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安平 ：春秋战国时期的女人
史家笔下记录传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几乎都是男人的历史，王侯将相的历史，女人很难有机会成为王侯将相走上前台，和男人一样去表现，去争取，去叱咤风云。即使当时有些女人确实干出了不平凡的事情，也很难被史家用对待男人一样的平等态度，用历史的大视角去尽量详准、传神地记述下来。
所以后来吕后、班昭、蔡文姬、武则天、李清照等女人的出现才会那么惊耀世人，但仅靠她们几个在历史的长河中仍然显得孤零寥落，这个“半边天”不像男人们那样群星繁闪，统占了历史主要的地位。吕后、武则天、慈禧即使一度掌握天下皇权，也像是侥幸窃取而得，过后必须把权力交还给男人的世界。男人都不情愿让女人占据历史主角的位置，那会让男人很没面子，这种心里甚至表现在普通百姓的很多生活习惯中。女人想要表现自己，干出大一点的事情，实现个人理想，基本上都得源自或依靠部分男人来实现，有一种“暗文化”逻辑，而男人很少需要依靠女人，他们只要在男人的世界取胜即可。
即使是在最具史家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司马迁的笔下，《史记》中经常能看到女人的身影，但也大都是以男性为主要的传记对象，除了西汉时期的《吕太后本纪》外，司马迁没有单独为春秋战国时期任何一位女人单独擢笔为传，没有去着力发掘那个时期的女人在历史长河中的闪光点，与她们身上所具有的人性伟大之处。
“曾母投杼”与“孟母三迁”两个通俗故事，讲了曾子、孟子他们两位的贤惠的母亲，前一个故事通过贤惠的曾母来反衬谣言的可畏。这两个故事暗含一个共同背景，就是都是女人在独立持家，包括养家与迁家，没有男人参与，不需要较复杂、较繁重的社会组织、分工与劳作，否则女人就很难独立完成。比如孔子的母亲年轻时死了丈夫，她就没有能力独自安葬孔父。孔父被别人安葬后，孔母甚至都不知道她的丈夫具体安葬在哪儿，孔子长大后是通过多方查问才找到葬父之处。
通过上段引例讲述，我就是想讲讲在那个生产力水平极度落后的年代，在频繁的民间纠争、社会战争与自然困难面前，作为女人面临的各种压力远远大于男人，她们在与男人竟争时承受着天然的劣势，这决定了她们在社会中能够享有的地位，和在历史事件中能有多少出场露面的机会，并因此得以见诸于文字记载流传下来。她们即使能够参与一些比较顶级的社会活动，出现在历史资料中，也多是以被动、配角的形象出现，她们的行动或命运都是由男人来安排甚至主宰——其中最常见，也最具强力背景的，就是政治联姻。
政治联姻当然是为政治服务，以年轻女性作为国家之间的游戏筹码。比如秦襄公元年，秦国国力还很弱时，“以女弟缪嬴嫁给丰（邑）王为妻”，为了稳定秦国北方，只有舍出孩子稳住狼。秦国与他国联姻的现象一直很活跃，很积极，在秦国不断走向强大的过程中，女人为政治付出的牺牲可想而知，这也从侧面看出秦国文化属于那个时代的独特性，虽然其他诸侯国也在联姻。又比如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国太子妇，此太子后即燕易王；秦以公主送嫁楚太子建，这位公主竟被太子建的父君楚平王强占，生下了楚昭王。这样燕、楚王室的体内都流有秦国嬴氏的血脉，它们对燕、楚两国以后实施怎样的对秦政策，产生过怎样明暗而深刻的影响，值得研究一下，不过历史的结果却是明白摆在那里。
两个国家之间的联姻，现在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只要男女双方你情我愿就行了。但在那个时代离不开以国家能力为倚托，譬如礼物、车马、护卫、衣食等，毕竟一个普通人家很难有勇气、体力与财力走到另一个远方国家去娶嫁的，那时能坐上一辆马车都需要一定的身份地位或经济实力，联姻的男女双方谈不上见面和你情我愿。平民颜回死后，颜回他爹向老师孔子借马车装运棺椁都很难呢，大夫孔子不愿借；晏子的御者以能替晏相驾御马车，比晏子还洋洋得意；管理宫内车马、印玺的赵高，已经算是秦国的高官。许多年后诗人所写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等中的“车马”，仍是指代权贵一族。
正是因为需要实力，所以有权力的王室，都很喜欢迎娶他国的女子，这种心里和现代人喜欢娶外国妞、买奢侈品的心里差不多，也可能是人类为了优化遗传基因而产生的内在要求。民间帮人找对象，也经常说要找远一点的对象更好，其中有一定遗传学上的道理。《史记》中像“齐灵公取鲁女”“齐襄公次弟纠奔鲁，其母鲁女也；次弟小白奔莒，其母卫女也”“秦武王娶魏女为后”“昭襄王母楚人”等有关王室跨国婚姻的记载比较多见。但是说实话，那时近亲结婚、通好的也很多。
政治联姻，和普通联姻一样，也讲门当户对，实力匹配，国家之间实力太悬殊了那就无益于政治利益。比如北戎伐齐时，郑国派太子忽带兵救齐，齐国欲以公主嫁他，忽说：“郑小齐大，非我敌”，认为这桩婚姻不合适，就辞谢了。看来国家王室之间的嫁与娶，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不仅只是利益上的权衡。
作为政治联姻的楷模，后人眼中的“秦晋之好”看起来很美好，但每一次政治联姻的背后其实都是阴谋与算计，比如秦穆公主动索娶晋公主伯姬，其实是想把那个七十岁百里奚作为陪嫁老奴搞到手。秦国曾为了报复、羞辱逃回晋国为晋怀公的子圉，就把原为秦国公主的子圉的妻子怀嬴改嫁给子圉的伯父重耳，造成侄、伯共妻。“秦晋之好”的里子，是秦晋两霸之间的钩心斗角。
政治联姻为当时的政治服务，联姻之后也会产生意料之外的效果，毕竟出嫁的公主也是人，也会发挥主动影响力。比如秦晋争霸之初的那一战崤山之战，秦国大败于晋，秦三将为晋所虏。那三位败将就是靠怀嬴请说，才得以释放返回秦国，他们知耻而后勇，后来再次将兵伐晋，大败晋军，报了崤山之仇，秦晋局势因为一个女人的几句话而出现很大转折。还有楚国公主芈八子，嫁到秦国成为历史上第一太后，掌握实权后，任用了很多与楚国有关系的人为官，还让爱子娶楚国公主，让秦女嫁到楚国，大大促进人文交流，若是男人可能不太热心这种方式，而是直接大举迁民得了。
女人那时作为一种特殊的“性财产”，除了用于政治联姻，也用于分功赏赐或私人贿赂等目的。比如秦国对待头疼的西戎义渠国问题，曾“以妇女百人遗义渠君”等手段进行笼络，但不能起到根本的止战作用，直到秦昭王时，宣太后一边亲自以身怀柔义渠君，另一边发动战争剿灭该国残余，最后才完全收服这个北方之患，这是宣太后以女人的特殊手段解决国家大患。勾践送夫差、伯嚭美女，导致吴亡国，女人起的作用很重要。燕太子丹用“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连荆轲这样尚义任侠的人都有人施以性贿赂，可见拿女人当作性贿赂是那时就有的很普遍的作法。
如果说把一般的女人当作性贿赂的工具，并不奇怪，若把自家的女性当作性贿赂的工具，甚至送给根本不值得的人，那就更显出那个时代女人地位的低下，身不由己。比如齐国的淫相庆封感到罪恶太深，就逃到吴国，吴国不但封以奉邑，还把公主嫁给他，让这个淫贼在吴国过上比在齐国时还优越的生活，吴王的女儿就这么不值钱吗？吴王就不心疼自己的骨肉吗？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例子，看起来符合道义，实则未必。孔子女儿和侄女的婚事，都是由孔子拍脑袋指定的，连狱中的犯人都嫁，这事说高尚点，是孔子把女儿们嫁与“道义”了，说不好听点，他也是在包办婚姻。他的女儿、侄女没有婚姻选择权，这和君王家为了政治利益而联姻，牺牲公主们的婚姻选择权又有什么区别？
当然，在那个年代，对待女人再婚、养情人的态度虽比较开放宽容，但谈论女孩子的婚姻自由，就是一个笑话，后面讲到的“君王后”是一个例外。
如果说把女性作为财产，至少还有财产的价值，女性还能继续“活着”，更可怕的是有人一念之间作出某个决定，她们连活着的机会都得不到。比如那个军事家吴起，齐国攻鲁，吴起为了当鲁国将军，就杀了自己原为齐女的妻子，以博取鲁人信任。虽然他暂时如愿当了鲁国将军，但因此名誉扫地，此战过后鲁国人就不愿再用他——可怜他的妻子，被他想杀就杀了，这在现代人看来是一个人面兽心的家伙。还有“要离燔妻”的故事，也是为了取信于庆忌，要离就让吴王杀死并焚烧自己的妻子，这是人干的事吗？还有燕太子丹，为了取悦一下荆轲，就斩断鼓琴女子的双手，放在盘子上呈送给荆轲欣赏……在那个时代，女人的命运真是叵测啊。
我有点奇怪的是，同为吴国刺客，长相瘦小猥琐的要离这样残忍对待妻子，而另一个长得深目熊背的专诸，却是一个“妻管严”。据说伍子胥在逃亡路上第一次看到专诸，他正跟一伙地头蛇在恶斗，忽然他的妻子在远处喊了他一声，专诸就停止了打斗，要回家去。伍子胥深感奇怪，问他，专诸说“夫屈一人之下，必申万人之上”，看！这个“妻管严”还有一套怕妻理论呢，这套理论可为历代“妻管严”们所用了，倍显志气。后来专诸刺僚成功，他的妻儿得到封赏，过上优越的生活，那都是专诸拿命换来的。要离的妻子和专诸的妻子真是同为刺客的女人命不同啊。
比杀妻更残忍的情况，发生在乐毅率领燕军围攻齐国即墨的四年时间里，即墨城中到了粮尽援绝的地步，即使有田单这样的英雄人物带领全城军民抵抗，可也没办法解决他们肚子饿的问题啊，能想的办法都想了。于是最惨不忍睹的一幕出现了，他们开始每日按定数剖杀妇女老弱充饥，城中妇女被摆上了鱼肉的位置，一直拖到战争反攻的胜利。这种惨烈情况在唐朝睢阳之战时也公开发生过，没有受到朝廷追究。东汉末年有人杀妻之肉招待刘备，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当然，再弱势的女人，命运怎么受人安排，一旦她们手中掌握了影响力，也能发挥出她们的主观能动性来，出现史上经常所说的“惑乱朝政”。楚国的郑袖就是一个例子，她仗着受宠，收受外国贿赂，干涉朝政，导致楚怀王与屈原的死去，楚国走向衰亡。又如骊戎首领的女儿骊姬被晋献公虏回为妃，她就使用离间计挑发晋国动乱，太子被迫自杀，公子重耳、夷吾纷纷远遁他国避祸，晋国公族遭受灭顶之灾，晋国实力大挫。
女人惑乱朝政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是传奇故事中经常出现的内容，不管它的本质是不是男人强扣在女性身上的大帽子，好像女人原本不该参与政事，女人“头发长，见识短”，能懂个什么？可事实上历史上绝大多数都是男人们在“奸臣当道，惑乱朝政”。 奸不奸臣，惑不惑政，不应该与性别有关系，树大自然多出枯枝。
政治有它自己以目标成败论对错的标准，政治目的达到了就是成功的，付出一定的牺牲也值得，性别的因素在其中并不重要，毕竟男人在需要的时候同样会付出牺牲，甚至更多。在参政方面，女人个人品质的好坏倒是容易区分，比如是否淫乱，是否陷害忠臣，是否通奸卖国等。秦国的赵姬，也就是秦始皇的母后，其实是一个命运坎坷的女人，她为秦国走向强大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但在司马迁笔下她是一个可恶的女人，司马迁没有对赵姬的一生给予什么同情，就是因为赵姬到了秦国后仍然淫乱不堪，导至祸发宫庭。人们到现在还在争议秦始皇到底是不是赵姬跟吕不韦生的，不过另一个君王楚幽王，据《史记》记载，的确是春申君黄歇与李园的妹妹李嫣的私生子，李嫣怀孕了被送到宫里，给一直不能生育的楚考烈王生了个儿子，春申君然后就被李园伏杀灭口了。李嫣成了给楚王“送货的”女人，更可悲的是，她也参与害死了自己儿子的亲爹。
还奇怪的是，楚幽王死后，由其“同母弟熊犹代立，是为楚哀王”，既然春申君已死，楚考烈王不能生育，那这个楚哀王又是李嫣与哪个男人私生的呢？李嫣给楚考烈王戴了多少顶绿帽啊？楚国的王室真是复杂。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风气的确是非常淫乱的，孟子师讲了“男女授受不亲，礼也”也没用，它敌不住孔子先圣讲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也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根据现实情况首倡女人“贞节”观的原因，到了汉代对女人的要求就更严格了，出现了《列女传》等书。比如这个“戴绿帽”的掌故，起初就是发生在齐国，崔杼娶了齐国棠邑大夫的漂亮寡妻，这个崔氏又与齐庄公私通，奇葩的是，齐庄公每与崔氏私通一次，就拿一顶崔杼的帽子公开送人，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他们的奸事。崔杼恨得牙嘣响，就造乱把齐庄公给杀了。崔氏后来在动乱中自杀，也没好下场。秦国宣太后一生沉迷于情爱，情人不少，她临死前竟然传令让一位情人殉葬，到死都想拉一位情人到天堂那边陪同继续享乐，可把她的那位男情人吓得尿急。这位春秋战国时期最有权力的女人，屡屡为所欲为，她的表现和一个男性风流君王没什么区别。
著名纵横家苏秦，间接因为女人而死，他与燕国的太后、燕文公的寡妻私通，害怕事情败露，就跑到齐国避祸，结果在齐国被刺客刺伤而死。
鲁桓公被老婆戴绿帽子而死。齐襄公与其异母妹妹文姜小时候就乱伦。文姜嫁给鲁桓公后，他们来到齐国时，文姜又与哥哥齐襄公偷情，奸情泄露，齐襄公就派力士在车上把鲁桓公给箍死了，然后再杀这个力士向鲁国致歉交差。鲁桓公死得可冤，这个齐襄公后来也是不得好死。
鲁湣公也是个大倒霉鬼，别人通奸害他倒霉。齐桓公的两位妹妹哀姜与叔姜都是已亡鲁庄公的夫人，鲁庄公的弟弟庆父与寡嫂哀姜淫乱，嫌哀姜的妹妹叔姜的儿子鲁湣公碍事，就杀了鲁湣公，自立为君。庆父坏事干的太多，鲁国不得安宁，后来被鲁人追杀；坏了心眼杀死亲外甥的哀姜，也被他的哥哥齐桓公追杀，亲外甥还有个亲舅在呢。他们都被送回鲁国受死，罪孽难逃。
那个励精图治的春秋首霸齐桓公自己呢，到了晚年“极溺内宠，衅钟虫流”，因为沉迷于玩弄女人而众叛亲离，下场更悲惨。又如那个“仁而下士”的信陵君，晚年失意后，终日沉迷于女色酒气，很快死掉了。自古至今都是如此。为什么男人都难以度过女人关呢？可能因为男人就是要让人的另一半女人来收拾的吧，相生相克而已。老舍先生说的好，“一个人爱什么，就会死在什么上”。
女人不止能挑起男人之间、朝都之内的争斗，还能挑起国家之间的战争。比如阳生逃难在鲁国时，娶了季康子的妹妹。季康子的妹妹又与叔父季鲂侯私通。阳生归国即位为齐公后，派人来迎接季姬，鲁国不敢让有淫乱私情的季姬过去，于是齐国讨伐鲁国，硬是把季姬抢了过去。这真是一场本来为了面子结果丢了面子的战争，但淫乱的季姬好像很有面子。
因为女人而引起国家之间的战争，又比如齐桓公与夫人蔡姬坐船游玩，蔡姬荡船，桓公怕水，他叫不停蔡姬。桓公回来后恨意难消，竟把蔡姬赶回蔡国。蔡国怒而让蔡姬另嫁，桓公就兴师伐蔡。这又是一场很闹心的翁婿之间的战争，因私废公。
还有吴、楚两国，因为边境女人争抢几片桑叶，引发过一场无厘头的战争，这有点像铜锣湾扛把子间罩户口争地盘。
有惑乱朝政的坏女人，当然也会有明理利政的好女人。比如孟尝君田文的母亲，冒着被丈夫惩罚的危险，私下养大儿子田文，守住了母爱的底限。赵括的母亲，向赵王直言不讳指出儿子只擅长纸上谈兵，虽然赵王没听进去，长平之战惨败，但她保住了家族其他人的生命。新掌实权的赵国太后，能听进触龙之谏，送最宠爱的幼子到齐国为质子，换来兵援，等等。秦国的宣太后、华阳夫人、赵姬三位女性，她们各自在扶持秦昭王、秦庄襄王、秦始皇顺利登基之初，都起到过积极作用，帮助秦国顺利度过政治脆弱时期。
不止是王室之内，普通人家照样能出贤惠的女人。比如齐相晏子的御者的妻子，她看到身材矮小的晏相进出总是那么谦和待人，非常敬佩；而作为御者的丈夫虽然身材高大，但老是洋洋自得，她看着觉得甚是蒙羞，就在家好好数说了丈夫一顿。刺客聂政的姐姐聂荣，是历史早期难得出现的一位平民烈女，她真正做到了“死，有所不避”，行儒家之大义，为天下无数男人所不及。吴起一位士卒的母亲，听说吴起用嘴为士兵吸疮，就痛哭说自己的儿子将会为吴起卖命而战，失去生命……
《史记》中还有不少女性，是以世俗生活中普通女人的形象出现，她们都比较现实，甚至势利；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因为现实生活就是那样，比如苏秦的妻嫂，邹忌的妻妾，张仪的妻子等等。孟尝君困在秦国无路可逃，送给幸姬一件她想要的狐裘，幸姫就为言于秦昭王，让昭王放走了孟尝君，这是利益的交换。因为信陵君以前帮过如姬，如姫就帮信陵君窃取到魏王兵符，调动晋鄙军救赵，这其实也是利益的交换。男人在没有办法的时候，通过女人另外打打歪主意，往往路就走通走活了，古来多此套路。
既然连公主都不能自主人生 ，那女人争取命运，我看比较靠谱也比较常见的方式，还是通过“妇以夫贵”“母以子贵”。比如秦武王无子，他死后由他的弟弟嬴稷继承王位，然后嬴稷的母亲宣太后一下子权倾天下，而秦武王的王后却被驱逐出都城，黯然离场。没有嬴稷继位，也就没有历史上的那第一个“太后”。当然，“妇以夫贵”“母以子贵”的另一面，就是夫、子一旦失势垮掉，女人往往也成为被贬抑甚至打击报复的对象。
还有一个历史事实，就是从春秋到战国时代，女人作为母亲的社会尊崇度是越来越高的，这是因为那时的学校教育正在走向平民化，孝道作为礼教文化一重要部分得到传播，获得全社会的共识与提倡。违背孝道，不善待父母的人，是会被社会道义所唾弃的。比如吴起为了出人头地，告别母亲离开卫国去向曾子求学，没多久他的母亲死了，他不愿意耽误学业回卫国去料理母亲的后事。为这事，曾子极为看不起吴起，同他断然决裂。吴起留在历史上的名声很不好。
又比如管仲，他的母亲在世时，他带兵打仗老是败走，还比较贪财，只有鲍叔牙知道他那样是因为家里有老母亲需要赡养，他不能随便战死。鲍叔牙因此很敬重管仲。
论到孝顺母亲，我最有感于聂政的一句话。严仲子以黄金百溢为聂母祝寿，想收买聂政为他杀人。聂政拒绝严仲子说：“我之所以降志辱身，甘愿当一个市井屠夫，只是为了赡养好老母亲；老母亲在，我就不敢以身许人”。一个亡命刺客都能讲出这样感人肺腑的话来，母亲在世就不敢胡来，可见那时人们对孝道的遵从比现在人做得还好，现在人经常离开家中的父母妻儿，长年外出不归甚至不闻不问。
《史记》是一部非常伟大的巨著，记载了那些帝王、诸侯、人臣事迹，没有为春秋战国时期任何一位女性单独纪传，是个遗憾。春秋战国时代跨越五百多年，肯定有不少值得推崇的女性人物，不去发掘记录，她们的事迹自然很难流传下来。世人家谕户晓的越国美女西施，《史记》包括《春秋》《左传》等头部史书中都没有记载其人其事。
司马迁在他的巨著中秉持了最可贵的以民为本原则，可由于时代局限性，他没有着力去唤醒男女平等意识。进入汉代以后，儒家变异的纲常思想使女权更加衰弱，男性对女权的压迫愈盛。孔子作为至圣先师那么开明，有教无类，弟子三千，也没见收一个女弟子。倒是那个卫君夫人南子慕孔子之名，隔帘向孔子请教问题，把孔子问得抬不起头来，算是给历史留下了一段佳话——其实女人也是好学的，只是她们一直被男人主宰的社会压制着。
女性权利的黄金时期，在原始社会以女人釆摘收集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母系氏族社会时出现过，这之前的游猎时代，和这之后的农耕时代，由于武力和财力的双重压迫，女人都处于顺从男人的地位。近代女性的解放，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当女性可以胜任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从而能够更多掌握自己的权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游牧生活为主的匈奴异域，女人能从事主要生产活动，得以仍然适当保留以母系社会为主，“其俗贵者皆从母姓”。
爱情是一个重要主题，《史记》中很少以美好爱情的视角去描写男女情爱，它不像《诗经》。但其中关于“君王后”这段，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爱情故事：齐湣王被杀后，他的儿子法章躲到太史嬓家管理菜园，太史嬓的女儿很同情这个小伙。法章告诉女孩真实身份后，太史嬓的女儿就和法章私结终身了——明明是两个单身青年自由恋爱，可惜司马迁用了“私通”这个不雅词儿。后来齐国人共立法章为齐襄王，太史嬓的女儿就成了王后，丑小鸭一下变为天鹅。这个女人不但自由选择了婚姻，后来还凭借自己的政治才能，给天性“阔大匿知”的齐人带来过福气，成为史上一位奇伟女子。
从春秋战国到现在，俯仰之间两千年。再看看现在的世界，特别是当今中国，女人的社会地位与贡献不可同日而语。通过这种时空间的巨大改变，我们可以相信一件事情：无论现在存在多么糟糕的情况，面临多么严酷的现实，它们总是可以在未来得到改变的；世上的任何弊病，并不是铜墙铁壁，不可改变。而为了人类自身的进步，付出努力甚至牺牲，有时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的进步不是靠浑浑噩噩躺着过日子，就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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