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们高喊着,我们的文化有多么多么伟大,我们要多么多么自信的时候;就在我们自认为,厉害了,我的国,在世界这个武林,马上就会成为武林盟主的时候;我眯着眼睛看见,这些疯狂里头,我们忘记了鸦片战争,“五四文化运动”诞生的时代背景;我们忘记了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些悲惨的先人;最为悲催的是,我们已开始在记忆中删除鲁迅说的那句:“村口的狗叫了,其他的狗也都跟着叫,但它们不知道为什么叫”
在鲁迅看来,在“五四文化运动“的先驱看来,我们的文化是有劣根性的。当然,发现这些问题的源头,要比鲁迅与“五四文化运动”的先驱早了几十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在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同时,还走出一位大思想家,他的名字叫魏源。魏源同林则徐一样,是鸦片战争时期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的人。我们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就被西方列强欺负。为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很好贯彻并发挥了林则徐了解和学习西方的思想和做法,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不过,在那一时期,我们并没有认清我们文化的劣根性,自吹自擂得很厉害。
以至于慈禧太后才有由虚假捣鼓起来的狂妄与自大,向十一国宣战,以至于到了鲁迅先生写《呐喊》时,还在自序里说:“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
在近段时间,有一个事令我反思,那就是我们的汉字。
汉字有什么罪?现在似乎说不清楚,如果早一百年,回答这个问题的声音里肯定会有一个“有”的哀叹声。一个简单的“一”字,繁体字有多少画,一十二画,一百年前,用的还只有毛笔,细细的磨出一个字,花的时间不可谓不长。说明什么呢?
几千年来,我们的老百姓都在为生存没日没夜的,太多的时间,要为一口饭拼命与玩命,怎么能挤出这么长的时间写字?因此,“识字”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一种奢侈。那么只能说明,我们的汉字不是为老百姓创造的,是专门为一种人创造的,或者说,汉字本身就是一种特权,专供吃穿不愁的人享用与挥霍,还美其名曰“儒雅”。以至于泰戈尔在清末民初四次访问中国,发现清朝因腐败没了,民国为特权致使我们的腐败无法刹车,愈演愈烈,各路军阀你争我夺,对付老百姓的手段倒是一个比一个残忍。为此,泰戈尔最后总结:中国腐败的根源来自于中国的汉字。我以为,这便是我们突然简化了部分汉字的心理认知。
在我们古代历史中,为什么难以找到“难民”一词?难民一词最早出现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的法文Refugee,这个词表示避难者;逃亡者;难民,我们翻译过来,才有了难民一词。我们的汉字里对于百姓出现最多的词为“刁民”、“贱民”、“草民”。
古代的 “施粥”,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怎么看都是一种善举。一个施粥,在电视、书籍里不知刻画了多少善良者或儒雅或英雄的形象,我们为其留下的眼泪应该可与洞庭湖相媲美。我们唯一没有思考施粥的背后还有什么?
施粥有稀有浓,有薄有厚,这就给了施粥者一定的操纵空间。为什么不给硬食呢?追根到底,就是不能给逃难者硬气,逃难者有了硬气,施粥者似乎就会失去“安全”,还有重要的一点,施粥者在施粥的日子里能牢牢掌控逃难者的生命迹象,如果因为施粥而引起了其他事故,人财两空,名利尽失,在我们看来,那是最大的愚蠢。在施粥者背后,有着强大的刁民与贱民文化为其打气,施粥者才会儒雅,施粥者才会“英雄”,也源于此,我们才会被施粥者的善举感动得痛哭流涕。
历史的车轮把我们推到二十一世纪,可幸的是,在近百年来,我们简化了部分汉字,我们普及了教育,我们有了电脑。不过,在施粥文化的背后,原“草民”“贱民”们抬头一瞧,低头一想,“施粥”风尚毕竟刻骨铭心,“施粥”之殇依然还在,厉害了,我的国,文化弊端并没有彻底得到改善,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如果不小心走偏了,等待我们的是“受二茬罪,吃二遍苦”。
作者简介:陈其林,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作家协会首届理事会副理事长,株洲市中共党史学会理事,耿飚将军研究会会长,《当代作家》公众号创办人、主编。近年来,党史研究文章散见于《中华魂》、《炎黄春秋》、《中国统一战线》、《文史博览》、《株洲日报》等杂志报刊,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网、人民网、环球时报等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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