁还会计较？摸摸脊梁怎么了？脊梁是全身最中性的部位了吧？战场都上过的人，性命都差点儿让摸掉了，还吝惜脊梁？！
就在碰到他手的刹那，我明白了，那手是假肢。那只曾经摸过丁丁脊梁的手，被丢在了战场上。
我跟他就在街边站着说话。我们不经意地谈着上前线的事。我们不说“上前线”，只说“上去”；我们各自是哪月哪天“上去”的。我告诉他我其实不算“上去”了，最远“上”到包扎所采访伤员。他问我去的是哪个包扎所，我说就是何小嫚的那个三所，但是没见到小嫚，因为她跟医疗队上第一线了。刘峰此刻说，可见当时医护人员太欠缺，连何小嫚这样瘦小的女兵都上前线了。我说小嫚是五份申请书把她自己送上前线的。刘峰摇摇头，说要是人员足够的话，十份申请书也不会让她上去。全是吃了那个亏，没人救护，何小嫚的丈夫才牺牲的。
“你还不知道吧？何小嫚病了。”
“什么病？”
刘峰说：“说是精神分裂症。”
我问是不是因为她丈夫的牺牲。
刘峰说何小嫚被送到他们医院精神科的时候，还不知道她丈夫牺牲了。
“那她怎么了？怎么就分裂了呢？”
刘峰说他也不太清楚。只听说她扛着一个伤员扛了十几里地，成了英雄事迹主人公，戴着大红花到处做报告。她是戴着大红花给送进精神科的。我跟刘峰在大街上分手之后，我手心一直留着抓握假肢的感觉。大夏天里，那种冷的，硬的，廉价的胶皮感觉留在我的手上，在我掌心上留了一块灼伤。
我不止一次地写何小嫚这个人物，但从来没有写好过。这一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写好她。我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吧。我照例给起个新名字，叫她何小嫚。小嫚，小嫚，我在电脑键盘上敲了这个名字，才敲到第二遍，电脑就记住了。反正她叫什么不重要。给她这个名字，是我在设想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她那样的家庭背景会给她取什么样的名字。什么样的家庭呢？父亲是个文人，做过画报社编辑，写点儿散文编点儿剧本，没怎么大成名。她的母亲呢，长相是好看的，剧团里打扬琴弹古筝，像所有可爱女人有着一点儿恰到好处的俗，也像她们一样略缺一点儿脑筋，因而过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都绝对随大溜。我能想象在小嫚的母亲跟她父亲闹离婚前，那个家庭里是温情的，小布尔乔亚的。我也完全可以想象，善良软弱的文人父亲给小嫚取出这样一个名字。何小嫚很有可能向着一个心智正常，不讨人嫌的女孩成长。像所有软弱善良的人一样，小嫚的父亲是那种莫名地对所有人怀一点儿歉意的人，隐约感觉他欠着所有人一点儿情分。人们让他当坏分子，似乎就因为他比任何人都好说话，常常漫不经意地吃亏，于是人们就想，何妨把坏分子的亏也让他吃了。到了何小嫚的母亲都开始讲他坏话，提出离婚的时候，他不再觉得心里苦，他反倒觉得解脱了。睡前吃安眠药，他心里一亮，看到了终极的出路。这天早上妻子去上班了，他牵着女儿的手，送她去托儿所。家门外不远，是个早点铺子，炸油条和烤大饼以及沸腾的豆浆，那丰盛气味在饥荒年代显得格外美，一条小街的人都以嗅觉揩油。一出家门小嫚就说，好想好想吃一根油条。四岁的小嫚是知道的，父亲对所有人都好说话，何况对她？父女俩单独在一块儿的时候，感情上到物质上她都可以敲诈父亲一笔。然而这天父亲身上连一根油条的钱都没有。他跟早点铺掌柜说，赊一根油条给孩子吃吧，一会儿就把钱送来。 爸爸蹲在女儿面前，享受着女儿的咀嚼，吞咽，声音动作都大了点儿，胃口真好，也替父亲解馋了。吃完，父亲用他折得四方的花格手绢替女儿擦嘴，擦手；手是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替她擦。擦一根手指，父女俩就对视着笑一下。那是小嫚记得的父亲的最后容貌。
我推想小嫚的父亲从幼儿园回家的路上，早点铺的生意已经淡了，豆浆的热气正在散去。父亲对掌柜的说，这就回家取钱送来。那时的人都还质朴善良，掌柜的打了个哈哈，说急啥。父亲回到家之后，打开他和妻子共同存放日常用项的抽屉，一个镚子也没有。渐渐地，他从漫不经意地寻找，变成了绝望的翻箱倒柜，家被他翻了个底朝上，居然找不到一根议价油条的钱。妻子在他降薪之后对他冷笑：他还有脸花钱？他就领回这点儿薪水，没他花钱的份儿，只有养老婆女儿的份儿。他在社会上的正常生活权利被剥夺了，在家里的正常生活权利也被剥夺了，是被他最爱的人剥夺的。他连门也出不去，因为一出门就要碰上那个轻信了他的早点铺掌柜。他一辈子最怕的就是欠人情，因为他来到这世上就已经亏欠了所有人。他被那个念头点亮过一瞬，此刻那念头在他灵魂里燎原了。
他拿起那个药瓶，整个人豁然大亮。妻子造成了他彻底的赤贫，肉体的，精神的，尊严的，他贫穷到在一个炸油条的掌柜面前都抬不起头来。这证明妻子舍得他了。最终他要的就是妻子能舍得他，舍得了，她心里最后的苦也就淡了。
何小嫚不记得父亲的死。只记得那天她是幼儿园剩下的最后一个孩子，所有小朋友都被家长接走了，她是唯一坐在一圈空椅子当中的孩子。老师似乎也知情了，沉默地打着毛线，陪她等待某件事发生。但那天什么事也没对她发生。于是父亲的自杀在她印象里就是在幼儿园的一圈空椅子和渐渐黑下来的天色，以及在午睡室里睡的那一夜，还有老师困倦的手在她背上拍哄。
加上炸油条的老掌柜笑眯眯的提醒：“小妹妹，你爸昨天说送钱来的呢！”
小嫚后来上幼儿园都是出了家门口就穿过小街，走在对面的人行道上，避免从早点铺门口经过。不是因为仍然赊着老掌柜的账：油条钱母亲还了，只是她不愿再听老掌柜叫她“小妹妹”。
现在我来设想一下，何小嫚第二个家是什么样。我是指她母亲和他继父成立的那个家。母亲凭她残余的华年，给何小嫚找了一个老粗父亲。第一个丈夫的儒雅智慧注定了他的善良软弱，而正是前夫的可爱之处使她找到一个完全相反的男人，一个老干部。母亲对这个比她大十多岁的丈夫是赔着小心的，畏罪自杀的前夫是她和女儿的历史污点，因此她们是矮人一头地进了老干部的家。六岁的女儿历史污点更大，因为这污点始于她出生之前，始于她坏分子父亲往她母亲体内注入他全部人格密码的夜晚，她的生命由此不可逆转地流淌着父亲的命运走向。母亲如何微妙地赔小心，小嫚很快效仿过来。母亲把全家饭桌上的“好菜”——最厚的一块大排骨或者最宽的几段带鱼小心翼翼地拣出，放在继父的饭盒里，做他第二天的午饭，她自己再是口水倒灌也只吃母亲拣到她碗里的菜。她看着母亲在继父裤袋里装入熨烫平整的手帕，在他皮夹里装上零钱和整钱。她还看着母亲为继父剥螃蟹壳，挑鲫鱼刺，而那些都是小嫚亲父亲为她母亲做的。母亲还教会继父下围棋，听越剧，跳华尔兹，以及用卖破烂儿的钱收藏古董，总之以她前夫给她的教养去教化现任丈夫。小嫚眼看老粗在母亲手里一点点细气起来。母亲赔着小心教养她的丈夫，聪明使尽，让他不自觉地进入了他前夫曾带她进入的城市生活。
我想何小嫚的继父并没有伤过她。甚至我不能确定她母亲伤过她。是她母亲为维护那样一个家庭格局而必须行使的一套政治和心术伤害了她。也不能叫伤害：她明明没有感到过伤痛啊。但她母亲那无处不用的心眼儿，在营造和睦家庭所付的艰苦，甚至她母亲对一个爱妻和慈母的起劲扮演，是那一切使小嫚渐渐变形的。小嫚一直相信，母亲为了女儿能有个优越的生活环境而牺牲了自己，是母亲的牺牲使她变了形。她常常偷听母亲是怎样“牺牲”的，夜晚紧闭的大睡房门外，她赤脚站在黑暗里，从房内的每一丝响动估价母亲牺牲的惨烈度。
我想我还是没有把这样一家人写活。让我再试试——
何小嫚跟着母亲嫁到上海安福路之后，弄堂里的女人们不知道这个又瘦又小的六岁女孩叫小嫚，都叫她“拖油瓶”。在弄堂里摘菜剥豆的她们看着何厅长的轿车开到弄堂口，车里下来一个年轻女人和四五个箱子，箱子都下完后，大家以为嫁妆就这些了，女人却又探身到车里，拽下一个小人儿来。何厅长娶亲，一条弄堂都是知道的，但女方还带了件活嫁妆来，大家就为厅长抱屈，认为厅长不大合算了。人们不知道的是何厅长在太行山老区还有个家，大军解放了上海之后，他又给自己成了个家，娶了个上海入伍的看护。女看护陪他去解放海南岛，小产在炎热的帐篷里，井喷一样的血黑了一块海南土地。何厅长那天同时失去了新媳妇和儿子，也失去了还没有过热的新生活。战役尾声中他负了伤，得到转业机会，他坚决转业上海。他那个还没有处熟的新媳妇，就是他在战上海时娶进门的。他当上了建筑厅厅长之后，暗中指定人事处处长做媒人，先把本单位的单身女人梳理一遍。两年过去，媒人在女制图员，女统计员，女土木专家那里都软软地碰了壁。上海姑娘们对一个三十多岁，并且再婚、有着大葱味儿呼吸的人没有感觉，也看不出合算来。厅长几年鳏居，家不成家，年纪长上来，头发少下去，于是厅长跟媒人更改了指示，黄花闺女拉倒了吧，给他对付个“二锅头”就行，但一定要上海女人。媒人问要先拿小照看不，他摇摇手，上海女人，会丑到哪里去？小嫚的母亲就这样给推到了何厅长面前。梳一对大辫子的小嫚母亲相貌是超标的，并且那对大辫子给她年龄也造了个骗局。
那年小嫚的母亲二十八岁，弄堂里都说她看看也就二十二岁。在邻居眼里，这对娘儿俩就是大小一对无壳蜗牛，爬进弄堂，爬进何厅长的屋里，在何厅长坚实的硬壳里寄生。
小嫚的继父以为自己征服了小嫚母亲，不费一枪一弹，征服在战前就完成了。他从未意识到，小嫚母亲对于他的征服正是从他拿下她后开始的，从她低声下气进入那套大房子开始的。母亲的低声下气给女儿做了行为和姿态的楷模。母亲都寄人篱下了，拖油瓶更要识相。何家保姆是太行山老区的妇救会会员，厅长的远房侄女，一盘水饺端上桌，破了皮儿露了馅儿的饺子，必定堆放在小嫚面前。小嫚的筷子绕过破的直取好的，保姆的眼睛就会看看厅长，意思是：看看这个拖油瓶，还挺把自己当个人儿，上你这儿做大小姐来了！小嫚母亲此刻便会动作极大地将露馅儿饺子分出两份儿，一份儿夹到自己碗里，一份儿夹到女儿碗里。保姆你挑剔不出她什么，人家等级观念森严，自己知道地位在哪里，饺子若有剩的她会吃几个，没剩的她就用饺子汤下面疙瘩。假如小嫚为吃烂饺子沉下小脸，母亲会泪汪汪地在她床边坐一会儿，喃喃几句：“要不是为了你有个好环境，我会嫁给他吗？”或者：“勿好忘本哦，没有他你连破饺子都没吃的……”这个“他”是母女俩在私下里对何厅长的尊称。最厉害的是：“你还嫌姆妈不够难，是吧？还要跟他们作对为难我，是吧？！ ”每说到这一层，小嫚就不行了，一把抱住妈妈，嘴巴喉咙被呜咽塞满，但心里都是誓言：我会更懂事的，我绝不会再让妈妈为难的。
小嫚的日子在弟弟妹妹出生前还是能过的。弟弟是母亲带她住进何家的第二年年底来的。弟弟是怎么来的小嫚似乎都明白。一天夜里她在大睡房门外听见那张大床的弹簧嘎吱了一个小时。一般只要门里一安静，她就马上钻回自己小房间。因为她知道母亲很快会出来，到马桶间去洗。母亲很讲卫生，她卫生了之后，会端盆热水，伺候继父卫生。可是那天夜里，出来的是继父，他在马桶间里卫生完，走到小嫚房门外，敲了两下门。她不作声，继父说：“才几岁就干上特务了？偷听偷看的！我跟你妈是两口子，听见啥你跟谁告密去？”
她当时站立的位置跟继父仅隔一扇门。她的哆嗦都传导给门了，因此继父应该看得见七岁的她哆嗦成什么样了。母亲也在门外说话了。母亲声音是柔的：“嫚嫚呀，你不会做这种事的对吧？不会偷听的，对吗？就是去上了一趟马桶，对吧？”
继父火了：“我会听错？我干侦查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呢？这小丫头一天到晚偷听！”
母亲说：“嫚嫚你出来，告诉他你会偷听吗？”
继父也说：“出来！”
小嫚的脊背顶住门，一声不吭。等那两口子的骨缝里都是春寒料峭了，才放了她，回大睡房去了。他们回去很久了，小嫚还站在原地，脊背和门扉，不知谁更冰冷。第二天没人提这事，一场高烧救了小嫚。母亲跟单位请了假，全职做女儿的看护，一条小毛巾蘸了水，在她烧焦的嘴唇上轻拭。她嘴唇上的燎泡破了，干了，舌尖触上去像舔着了掉渣儿的酥皮点心。
她的高烧持续七天，什么针剂丸丹都不见疗效。每次睁开眼，都看见母亲的脸。那脸在三天后小了，尖了。高烧来得猛，去得也猛，第八天她就浑身冰凉了。母亲紧紧搂住她，母亲少女一样苗条的身体搂得她那么紧，后来小嫚知道那时她跟才是一根肉芽的弟弟都在母亲怀里，只是隔着母亲一层肚皮；由于孕育而附着一层薄薄脂肪的肚皮。
我想，那是小嫚的母亲最后一次紧紧抱她。小嫚跟母亲这种无间的肌肤之亲在弟弟出生后就将彻底断绝。那个拥抱持续很久，似乎母亲比她更抱得垂死，似乎要把她揉入腹内，重新孕育她一回，重新分娩她一回，让她在这个家里有个新名分，让她重新生长一回，去除她拖油瓶的识相谦卑，去除她当拖油瓶的重要和次要的毛病，在这个上海新主人的家里长成一个真正的大小姐。可以想象，小嫚一生都会回味母亲那长达两三个小时的拥抱，她和母亲两具身体拼对得那么天衣无缝。她完全成了个放大的胎儿，在母亲的体外被孕育了两三个小时！
继父推开门，母亲不情愿松开女儿，懒洋洋地趿拉着鞋向门口走去。她听见母亲和继父小声地对话。继父问母亲一个礼拜都睡在这里，什么意思。母亲说方便照顾孩子嘛。继父又说，今晚回去睡。母亲不作声。小嫚竖着耳朵听母亲和继父一声不响地干架。母亲又开口了，为女儿这场怪烧找原因，说孩子活活给吓出高烧来了。那是她很少看见的在继父面前挺直脊梁的母亲。
那之后九个月，弟弟来了。弟弟长到三岁，一半在小嫚的背上度过。她爱驮弟弟，因为她爱看她驮弟弟时母亲的微笑。其实，小嫚驮弟弟时，继父也是微笑的。倒是保姆常常亮出大嗓门儿，喊她快放下大胖小子吧，她本来小个儿，再驮个胖弟弟更不长个儿了。就那样，小嫚把后来作弄她欺负她的弟弟驮大了。弟弟来了之后，妹妹也跟着来了。弟弟和妹妹很快显出了北方人种的优势，祖祖辈辈吃高粱、小米、苞谷的血缘，一旦有了鱼、肉、蛋、奶的辅助，马上被优化。小嫚很快驮不动他们了，他们三四岁骨骼先就搭建出未来身高体格的框架。弟弟在四岁听见弄堂里对他这个姐姐的称呼“拖油瓶”。五岁的一天，弟弟宣布，拖油瓶姐姐是天底下最讨厌的人。随即又宣布，从头到脚拖油瓶没有一个不讨厌的地方。小嫚对弟弟的宣布不惊讶，某种程度上她是同意弟弟的，也觉得自己讨厌。她深知自己有许多讨厌的习惯，比如只要厨房没人就拿吃的，动作比贼还快，没吃的挖一勺白糖或一勺猪油塞进嘴里也好。有时母亲给她夹一块红烧肉，她会马上将它杵到碗底，用米饭盖住，等大家吃完离开，她再把肉挖出来一点点地啃。在人前吃那块肉似乎不安全，也不如人后吃着香，完全放松吃相。保姆说小嫚就像她村里的狗，找到一块骨头不易，舍不得一下啃了，怕别的狗跟它抢，就挖个坑把骨头埋起来，往上撒泡尿，谁也不跟它抢的时候再刨出来，笃笃定定地啃。弟弟最受不了这位拖油瓶姐姐的是这一点：当你挖鼻孔挖得正酣畅的时候，自以为处在私密状态，却突然发现拖油瓶在看你，并且已经看了你很久。还有的时候，一个饱嗝儿上来，你由下至上地冒泡贯通，却发现拖油瓶一道目光过来，黑色闪电一般，让你怀疑她早就在埋伏这个饱嗝儿。那时弟弟的单词量成语量大大增加，一语道破拖油瓶姐姐的“贼眉鼠眼”。弟弟的身高赶上小嫚那年，小嫚偷偷穿了一件母亲的羊毛衫去学校的文艺宣传队跳舞，晚上回到家，弟弟妹妹在餐桌上便开始了对口相声，弟弟说：“喏，屋里厢做老鼠，外面扎台型！”妹妹说：“老鼠着件红绒线衫，台型扎足！”“老鼠眼睛涂得墨彻黑，穷放光了！”“脚踢到天上去了，老面皮！” “红绒线衫一穿，老鼠变人了！” “偷得来的吧？姆妈侬阿是有一件红绒线衫？”
母亲说她哪里有红绒线衫，他俩一定记错了。
弟弟立刻冲下楼，冲进亭子间。弟弟妹妹出生后，小嫚就换到朝北的亭子间住了。保姆从亭子间搬了家，此刻住露台和三楼之间的六平方米储物室，比较方便她管理露台饲养场，那里养了五只鸡两只鸭。弟弟从亭子间回来空着手，没有搜出成果。
妹妹叫起来：“姆妈，就是那件呀！有条黑领边，两个黑的绒球的！”
继父一面看报纸一面吃母亲给他挑出的田螺肉，对着报纸皱皱眉头。
母亲想起来了，说：“哦，那件啊。那件是要送给姐姐穿的。大姐洗坏了，有点儿小了。”
老区来的保姆被母亲尊称为大姐。大姐一听不干了：“我洗坏啥了？！你那毛衣让虫蛀出好些洞眼子，对着太阳你看看，跟笊篱似的！”
母亲说：“是啊，虫蛀得一塌糊涂。我一直想补补给小嫚穿的。”
这话听上去合情理。家里的次货旧货在去废品收购站垃圾箱之前，有个中转站，就是小嫚那儿。有次保姆炖鸡汤忘了摘掉鸡嗉子，鸡在挨宰前吃撑了，嗉子里正被消化的米粒儿被煮熟，胀破了嗉子。等保姆闻到鸡汤馊味的时候，那些被鸡的胃酸泡过的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保姆不知怎样善后，等女主人从越剧团下班回来处理。女主人说，倒了吧。男主人来自革命老区，说，汤倒了，鸡洗一洗还可以吃嘛。所有人——除了小嫚，都说谁吃啊，恶心还来不及。保姆说：恶心什么？洗洗干净，放点儿酱油，给小嫚吃。
所以母亲说要把虫蛀的毛衣给小嫚穿，时局暂时太平了。
晚上母亲来到小嫚的亭子间，劈头就问：“我的绒线衫呢？”
小嫚不作声。
母亲开始翻抽屉，柜子，箱子。这个女儿没几件好东西，多数衣服是母亲自己的，改改弄弄就到女儿身上。因此弄堂里的人看到的拖油瓶常常是古怪的，老气的，外套小腰身，但比例错了，本来该收腰的地方，收在了胯上，垫肩本该在肩膀，却落在大臂上。母亲一点儿响动都没有地在小嫚屋里抄家，最后毫无斩获。
“我的绒线衫呢？！”
小嫚不吭声，死猪不怕开水烫。
“我晓得你喜欢它。等你再长大一点儿，姆妈会给你穿的。你长大了，那绒线衫姆妈就穿不出了，穿了也要给‘他’讲话了。现在你穿它嫌大的，对不对？”
小嫚摇摇头。大是大，不过现在就拿过来，可以确保拥有权。就像她把红烧肉埋进米饭，狗把骨头埋进泥土。
“那件绒线衫我现在还要穿呢！我一共几件绒线衫，你晓得的！”
母亲凶恶起来，脚尖踢踢她的脚。小嫚认为面对自己这样一个讨厌人，母亲太客气了。
“你偷我东西，没同你算账，现在你是要活抢，对吧？！”
“小死人！小棺材！听到吗？拿出来呀！”母亲上手，食指拇指合拢在她耳朵上。她被母亲从床沿拎起，耳朵着火了一样。母亲另一只手在她背上掴了一记。她心想，打得好，再打呀，每掴一记她都挣下一部分红毛衣，最后红毛衣就是她挣来的。可是母亲就掴了一记，她的手心一定比她的背更酥麻。
母亲开始拎着她向亭子间门口走，一面低声说；“你要‘他’请你去谈话吗？”
继父单位里的人最怕的就是被厅长请去“谈话”。家里人也最怕他请你去“谈话”。小嫚赶紧撩起身上的外套，下面就是那件红羊毛衫。她慢吞吞脱下外套，再撩起羊毛衫底边，从下往上脱，疼得也跟蜕皮一样。她的头最后钻出红毛衣，母亲发现女儿哭了。
母亲认为这个女儿最讨厌的地方就是不哭。不哭的女孩儿怎么会正常？现在她却哭了。母亲鼻头眼圈也跟着发红，替拖油瓶女儿擦了擦泪，撸平她因为脱毛衣蓬得老大的头发，嘴里保证，等她长大一定把它送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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