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失眠人的艳遇（二）
“离这儿挺远。”
“走，我叫辆计程车送你回去，顺便上你那儿看看。”
看了一遭，虹虹的锐气被挫掉不少，我的屋穷归穷，并不如她预期的狼狈。电话闲许久了，偶尔铃响，我扑上去，会先呛一口灰尘。里面越来越少传出我熟悉的声音：亲热的骂，有关买到一件便宜东西的叨叨。谁也不明白每个人怎么就变得孤寡了，不易取悦了，尽管一有人主张聚会，仍是翻天覆地的闹。就像现在，虹虹和我都咋咋呼呼地开心，但我看不出我生活里干吗得有个虹虹。我会在我实在睡不着时打个电话找她解闷吗？我不会。到美国长了，每个人的苦楚早分歧成千差万别，虹虹的苦楚是对洋菜馆的仇恨，若我与她互吐苦衷，一定像聋子的对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
“你这窗外，要是有树就棒了。”虹虹评论。
我讪讪说，这是五十层，有这么高的树吗？我希望虹虹千万别留意窗台上一副微型望远镜。虹虹的眼已经叼住了它们。她向我斜起眼笑，那么一轻挑，意思说，我还以为只有男单身汉才玩这勾当。虹虹端起望远镜，脸作着怪。这时天黑了，雨尖里几乎所有灯都亮着。
望远镜从未帮我把那口窗看清晰些。我想证实那盏灯下并非拱着一帮牌鬼子，八只表情复杂的手从东西南北伸来，桌角撂着来路清白的钞票——他们有的是力气血汗，赚钱不比抢钱难。他们一天天活着，每天都是个开始，每天也都是末日。其中也有像我和虹虹这样，从遥远的国度傻乎乎，高高兴兴地就来了。像虹虹和我，手指掐住一个地图上的街名，扎进一家家餐馆，拿准备在舌尖上的英语问：“您这儿要人吗？”
听到个“要”字时，顿时想，什么什么都有了着落。而等我拿着艺术学位走出最艰辛的日子，我发觉自己的一点天赋早已死了。或许天赋是必须死的东西，它的死换来了多种多样的生。我甚至打根上就怀疑我伏在案上，让笔在无数格子上爬的手艺是天赋。
虹虹在十点左右离开的。我送她到楼下，在计程车驶来的瞬间，我一把揪住她胳膊。
“怎么办？我在找一个人！”
“啊？！”虹虹说。
“我失眠整整三十九天了！”
虹虹想了一会，坚决地对我说：“决不要吃安眠药！”然后车把这个虹虹带走了。
李海澜押着我到了学校的学生咨询中心。每星期三是健康、心理咨询。李海澜说二者我都急需。我病得很不轻了，不找医生，却上天入地一样找“一个人”，在李海澜看，得好好治了。李海澜有四年没看牙医了，起码起码，我想。在他豁大了嘴笑时，你看得见他萎缩到牙根发黑的牙龈。又萎缩得不统一，参差着，牙更是长长短短。我们都不能再穷困下去了。李海澜嘴角还翘着牙签，对丰衣足食、定时看牙医的美国学生和教授来说，他穷出了风格、样式；穷出了自我宣言，这些正是搞艺术者顶要追求的。
李海澜走后，我发现了他。他也在等着咨询什么。我不好意思再问他的名字，一年前他就告诉了我。那时他领我办入学登记手续。一年中他给我买过两杯咖啡，教我使用图书馆的藏书显微机，赞美过我的英语、外套、头发，还有其他。
我们都没问过对方的年龄。
“你来做什么？”我问。
“你呢？”他看我笑。
我们同时发觉各自的咨询挺见鬼的。他约我出去走走。傍黑了，去哪儿呢。我喜欢他在过街时下意识地拉拉我手，过后又有意识地赶紧松开。我还喜欢他在一遇到乞丐时用身子把我隔到另一边。再就是他的一点点神经质。温雅、无侵略性。
“你咨询什么？”他问。我们坐在我打工的餐馆，工友们见我和个“鬼子”一块都装不认识我，也不给我名分下百分之三十的折扣，眼光却充满恭禧。
“我想问问，怎么找到个人，没有姓名、邮电编号。”
“电话呢？”
“也没有。”
“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失眠者。”这令我惊讶：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断定过他属于什么样的人。我想到过他可能是个会计，或一个电脑技工，喜好没完的工作，将一堆字码带回了家，几乎是幸福地度过一个个碌碌有为的夜。在街灯黯淡时，他将掀起长痔疮的屁股，仰起他正在沙漠化的头，打个长哈欠，有点感动和心醉于自己的律己和不无聊。我更多地想象：他是个像我一样的著书者；那种对自己潜力、才华期望过高，夜夜熬自己、榨自己，想最终从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榨出伟大声名的一类人，他们在每个世纪、每个时代、每个国度都占据一个彻夜长明的窗。“一个失眠症患者”我正色对他说。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失眠是事情的实质。这样我和他的遥遥相望，遥遥地相依为命就有了实质意义。
他用棕色眼睛看着我，眼神告诉我他是把我的荒诞作为一种情调来接受的。
遇到虹虹之后，我再次向那座楼侦察过。是个寂静的正午，我向它出发。途中，我把钱包给了个十七八的黑男孩，不然他手里的刀就把我捅了。其实我裤兜里有一枚小型催泪瓦斯，但我没用它，因男孩在接过钱包时说了声极动人的“对不起”。我只对他逃去的背影说：“请扔下我的身份证”。不仅身份证，他一路扔下了我所有的证，医疗证、学生证、借书证，社会保险证。我逐一捡回它们，心很饱满，有了这些证，就证明是有我这个人的。
“哈，失眠者？”他说，用的是英文术语。“这个国家失眠者大多！没看电视上有多少安眠药广告吗？广告不是说，由于赚钱、谋生、债务的压力，失眠者越来越多？广告倒没说，失眠是因为人相互间的疏远、亲近的淡化、孤独感无法得到排遣……”
“你怎么知道？”我说。
他看着我，看着我。像个警察或医生，专门会从人身上看出麻烦和未来的麻烦。
“真的，你看上去不怎么好。”他说。
“你也是？”
“我也是。”他眼神雾掉了，说，有时的孤独真那么厚、那么稠。“不过，你看上去……你到底怎么了？”
“我就是在寻找一个人。听我说……”
他摇摇头，意思是，我理解你的胡闹。在美国，生活之所以便当，是因为每件东西都有自己的公式。他在发现我这个人的公式，企图拿公式演算我的心理：茫然=迷惘—理性低潮—精神无定性—某种癫狂。
“失眠会让人产生忆想，出现一种不真实的境界……”他对我轻柔地说。
这时我们已走在路灯下、灯光中，芝加哥不白的雪花哆嗦着落。我在这一刹那发现他恰恰是高高的、淡旧的，两弯棕色眉弓非常多愁善感，我心里的失眠者就该这模样。
“没有姓名、地址、电话。这个人就找不着吗？”我说。
他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颊，爱怜极了。
星期五，我照例打一天餐馆。虽然餐馆的活儿会引起脱肛、上火、背肌劳损之类的职业病，以及奴颜媚骨的笑、忍辱负重的站立行走等等，挣得还不坏。进门时，四个工友正围着一张桌在折餐巾。这是上午，我脸上糊了一层厚颜色，在上帝给我的那张脸上造出了另一张脸。他们说不需要人折餐巾了，需要人去冰库扛冰。他们的脸新鲜，与红制服红得不分谁是谁。我突然冒出股愤怒。昨天夜里你们都睡得很好。睡眠，在夜里是个岛，人得渡到那儿去寻求安全。渡不过去的，譬如我，就在夜里成了所有人的异类。你们自然全渡过去了，在那里相会盟结，白天的戒备和敌意在那里全都得到了协调统一，单单撇下我，落伍失群，孤独得这样彻底！
我搬第二桶冰时，他们大声叫我：“作家！老板每天赚一千，只给我们每小时四块五，我们要闹革命，你参加不参加？”
这事你们找我来啦？你们结了伴一同睡得内外一新，你们想到了不平等不公道；你们从未留意到你们那长长的、安全的、正常的睡眠盟结中并没有我？你们撇下我，这个不平等不公道对我更要紧。闹革命，我不喜欢这主意，我一星期的营养不良全靠礼拜五这天补过来。
又听了叫：“作家，老板娘要生孩子，我们祝孩子没屁眼儿，你祝不祝？”
搬第三桶冰我倒了。这么虚弱，我是没料到的。工友们问我怎么了，我的泪一滴滴流下来：怎样启得了口呢？我那不可理喻，见不得人的一点儿眷恋？……
我终于找到了那座楼，它和我住的那座相仿地高，楼下草坪也颇癞痢，草菊花也是乌紫色。还有那些出入的人，也都牵着狗，安分满足，谁都怕和谁多说一句话。所有住户的名字是按字母次序排列的，密密麻麻，我全不知从哪儿找起。一有人进出，我马上把眼睛从那些名字上挪开。也像我的住处一样，它有繁琐的安全装置，首先得有密码，其次得有许可，任何像我这样的来访目的不明或诡密的，都被罚在双层玻璃门外枯站。
先是出来个轮椅的老头，我想借帮他开门的机会溜进去，他却说：“你等人？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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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