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珍 : 童年的脚印
“兰芝里”——小村的名字颇有点不同凡响，典雅中似乎还透出一丝高贵。许是沾染了芝兰的灵气，早先盛产秀才，是远近闻名的“秀才庄。”
千数口人的村子有两个十字大街，东面的街口紧邻一方小小的池塘，池塘再往东，连着一口大水井。东十字街口正北是一条宽阔的开放式胡同——“狮子胡同。”(文革前胡同口还有两只大石狮子)我家就在“狮子胡同”南首，坐东朝西。
沉睡的小村每天都是被挑水人吵醒的。晨光熹微，井台上已站了一个汉子。他叉开双腿，熟练地把桶扔向水面，随后猛一晃手中的绳子，水桶便失衡下沉，水瞬间就灌满了。汉子双手发力，手中的绳子越拔越短，水桶便乖乖地一点点升上来。
一个，两个，路上担水的人越来越多。“吱呦、吱呦，”扁担钩子和铁桶提手摩擦的声音响个不停，一前一后俩水桶颤颤巍巍地不断摇晃，挑水的大姑娘小媳妇也和着这节奏，一步一步像踩着鼓点，扭着腰肢款款前行。井台上围了一圈人，说着闹着，不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天大亮了。
很小的时候，奶奶便对我说，村里的疯婆娘曾把她的孩子扔在这眼井里，淹死了。因此，老井于我而言，既神秘又恐怖。特别是冬天，井沿上结了一层又一层的冰，溜滑放光，大人都提心吊胆。可好奇心还是战胜了恐惧。自然是无冰的某天，我小心翼翼地靠近井口，伸长了脖子，见四四方方的井口下，圆圆的井筒子好深好深，尽头是一汪亮亮的水，好像还微微晃动。
后来，村里一个姓井的孩子，一不小心就掉进了这口井里。幸亏我的小叔身手敏捷，下到井里把他捞了上来。自此，我便对这老井避而远之。
2闷热的夜，我被一声声炸雷惊醒。伸手一摸，睡在身旁的奶奶竟然不见了！我急忙爬起来，窗外一个紧似一个的煞白闪电，把院子都照亮了。就见父亲和母亲，慌慌张张地跑出了大门。
我胡乱穿件衣服，赤着脚就跑出了屋门。电闪雷鸣中，水塘周围已有不少忙碌的身影——原来他们在抢收地瓜干。那些地瓜干被挂在一排排的铁丝上，铁丝拴在木桩和柳树上，围了水塘整整一圈。
雷声更响了，闪电如一道道火鞭抽打着低沉的夜空。我怕极了，想穿过街道，冲到人群中找奶奶和父母，可又不敢，被雷劈中了可了不得。进退两难的我被困在大门底下，不由哇哇大哭起来。
父母和奶奶收完了地瓜干，刚刚把我抱回屋里，大雨就噼里啪啦地落下来了。说来也神，也许是那夜的惊雷给我开了窍，此后，三岁的我便有了记忆。
巴掌大的水塘太小了，除了一洼水和沿岸几棵柳树，啥也没有。北岸低缓，人们在那里竖上了几块青石。盛夏时节，泥猴似的孩子会被他们的母亲或奶奶按在上面洗白白，女人们喜欢在这里浣洗衣裳。一次次抡圆的棒槌，重重地落在石板上，“乓乓”的捣衣声，清脆响亮，敲打着日头，催赶着光阴，在春夏秋三季里轮回。那清贫岁月里一串串美丽的笑声，落满了小小的池塘，落满了我的童年。
羡慕那些穿花衣裳的妙龄少女，我渴望自己快快长大。为了证明自己不再是小屁孩，我决定拿几块手巾去池塘小试身手。没成想，手忙脚乱中，顾此失彼，一块毛巾竟顺着水流缓缓漂向了水中央。我欢乐的童年也随着那块毛巾越漂越远，再也不见。
3池塘和老井到底存在了多少年，村人谁也说不上来。也许自有了这个村庄，它们就在这里看着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同样让我感知岁月漫长的，还有我家的两棵姊妹树——两棵俩成年人伸长胳膊才能合抱的梧桐树。一棵在我家院子里，一棵在我家南墙外——实际它已经站在十字街口的北侧了。
这两棵树虽远比不上水塘和老井悠久，却也有几十年了吧。每年暮春，巨大的树冠缀满了一枝枝一串串喇叭样的紫花儿，层层叠叠，密密匝匝。远看俨然两片紫云，拥簇着我家小院，蔚为壮观。
尽管奶奶每天早上都把院子扫一遍，可不到半天，依然落花满地。我和弟弟专挑那些没有开放的花苞，对准其头部，猛然落脚。“啪、啪、啪”——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惊得一旁觅食的小鸡们四散逃窜。
此时，街上梧桐树东邻的南墙根下，齐刷刷地一溜老头儿，或坐或蹲，清一色的黑棉袄、大烟袋。其实他们很多人冬天就在这里了，不过春暖花开后，队伍也更加壮大。在他们的谈笑间，村里的往事新事、红白大事，某某年轻时的囧事，让你听得津津有味。沐浴暖阳的新闻中心，每天都发布不一样的故事。
盛夏的梧桐如一把张开的超大阳伞，炽烈的日光想找点缝隙钻下来都很难。小院被罩得严严实实，凉爽怡人。家人都在午睡，静悄悄地，树上偶尔有三两个“豆虫”“啪”一下掉到地上，那些鸡们就你啄住一头，我啄住另一头，争得不可开交。
大街上的梧桐树下则是另一番景象。那些勤快的婆娘们早早就聚到了这里，嘴里叽叽喳喳，手上飞针走线——“哧㘄哧㘄”纳千层底的，缝衣做鞋的，好不热闹。
这颗梧桐树还有一个作用——做照相的背景。一看到拍照片的来了，我们小孩子便呼啦啦围上去。若是能和家人合个影，那真是天大的荣幸了。虽然是黑白照片，虽然衣衫破旧，甚至鞋子还露出了脚趾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看看，那一张张小脸蛋上骄傲的笑容，都挂不下了！
4我们家对过就是村卫生室。那时候人们管里面的大夫叫“赤脚医生。”奶奶总是说成“赤疗医生，”让我纳闷了好多年。父亲就是其中一位，当时他还很年轻。
我喜欢跑到对门去玩。进门是一块巨大的水泥板当影壁，我高兴的时候便向父亲要支粉笔，在上面涂涂画画，那算是我人生中最早的作品了。
父亲的活儿无非就是拿药打针输液，他对病人总是笑眯眯的，不忙的时候，还会和他的病人下盘棋。那位德高望重的老医生，总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我有点望而生畏。他后面那一个个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小抽屉(中药柜)上，还写着不一样的字。我一直充满了好奇，却从来不敢问。直到有一天，有个乡亲来抓中药，我才得见其中的奥秘。
最盼望的是父亲给我和弟弟拿来防疫的“糖丸。”多数是粉红色或天蓝色，圆圆的，野葡萄般大小，最甜。还有一种白色的圆锥样的“宝塔糖，”我们每次都央求父亲多给几颗，可他总是严肃地说“可不行，这是药！”
最恐惧的是打“预防针。”我和弟弟坐拥地利人和之便，所以每次都是前两名。可每每父亲让我伸出胳膊，给弟弟做榜样的时候，我却直往后退。弟弟总是大义凛然地撸起袖子，在赤脚医生们的赞扬声中，完成他的又一次“壮举。”
包产到户以后，卫生室解散，父亲他们单干了。正逢村小学建造新房，我们一部分学生便搬到了闲置的卫生室。那年，我的老师恰好是邻居家的姑姑，她待我特别好，课下经常给我梳小辫。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课间我们经常会感觉饥肠辘辘。只有我，几步跑回家，一块卷子，两根咸萝卜条下肚，回去上课绝对耽误不了。同学们那个羡慕啊！
5奶奶身材瘦小，做事干净麻利。她那一双三寸金莲也就二十公分长，很周正的样子。每当她牵着我的小手带我去串门，自己总很适宜地说：“奶奶脚小，慢点慢点。”奶奶笑呵呵地摸摸我的头：“俺孙女真好，这么小就知道疼奶奶了！”
最常去的是祥奶奶家，她家就在十字街口南边，和我家隔街相望。我知道，奶奶和祥奶奶都中年丧夫，最要好。她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寂寞的我只能把墙上的领袖画像和红灯记剧照的连环画看了一遍又一遍。也只有在她家，我才有勇气说自己饿了。祥奶奶便起身把挂在房梁上的一个竹筐取下来，从里面拿一块干粮，递给眼巴巴的我。唉，竟是和我家一模一样的地瓜面窝头。我咬了两口，又干又硬，实在难以下咽，便又递给了奶奶。
祥奶奶身材高挑，年轻时是个大美人，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几十年前，我们村最有钱的地主离世，出大丧，特隆重。周边三里五村的人都来看热闹，十七八岁的祥奶奶在众人中自是鹤立鸡群，美得耀眼。地主的独子——祥爷爷一眼便看中了她，祥奶奶也同样心仪风度翩翩的祥爷爷。可当时祥奶奶的爹娘并不同意，因为祥爷爷早已娶妻生子。
后来，媒人便说，祥爷爷的叔父没有儿子，祥奶奶嫁过来并不是做小，以后有了孩子算他叔父这房的，这叫“一枝两挑。”父母看祥奶奶主意已定，便妥协了。
俩人共事一夫，总免不了磕磕绊绊。好在家境殷实，祥奶奶也很快生下了一双儿女。谁料好景不长，未到不惑之年的祥爷爷竟撒手而去。
奶奶和她同为寡妇，待遇却大不同。唯成分论的时代，奶奶和她的儿女根红苗正，备受照顾。凡和地主二字沾上边的，则受尽白眼，人人避而远之。文革时期，祥奶奶更被抄家批斗，罚她天天扫十字街。
有一次，祥奶奶在我家玩。她指着一个高高的红色小方桌说：“那曾是我家的东西，本来是一对。”这个桌子虽然不大，却精致得很。桌沿下方雕刻着精美的纹饰，油漆亮闪闪的。奶奶解释说那原是卫生室的，解散后分给了父亲。两位老人一时无话。
6我探索这个世界的脚步，就是以十字街口为圆心，不断向外扩展的。
当然最熟悉的莫过于“狮子胡同”了。谁家的饭菜最香，谁家两口子爱打架，谁家孩子最淘气都了如指掌，闭上眼睛都也能准确摸到任何一家的大门。
那时候孩子遍地都是，野得很，按男女自愿结成一伙一伙的。男孩子们打嘎嘎、打弹珠，有时还会和邻村的开战，互掷坷垃，运气不好的轻则鼻青脸肿，重则头破血流。女孩子们踢毽子、跳绳、玩石子、过家家，也很快乐。
我们经常大街小巷地疯跑，到处去看热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跟着大人跑了二三里路，看人家把那个逃跑的傻媳妇捆在小推车上，押了回来。小我三岁的弟弟是我忠实的小尾巴，我总嫌弃他跑得慢，可他依旧执着地跟在我身后。有一次，他不小心烫伤了屁股，就拄根树枝，一瘸一拐地追我。当然，这都是他成为孩子头，统领一帮男孩之前的事了。
那时，娶媳妇是全村的大喜事。为了抢块新娘过门时的喜糖，小小的我经常被人挤跌在地上。我也一次不落地去看闹洞房，新娘子羞红着脸，不配合的还会被筷子敲手，虽有些同情她，可自己还是会跟着那群半大孩子傻傻地大笑。
最尴尬的一次是一个冬日，我们一帮人跑到村子最西头，看人家办喜事。这是迎娶新娘的头一天，按风俗，新娘子的嫁妆刚刚送到——是一件我从没见过的大衣橱，以前都是大木箱子。那些婆娘们也满脸羡慕地评论着，说是新媳妇她父亲亲手打制的。一个我不认识的妇女忽然问我：“你知道新娘子是谁吗？”我茫然地摇摇头。“就是你亲姨啊，你还不知道呢！”她哈哈大笑，四岁的我一下红了脸。趁大家不注意，自己偷偷溜回了家。
小孩子认为死亡是件很遥远的事，可又充满了好奇。十字街口西面那户人家的丧事，震惊了整个村子，家门口挤满了人。我站在她家门口的大石头上，看到死者的娘家人在疯狂地砸玻璃、摔东西，小心脏突突地跳得厉害——村里最俊的媳妇死了，是喝药水死的。正值酷暑，听说尸体都有味了。
某天，我正在家门口玩。突然，胡同里有人大喊“快来人啊！强叔上吊了！”我几个箭步就冲进了北边几十米外的小院。只见强爷爷倒在地上，脸色青紫，舌头伸得好长好长，吓得我立马踅头跑回了家，好长时间再也不敢靠近他家一步。
时节如流，白驹过隙。十岁那年，我们一家搬离了狮子胡同，住到了另一条胡同的新家。两棵梧桐树变成了新房里的床和大衣橱，老井和池塘相继被填埋，一丝影儿也寻不到了。
如今，旧村改造，一片狼藉，“狮子胡同”也荡然无存。我站在曾经的十字街口，在断壁残垣里，努力翻找那些旧时光。我知道，不论自己走到哪里，这里都是我的根。多少次梦回故乡，扎着羊角辫的我蹦蹦跳跳地行走在“狮子胡同，”那些淳朴的乡亲，还是当年的模样，他们笑吟吟地站在自家门口，一声声亲切地喊着我的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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