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说事】秘密处决
北大一次历史学的论坛上,一位天真烂漫的大学生问:“历史有什么作用?”那位立于讲坛的历史学家毫不犹豫地回答:历史使人聪明。我认为,这位历史学家这句简单的话,把人类不惜代价挖掘历史的原因道了个明白。是许多“引经据典”的历史故事,迫使着某件事的抉择者不懈的挖掘以便引证。
据说,毛泽东在每一件重大事情抉择之前,先会跑进自己的书房苦寻一次。他寻找历史的目的及其良苦用心,我这个凡夫俗子难以想到。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年的人民是随着毛泽东的在他的书房里此起彼伏的。毛泽东的书房,我是进不去的。就我的了解,只有用“巨大”、“书目惊人”来形容。21世纪了,说我们每个人都已置身于知识的汪洋大海并不为过。这知识的汪洋是各个学科各门艺术的汇集。那么就有了一个疑问,各个学科各个门类汇编成册成书,书已多得惊人,就一项历史还去挖掘什么。
早些年,我读到作家余杰写的《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这篇文章。在我的印象中,余杰是位喜欢骂而且会骂的作家。他的文章中沉着冷静锋芒毕露地记录了一个历史事件。
也许缘于我只是喜欢读点书的乡下人,读完这个“秘密处决”的文章之后,我开始重新看待光明正大的伟人,与惹人无数人攀援的政治权力。同时认为王实味是幸运的,自己在黑暗的夜晚大刀下仰天独自悲鸣,总算见了天日。让我这个与他相隔半个世纪的乡巴佬都有些为他鸣不平。那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那些我们想都想不到的“秘密处决”是否都能一一获知。
谈到历史,我们很容易想起司马迁。
众所周知,司马迁因李陵案差点丢了性命。是不是要写《史记》,司马迁才选择宫刑,我认为只有他自己知道。我觉得司马迁是在宫刑之后,才想到要名垂青史的。有位作家说:“伟大的理想往往产生于痛苦的深渊”。在礼仪极紧的时代,凭司马迁的常识,应该认识自己的身份地位,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被淹没,就得有一部立于不败之地的著作。如果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对雍正的反叛,那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则是针对汉武帝来的,想自己所遭的不幸命运在后代找个说法,或者想着点改变什么。司马迁虽是史圣,他也有常人的吃喝拉撒,也有常人的所喜所悲所怒。
我很难想象,在循规蹈矩的年代,一位男人转眼间,胡须脱落,喉结萎缩,阳声变阴的情况下,如何去面对世人。就连二千多年后的我们,把司马迁塑像塑成一位真正的男人。为什么?是无法忍受还是无法接受?这两千多年以来,我们的思想抵抗什么?在伟大的《史记》面前,我们是不是不敢面对?或者有点“害羞”。那么,二千多年前的司马迁是不是足不敢出户的情况下,开始写作《史记》的呢?“躲”是必然的,不过司马迁找到了一种高尚的躲法,把自己盖在中国历史的暖被窝里。
司马迁身上有件事引起我的注意。据有关书籍记载,司马迁写成《史记》后,又抄了一本,一本放在国家档案馆,一本带回了家。果然放在国家档案馆的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史记》得以幸存,得感谢一位叫陈扬辉的,是他视为珍宝的保存,后又向文人雅士推介,我们今天才有幸读到。
如果说老子穿透了历史的厚壁,那司马迁就写尽了握紧权力争斗的残忍。他这行为告诉我,任何文明在权力面前总显现令人无法理解的苍白。有一点可以肯定,司马迁写《史记》时确实想客观地把他所掌握的记录写下来,还有一点也可以肯定,一位阉割之人个人情绪的波动不会弱于任何一个常人。在司马迁认清权力的同时,在笔赋于他无限权力的时候,他是否也“秘密处决”了什么?
司马迁是历史学家,也是伟大的文学家。我们无法接受一位文学家对事物判断的不客观与不公正。我认为主要缘于文学家为人类所做的与所得的不能形成正比例,甚至有些文学家奋斗了一生,工作了一生,却没得到一份报酬。“清贫”一直是文学家的代名词。有才华而又独守清贫的人往往能引起人的关注,在我们眼里,文学家是无私的,因此就赢得了太多数人的信任。
学家也好,历史学家也罢,都属文化人,文化人都是常人。我认为文化人里称“家”的与常人不同的地方,是内心燃烧不灭的欲望。孔子是世界上的文化名人,他的中青年阶段一直奔波,想在某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周游列国时,每个国家都盛情接待,却没有一国君主把他留下。晏子说:“孔子不能治国”。孔子“治国”行不通,为什么不去当一个小官吏呢?
我以为文人内心浇不灭的欲望在政治上无法得到或无法满足时,只好寄托于“天马行空”的笔上来。
我总觉得,中国几千年中有个“魔鬼”一样的东西在掌握着文化的方向。
与王实味一样,我认为寒冰是幸运的。他那一次次孤怜滴血的悲痛,总算重见了天日。在中国文化的航程中,寒冰只是一个曾被“秘密处决”的事例,我们活生生的还“秘密处决”了什么?还“秘密处决”了多少?里头有没有更为伟大的艺术,更值得崇尚的文明?
作者丨陈其林，著名诗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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