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海玲：陈年的人，陈年的事

01

奶奶是父亲十二岁那年去世的。也就是说，我的生命里压根儿就没有奶奶这个人。父亲对奶奶的记忆也不多，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对自己的母亲能有多少记忆呢！

但有两件事父亲记得非常清楚。

一年夏天，父亲去河东（村东头有一条河，河西面的村子被河东面的人称为“河西”，河东面的村子被河西面的人称为“河东”。）走亲戚，一走就是好几天。奶奶有些惦记父亲了，就抱着大伯家不到一周岁的大姐坐在炕上对着窗口一边张望着一边和大姐叨咕着：“你老叔都走好几天了，怎么还不回来呢？”奶奶话音还没落，父亲就进院儿了。

父亲描述这件事儿时，当年的记忆应该是复活了的。父亲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那时候，农村每家的日子都过得艰难，而父亲家则是异常艰难。奶奶常年生病，只靠爷爷一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儿，养活一大家子人，可想而知日子的窘迫。

父亲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父亲能得到多少母爱呢？

穷困潦倒的日子，活着本身就不容易，还奢求什么爱呢！

儿子几天不在家，母亲想儿子了，儿子也想母亲了。当思念和思念碰撞到一起的时候，儿子和母亲见面了。那一刻该是何等的让人欣喜啊！

父亲之所以那么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是因为那是父亲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母爱。因为不久后奶奶就去世了。

父亲记得的有关奶奶的第二件事就是奶奶的去世。

那天奶奶突然病情加重，至于是什么病，谁也不清楚。反正奶奶快不行了。爷爷找来几个邻居用一块门板抬着奶奶往医院赶。医院在十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公社。还没等赶到到医院，奶奶就咽气了。于是帮忙的人又开始往回抬奶奶。从家里往出抬时，奶奶还是个活人；从外面往家里抬时，奶奶是一个死人。按家乡的规矩，死人是不可以进村子的，因为死人进村会给村子带来晦气。但不知为什么，奶奶却被抬到了家门口，村里的人没有阻拦，可能是因为父亲家当时的情况太凄惨了吧！村里人实在不忍心再难为这家人。

奶奶被抬回来放在家门口时，父亲还不知道奶奶死了。后来有一个人告诉父亲说：“你妈死了！”父亲不记得是谁告诉他的了，只记得自己一个人跑到房子后面大哭了一场。

奶奶出殡那天的事，父亲也不太记得，却记得那天不知是谁给了他一个饼子吃。多奇怪啊！自己的母亲从家门口被抬到了坟地，当儿子的竟然没有太深的记忆，却深深地记住了那天他吃了一个饼子。难道饼子比母亲还重要吗？当然不是。父亲毕竟只有十二岁啊！那个年代十二岁的孩子懂什么啊！相信长大成人后的父亲也会善良地原谅当年十二岁的自己的。

从父亲口中得知关于奶奶的事就这么多了。我既没有见过父亲的母亲，也没有见过父亲的母亲的照片，因为奶奶一生没有照过相，也不知何为照相。

奶奶的坟前我一共去过三次。一次是2000年我结婚前夕，父亲带我去的。父亲说：“你要结婚了，应该去告诉奶奶一声。”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别是2014年和2015年的腊月，去给奶奶上坟。

奶奶在我的生命里是一个不相干而又相干的人，因为我出生时她早死了，因为我的血管里也流着她的血。

02

爷爷是在我26岁那年去世的，享年81岁。爷爷在我的生命里存在了26年，26年里爷爷一直是一个干瘦的老头。

我记事之后，爷爷就不怎么劳动了，虽然爷爷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做了一辈子农民。爷爷的儿孙都算争气，日子过得还好，也不用他操什么心。所以我记事之后，爷爷就在安度他的晚年。

爷爷育有三子两女，奶奶常年生病，家庭的重担就爷爷一个人挑。虽然爷爷咬紧牙关，拼命劳作，可家里干活的人少，吃饭的人多，所以爷爷家的日子在村里穷得数一数二。亲戚见了爷爷都躲着走，怕爷爷借钱、借米。但爷爷人穷志不短，虽然日子过得穷，但爷爷并不悲观绝望。

为了多挣工分，让家里人吃饱肚子，爷爷在生产队下地干活时向来是打头的。无论是春种还是秋收，爷爷总是那个田地里遥遥领先的人。爷爷穷的全村出名，爷爷能干也是全村出名。

多么荒唐的逻辑！爷爷最能干而又最穷。如果不感慨爷爷的命运，便只能感慨那个时代了。

爷爷在那个年代里，辛苦得像一头牛，日复一日耕耘着土地，年复一年憧憬着未来。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着，爷爷的日子一天天艰难着。按理说孩子大了，爷爷的日子会轻松些，可恰恰相反，孩子越大吃的越多，而爷爷手里的活计却没少。村子里别人家的孩子要么不上学，要么上几天就辍学了，回家帮助父母分担家务，或去生产队参加劳动。因为是孩子，生产队不按整个劳动力记工分，按半个劳动力记，也叫“半拉子”。别人家的劳动力越来越多，而爷爷家的劳动力却不见多。

爷爷没有上过学，但爷爷却坚定地认为上学读书有文化将来才会有出息。

怀揣着这样的信念，爷爷再苦再累也坚持让孩子上学。

东西邻居都劝爷爷，“家里这么困难，别让孩子上学了，回家来帮你挣工分吧！”爷爷却说：“现在苦点怕啥，有文化将来才有好日子过。”|

后来事实证明，目不识丁的爷爷，还是很有眼光的。爷爷的五个子女中除了二伯和大姑读的书少些外，大伯、父亲还有老姑都读到了高中毕业。因为爷爷重视教育，所以他的子女也都重视教育，一代又一代良好的家风就形成了。以爷爷为代表的这个家族日子越过越好。

爷爷土里刨食一辈子，他的三个儿子谁也没有拿过他手中的锄头，因为爷爷把手中的锄头攥得太死了，他不愿意儿子再像他那样辛苦地生活。爷爷一直过着穷日子，让人瞧不起。爷爷要让他的儿子过体面的生活，让人尊敬。爷爷的目的达到了。大伯和父亲做了老师，二伯当兵转业后回乡当了一名基层干部。三个儿子虽没有大的作为，但足以让爷爷在村子里，在亲戚面前扬眉吐气了。

爷爷的眼光不仅表现在供孩子读书上，还表现在孩子的人生选择上。

听父亲讲，大伯当年书读得特别好，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没能走进大学的校门。书念不成了，大伯回到了村里。作为文化人的大伯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小队当会计，二是去村小学当教师。当时的会计是个肥差，而教师却令人不屑。“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教师这个行业在当时有多不景气，既挣不了几个钱又没人敬重。

村里的老人都鼓动爷爷，说让大伯当会计，千万别当老师。尤其是村上的一个姓高的会计还现身说法，说会计如何如何好。而且还诱惑爷爷说：“先让你大儿子在队里当会计，等过几年我岁数大了，就让你大儿子接我的班，来村里当会计，多好啊！”

众人好言相劝之后，爷爷却让大伯做了老师。在别人看来，爷爷有些不识

时务。鱼和熊掌都摆到那儿了，爷爷偏偏选择了鱼，难怪众人不解。可爷爷却有他自己的一番说辞，爷爷说：“现在看当小队会计是挺好，可一旦有一天小队没了呢？还是老师长远，到啥时候孩子都得上学，有学生在就得有老师教。”

爷爷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却预知了未来，后来小队真就没了，大伯却稳稳当当做了一辈子老师，直到退休。

03

大伯爱好广泛，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无师自通。

大伯写得一手好字，无论是钢笔字还是毛笔字，十里八村都是出了名的。每逢年关将近，大伯就成了村里最忙的人。从早到晚，家里来客络绎不绝，而且每个人腋下都夹着一沓红纸，他们都是来找大伯写春联的。大伯的脾气极好，来的人无论男女老幼，大伯有求必应。什么“肥猪满圈”“金鸡满架”，什么“抬头见喜”“出入平安”，什么“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楼”，大伯就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写，不但自己搭上墨汁还得点灯熬油。直到农历除夕前一天晚上，大伯的春联才算写完。

除夕那天早上，出门看吧！家家户户大门上、房门上、鸡架门上、猪圈门上、马车牛车上到处都是大伯的字，红纸黑字那叫一个喜庆啊！

大伯的书法展一年一度，持续了好多年，直到后来现成的春联流通进了乡村，大伯的书法展才停止。不再有人找大伯写春联了，大伯会不会有些失落呢？这个可能只有大伯自己心里清楚了。

大伯还会下象棋，而且下得特别好。北方的夏天夜短昼长，每每吃完晚饭，大伯就直奔大沟（村子中间有一条沟，大伯家在沟东边住）西沿，老赵家门口的那几棵大杨树去了。杨树荫下是象棋爱好者的天堂，只要不是刮风下雨，那里就会聚集好多人，既有下棋的，又有看热闹的。大伯在其中，飞象走马，往往能坚持到最后。

大伯还会拉二胡，人都说二胡难拉，可大伯却能拉得抑扬顿挫。

大伯很有才华，如果出生在一个好的时代，或许大伯也会成为一个什么“家”的。

大伯年轻时应该是一个文艺青年，所以和文艺不太靠边的事情大伯是做不来的。

父亲说大伯刚不上学那阵儿，学过一段开拖拉机。也不知道是师傅不够专业，还是大伯确实不适合开车，反正大伯学得不好。有一次大伯在前村的场院里开拖拉机，开着开着就把大墙撞倒了，于是拖拉机就从场院里到了场院外，拖拉机走的不是门，走的是墙。大伯的手适合拿笔、拿棋子、拉二胡，不适合摸方向盘。

从那以后大伯就不开拖拉机了，不久之后大伯就做了老师，再不久之后大伯就被调到乡中心校做领导去了。

04

记忆中的二伯没有大伯的好脾气。二伯的脸总是阴沉着，一副吓人的样子。

奶奶去世后二伯就不读书了，不读书是因为二伯觉得家里太困难了，他要和爷爷一起扛起那个破烂的家，就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安一样。

二伯不上学了，就开始给生产队放牛，有时还带着父亲。哥俩经常一人骑一头牛，再赶着一群牛，出村进村，不亦乐乎。

起早把牛赶出去，天快黑时再把牛赶回生产队。一大天二伯都在野外呆着。有时饿了没什么吃的，就下水摸鱼。父亲说二伯抓鱼的本领可高了。一个猛子扎进水里，老半天也不出来，等出来了就会发现二伯左右手攥着的，嘴里叼着的都是鱼。天气好时，就拢一把火把鱼烤熟了吃；天气不好时，索性就吃生鱼。

有一天，父亲没和二伯去放牛。晌午时有一个邻居气喘吁吁地跑来找爷爷说：“你家二小子没好声地在南沟子那嚎，是不是碰见狼了，你快去看看吧！”

爷爷撒腿就往南沟子跑，到那一看才知道原来二伯不是碰见狼了，而是被蜂子蛰的倒在地上起不来了，爷爷连拖带拽把疼得嗷嗷哭的二伯弄回了家。

二伯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放牛的时候二伯也就十几岁吧！一群老牛被他治得服服贴贴。我问父亲，二伯性格像谁，父亲想了半天说，应该是像他舅舅。其实父亲的舅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父亲是不知道的，因为父亲根本就没见过他舅舅。只是听别人讲，他舅舅年纪轻轻就离家做“ 胡子”（土匪）去了，从那以后就没人见过他舅舅。

二伯许是像他舅舅的。父亲说，有一次他和二伯赶牛回村，刚走上村口的小桥，牛群就毛了，开始狂奔起来。父亲和二伯原本是骑在牛背上的，而且为了舒服，还用麻绳做了脚蹬子搭在牛背上。结果牛群一毛，父亲和二伯都被掀翻在了地上。父亲仅仅是被摔到了地上，而二伯由于脚蹬子还挂在脚上，而麻绳还在牛背上，结果二伯被牛拖出去好远，直到牛群平息下来，二伯才从地上爬起来。可想而知，二伯当时的情形，身体虽无大碍，却也到处是伤。

从地上爬起来的二伯霎时变成了一头牛，气势汹汹地把牛群赶回了生产队。然后牵出了把他掀翻在地的那头牛，并且把牛拴在了一个木头桩子上。二伯在生产队屋里找了一把刀，手起刀落，那头牛的耳朵被二伯割豁了。鲜血迸射，牛蹄乱蹬，大声哀号。

放了几年牛后，二伯就去当兵了。二伯去当兵是一种机缘巧合。父亲说那年征兵本来是没有二伯的，二伯是代替别人去的。应该去当兵的是村里一个王姓青年，王家生活条件好，舍不得孩子离家去部队。而二伯恰巧和那个王姓青年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在爷爷的支持下二伯结束了他的牛官生涯，为祖国站岗

放哨去了。

复员转业后，二伯回村做了大队书记直至退休。二伯不怒自威，一生为官清廉，深受村民爱戴。

05

下面说说父亲吧，其实不是我说父亲，而是父亲说他自己，我只是作为一个听众转述而已。

大伯、二伯、大姑都成家独立门户之后，家里就只剩下了爷爷、父亲、老姑三个人。

爷爷常年在生产队干活，积劳成疾得了气管炎，咳嗽、上不来气儿经常伴随着爷爷。身体变坏之后，爷爷便开始在生产队喂猪，晚上就在生产队住。爷爷无暇顾及家里，当时父亲在离家五里外的公社上学。

父亲还记得他第一次做饭的情形。老姑蹲着烧火，父亲站着贴玉米面饼子。哥俩一阵忙活之后，开锅准备吃饭，结果发现饼子没熟，根本就不能吃。是饼子太厚了吗？是火烧少了吗？哥俩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原因。

父亲毕竟比老姑大些，就去问邻居。原来饼子不熟是因为父亲活玉米面时用的是凉水。后来父亲再做饭时就知道用开水活面了，之后父亲和老姑就可以吃上熟玉米面饼子了。

每天父亲都要早早起床，先做饭，吃完饭再去上学。

别人家有妈的孩子，一日三餐不用自己张罗，可是父亲不行，早晚饭自己做，中午在学校根本就不吃饭。别的同学中午打开饭盒吃大米饭咸鸭蛋的时候，父亲就躲到一边去，等人家吃完了，父亲再回到教室。

父亲那时侯还是个孩子，妈没了，爹又忙于生计，只能自己照顾自己，艰难度日。

父亲说，有一年过年包豆包，豆子少，做豆馅儿不够。怎么办呢？父亲想出了一个办法，把高粱米煮熟掺在了豆馅儿里，高粱米和豆馅儿一个颜色，帮忙包豆包的人，谁都没发现。

为了一口吃食，父亲不但要自己动手，而且还得煞费苦心。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父亲一天天地过着，父亲的身体和精神都备受考验。胃病、神经衰弱一直伴随着父亲，从少年到老年。

父亲上学时一直是班干部，小学时是班长，初中和高中时是团书记。那时候家里没钟也没表，父亲说，有时一觉睡醒了，也不知道是几点，继续睡还怕睡过头上学迟到，不睡又不知道天啥时候亮。就穿上衣服往生产队跑，生产队有钟。看完钟点后，如果时间尚早就回家再睡一觉，如果时间差不多了就不睡了。

上学时，父亲除了没有中午饭可吃外，也没有体面的衣服可穿，就和《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在县里读高中时的情形差不多。

父亲说他上高中时，大伯母给他做了一双新鞋，那双鞋的样子他到现在还记得。父亲还穿过一双没有袜底的袜子，穿上鞋后，别人只能看到袜桩，却不知道那根本就不是一双袜子。

青春年少，自尊而敏感，父亲的袜桩就是父亲青春的尊严。

父亲说，他也有让别人羡慕的时候。二伯当兵时曾送给大伯母一条军裤，军裤在那个年代有多珍贵，是用文字难以形容的。面对着军裤的大伯母一定也是心潮澎湃的。可是慷慨的二伯送给善良的大伯母的这条军裤最终却穿在了父亲身上。

大伯母知道父亲上学不能穿得太破烂，就忍痛割爱了。大伯母的这一行为在当时绝对是壮举，可歌可泣。

父亲穿着军裤出现在校园里，父亲内心的自豪感是可想而知的。

寒暑假时，父亲也闲不着，他要帮爷爷挑水，生产队养了一百多头猪，烀猪食用水量非常大。

父亲一共上了十年学，1966年到1976年。父亲的求学生涯是伴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始而开始，又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而结束的。那动荡的十年，父亲没学到多少知识。

父亲毕业后，下过地、刨过粪、看过场院、做过铁匠。后来赶上了县里面向社会青年招聘老师的政策。父亲在大伯的辅导下积极备考，竟然考上了。先是民办老师，后来又转为公办老师。

父亲教过很多学生，所有的学生都说父亲严厉。严厉也是有好处的，年年乡里统考，父亲所教班级的成绩都是遥遥领先。父亲对学生除了严厉外，还特别负责任。父亲下班后经常在道边儿辅导学生，父亲捡根儿木棍儿蹲在地上就开始给学生画图讲题，学生蹲在旁边听。时隔多年后，父亲的学生们和父亲讲，做父亲的学生他们觉得很幸运。

父亲是个孝子，这是全村人公认的。爷爷生命里的最后几年基本上下不来炕，父亲每天端水端饭，接屎接尿，打扫房间，清洗衣服被褥，凡此种种，几年如一日，不厌其烦。爷爷八十一岁，寿终正寝，父亲为爷爷养了老送了终。

以上所写，都是些陈年的人，陈年的事，但我认为还是值得记录一下。里面提到的人有些已经不在了，我的爷爷奶奶，我的大伯母，我的二伯。虽然斯人已去，但往事还在。我的祖辈在贫瘠的年代里顽强地生存着，不悲观、不绝望；我的父辈在困顿的岁月里执着地追求着，不抱怨、不沮丧。他们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怀念不完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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