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西湖梦
西湖的文章实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历代高手，再做下去连自己也觉得
愚蠢。但是，虽经多次违避，最后笔头一抖，还是写下了这个俗不可耐的题目。也
许是这汪湖水沉浸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我避不开它。
初识西湖，在一把劣质的摺扇上。那是一位到过杭州的长辈带到乡间来的。折
扇上印着一幅西湖游览图，与现今常见的游览图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画着各种景致
，就像一个立体模型。图中一一标明各种景致的幽雅名称，凌驾画幅的总标题是“
人间天堂”。乡间儿童很少有图画可看，于是日日逼视，竟烂熟于心。年长之后真
到了西湖，如游故地，熟门熟路地踏访着一个陈旧的梦境。
明代正德年间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写过这样一首诗：
昔年曾见此湖图，
不信人间有此湖。
今日打从湖上过，
画工还欠费工夫。
可见对许多游客来说，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旧梦重温的味道。这简直成了中
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摩挲中国文化一久，心头都会有这个湖。
奇怪的是，这个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来。过于玄艳的造化，会产
生了一种疏离，无法与它进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饮食不宜于排场，可让儿童
偎依的奶妈不宜于盛妆，西湖排场太大，妆饰太精，难以叫人长久安驻。大凡风景
绝佳处都不宜安家，人与美的关系，竟是如此之蹊跷。
西湖给人以疏离感，还有别一原因。它成名过早，遗迹过密，名位过重，山水
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结果，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游览可以，
贴近去却未免吃力。为了摆脱这种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独个儿
游了长长一程，算是与它有了触肤之亲。湖水并不凉快，湖底也不深，却软绒绒地
不能蹬脚，提醒人们这里有千年的淤积。上岸后一想，我是从宋代的一处胜迹下水
，游到一位清人的遗宅终止的，于是，刚刚弄过的水波就立即被历史所抽象，几乎
有点不真实了。
它贮积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
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
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
一切宗教都要到这里来参加展览，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这里的热闹；再苦
寂的，也要分享这里的一角秀色。佛教胜迹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
家了的道家，也占据了一座葛岭，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唤着繁
密的脚印。作为儒将楷模的岳飞，也跻身于湖滨安息，世代张扬着治国平天下的教
义。宁静淡泊的国学大师也会与荒诞奇瑰的神话传说相邻而居，各自变成一种可供
观瞻的景致。
这就是真正中国化了的宗教。深奥的理义可以幻化成一种热闹的浏览方式，与
感官玩乐溶成一体。这是真正的达观和“无执”，同时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随意。极
大的认真伴和着极大的不认真，最后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国的原始宗教
始终没有像西方那样上升为完整严密的人为宗教，而后来的人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
于自然界，与自然宗教遥相呼应。背着香袋来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无多
少教义的踪影，眼角却时时关注着桃红柳绿、莼菜醋鱼。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抑或
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归之于非常实际、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义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对者们在理性上
的完整性的普及性；而中国宗教，不管从顺向还是逆向都激发不了这样的思维习惯
。绿绿的西湖水，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地摇碎，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
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闪，嫣然一笑，科学理性精神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也
许，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是从西湖出发的游客，太少的是鲁迅笔下的那种过客。
过客衣衫破碎，脚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赶路，也在寻找一个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
果真走到了西湖边上，定会被万千悠闲的游客看成是乞丐。也许正是如此，鲁迅劝
阻郁达夫把家搬至杭州。
钱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
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
风波浩荡足行吟。
他对西湖的口头评语乃是：“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
的地方，如果流连记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子才，身上穿一
件罗纱大褂，如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川岛：《
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然而，多数中国文人的人格结构中，对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总有很
大的向心力。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藏着身
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取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
景点，景点，总是景点，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龙飞风舞的楹
联。
再也找不见慷慨的遗恨，只剩下几座既可凭吊也可休息的亭台。
再也不去期待历史的震颤，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
修缮，修缮，再修缮，群塔入云，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着千年藻苔。
西湖胜迹中最能让中国文人扬眉吐气的，是白堤和苏堤。两位大诗人、大文豪
，不是为了风雅，甚至不是为了文化上的目的，纯粹为了解除当地人民的疾苦，兴
修水利，浚湖筑堤，终于在西湖中留下了两条长长的生命堤坝。
清人查容咏苏堤诗云：“苏公当日曾筑此，不为游观为民耳。”恰恰是最懂游
观的艺术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观物，于是，这样的堤岸便成了西湖
间特别显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论，游西湖最畅心意的，乃是在微
雨的日子，独个儿漫步于苏堤。也没有什么名句逼我吟诵，也没有后人的感慨来强
加于我，也没有一尊庄严的塑像压抑我的松快，它始终只是一条自然功能上的长堤
，树木也生得平适，鸟鸣也听得自如。这一切都不是东坡学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
到这里做了太守，办了一件尽职的好事，就这样，才让我看到一个在美的领域真正
卓越到了从容的苏东坡。
但是，就白居易、苏东坡的整体情怀而言，这两道物化了的长堤还是太狭小的
存在。他们有他们比较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他们有比较硬朗的主体精神、
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
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
上拆下，东奔西颠，极偶然地调配到了这个湖边，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我
们看到的，是中国历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会实绩的极致。尽管美丽，也就是这么
两条长堤而已。
也许正是对这类结果的大彻大悟，西湖边又悠悠然站出一个林和靖。他似乎把
什么都看透了，隐居孤山二十年，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远避官场与市嚣。他的诗
写得着实高明，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来咏梅，几乎成为千
古绝唱。中国古代，隐士多的是，而林和靖凭着梅花、白鹤与诗句，把隐士真正做
道地、做漂亮了。在后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苏东坡固然值得羡慕，却是难以追随
的；能够偏偏到杭州西湖来做一太守，更是一种极偶然、极奇罕的机遇。然而，要
追随林和靖却不难，不管有没有他的才分。梅妻鹤子有点烦难，其实也很宽松，林
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那儿找不到几丛花树、几双飞禽呢？在现实社会碰
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个林和靖是最容易不过的。
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
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
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窑，
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
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
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
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
，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画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与这种黯淡相对照，野泼泼的，另一种人格结构也调皮地挤在西湖岸边凑热闹
。
首屈一指者，当然是名妓苏小小。
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位妓女的资格，要比上述几位名人都老，在后人咏西湖的
诗作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苏东坡、岳飞放在这位姑娘后面：“苏小门前花满枝，
苏公公堤上女当垆”“苏家弱柳犹含媚，岳墓乔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较早一点
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写成是苏小小的钦仰者：“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
”；“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
如此看来，诗人袁子才镌一小章曰：“钱墉苏小是乡亲”，虽为鲁迅所不悦，
却也颇可理解的了。
历代吟咏和凭吊苏小小的，当然不乏轻薄文人，但内心厚实的饱学之士也多的
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一位妓女竞如此尊贵地长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颇为深刻
的。
苏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梦。她很重感情，写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
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朴朴素素地道尽了青年恋人约会
的无限风光。美丽的车，美丽的马，一起飞驶疾驰，完成了一组气韵夺人的情感造
像。又传说她在风景胜处偶遇一位穷困书生，便慷慨解囊，赠银百两，助其上京。
但是，情人未归，书生已去，世界没能给她以情感的报偿。她不愿做姬做妾，勉强
去完成一个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视着精丽的高墙。
她不守贞节只守美，直让一个男性的世界围着她无常的喜怒而旋转。最后，重病即
将夺走她的生命，她却恬然适然，觉得死于青春华年，倒可给世界留下一个最美的
形象。她甚至认为，死神在她十九岁时来访，乃是上天对她的最好成全。
难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说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义者。依我看，她比蔡花女活
得更为潇洒。在她面前，中国历史上其他有文学价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
了，为了个负心汉，或为了一个朝廷，颠簸得过于认真。只有她那种颇有哲理感的
超逸，才成为中国文人心头一幅秘藏的圣符。
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的主题。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
把美寄托于梅花与白鹤，则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贴着自己的本体生命。她不作太
多的物化转捩，只是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意识的微波。
妓女生涯当然是不值得赞颂的，苏小小的意义在于，她构成了与正统人格结构
的奇特对峙。再正经的鸿儒高士，在社会品格上可以无可指摘，却常常压抑着自己
和别人的生命本体的自然流程。这种结构是那样的宏大和强悍，使生命意识的激流
不能不在崇山峻岭的围困中变得恣肆和怪异。这里又一次出现了道德和不道德、人
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论：社会污浊中也会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这种大合理
的实现方式又常常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反之，社会历史的大光亮，又常
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代价。单向完满的理想状态，多是梦境。人类难
以挣脱的一大悲哀，便在这里。
西湖所接纳的另一具可爱的生命是白娘娘。虽然只是传说，在世俗知名度上却
远超许多真人，在中国人的精神疆域中早就成了种更宏大的切实存在。人们慷慨地
把湖水、断桥、雷峰塔奉献给她。在这一点上，西湖毫无亏损，反而因此而增添了
特别明亮的光色。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灿烂：只愿做一
个普普通通的人。这个基础命题的提出，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中国传统思想历来有分割两界的习惯性功能。一个浑沌的人世间，利刃一划，
或者成为圣、贤、忠、善、德、仁，或者成为奸、恶、邪、丑、逆、凶，前者举入
天府，后者沦于地狱。有趣的是，这两者的转化又极为便利。白娘娘做妖做仙都非
常容易，麻烦的是，她偏偏看到在天府与地狱之间，还有一快平实的大地，在妖魔
和神仙之间，还有一种寻常的动物：人。她的全部炎难，便由此而生。
普通的、自然的、只具备人的意义而不加外饰的人，算得了什么呢？厚厚一堆
二十五史并没有为它留出多少笔墨。于是，法海逼白娘娘回归于妖，天庭劝白娘娘
上升为仙，而她却拚着生命大声呼喊：人！人！人！
她找上了许仙，许仙的木讷和萎顿无法与她的情感强度相对称，她深感失望。
她陪伴着一个已经是人而不知人的尊贵的凡夫，不能不陷于寂寞。这种寂寞，是她
的悲剧，更是她所向往的人世间的悲剧，可怜的白娘娘，在妖界仙界呼唤人而不能
见容，在人间呼唤人也得不到回应，但是，她是决不会舍弃许仙的，是他，使她想
做人的欲求变成了现实，她不愿去寻找一个超凡脱俗即已离异了普通状态的人。这
是一种深刻的矛盾，她认了，甘愿为了他去万里迢迢盗仙草，甘愿为了他在水漫金
山时殊死拚搏。一切都是为了卫护住她刚刚抓住一半的那个“人”字。
在我看来，白娘娘最大的伤心处正在这里，而不是最后被镇于雷峰塔下。她无
惧于死，更何惧于镇？她莫大的遗憾，是终于没能成为一个普通人。雷峰塔只是一
个归结性的造型，成为一个民族精神界的怆然象征。
一九二四年九月，雷峰塔终于倒掉，一批“五四”文化闯将都不禁由衷欢呼，
鲁迅更是对之一论再论。这或许能证明，白娘娘和雷峰塔的较量，关系着中国精神
文化的决裂和更新？为此，即使明智如鲁迅，也愿意在一个传说故事的象征意义上
深深沉浸。
鲁迅的朋友中，有一个用脑袋撞击过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罢“秋风
秋雨愁煞人”，也在西湖边上安身。
我欠西湖的一笔宿债，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废墟去看看。据说很不好看，这是意
料中的，但总要去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