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麟 ：青涩往事
（一）
19岁那年冬，也就是我初中毕业前的那个寒假期间，我患上了胃溃疡，准确说，是十二指肠溃疡。
我的十二指肠溃疡是如何得的，我十分清楚。
就因为我的年幼无知，天还没大亮饿醒了，从炕上爬起来在馍笼里拿了个包谷面馍，啃了啃，那馍竟然冻的跟秤砣一样的硬，把牙都硌疼了，也没啃下一顶点馍渣渣，气得我把馍往案板上一扔，出门到我家后坡上找软柿子去吃。
我知道，软柿子里面要数“貌魁”好吃，个大，柿子汁多，比别的任何柿子都甜。我对我们村上的柿树非常熟悉，知道哪里有“貌魁”树，也知道那棵树上的“貌魁”柿子最大，最艳，最甜。所以，我一出门就直奔我心目中的那棵柿树去了。
我生活在小山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爬树，我上树，就跟猴上杆一样——不费吹灰之力，且敢挑战全村所有玩伴们的爬树能耐！
由于饥饿的驱使，到了树下，我憋了口气一跳，双手抱住离地面较低的树枝，一揪，将两条腿也悬挂上去，紧接着一拧身体，我整个身子就趴在树枝上，然后，轻而易举地直起身子，寻找我想得到的软柿。
尽管树上的软柿子也被冻得硬邦邦的，但是它毕竟甜，比起苞谷面馍更诱人。所以，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哈气、手搓、在棉衣里摩擦，等不得完全解冻，就急急地吃进了肚子。
我没有在意我吃下去了几个，我只在意我的肚子是不是感觉饱了。还在我把手中的一个柿子弄得有点软了，要下口时，我突然感到我的肚子像刀剜一样地疼了起来，很快疼得我身上冒冷汗。我赶紧下树，但是，疼痛已经把我折磨的身子缩成了一团，不能有一点点的伸展。
我咬紧牙关，下到了大树最低端的树杈上， 抱了头跌落到地上。
小时候我经常肚子痛，所以我没在意，爹妈也没在意。一连痛了十多天，父母觉得不对劲，赶紧带我去县人民医院看大夫。大夫通过问诊，望诊，把脉，透视拍片，确诊为：十二指肠溃疡。
无疑，这病是我空腹吃冰冻软柿子吃出来的。
大夫给我开的中成药——“附子理中丸”，叮嘱我要吃几个疗程，还要忌生冷，忌辛辣，一定要忌！
后来，我就是不能饿，也不能饱，多吃一口，就胀痛。稍稍有点饥饿感，也会引起胃痛。就因为这个病，我忌了将近三十个年头的口。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养成了严格的饮食习惯和规律，我的十二指肠溃疡才算康复，再无须吃药和忌口。
（二）
小时候，我总是盼望着过年。因为，过年新鲜，热闹，有新衣，有蒸碗肉，有白馍，还有社戏，戏场有油粉、饸络、手工玩具和琉璃嘎嘣……
这一切，都源于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所以，生活物质相当贫乏，无论老少都寄希望于春节来个生活盛宴，把一年的甘苦化作来年的美好。
如今，我们国家至少有三十多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民经济不断增长了。加之国家不断调整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着力服务于人民群众，所以，尽管每年国内不少地方时不时出现了一些甚为严重的自然大灾难，但是都被国家及时出手，使得灾害所造成的后果很快得以平复，国民也不感到恐慌不安。而平日里的日常生活跟过年又没有太大差异，所以，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青年人，对祖国的传统节日——年，渐渐淡化，要不是为了儿童们的快乐和好奇，说不定若干年后，传统的春节会于某个节点，渐渐地淡出中国后人的生活视野。
可是，对于我个人来说，让我永远难忘的还是我十一二岁时，祖国大地连续三年所遭受的大旱大捞的自然灾害，还有，连续的三年自然灾害带给我心灵的震撼和刻骨铭心的记忆。
三年自然灾害，大概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
那时，我亲眼见过在麦收前夕下连阴雨。那场雨，就像天河的河床烂了底，没早没晚，没黑没明，直下得黄土流失，山洪爆发，瓦房倾斜，窑洞垮塌，人畜自危。听父辈们说，那一年的夏季，我们这里整整下了四十四天的连阴雨，四十四天，没见过蓝天，更不要说见着太阳。
我只记得那一年啊，我们山村地里的麦子长得出奇好。无论是平地还是坡地，水浇地还是旱地，只要种了麦子，地里的麦穗都齐刷刷的一扎长，麦子快成熟的时候，麦穗都沉甸甸地低下了头。社员们个个喜笑颜开，一见面就说：“今年，咱有呥面咥咧！”
麦梢刚刚泛黄，生产队长就对社员们吆喝：
“赶紧把麦镰磨快了，可别耽误了龙口夺食啊！”
那些天，生产队队长天不亮就东西两面坡察看，看那块地能先开镰。就在他宣布说：“听好了！明天，西坡三亩地开镰！”
谁知半夜里，突然电闪雷鸣，大雨瓢泼，全村家家户户不约而同地点亮了油灯。
让人们始料不及的是，这场大雨一拉开序幕就紧罗密布地下个不停，连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天下着雨，但是却挡不住地里的麦子颗粒的成熟。麦子颗粒成熟了，平地里的雨水饱和得漫过脚面，坡地泥泞的下不了脚。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地里的麦穗由青变黄，由黄变黑，由黑变绿——成熟的颗粒在麦壳里发了芽。
庄稼人都知道，长在地里的麦子一但出芽，即使收割回来晒干碾打入仓，不能交公购粮不说，自家吃也吃不成。蒸馍也好，擀面也好，都胶一样的呥，满口的霉味和苦味。
那时，原本就缺粮，夏收前夕，大多数人家已经山穷水尽只等着龙口夺食。没曾想，到嘴边的麦子就这样被连阴雨给毁了。政府紧急通知，地里的芽芽麦谁愿意要谁就去收，收多收少归自家。
我爹妈拿着剪刀，冒雨从地里把麦穗剪一些回来，摊在滚烫的土炕上试图把麦芽烫死，或者说不让它再继续生长。为了快速地取出带芽的麦粒应付饥饿，他们还把出芽的麦穗放在大铁锅里用火炒。总之，费了老鼻子的力气把出了芽的麦穗弄干了，也和麦壳剥离了，在石窝里捣碎取了面，可是无论弄成什么花样的熟食都难以下咽，甚至连牲畜都不吃。
甭提，人们有多么的痛心和无助！
记得，我们村里有好几户的女人，领着自家的孩子外出讨饭。
有了那些年的灾荒经历，我切实品尝到了饥饿的折磨和恐慌。
在那个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我习惯了用舌头舔饭碗，甚至把掉在地上的食物渣渣也要捡起来放到嘴里。后来进工厂当工人，在职工食堂打饭时，总是希望掌勺的大厨能给我铲点包谷糁锅巴……
我现在还能回味出，我小时候吃过的软枣树叶淀粉做的汤水，那种青苦啊，跟喝清火的中药汤没有什么两样。我记得当时的经验是“不过喉咙门”，这种方法就是把喉咙门开放到最大限度，让青苦的软枣树叶淀粉汤水直接下咽到胃里。
这样的岁月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那时，我最喜欢吃的是包谷糁稀饭，最喜欢吃的菜是萝卜缨酸菜。但是，最不喜欢吃苞谷面馍，尤其是大冬天，苞谷面馍一上冻，那个硬度啊，能把牙崩了。
当然，我的经历也是和我同时代国民共同的命运。要让我爹妈说，还多亏了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像这样连年的自然灾害要是发生在解放前，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
正因为我多次经受过这样重大的自然灾害，经受过饥寒交迫的灵与肉的折磨，我自小就养成了爱惜粮食的习惯。而且还不厌其烦地告诫自己的儿女们。
（三）
记得有一次母亲生病，姐姐给母亲做了一碗麦面糊汤，糊汤里甩了个鸡蛋絮。而这碗吃食在那个多灾的年代，在贫穷的小山村已经是最好的营养品了。母亲已经躺倒两天没吃东西了，当姐姐把这碗带着鸡蛋絮的麦面糊汤放到母亲手里时，弟弟跟过去了。弟弟一点一点地往母亲面前蹭，他的眼神始终不离开母亲手中的碗。
母亲抬头看见了面前的儿子，也看到站在门外的我，母亲示意我也去她身边，我知道母亲的心意，我一转身离开母亲更远了。我叫弟弟到我跟前来，弟弟不理我，当然，我知道弟弟馋母亲碗里的鸡蛋絮。母亲见我不过去，知道我大了懂事，就用勺子舀了蛋絮往弟弟嘴里送，弟弟的嘴就伸过去了。我跑过去拽着弟弟就走，弟弟“哇”地哭了，挣扎着不走（当时弟弟只有四岁）。父亲来了，要我把弟弟放了，我不放，说：“我妈病哩，还没吃一口哩，不许他吃！”父亲说：“他还小，你甭管。”母亲也要我放开弟弟。我想，他们都在惯我弟弟，坚持不放手，父亲就拍了我一巴掌。我一甩手放了弟弟，说了声，“我回河南呀！”撂开脚跑了。
可能是我跑了之后爹妈才反应过来追我。可是，我生气了有爆发力，一口气爬坡，翻岭，出山，跑出十多里路，到了一条大河跟前，大河水流湍急，挡住了我的去路，这时父亲赶到了，什么话也没说，摸摸我的头，拉着我回了家。
现在想来，如果处在现在的生活状况，那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但是，我又想，如果现在发生过去的连年大灾，说不定也照样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天灾，是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
近年来，不要说国内，就是全球的重大自然灾害还少吗？尤其是自2019年末，“新冠病毒”爆发以来，瞬间弥漫了全球，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幸免！全球的粮食生产和供应遭受了空前的厄运。如今，两年时间即将过去，新冠病毒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不断变异，与人类摆开了决战的架势……
如果长此以往，哪个国家，哪个人能独善其身？
可是，眼下很多人却没有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艰苦岁月的生活经历，没有承受过饥饿和死亡的威胁，所以，许多人总觉得有钱就能拥有一切，就不会有饥饿和恐慌和死亡的威胁。
但是，我最想说的是：天灾不请会自降，缺粮必然闹饥荒。莫于丰年不珍惜，饥荒面前悔断肠。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