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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大城市里的死与生

蒋方舟 当代作家 2021-01-24


前段时间看美剧《纸牌屋》,男主人公的老婆每天早晨都有晨跑的习惯,有一天,她非常自然地跑入了社区的公墓当中。


这个镜头让我印象很深刻。在国外旅游,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社区周围常常可以看到或大或小的成群墓地,其实也不甚肃穆,很多墓前杂草丛生,但感觉并不恐怖凄凉,反而很自然。我每路过一处墓地,总是进去转一圈,是出于非常自私的目的:在死去的人当中,能非常确凿地感受到自己在活着。


我曾经看过一个建筑设计,德国西部的迪伦镇,镇东部墓园已开放成公共公园,公园的墓地间修了一个咖啡馆,人们在那里或交流,或回忆。咖啡馆四周都是反射玻璃,墓地景观投射在玻璃上,生者被逝者包围,两者融为一体,只觉得清新和温柔。


图为德国迪伦镇的墓地咖啡馆


比起西方国家,中国城市却少见墓地。


可能有人会说这属于中西方文化差距,是西方笃信基督教的缘故。可是在东方的日本,东京随处可见没有围墙的一小片墓地。日本的墓地上立着方柱形的石碑,后面还插着象征佛塔的长条木板。曾经看过旅日作家李长声的文章,介绍日本的丧事都由所属的寺庙操办,丧葬费很贵,全国平均大概为14万人民币,而且墓地不能买,只能租。


我想起中国的坟地。前年年底,我爸打电话,说老家拆迁,把我爷爷奶奶的祖坟给迁了,赔偿2000块钱,让我在网上发帖反映一下这件事。我爸一向害怕我惹事,这回反倒是我劝他还是忍让算了。活人被拆桥尚且难反抗,更何况死人。


这是在偏远的小城镇,尚容不下墓地。更毋论大城市了,在中国的大城市,不仅仅看不见墓地,甚至没有什么公共悼念的空间。


我第一次有公共悼念的概念,是去年到爱丁堡的某个公园,看到隔几步就有一个长椅,长椅上刻着“纪念我的爱妻/亡父……”等字样,这才发现“哀思”这件事不必凄凄惨惨戚戚。死亡为生者提供便利,这事并不晦气。


北京这座城市,除了远郊的八宝山,其他与生死相关的建筑,便只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可它除了虚构的威严,并不给人其他任何感受,政治化的死亡属于政治,不属于人。


城市里的人,距离死亡越来越远了。“死”沦为修辞学的意义,而在日益鲜亮现代的城市里,除了冬夜街头偶现的路有冻死骨,死亡已不见其具体体现。



古人以“春秋多佳日,山水有清音”为挽联,天地间的逍遥山水、清流茂林、良辰美景,生者与逝者共享。现在的人,在人死后烧些纸糊的豪宅豪车,以及劣质得可笑的大面额冥币,与其说是为了逝者,倒不如说是为了欺骗自己:死者生活在另一个比三体星还要遥远而未知的世界里。


人是否觉得死亡可怕,在于与它的亲近程度。作家三毛曾经写过自己逃学去坟场读书,因为坟场安静,她写:“世上再没有跟死人做伴更安全的事了,他们都是很温柔的人。”


越逃避死亡,就越恐惧死亡。


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作家,曾经讲述,“在北京,最怕去经八宝山那个方向。回老家最害怕看见瘫坐在村口晒太阳的老人和病人。”他去八宝山为谢世的老作家送行,回来后连续三个晚上失眠烦恼,“后悔不该去那个到处都是“祭”字、“奠”字和黑花、白花的地方。”


我小时候,我爷爷逝世,我回老家参加他的葬礼。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我始终哭不出来,后来我父亲一把掀开盖在爷爷尸体上的白布,我看着他苍黄瘦削的脸,一下子就哭出来了。这泪水不是出于悲伤,而是出于恐惧。死亡对我来说,因为陌生,所以惊悚。


可是,死亡真的陌生么?


它在我们周遭每天都发生,缓慢侵蚀着生的力量,生命的虚弱、干涸、消遁一刻不停地发生。生命的短暂与无常,永远如是。可是我们愿意去想光明的生的情景,而逃避着死亡的念头。我们厌恶思考从“死”里获取对于我们的生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把它缚在压抑的潜意识中。


如何看待死,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生。读日本中世纪武士道的原典《叶隐》,有四个字在我脑中一直挥之不去:“向死而生”。我想,不以延长寿命为目标的人生,大概会有些不同吧。三岛由纪夫对此的解读我谨记在心:“我们汲汲以求生之美的同时,倘若过于倔强于生,我们须了然我们恰可能背离我们生之大美。”


元宵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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