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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林:“先生活好,再写好!”

陈其林 当代作家 2021-12-11


 关于静之先生,我一直想写个文章,十几年来,而久久没有动笔。

 因为静之先生,在这二十年间,陆续编剧了《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归来》《长城》《大武生》《大唐玄奘》等等一系列的电视剧与电影,声名一日大于一日。源于他的声名,现已只能用一个“火”字来形容,我去写他,大有揩油的嫌疑,故而多次逃离了键盘。

 我是个乡下人,先祖在公元1345年从河南杞县迁徙,几经周折来到了这个叫夏坪桥的地方,近七百年间被分成了很多支,后辈遍布各地。据我估计,南洋华侨、欧美华侨里面姓陈的,也有夏坪桥陈姓的分支。不过,近七百年间,在夏坪桥这块土地上,陈姓后生们进进出出的,有那么一批人,始终没能迈出夏坪桥,我便是这批人的后代之一。
    我一乡下人,偶尔会记起静之先生,是源于1995年初,我收到了他的一封回信。

 那是个严肃文学还存在一丝渺茫希望的时期。我为什么说这希望是渺茫的?因那一时期信息没有现在这么灵敏,北京那一片对严肃文学的慌乱、忧虑之声,还没有传播到偏远的小城市。很多小城市与农村的年轻人对严肃文学,还停留在八十年代的那一份激情里,心卧着“有志者事竟成”的那份坚韧,跋涉在严肃文学的路上。
    在那个乡下人难以出头,就业艰难、港台文化盛行的时期,读书与写作,成了我生活中最为主要的内容。始终相信“一份汗水一份收获”,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每一回熬夜洗一把把的冷水脸时,似乎就能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份满满的收获,在向我招手。源于这份理想,我每个星期都会有投稿。那时稿纸与信封,都要到城里买,投稿也要去城里的邮局。夏坪桥并不是偏远的农村,去醴陵城十公里的路程,家里那辆老掉链子的自行车,就成了我的脚力。

在我不计其数的投稿中,均不如意,也就有了找伯乐的想法,故而给很多名作家、大刊编辑写信。那种作为,现在看来,是不够诚恳的,有点“小人”,因为我在信中会把个人的困境写得特别突出。也就是在这种胡乱给名作家、诗人、大刊编辑的去信中,我收到了四五封名家、名编辑的回信,有牛汉的,也有静之先生的。
    静之先生,全名为邹静之,那时是《诗刊》的编辑,远没有今天这么大的声名。
    静之先生给我的回信,字并不多,“先生活好,再写好!”就这么几个字的一封信,我收藏至今。
    半年后,我去了北师大求学。静之先生以《诗刊》编辑、著名诗人的身份,被北师大中文系请来为我们讲座。因此,我面见到了静之先生。静之先生那天同我们讲什么是好诗,讲克拉玛依事件,满满的社会责任感。那天,讲座中场休息的时候,几位同学挤上讲台与静之先生攀扯。我心藏一乡下人的心态,也走了上去,问静之先生,是否记得曾经给我的回信。他望着我,迅速思索了一下,回答说:不记得,回信是因为有任务。


    

那一天,静之先生在讲座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诗?提这问题时,他把这一问题与“什么是散文”并列。为此,我在一个月内,一连写了十几封信给他,想与之辩论。那时,我以为,什么是诗?虽是个学术性问题,但不能与“什么是散文”并列,如果并列,只能是与“什么是诗歌”这个问题并列。严格意义上讲,诗与诗歌是有区别的,诗弥漫于生活中,诗歌则是诗歌作者在生活的基础上创作出来(或者说是去完成)的一种艺术形式。
    没想到,当静之先生再一次来到北师大同我们讲课的时候,先问湖南的陈其林来了没有。可惜的是,那天我感冒了,爬不起来,没能去上课。同一寝室的,一位叫文君的学友,回寝室后告诉了我这一消息。没几天,不知什么原因,我有种感觉,是文君故意调侃我的傻气,因为他知道,我正想着与静之先生辩论,在等待回音。在接下来的时日,也没心思去其他同学处打探这一消息的真伪。
    大概又过了一个月,应该是静之先生参加西班牙诗歌节回国后,又一次来同我们讲课。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还是写了几封信给静之先生,继续阐述我的观点。那天,天气有点冷,静之先生讲完课,已近黄昏,北师大的路灯已陆续开启,我们几十位同学送他,出了教学楼的门,正不舍,跟在他身后,走上了校园马路。这时,静之先生回过头来,挥着手说,“回吧,都回吧,你们也不容易!”我望着静之先生的背影,听到这句话,心里莫名的涌来几些伤感。一位梳小辫子的男同学,是北京人,也许与静之先生早有交往,故与静之先生一路,那光景,很是惹人。因为这位同学是北京人,他可以不住校,我当时以为,他俩是一路回家。没想到,这天,他把静之先生送出了北师大的北门,又折了回来。那晚,我们寝室来了几个其他寝室的同学,站的站,坐的坐,躺的躺。这位梳小辫子的同学,也挤在我们的寝室里,背靠着邻窗的桌子,与大家一起闲扯文学与社会,突然漫不经心的对我说,静之先生在校门口同他提起了我,要我“好好写”。听着这话,源于有文君的事情怀疑在前,我便有点不屑。几位同学见我不屑,为此,还专门做了补充,说,能被静之先生这种大刊编辑记住,不容易。
    “先生活好,再写好!”,二十多年了,我依然生活在夏坪桥这块土地上,也还在写写,不过,不管写还是生活,均达不到一个“好”字。我以为,不是静之先生忽悠我,而是“好”字能蹦能跳,是个最调皮的字眼,不讲规矩,也永远没有尽头。 “好好写!”这是静之先生托“小辫子”带给我的三个字。我是个笨人,静之先生这三个字,让我思索了二十余年,至今还是不明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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