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一个人在途中
我最早获得的工作是在一家民办的小铸石厂做合同工。二十年前，铸石工艺尚属试产阶段。把辉绿岩加各种配方经高炉熔炼，浇铸成模，经结晶窑、退火窑依次冷却，是耐酸耐碱耐高温的建筑材料。我在这家风雨飘摇的小厂不足一年，留下千疮百孔的记忆。像鞭挞一样，伤疤脱落无痕，疼痛深植骨髓。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我亦终生受益匪浅。
若非特别事件的触动，我仍不大有勇气回顾那些日子，从未和朋友谈起。我的许多朋友尝过流放，尝过铁窗，尝过饥饿与爱情（爱情在那个年代何尝不是一重炼狱），尝过天底下各式稀奇古怪的苦难，我的体验对他们如同儿戏。
其实，人的心理机能和生理构造各不相同。伤害本身无所谓大小，要看它击在什么部位。我有位姨辈头戴纸帽、胸挂破鞋，站在最热闹的渡口向革命群众认罪。她丈夫每天送两个孩子上学经过，都要当众侮辱他儿子的母亲：“看，这是那破鞋！”那女人回到家里，洗把脸，系一条大红长裙，对镜翩然起舞，不但活了下来，后来又有了幸福的家庭。另一位风华绝代的女歌唱家却为第一张大字报，当天晚上从四楼掩脸坠下。事隔二十余年重提此劫，她的同辈人仍要黯然神伤。
那些个看起来好似鸡毛蒜皮，落在身上，可能就是锋利的弹片、喂毒的暗器，而且没有解药。这个人内心的黑暗地狱，在他人那里不过是个几毛钱的魔方，只让指头忙个不停。
一九七三年秋天，我和一批社会青年成了工友。他们从十五岁到三十岁不等，全是逃过上山下乡却又使出全身解数通过各种渠道历经残酷斗争才挤到这份工作的，唯有我是照顾回城的知青。报到那天，我的苍白、消瘦和高度近视眼镜在一群精力充沛的青工中间有如一条绿色蜥蜴那样触目。外婆家教所严格养成的洁癖，以及我总随身带着书本都将逐渐出卖我，我毫不知情。像所有女孩子一样，第一眼我先寻找熟人，很失望，都是陌生面孔。第二眼也同样失望，这家瓦砾遍地的工场不能给我一张干净的椅子，幸亏我事先带了半张报纸，摊在断石上垫坐，然后我掏出了书。
第一印象给人的傲慢与孤僻，立刻像油和水一样把我从人群中分离出来。人们远远地用猜忌、讥嘲的目光螫我。我在书本所构筑的地堡里自觉很安全，早已忘掉一切。
这时候我的不合群尚被看做渊博，高深莫测，至少认为我聪明，马上分配在心脏部位的炉台。炉台的姑娘一直是全厂的宝贝。瞧她们脚踩咯吱咯吱响的长靴，皮手套拉到胳臂上，墨镜推在帽檐。一个个脸蛋被炙得娇艳欲滴，眼睛乌黑灵活，我不止一次为之目眩神摇。不料我的千度近视令我不是将模板打翻，就是让宝贵的石浆四溢横流，第三天我就被撤到第二道工序。
结晶窑仍是关键的工序。我像抓举运动员那样，先要蹲下，才能双手抓起二米多长的沉重铁钎，用腰拱、用膝盖顶着，才能抖抖地把百来斤重的铸模推进窑里。男工们只用铁钎轻轻一钩，把窑门打开，隔三米远就能根据铸件颜色的深浅掌握火候。我的气力不够指挥超过我体重的铁钎，眼睛又不争气。每次都要跑到窑门用手近距离打开窑门，“嘶”地皮手套立刻洞穿，火焰呼地蹿出，燎焦了我的发鬓。几天下来，我的左腮红肿，殃及左耳，高烧发炎。尚未痊愈的我撑着去上班，尽心尽力想保住这份工作。当我满地寻找铁钎，而铁钎实际就在我的脚边时，班长懶洋洋走来，挥手叫我去退火窑。
高炉燃焦炭，结晶窑耗煤，退火窑烧的是木柴。我这块湿木头，被甩到这里，仍不经烧。我们这帮被上几道工序淘汰出来的乌合之众，用铁锹将脱模后依然通红的铸件飞跑着送进退火窑。窑前站一高个子女孩子，操一把长柄铁锨把各种奇形怪状的铸铁叠髙码齐，其灵巧程度远胜于今天人们所玩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这位姑娘自然流露的专注、热情和优美，她那汗水与火光辉映的脸颊、屈伸柔韧的腰肢、匀称修长的腿，令我再次体会到人在胜任愉快的劳动时所焕发出的异采。或许感觉到我欣赏尊敬的目光，她会抽暇向我努一努嘴，示意车间特为她准备的大碗茶。这是唯一对我表示和善的姑娘，但是她太紧张太投入，性格又腼腆，我们始终没能交上朋友。
这类姑娘无论工作技术还是心地品质，都是工厂的精华，工人们无一不对她们刮目相看。我开始为自己在体力劳动中表现的荏弱、笨拙感到羞愧与忧虑。我一直竭尽全力，不仅未能勉强跟上，而且逐渐在无情的劳动中受到歧视和排挤。不由得，我一再怀念我还留在山区的知青伙伴，那是一个多么温暖友爱的集体！每次从大田挑谷回村，总有先到的男知青扔下担子又返身来半路接应我。有伙伴生病，我也曾半夜只身翻五里坟山去供销社买红糖熬姜茶。每每正当我胡思乱想，就有人大声呵斥：“瞧你又报错了型号，眼睛不知怎么长的！”流水工作又劳累又枯燥，有好多双眼睛就等着我出纰漏好乘机鬼哭狼嚎取乐一番。
大夜班，夏天叫我第一个去打夜餐，往往因为太烫不及吃就去操铁锹飞跑，夜餐搁在长凳上不是被人打翻就是落了一层灰。冬天我总是最后一个，只剩下些清溜溜的冷汤。这些我都可以忍受。冷言冷语自不待说，工作上有什么差错，只要能推的都在我身上。我的书被随便拿去垫屁股，垫牙缸，甚至撕两页如厕。新发的纱手套转眼被偷走，受一顿批评好容易再领到一副旧手套，不用时它好好在椅背上，等要用时它不翼而飞，我只好裸手去抄铁锹，掌沿一圈血泡。工段长见了皱皱眉头，脱下一只扔给我，那略带怜悯又不胜其烦的目光令我的心疼得缩成一团。
三班倒使时间错乱，我的失眠症变本加厉。书籍原是我的宗教、我的伴侣、我的救生圈，但是，它也不能拯救我于这场精神危机中，我对自身的存在价值产生了怀疑。每天上班之前，父亲都用担忧的目光送我。虽然他不知道我在工厂的处境，但我的逐渐憔悴愈见沉默至少说明了工作的劳累。但他不敢劝我放弃，因为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在山区。我那些年长的朋友有些照顾回城，也许工作比我艰苦，但他们是男孩子，一再劝我：别做那份工，我们大家挪一点给你，你去专心写作。
那时我写诗，写一艘搁浅的小船。我能感到我正在腐烂下去，而在可望不可即的地方，海，比任何时候都温柔宽广，却也比任何时候都邈远。
我终于离开车间，到风吹日晒的堆场，被收容在老弱病残的包装组。
这时，对人们的哂笑和轻蔑我已麻木，却渐渐喜欢上堆场。我用稻草打包的出厂成品既美观又大方，我堆叠的铸件，人站上去蹦跳不会崩塌。我的眼睛虽不知怎么长的，作为补偿，我的耳朵异军突起，只要轻轻一敲铸件，就能检验出隙缝与砂眼，工作慢慢顺手，我节省了不少时间。手上不忙的时候，我试着拣些情节性强的故事讲给工友听，听得两位将退休的老工人长吁短叹，另外两位有病的青工泪花涟涟。
闲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要催促我：“四只眼的，啃你的纸皮去吧！”
转机悄悄到来，我身上的茧太厚，没有觉察到它温热的呼吸。临近春节，工厂检修停产，三十多位青年工人挤在阳光下打闹。我习惯性地远离他们，独自坐在铁锭上看书。
突然周围变得十分安静，有道长长的影子遮住了我的书本。我抬头，看见一位女孩斜着眼，撅着嘴，穿一件时髦的金黄色灯芯绒外套，站在我眼前。我认得她，她是那帮淘气包里的混世魔王，恶作剧层出不穷，身旁有一帮人前呼后拥。她未开口，脸上已不怀好意地笑着，身后伺机而动的同伴们眉目翕动，准备大声起哄。呼吸之间她改变了主意，问我：“什么书？”“《妇女乐园》。”“借我吗？”“等我看完。”她挤了挤我，坐在我旁边，乱翻书，还我，起身回她那惊愕不解的臣民中去。奇怪，她那般神气地用手扶着臀部，一摇一摆的背影竟然表情丰富地向我传递出她内心极大的满足与欢乐，片刻里我觉得我对她洞察无遗，同时又茫无所知。
从此这位姑娘一有机会就遁离炉台宝座，屈尊来堆场帮我打包。
她缠着向我借书，我怀疑她根本没耐性看完。每天午餐她一定要拉我到堆场阁边的海滩上，诉说她自己。她的父亲是黄埔军校的最后一期学员，在她出生之前就被逮捕送到新疆劳改。她陪长年念佛的外婆和守活寡变得非常孤僻和神经质的母亲过日子，“连家养的一只老猫也是母的。”她极聪明，学啥像啥，写一手好字画两笔像模像样的水彩，无师自通地学会缝纫，不由分说把我的八寸宽工裤全改成紧绷绷的仔装（其时人们还不知牛仔服）。但她自觉出身极黑，没有前途。家庭气氛又沉闷，便自暴自弃，很快就以她的机警完全汇入社会的泥石流。
开始她被我的眼镜和书本所刺痛。接着又被我的旁若无人谨守自尊的神态所激怒。因此她一直在暗地里兴风作浪，唆使出无数鼓点来击我这面实心鼓，非但没有击穿，连响一声都听不到，我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她存在。“我服你了！”她叉着腰，烫鬈的小黄毛被海风撩得满脸都是。
我心中酸苦，以为我若不是失声长嚎就是扭住她当胸一拳，谁知我只是拍拍她的肩膀，走开。
不久，我被借去厂部描图，当推销员，每逢政治运动来，我就借到宣传组写墙报稿，刷大标语，渐渐有了点知名度，那年的最后几天我获得了宝贵的转正机会，已填了表，公司宣传科长亲自到我家要把我调离工厂当宣传干事，我经过几夜无眠的思想斗争，递了辞职书。
后来我又换了很多工作：水泥预制品厂、漂染厂、织布厂、灯泡厂。我一心一意当个好工人，凡有借我去宣传部门临时帮忙我都不干，甚至广播员这样一个肥缺我也断然拒绝。因为现在无论到了什么样的人群里，第一天我就能找到朋友，很快地我就赢得一个融洽的小集体。
我学会了用技巧代替体力，例如在预制品工场上，我推不动料车，但我埋头苦练，几天就完全掌握了扎钢筋的技术，碰到缺强壮的男工扶震动器，我也不怕揽这条电鳗在怀里六个钟头。次日我去门诊部疗伤，浑身筋骨俱损，却得到了同伴们的尊敬和谅解。
慢慢地，我亲身体会到劳动带来的身心的舒展与韵律，体会到休息时清风的甜美与星空的辽阔。
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用温暖去接近人，而不是筑高墙去提防人。
通往人心的道路总可以找到，我谨记在心。看书不只为了寻求安全岛，把它摊开来，与我的伙伴共享它的悲欢离合。
对比在这之前备受呵护的温室以及后来较为宽松的环境，如果要给这段铸石生涯加一小标题，有个现成的正可以借用，那就是：一个人在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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