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国：一个站着的灵魂
舒乙的 《香港:最贵的一棵树》早就读过。整理书橱，无意间看到那张已经发黄的剪报，又读一遍，感慨依旧。
一棵树，一棵普普通通的老榕树，它能繁茂地生长在香港最热闹的地方湾仔，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更可况，有一天在它旁边隆起一座大厦，它依旧活着，呼吸着它自幼就熟悉的那块土地的气息。在修建大厦之前，光为护树一项就花了近2390万港币，这种昂贵的保护措施不能不让人唏嘘和动容。在这个商业化的世界，为了人类设计的图纸，砍伐或移走一棵或几棵树，这根本不是事，一切都那么“天经地义”。可是，香港人遵行的是另一种“天经地义”：不是要树让楼，而是让树和楼尽可能地安然共处。
如果让人像对待其它生灵一样对待一棵树，也许有人会觉得有些“神经”。作为一个活的生命，树生存的权利常常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被剥夺。我曾亲眼看到，工人站在吊车上，用电锯把一排高大的白杨树拦腰锯断，据说是为了城市的美观。这样的例子太多。在电锯的噪声中和树的悲泣中，一幢幢水泥建筑耸立起来，一条条宽阔的马路伸展开来。
曾读过一篇资料，印度一位教授对一棵树的价值算了两笔账：一棵正常生长50年的树，如果按市场上的木材价值计算，最多值300多美元。但是如果按照它的生态效益来测算，一棵生长50年的树，每年可以生产出的氧气，减轻大气污染，涵养水源，为鸟类及其他动物提供栖息环境等等，将这些价值综合在一起，一棵树总值将近20万美元。然而，这位学者仍然是以货币的视角来看问题的。
诗人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一棵树，就是一个站着的灵魂。此种心灵感悟，是精于计算的专家所匮乏的。美国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居住在绿阴丛中的居民，邻里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人际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和谐，人们喜欢外出，有安全感，心理更趋平静。那些住在钢筋混凝土中的居民，则深居简出，更喜欢呆在公寓中。应该说，这比印度学者的看法要更接近心灵。
每一种树都是造物主独一无二的创造。最古老的树，譬如银杏，可追溯至2.5亿多年前的三叠纪。曾经和银杏一起繁荣的恐龙早已成为化石，它们还活着，像祖先一样活着。分布在地球上的6万多种树木，各有自己的生存之道。长成什么样，何时开花何时结果，雌雄同株还是雌雄异株，传粉靠虫媒、风媒还是鸟媒，它们的生命密码是上帝设置的。德国作家彼得·渥雷本 《树的秘密生命》中说：“每棵树都只能有一位继承者，成千上万的种子里，只有一颗能长成大树。”突然间，我感到生命来到世间的偶然和因缘。
我总以为，树是有记忆的，甚至有自己的欢快和悲伤。当我们回故乡看到一棵老树，它是多少旧事的亲历者：它曾见过爷爷迎娶奶奶的花轿，它曾听过父亲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声啼哭。哥哥曾爬上树顶，做过一回英雄；姐姐曾在树下，头戴枝叶假扮过新娘。一棵老树身上藏着的秘密，永远比人们向它倾诉的更多。我下乡插队时听过一个故事，两棵树靠得很近，如同情侣，主人砍掉了一棵，另一棵后来也悒郁而死。它们不会像舒婷《致橡树》那样抒情，但它们就是那样活着的。东晋大将军桓温第二次北伐时，路过故地金城，看到当年自己亲手种下的柳树已粗至十围，顿生无限伤感：“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他抚摸着柳条泫然泪下的时候，我确信，这棵柳树也在流泪。
许多作家喜欢树。废名爱树，竟至成癖，知堂先生说读他的文章最好坐在树下。三毛说：“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阿城的《树王》，是“文革”年代的故事。当那棵号称树王的古树被折腾了四天，终于被砍到，主人公肖疙瘩的生命也彻底耗尽。卡尔维诺的小说《树上的男爵》，柯西莫从少年时爬上树之后就再也没下来，他在树上生活，从12岁一直到年华老去。这里“树”的故事当然是一种寓言，那是作家领悟的树的哲学，或曰大地的哲学。
令人欣慰的是，香港老榕树那样的故事越来越多。如果你行至宣武门崇光百货所在的那条街，会看见一棵树傲然耸立在道路中央，两旁的机动车道都让“路”于它，车辆也绕道而行。我所生活的常州，文化宫广场东侧，有一棵古老的朴树，因修地铁，人们小心翼翼地给它暂时“搬家”，等地铁建好后再把它迁回“老家”。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这样的境界令人敬佩。我行走皖南和浙南时发现，几乎每个古村落村头都会有一棵大樟树。那样的大树，是一个地方的标识，是一个村庄的历史，是一个家族的精神。那样的大树，往往挂满了红布条，因为在乡民眼里，古老的树是通神的。你愿意去相信每一株植物都是有神性的，内心便会感到一种庄严。
树，就是一个站着的灵魂。一棵树的故事，很多情形下，就是关于灵魂的故事，一个族群，一块地域，一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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