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朝霞》双刊

《朝霞》双刊            与“文革”后期其它刊物的相互关系研究

           《朝霞》双刊是“文革”后期主流文艺的样板。“四人帮”控制文化权力的企图也从《朝霞》双刊与全国各地的理论报刊、学刊、文艺期刊的相互关系中得到了折射。理论报刊、学刊在思想上和内容题材上与《朝霞》互为借鉴;各地的文艺期刊和《朝霞》文艺既保持思想统一,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朝霞》文艺和《学习与批判》的关联性,给我们呈现出了当时文学作品创作实践和社会理论、文艺理论指导之间或契合或分岔的丰富样态。

　    期刊、报纸等定期发行的出版媒介,在所有的纸质媒介中是最紧跟时事和反映当下思想价值动向的。在“文革”时期,前期的“两报一刊”,无疑是政治的风向标。“两报”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指《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中央和各地报刊都要全文转载,广播电台都要全文广播。于是,“两报一刊”就成了中国当时唯一的喉舌。由强大的政治后盾所确立的“样板”,在“文革”后期发生了一些变化。文艺政策调整,大量期刊复刊后,需要一个文艺方面的学习标本,《朝霞》双刊就承担了这个角色。在思想理论上,《学习与批判》领当时左倾思潮风气之先,《朝霞》期刊则是与这个理论刊物配套的直接实践创作的期刊。它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也很特殊,因为它直接受命于“四人帮”上层组织,比较容易率先领会到各种政治动向,能够在全国领“左倾”文艺思潮之先。可以说,“文革”后期,尽管各地各种期刊纷纷复刊,期刊数量迅速增加,但《朝霞》文艺却可以在全国那么多期刊中起着导向性的作用。“四人帮”控制文化权力的企图从《朝霞》双刊与全国各地的理论报刊、学刊、文艺期刊的相互关系中得到了折射。

        一,全国理论报刊、学刊在思想上和内容题材上与《朝霞》互为借鉴;《朝霞》让学理性、专业性极强的内容和思想路线宣传相结合,并以较通俗的方式进入普通工农兵大众的视野。       我们经常统称《朝霞》是文艺期刊,其实,《朝霞》丛刊和《朝霞》月刊还略有差别。丛刊主要是文学作品集,更着重在文学作品方面;月刊的综合性更强,除了作品,还有大量的理论、编读往来、评说等。      《朝霞》月刊的内容更为丰富,常常把文艺组主管的诸如《外国文艺摘译》、《鲁迅传》小组,和参与工作的“电影小组”等负责编写的一些东西放进去,也会把文艺组之外的其它小组,诸如历史组、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鲁迅研究小组、《文学概论》编写小组写的东西采用糅合的方式放入月刊中。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编辑部和写作组人员配置的特殊性,他们都集中在上海某几地办公,往来频繁,有的一人身兼几任,编写和组稿的资源共享。例如:姚文元授意在上海成立的《红旗》杂志组稿小组,由徐景贤、朱永嘉、王知常和萧木四人组成。徐景贤是名义上的组长,朱永嘉则是实际上的负责人。他们同时也是《朝霞》双刊的负责人和主创编制。陈冀德曾是《朝霞》双刊和《外国文艺摘译》三刊的主编。另外还有如曾在写作组工作,后被姚文元点名调到《红旗》杂志去的胡锡涛。所以,在文艺理论方面,《朝霞》月刊和《红旗》、《解放日报》、《文汇报》、《外国文艺摘译》是互相呼应、互为借鉴引用的。       除了上述报刊外,国内的理论期刊主要就是学报。之所以说学报和《朝霞》、《学习与批判》等上海“四人帮”控制的刊物具有密切的相互性,主要还是因为高校和期刊编辑人员之间的调动往来。“文革”期间,由于上面动员在思想理论战线全面开展斗资批修的斗争,文教系统首当其冲。当时很多写作组的成员们是从各高校抽调去的,也只有高校的一些学者、教师、优秀毕业生才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为例,文学研究所的一批青年理论研究者如戴厚英(华东师范大学毕业)、高玉蓉、吴圣昔、吴立昌(均为复旦大学毕业)、高彰彩(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陈冀德(上海师院中文系毕业)。还有华东师范大学调来的中文系教师王绍玺,从上海师范学院调来的中文系教师徐缉熙,复旦大学的“乾嘉学派”研究者朱永嘉、王知常，华东政法学院哲学系调来的郭仁杰等。鲁迅研究小组——即为后来的石一歌,就是从复旦、师大、戏剧学院、教育学院等精英荟萃之地,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文学概论》编写小组就成立在华东师大。　       没有抽调去重要写作组的人员,在学校基本上难以继续专心从事工作,被集合着学习上面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会,好一些的就被组织着编写书和教材等。高校的大学生们也开始学着写理论批判文章,若有不错的,上海那边就远距离采用了。例如,1974年第2期的《朝霞》上“对短篇小说《生命》的评论”专栏,全是辽宁大学、上海师大、复旦等学生的作品。尽管是自上而下搞思想学习和文学理论批评,很多老师由于不能安心搞自己心仪的科研,生活上也得不到关心,精神状态百无聊赖。自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全国高校的教学与科研活动受到了最为严重的干扰与冲击。自1966年下半年至1972年下半年,在中国大学学报史上出现了长达7年之久的“空白”(除了《安徽大学学报》等少数学报之外)。 1973年,数学家陈景润的生活引起了主席的关切,毛主席找姚文元谈话,做了如下指示:“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的,一是错误的。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毛泽东对学术刊物的关注,使得姚文元也对一些学者和学术期刊工作热心起来,他为此多次与迟群交流,要求把知识分子用起来,把学部搞起来。       在这样的关切下,伴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特别是1973年毛泽东主席做出了关于出版大学学报的指示后,一些大学学报陆续复刊,并相继创办了一些新的大学学报。终于,近现代以来的学报历史得以维系。但是,复刊后的各高校学报人文社科版成为“文革”后期跟风演绎和宣扬“四人帮”那一套理论的一个重要地方。譬如《朝霞》大搞“影射史学”和“阴谋文学”,以“评法批儒”为幌子,含沙射影攻击一些革命领导干部。这种情况同样演绎在高校的学科研究领域。从1973年开始,北京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齐齐哈尔大学、山西师大、吉林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的学报社会科学版陆续复刊,很快就一窝蜂地进行“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取材也无外乎就是与《学习与批判》、《朝霞》期刊里面的一些题材雷同。总的来说,这些评论文章,都会以一些文学作品为载体来嫁接“四人帮”所要宣扬的一些思想观念,因此,从历史上的文人思想家、经典著作中解析出走“资派”、“革命派”、“法家”、“儒家”,是评论文章普遍采用的写作套路。而当时重点选择的人物有鲁迅、杜甫、李白等作家,孔子、孟子、荀子、朱熹等儒家代表,墨子、韩非子、李悝、商鞅、桑弘羊、晁错、柳宗元、王安石、李贽等法家代表;《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四大名著中的人物;作品有《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苏修文艺等。

批林批孔

      上述这些评论文章,除了暗含“四人帮”的用意之外,现在读来的直接感受就是“很左”,“火药味很浓”。这些含有知识性、学理性的批判文章,“并不骂人,也不像当今的一些大批判干将那样满口脏语恶词,而还是保持着一种外层理论态势。但是,这种理论态势完全是单向的,根本不考虑批判对象的逻辑结构和历史过程,只按自己一方的预定概念进行断章取义的组接,然后得出一个个危言耸听的政治结论。他们追求`犀利'和`痛快',其实就是追求在断章取义和危言耸听这两者之间的大胆跳跃”。       但还原到当时的情境,有人的阅读体验是能够学到知识和警句。排除文中政治倾向性的因素,文化匮乏时代和当下文化丰富、知识爆炸年代,人们面对读物的心态差别很大。所以当年《朝霞》成为文学爱好者“热捧”的刊物,《走出“彼得堡”》这篇评论文章至今都被一些人看做是写得酣畅淋漓,大快人心。现在的人想了解某个作家及作品,从书店、网络就能很容易获得,而当时则不然。据罗建华回忆,他们进入“儒法文化、古典文学、现代历史的新天地,知道了柳宗元,知道了《盐铁论》,知道了金圣叹,知道了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当然更知道了鲁迅与胡适”,这就是靠的《朝霞》和《学习与批判》这类刊物。罗建华甚至还会在笔记本上学习和摘录文章中的一些警句,譬如:余秋雨《路》中的一段豪言壮语——“历史车轮前进的道路,历来是由波涌浪迭的革命运动来开拓的”,“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界这一部活书”。也许很多作者对文学和艺术的渴望是被迫用思想批判的言论伪装起来的,所以很多文本中总能找到一两个不错的语句,引起读者的文学共鸣。       这个现象,是非常奇特的。因为按照正常的情况,一般的群众是不会看学报和理论期刊的,文艺爱好者也不会看这些枯燥的东西,它们只是适用于科研领域的人员翻阅和图书馆资料备份等。和学报等其它理论期刊不同,《朝霞》是一个大众综合性文艺刊物,它能够让学理性、专业性极强的内容和思想路线宣传相结合,并进入普通工农兵大众的视野。譬如:把一些理念转化为生动的形象,有些栏目刊载历史人物的传记或者让群众“故事新编”,由于故事性很强,可读性就很高,最后再点题,将主旨传达。可见,特殊年代使得以《朝霞》为代表的文艺期刊意外地发挥了一些功能:       它客观上让一些理论性话语进入普通人的大脑词汇库。在“概念化文艺”、“政治化文艺”占主导地位的年代,理论性话语借助较通俗的媒介得到了大量传播,很多人都冒出几句深刻而有“思想性”的词汇和句子。       它客观上传播了一些知识和文化信息,所以很多爱好文艺,有求知欲和写作意愿的人觉得这些刊物对他们是有帮助,有实用性的。       二,各地的文艺期刊和《朝霞》文艺既保持思想高度统一,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们对一些文艺作品的刊载或批评,反映了各地、各层级机构的文艺权力关系。       “转载”文章,是表示文章并非自己原创或首创,出于欣赏和喝彩的原因,又再次刊载的含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或特定的环境下,“转载”也体现了某种权力级别的隶属关系。“文革”期间,报刊杂志之间的转载之风最盛,重要文章评论如同行政机关派发传达文件一般,各地报刊纷纷转载。       “批评”文章,是对某一作品或者某一文章的评论。报刊之间的相互打交道,还可以用评论其它报刊上发表的作品的方式。“批评”在文化领域本是个中性词,但在“文革”时期,“批评”性文章的态度往往会极端化,而且会直接鲜明地表现在文章的标题中。好评的文章,标题里面会出现“赞”、“颂”、“歌”等字眼;批判的文章,标题则会常出现“声讨”、“揭批”、“戳穿”等字眼。       这些报刊之间的“文字交道”充分体现了其所属管辖地或所属机构的权职级别。当某个报刊转载了别家的文章,或者某个报刊评论赞扬了别家报刊或其发表的作品,或者某个报刊评论批判了别家报刊或其发表的作品,都能从中揣摩出它们的话语权力级别和威慑力。       若从上文谈到的角度分析,据笔者统计,各地方文艺复刊之后,几乎每一期的开头几篇文章,都是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转载的社论或重要文章。它们依然保持着“文革”“前期”的要求,即各地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社论”。因为“文革”时的“中央精神”主要是通过“两报一刊”传达到全国各地,全国各地也主要通过“两报一刊”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宣扬得最多的思想,还是延续的“文革”前期上溯至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诸如强调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表现无产阶级世界观等。《朝霞》月刊则不同。它已经没有每期转载“两报一刊”了,它依附《文汇报》、《学习与批判》而率先炮制了所谓“走资派还在走”,“文艺黑线回潮”,批判“无冲突论”等文章。对于揪抓“大毒草”,《朝霞》月刊总能以更激进,更左,更快,更紧跟“四人帮”的步伐的姿态出现。一个典型事例就是《朝霞》集中火力批判小说《生命》。《生命》是沈阳《工农兵文艺》杂志1972年创刊号上发表的小说。该小说以1967年二月底的农村“文化大革命”为背景,以主人公、大队贫协主席、党支部委员田青山和“四清”下台干部、造反兵团头头崔德利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主线,描写了向阳村的一场夺权斗争。 1974年第2期开辟了《对短篇小说〈生命〉的评论》的专栏。在“编者按”里,这个作品被《朝霞》认定为“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歪曲了贫下中农的形象”。该期还转载了《辽宁大学学报》1973年第4期的一篇文章《要正确地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历史》,该文认为《生命》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搞颠倒了,党内走资派很得意,贫下中农很被动。另一篇由上海师大中文系写的文章认为,《生命》中老铁头这个无产阶级造反派的形象实际上是个权迷心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朝霞》上另外两篇相关批判文章也表达了类似的主题。除此之外,《朝霞》还集中批判了《安徽文艺》 1973年第3期发表的小说《除夕之夜》和晋剧《三上桃峰》等一批作品,主要依据的理论就是对“无冲突论”的作品的警惕和揭发。对于上述对象,各地文艺很快也会跟风批判或跟风表扬。可见,上海的《朝霞》杂志作为地方文艺,与一般的地方文艺是不太同级的。由于其创编依附“四人帮”意志,跟全国各地的文艺相比,它迈的步伐总是略有不同。它独领“文革”后期的各地文艺期刊,将“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的特定内涵,贯穿到“文革”文艺生产的每个领域。        作品方面,当时各地方文艺的普遍情况是,各地文艺都发出了类似《朝霞》征文启事一样的宣告,要求来稿要多反映和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但基本没有转载《朝霞》双刊上的作品,而是采用当地工农兵文艺爱好者的稿件。文艺作品的批评主要是以当地的传统剧或本刊发表的作品为主,着力于推介本地文艺爱好者的作品,调子也不追求那么激进。从某种意义上,能够看出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精神坚守和地方主义。可见,“四人帮”利用《朝霞》文艺制造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但是就文学艺术上而言,确实并没有得到各地文艺太多的具有独立性和信服力的喝彩。“文革”后期“四人帮”炮制的文艺虽风头很劲,却民心已失。       以“作品转载”为视角考察当时期刊和编辑工作之间的往来,《朝霞》文艺似乎并没有显示出更多的优势。但是,“四人帮”大力宣传的某些作品,特别是通过影视戏剧的方式展现的作品,如《春苗》(《赤脚医生》),在全国群众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点是可以从各地文艺反映出来的。很多作品是将《春苗》的故事改编为诗歌、快板、歌曲等,或是学《春苗》看《春苗》为主题的绘画,还有同名同主题的歌颂各地真人真事的作品。       上述诸种面向,都体现出了《朝霞》文艺在全国各地文艺期刊中的特殊性。这些期刊在精神上的契合性、差异性、从属性、对抗性,都反映出它们作为形塑文学与文化的重要媒介,在话语权上的某种姿态和位置。       三,《朝霞》文艺和《学习与批判》的关联性,给我们呈现出了当时文学作品创作实践和社会理论、文艺理论指导之间或契合或分岔的丰富样态。

      《学习与批判》杂志,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复旦大学名义主办的理论月刊,其自我定位是一份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性杂志。它的创办和停刊时间基本上与《朝霞》月刊同步,其在“四人帮”授意下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质,与《朝霞》的互动关系,使这两种杂志具有不一般的亲密性。     《学习与批判》中的“学习”,主要是学习十大文件,弄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还要指导读者研究一些经济问题;“批判”则主要是通过随笔、笔谈、评论谈感想。《学习与批判》和《朝霞》的理论写作班底基本上是同一群人,所以这种影响是非常直接的,甚至两种期刊上常会有相同作者的文章。随着当时的现实政治斗争的升级,路线斗争在各个方面加以体现,这个杂志也大力宣扬“评法批儒”,“批苏修文艺”和“反资产阶级法权”。今天,我们“以`思无邪'之心看其中的文章,有些还是有趣而生动的，但一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问题就大了。”因为，里面为“四人帮”摇旗呐喊、影射老一代革命家的文章数量众多。       两个期刊的紧密合作是循着“理论学习——创作实践——作品评论”的路子。《学习与批判》上许多提供用来学习的文件和思想精神隐含了《朝霞》密切关注的政治气候,是其组织号召工农兵写作遵循的理论预设;《朝霞》的组稿则是按照前面的精神进行的文艺实践成果;《学习与批判》还要对《朝霞》上某些作品进行评价,以既定的思想路线为基准再次加以提炼,类似于效果论证的评述。《学习与批判》的大多数文学评论文章就是针对《朝霞》杂志刊登的作品而发的,都是用高度理性化的方式评价作品,说教味道很浓。譬如:1974年的第1期《学习与批判》,发表了戚文德的评论文章《提倡业余戏剧、电影创作》,紧接着就有三篇关于话剧《钢铁洪流》的评论。同期伴随着各条战线都要为青年着想的号召,对《征途》的书评就高度赞扬了该小说塑造好知识青年的英雄形象。两种期刊在很多方面完全可以互相说明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它们停刊。单就《学习与批判》评论文章的合理性而言,今天看里面的有些文章也不见得完全没道理。例如署名方泽生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上海短篇小说集〉序》(《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10期),这篇文章没有按照“文革”通行的评论思路,即那种重点谈是否直接写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两条路线之间的尖锐斗争,而是就英雄人物的塑造这个单面论述。就这个方面而言,它也不是一味地讲要树立“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该文首先高度表扬了几个作品的人物塑造是非常新颖的。《特别观众》这个小说对季长春的塑造,这个人物把声音的“失真”看成自己的“失职”。其实是描写了一个对工作极有责任感的工人。《区委副书记》中苗俊敏的“特殊”工作方法也为这个人物形象的新鲜度和美好度添色不少,她“不让沙发埋没了手脚”,而是“使用那个设在群众中的流动办公室”。这样的形象和描述,是符合我们读者的期待视野的。文中没有过多强调他们的路线性,而是以人物在岗位上的职责感丰富了往常以路线感为规约的人物形象,非常生动,即便今天的我们都是喜欢的。该文在总结时反对雷同描写英雄人物,写道:有人搞创作,不是努力从生活中提炼形象,而忙于把得来的一些材料填到主观“设计”好的英雄模型中去。在他看来,英雄自有一定之规,碰到困难,总是不吃饭、不睡觉、不顾家;一开口,总是与众不同,夸夸其谈,甚至说话的腔调,走路的姿态,也在他的规范之中。        应该说这篇文章和当时许多评论文章相比,有独树一帜的地方,对当时写作风气有一定的反拨,对文学写作有一定的帮助促进作用。       《学习与批判》是一个社科常识类的期刊,《朝霞》主要是一个文艺期刊。当后者与前者太靠拢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某些《朝霞》文艺作品的写作太符合《学习与批判》的一些思想观念时,这些文学作品就变得更难被接受。因为，理论本身天然地具有合理性,逻辑性,推断性,可以自成一体。所以看进去了之后,总觉得在某一层面和角度上有一定说服力,也许就轻易上了“理论陷阱”、“理论假面”的当。《学习与批判》常会给我们产生这样的观感。可是《朝霞》的作品,表现的是生活层面,往往生活层面的东西是合现实性的(包括传统习俗、思维惯性、生存哲学、现世技巧),也是个实践性操作性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文学作品太合理论性,就不太具有生活的丰富真实感。理论叙述可以自圆其说,而生活却往往出其不意,不合你所想的。鉴于这个因素,我们有时会发现,相对于《学习与批判》的文章,有些《朝霞》文学的内容更偏激难以理解。如1974年第8期的《学习与批判》中有一篇署名金风的文章《打掉妄自菲薄》。作者依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提出了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而要树立信心,奋发图强,艰苦创业,争取各行各业都要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该文还指出我国在工业和科学技术战线上,确实出现了许多天不怕、地不怕、不怕“权威”、不怕洋教条的敢于革新创造的闯将,这是“中国的脊骨”,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可贵的革命志气。文章写得鼓舞人心,激人奋进。随后1974年第9期的《朝霞》月刊发表了小说,有段瑞夏的《典型发言》、胡万春的《新人小传》、胡廷楣的《车长》,还有一些散文特写,都是描写在工业和科学技术战线上的“闯将”。胡万春的《新人小传》中,7岁的肖志刚带着几个小朋友,刚偷家里的铁锅旧斧,在捡来的几块砖砌成的炉子里炼钢。他被家长看成是无法无天的“小活狲”,作者却正面地认为他是有思想,有头脑的好孩子,并激动地说,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钢,也需要他这样的有志成为钢铁工人的孩子。这部分的描写把一个懵懂的儿童拔高到如此这般,今天的读者就会觉得太牵强,甚至有些荒谬。        与之相反的一面是,《朝霞》文艺在遵守路线写作的同时还是可以有一些相对灵活的空间。首先,文艺审美化的笔触可以缓冲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当然,这是相对而言。其次,故事的尽量生活化和真实化,使人物形象的塑造相对复杂和多层次。这就使得后者对前者保持了一定距离,甚至呈现出异向或反向的触探。例如当时对“评法批儒”这一问题的论述,已经多到泛滥的程度。文章选材虽多,风格和思路却是一成不变。稍有创新的,便是《朝霞》月刊上面的“讲故事”、“故事新编”栏目。将孔孟典故,历史上的事件,以轻松调侃的笔调加以叙述,先不论科学严密性,至少看不到赤裸裸的批判和路线斗争的术语,在趣味中获取了知识。再如“文革”后期特别是1975年之后,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是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学习与批判》对这个问题做了系统的探讨:从批判苏修雇佣劳动关系,到提倡讲阶级感情;从学习马克思经济理论,到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从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到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与这一整套理论相适应的,《朝霞》双刊上面发表的小说几乎全部都涉及到了反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但没有一篇小说,对当权派这些“新垃圾”采取像理论宣传那样的激进态度。《朝霞》小说在这个问题上的情节设置相对趋向缓和,结尾也常以美好的景色描写将矛盾渲染淡化开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没有一个是“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很多属于“好心办错事”的“过错型”人物。

《当代文坛》前身《文谭》，创刊于1982年，系西南地区第一家专业文学评论杂志。该刊为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本文已在《当代文坛》2010年第4期刊发，如需引用或转载，请点击“阅读原文”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