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坛 |洪子诚 贺桂梅 姚 丹 王秀涛 | 作为“当代事件”的文学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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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此中意涵甚巨，但启示之一当属历史书写作为“当代事件”的性质不容忽视。晚清以降，中国蔚为大观的文学史编纂自然也不例外。在愈是剧烈的转型时期，“当代”与“历史”互搏与互嵌的印记便越深邃地铭刻在历史书写的行迹中。其间的合力与张力、对话与对峙、创造与创伤，以及可能与不能，当时过境迁，很容易被记忆消弭，唯余“知识”被沉淀下来。
2020年春夏，洪子诚教授先后完成两篇新作——《红、黄、蓝：色彩的“政治学”——1958年北京大学1955级〈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与《一则材料的注释——1967年杨晦等人关于文学史的谈话》。二者不约而同，重访了1958年北京大学1955级学生编写《中国文学史》的背景与过程，从“当代事件”的角度做出新探。在洪先生精密的研究中，1950-1960年代之交的知识狂飙与思想跃进，当事人与见证者在“文革”特殊状况下的回顾与反观，以及“新时期”以来的追忆与再思，三重层面彼此叠印，也彼此生发。所谓“当代事件”不仅指向历史，也关涉历史延长线上的当下。
有鉴于此，应北京中间美术馆馆长卢迎华女士的邀请，洪子诚教授与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现代文学馆与首都师范大学的10余位学者汇聚一堂，于2020年8月22日举行了“作为‘当代事件’的文学史书写”学术沙龙。本次沙龙既研讨了洪先生的新作，也由此展开了对于应当如何看待1950-1960年代的文学史书写实践的追寻。而与会学人来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历史学与艺术学等不同专业的多学科背景，更为沙龙打开了别样的历史与知识视野。会后，在洪子诚教授的主持下，部分学者根据会上发言修订成文，继续进行笔谈。现萃集于此，以飨读者。
（李浴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大学中文系 洪子诚
1958年，北大中文系1955级的三十几位学生响应“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夺取资产阶级占领的学术阵地的号召，用了40多天时间，集体编写了上下两册75万字的《中国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9月出版。第二年，在听取各种意见后做了大量修改，扩展到120万字的四卷，修订本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9月出版。集体编写这部文学史，在当年是一个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文化事件。我在提供给研讨会的两篇资料性文章（《红、黄、蓝：色彩的“政治学”——1958年北京大学1955级〈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一则材料的注释——1967年杨晦等人关于文学史的谈话》）中，对事情的经过已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这里不再重复，只补充几点。
第一，这部集体编写的文学史著作，不少学科史研究者在论著中已有谈及。我们今天的讨论不是学科史角度的，主要不是针对这部文学史的内容，而是将它作为当代的文学/文化事件来对待。由于这一编写行为和产生的成果，是试图以阶级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阐明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在当时被称为“一部真正的红色文学史”（《光明日报》社论）。出版之后，《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都发表过社论，两年时间，《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报刊刊登的赞扬这部文学史或者介绍编写经验的文章多达20多篇。当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在给他们的信中赞赏说，通过这部书，证明“学生可以写书，而且可以写像《中国文学史》这样大部头的书”，说明“新生的力量正在迅速地成长起来”。编写组的代表，也因此被推荐出席第二届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全国学生第17届代表大会、第三次文代会和中国作协理事（扩大）会，作经验介绍。我觉得，这个具有典型意味的事件，这一个案所蕴含的思想、政治、人事脉络，让我们对当年的思想氛围，青年革命者的激情，特别是当代知识生产与权力，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与社会政治潮流之间的关系，获得更充分、且有更多感性细节的了解。
第二，“红色文学史”的编写，作为“事件”不仅存在于一个时间点，而且具有连续、延伸的性质。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它的“余波”延伸到1960年代，到“文革”，以至后来。“红色文学史”的编写理念和具体内容，已经承接1950年代前期古代文学界讨论的成果。这部文学史1959年经过修订再版，减弱了激进的“左”的程度。而1960年代初周扬主持的全国文科教材版、编写方式改为主编负责制的《中国文学史》，也和“55级文学史”存在关联。这三部具有关联性的文学史，即1958年的“红皮本”，1959年修订的“黄皮本”，再到1963年的文科教材的“蓝皮本”，在“文革”期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演变、复辟，红、黄、蓝的封面装帧色彩的变化，被赋予政治象征意义。当年1955级的党支部书记费振刚先生，既参加、主持了“红色文学史”的编写和“黄皮”文学史的修订，又是1960年代文科教材版文学史的五位主编之一。“文革”期间，北大工宣队就曾组织人写文章，批判这一从红皮到黄皮再到蓝皮的资产阶级反扑的“和平演变”，并不点名指责工人家庭出身的费振刚，“本来是红皮的代表人物，却变成了蓝皮的主编”。这个事件的延伸过程，勾连了云谲波诡的当代政治、思想风潮，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丰富历史内涵、值得仔细探究的“故事”。
第三，值得注意的还有集体编写的方式。三四十人的学生群体，在40多天时间里完成一部文学史的编写，不论是时间、编写者资历，还是具体“作业”方式，在人文学科的研究和写作上，都具有“首创性”。在观念和组织方式上，可以看到他们有意识地从大工业生产的观念和组织方式上获得灵感；他们确实也使用了“大协作机器”“螺丝钉”“产品检验”等工业生产的术语来说明他们的工作，并将这种分散的个体作为螺丝钉组装成严密运转的“大协作机器”的方式，称为人文研究的“新方向”。这种方式，后来虽然未见完全的复制，但对当代中国人文研究可说是影响深远。今天，人文学科名目繁多的各种集体的课题、项目、工程，都留存有1950年代“大跃进”时期的痕迹。其中带来的可供我们讨论的问题很多。譬如如何处理个人经验、观点与集体意志之间的关系。组装进机器的个体没有疑问可以获得超越一己的知识，智慧，但反过来，个人也可能被强大的“集体”孤立，事实上是被碎片化，灵感、想象力在“正确的”、强大的集体的压力下磨损，甚至碾碎。“55级文学史”编写者确立了要“严格遵守”的“个人无条件服从集体的‘正确’意见”的原则。但是，“集体正确意见”如何形成？“集体”是否就意味着“正确”？从另一面说，排除了差异性经验，排除个体的奇想、偶然性的“集体”，它的“正确”是否会走向空洞、僵硬和平庸？这都是留下的问题。
第四，我在阅读相关资料的时候，另一个感想是，1950、60年代的中国作家协会与后来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到，当时作协这样的文学界领导部门，不仅重视、关注当前的文学创作、批评，而且也重视理论和文学史的研究和建设。这里有一个视野的问题。1950、60年代，中国没有中央一级专门的古典文学研究刊物，当时唯一的平台是《光明日报》的每周一期的“文学遗产”专刊。这个专刊属于中国作协的古典文学部，主编为既是作家也是学者的陈翔鹤先生。1950年代中期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虽然被撤销，“文学遗产”专刊被划归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但作协仍然关注学术研究领域。1958年，周扬等还试图在北大建立文艺理论的“基地”，他和邵荃麟、林默涵都到北大来讲课，也让教师、学生合作编选系统性资料。1959年上半年，北京学术界讨论“红色文学史”的四次大型讨论会，就在王府大街的中国文联小礼堂举行，并由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邵荃麟轮流担任主席。上海同时间讨论复旦大学学生编写的三卷本文学史，也是由作协上海分会召集主持。这一制度和工作方式，所表达的理念是，当前的创作、批评，当代文学的发展，需建立在与历史、与深厚的精神遗产关联的基础上。而那个时候文学界的一些领导人，也具备了相应的学识和艺术积累（虽然其中不少杰出者在当时和后来被边缘化）。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当时的作协，也包括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既是当代潮流、运动的推进器，但在激进的车辆可能失去控制的时候，也承担制动、刹车的功能。我在资料性文章中谈到1959年何其芳对“红色文学史”的尖锐批评，谈到周扬1960年劝阻这部文学史继续朝“左”的方向修订，就是发挥“制动”功能的几例。1961年，周扬在一次关于文科教材编写的讲话中说到，有的地方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连杜甫的《兵车行》、“三吏三别”都被说成是宣扬战争恐怖论。周扬说，第一，造成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政治斗争太过激烈，形成了这样的紧张情况。第二，说明我们的文化水平太低。“文化水平太低”这句话真的触动了我，它是否也与“斗争太激烈”形成连带的互动关系？最近我在读1950年代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文学的材料，对曾经担任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的斯洛文尼亚作家维德马尔《日记片断》的批判，对比刘白羽、罗荪和苏联美学家里夫希茨的批判文章，就会明白它们之间在“文化水平”上存在的差距。
文学史写作的三个问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 贺桂梅
洪老师写《红、黄、蓝：色彩的“政治学”——1958年北京大学1955级<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这篇文章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很早以前他就跟我们提到有这样一个题目可以做。我在旧书市场买了红皮、黄皮、蓝皮文学史，就因为洪老师提过多次。他希望学生们做这个题目，结果我们都偷懒，因此洪老师只好亲自来做了。读完洪老师的文章，我想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洪老师采取的研究方法。他把这部文学史的写作称为当代的一个文化事件，从“事件”的角度来勾勒这部文学史的编写过程，分析其中不同力量的冲突，讨论文学史文本的修改及其叙述的内在矛盾等。这种研究方法和我们一般所说的个案研究不同，可以打开很多以前关注不到的历史面向。
洪老师这篇文章使我们明确地意识到，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初期实际上是当代中国大学人文学科话语奠基的时期。就是说今天高校的文学教育、文学史教材编写和文学史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仍旧处在这个激进年代的延长线上。但对这一点很多人其实没有那么自觉也不大关注。我们一般都非常关注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但不大留意重写的对象是谁。实际上，重写的正是1950、60年代之交确立的学科规范、文学教育体制，最主要的是文学史教材的基本写作方式、话语形态等。因为这个时期具有这样的奠基性位置，所以无论今天我们如何看待那个时代，都得有意无意地与之进行对话。这个时期出现的大学基础教材，除了洪老师提到的1955级中国文学史，还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史、欧洲文学史、文艺理论、美学史、哲学史，以及历史学的基本教材等。应该意识到，当代中国大学人文学科话语与文科建制的雏形是这个时期确立的。
为什么这个时期文学史教材成了广受关注的问题？因为文学史教材涉及文学教育，而文学教育涉及到大学的位置和功能。这也需要我们思考，大学在当时整个国家的文化生产中到底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大学和大学之间是什么关系？比如说北大，为什么1955级红皮文学史曾经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而后来国家审定的古代文学史教材却并不采用这一部？我觉得除了洪老师谈到的那些因素，背后还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不能让某一个大学来主导国家这个时期的文学教育规范。这包含着对作为教育机构的北京大学、作为意识形态文学生产机构的中国作协、主导国家文化生产的文化部等文化机构之间关系的理解。这是从大的社会结构关系中来思考文学史教材编写的功能性位置。具体到1955级文学史教材的写作过程，也存在着多种力量的博弈，一个是游国恩、王瑶等大学教师、老专家们，一个是费振刚等年轻学生即1955级文学专业的本科生，还有周扬、冯至等以官员身份对整个写作过程进行规划的人。注意到文学史教材写作过程中介入者的不同身份，实际上显示的是在1950、60年代各种力量的关系格局。洪老师从文化事件这一角度对1955级文学史写作过程的梳理和分析，使我们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
第二个问题是文学史写作中的论和史的关系。可能因为年代比较久远，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研究者可以相对客观地评价1950、60年代之交的激进文化实践，把它作为一种学术史形态，和1980年代以及今天的文学史写作放在同一个研究平台上来加以考虑，而不是总从先入为主的政治定见出发，把它作为一个否定或重写的对象。批评1950-1960年代之交文学史写作的人们，都特别强调说不要理论先行，认为那种文学史写作的最大问题是“以论代史”。这种评价当然是非常有道理的，文学史写作毕竟不是某些政治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图解，过分突出“论”的主导位置确实是1950-1960年代文学史写作的问题。但到1980年代以后，文学史写作又走向了反面，只有“史”而没有“论”。因此出现一批文学史教材，作家们排排坐吃果果，缺少明晰的历史理论依据，只把各种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罗列在一起。甚至发展到只重视材料和史料，好像只有材料的编写才是客观的，而对“论”的作用有很大的偏见。但我认为“论”实际上是所有历史写作都必须要有的核心要素。没有论，历史书写就无法完成。可以说，论始终是史的纲领和灵魂。问题不是要简单地否定论的存在，而是不要用论先入为主、强制性地简化史。论是历史写作的一个必要部分，这个简单的常识反而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写作与研究常常会忽略的问题。
1955级红皮文学史实际上是要用一套新的理论语言来重新组织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其中包含了有关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文学理论依据、历史判断以及经典的评价标准。如果放到一个现代以来较长的文学史写作实践的历史脉络上看，这是一次非常激进的革命。如何书写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实际上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开始的，像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都是这方面的早期尝试。新文学进入到大学讲堂，比较早的是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朱自清第一次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新文学史，而我们北大这边是比较偏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总之，1930-1940年代这个时期，古代文学史进入了大学的课堂和大学文学教育。1950年，教育部开始把现代文学设立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方向，但学界的研究话语并没有完全转变，其主导性话语现在有人称之为“民国学术”。如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稿》，实际上还是一种比较折衷的文学史研究方式，一方面当代文学还只是现代文学的尾巴，另一方面基本评述话语与他从事中古文学研究的方式更接近。
但从1958年集体写作文学史开始，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论话语、对中国历史的基本判断，以及对文学经典的筛选与如何理解文学性等都是一次激进的革命，是一种新的文学史写作范式的确立。需要讨论的是，在这一新的文学史写作范式确立的过程中，新理论源自何处及其基本内容是怎样的。洪老师在文章中特别强调苏联文艺观念对1955级写作者的影响。在《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一书中，参与文学史写作的老师们也提到，他们受到影响最大的确实是苏联理论家的观点，还有茅盾后来收入《夜读偶记》一书中的文章。我觉得还可以继续追溯和分析，这一套激进的文学史理论在1950-1960年代之交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其中涉及的问题包括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关系、文学发展的基本动力机制、文学史的主流到底是民间文学还是文人文学，以及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独特性到底怎么理解？这也是洪老师在文章里谈到的，何其芳等提出“中间性”概念要处理的基本问题。1959年，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杨晦先生发表了一篇长文，批评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这个公式来统摄文学史，这是对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依据做出的比较深入的思考。1955级文学史的基本初衷是要用一种新的理论来重写或建构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但他们缺少比较深入的理论自觉。因此只有在何其芳、杨晦等先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他们才对一些基本理论原则有所自觉，然后才有了后续黄皮文学史的修订。这是造成1955级红皮文学史“以论代史”的根本原因。但不能因此就简单地否定“论”在文学史写作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构建中国文学史的历史叙述图景。这个问题从1955级红皮文学史一直延续到今天，仍是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中一个既有历史对话关系又处在不断拓展之中的基本问题。我最近比较关注如何从一种长时段历史视野来考察中国文学，加上要参加洪老师文章的讨论，因此比较集中地重读了本科时期没好好读过的几本文学史教材。
一本是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简史》，1947年只出版了上编，1986年在葛晓音老师协助下出版了完整版。林庚先生对中国文学的总体把握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把中国文学视为一个历史有机体，分为启蒙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然后是黑暗时代，最后一直导向文学革命的黎明时代。在勾勒和描述这样一种文学史的整体面貌时，他非常关注两种文学书写主体的互动关系，即文人文学（他叫寒士文学）和市民文学。我在重读这本文学史时最感兴趣也认为他写得最好的地方，是对一些经典作品有非常精到和独创性的阐释与判断。
另一套是所谓“五老本”，即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和费振刚五位老师编写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这是1960年代初期出版的“蓝皮文学史”，后来经历多次修订，是1980-1990年代大学的基本教材。我在1990年代上大学时用的就是这套文学史。它虽然更强调史的描述和文学性分析，但基本思路还是要把文学作品放到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加以分析，特别关注经典作品的主题、人物、情节。与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不同的地方，一是这套文学史对文学作品的叙事形式（也就是后来越来越得到强调的“文学性”的主要指标）关注不多，二是它仍旧保持了一种文化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思路。后一点实际上是从1955级红皮文学史延伸过来的，关于文学与历史互动关系的一些基本判断其实没有大的变化，但会做得更深入更精致，判断上也更准确。1955级红皮本文学史下结论的时候非常大胆。比如说宋元话本小说，对于一些版本年代还不清楚的作品，1955级红皮本会说：虽然还没找到古本，但是我们认为从它写作的内容来看，它就是宋代的。而“五老本”只是具体地描述找到了什么版本可以证明它是宋代的，而那些没有版本依据的他们就不会下结论，这也是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吧。从这些变化来看，当然是“五老本”在学术性阐释上更严谨。
还有一套文学史是袁行霈先生主编、1997年初版、2005年修订重版的教育部教材。它的基本历史叙述框架是分三古七段，我不大了解这种历史分段法源自哪里，书里也没有解释出处，总之它不是按照朝代来编写的，大致是在一种文明史视野和格局中来描述文学史。我觉得这套《中国文学史》的总论和概论部分都写得非常好，很生动，但对一些经典文本的分析，反而没有五老本那么精粹。比如对《水浒传》的分析，特别强调宋江等人秉持的“忠义”这一道德原则是符合明代写作时期的主流观念的，并据此来对作品进行分析。虽然也是很历史主义的讨论，但我觉得对小说文本的理解反而变得狭隘了，无法呈现其中超越时代的批判性因素。而林庚先生对《水浒传》的分析是三者中最为精深的。
通过这三套文学史的对照，我觉得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写作一个重要特点是，基本的文学事实即经典作家作品是大致稳定的，差别只在于如何阐释这些经典之间的历史关系和经典文本的历史内涵。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出发来看55级红皮文学史，虽然它受到了很多批评，而且是由本科三年级的学生用40多天写成的，但其文学史叙述和对经典作品的判断方式，其实没有我们一般想象的那么糟糕。重新回顾这一当代的重要文化事件，不是要去简单地赞成什么或反对什么，而是需要真正在一种历史化的视野中厘清当代中国和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借此我们可以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走了有多远以及可以重新出发的方向。
寻其来路 守望相助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姚 丹
最近洪子诚先生撰文，将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红皮本”），当作文化事件加以考察，读过之后受益良多。对其中一些问题尤其感兴趣，比如作为群众性集体学术研究，其学术源头究竟所自何来，因此想接着洪先生往下讲一点，探寻“红皮本”的来路。洪先生的文章中已经指出，“红皮本”的民间文学主流论的观点受高尔基的影响，将“鸦片战争到五四这一段”加入文学史，是受阿英先生的影响，已经谈及他们的“源头”。而我的文章，主要探讨1955级学生的老师游国恩先生的直接影响。在62年后的今天，“寻其来路”不是为了“揭短”，只是为了更好地面对历史，期冀现在以及未来的学术共同体能够“守望相助”。
“红皮本”的《后记》，带着当时的“时代特点”，充满了冠冕堂皇的朝气，但是在这朝气中也偶尔依然流露出年青人固有的“稚气”，而这也成为我们进入其“真实”历史的一个契机：“一个月的时间，要写出七八十万字，要阅读浩如烟海的材料，要集体研究、分析、讨论，要草拟大纲、编写初稿、以及修改、润色，何况明代以后的文学史我们还根本没学过，而鸦片战争到五四这一段，在目前文学史书中还是空白，完全要依靠我们白手起家。”这段话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何况明代以后的文学史我们还根本没学过”。言下之意，有关明代以前的文学史的写作还是有所依傍的。也就是说，已经学过的明以前的古代文学史，对他们现在的文学史写作是有帮助的，他们不是在“空白”的知识起点上开始自己的工作的，至少是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开始工作的。遗憾的是，在红皮本具体的行文中，对于老师们的成果，“批判”部分点名的极多，而吸收部分只要是“资产阶级学者”（老师们）的成果，则几乎不提及，只有红色“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郭沫若、何其芳、茅盾的大名会频频见诸书页。但我们顺着红皮本的结构框架、基本理念、具体判断，还是能找到他们对于老师们的依傍和大量观点的借用。这个我在下文会做一些简单论证。现在先说一下学术伦理的问题。为什么1955级北大中文系学生的集体编著，可以将老师们的成果涵容于自己的编著中而不予说明？这是我想尝试接着洪子诚先生文章往下讲的一个节点。
洪文认为，1955级同学的集体写作是以每个人甘当螺丝钉为基础的（他们自己也是这么描述的），这种在他们看来高效率的写作，今天我们要质疑它的“效率”和质量。洪老师的重点在质疑这种把人当作“螺丝钉”——没有个性的工具——的合理性以及工作的有效性。这个问题兹事体大，关涉到1950年代乃至整个当代中国的根本的“工作伦理”，至今仍然有很多基本问题需要我们厘清。但此处我则打算从另一面切入这一问题。1955级北大中文系的“集体写作”，由于强调每个人的“螺丝钉式”的“奉献”精神，因而这些学生们可能推己及人，当其使用“前辈”（资产阶级学者—老师）尚属“正确”（在当时政治标准下）的一些成果时，既然大家的劳动成果都是共同分享的，那么自然不必特别标明；此外，像没收资本家、地主的财产一样，资产阶级学者的学术成果也是可以被“没收”充公的，这也是不用说明的另一个原因。同时我们也要承认，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自“五四”作为新学科发展到1958年，其成果层垒叠加，也很难分辨出真正的“出处”，这也是1955级当其编写文学史时感到困难的地方吧。我之所以讨论红皮本的学术伦理问题，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对他们的学术伦理可能存在的罅隙感兴趣。另一方面，我想强调的是，正是由于1955级的文学史是对前人成果的吸收、融汇，因此不太可能是毫无质量的。
由于我不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专家，不能做面面俱到的分析判断。我只能借助相关文本，以及费振刚先生这样的专家的文章，在比较重要的方面，宏观地分析1955级学生文学史对于自己的老师游国恩先生成果的使用。游国恩先生从1920年代就开始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新世纪以来，其后人整理的《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讲义》，是汇总了他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1929-1931）编写的讲义稿，虽然讲稿比较早，但估计游国恩先生的观点也还是有延续性的。红皮本文学史在分期、对民歌的突出强调以及屈原研究等多方面与游先生的文学史有重叠。这里仅谈民歌这一点。游国恩先生的文学思想中有“五四”传统对于民间文学的重视那一面，因而民间文学在其文学史中是有着特殊的地位的。这种以民间文学为重的观点，正是1955级的最大的“理论框架”。从其讲义中可以看到，游国恩认为共百三十五篇的十三国风诗“在诗经中之位置为最高”；被朱熹等视为淫靡之音的郑卫诗歌，他评价为“诗音节自然。情采并妙。自是民歌本色。”我们当然不是认为1955级同学在接受中国古代文学史教育时会接触到游先生1930-1940年代的教案，而只是强调教师观点的连续性以及这种连续性必然在教学中的体现。
更为实证的关联，则是从费振刚先生的文章中“顺藤摸瓜”找到的。费振纲在晚年有过不少关于红皮本写作的回忆，可供我们参考。其中关于游国恩先生与文学史架构的关系的论述很关键：“北京大学中文系自1955年起学制改为五年，而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则仿效当时苏联莫斯科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史的教学有了很大的变化。此前各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的课程大都为一学年，每周2学时至3学时，而现在改为三学年，每周4学时至6学时不等。其他的高等学校也都按照北大的模式对教学计划做了调动。当时的高等教育部为了适应这一教学改革和进度，曾指定几所大学中文系和文学研究所分段草拟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并为之多次召开会议。游先生作为北大、清华、燕京三校中文系合并后的北大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主任参加了这一活动的全过程，并承担先秦、两汉部分大纲的编写。先生于1956年底写有《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一文，发表于次年1月6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周刊上，文章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大学中文系教学的实际情况，就中国文学史内容、体例和分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游先生在文章中的认识和这一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在以后很长时间内，实际上在规范着我国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的教学。”（费振纲：《游国恩先生学术成就评述》）不厌其烦地抄录，是由于这里面透露出很多重要信息。费振刚指出，游国恩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上的《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在1957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实际上在规范着我国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的教学”。这“很长时间”，不就包括着1955级同学学习文学史和编著文学史的时间吗？这也是间接地承认了他们的文学史框架、文学史知识受着游国恩等先生的影响。“几点意见”对“红皮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仅举几个大的影响。首先是分期上，1955级最为自豪的开前人之所无的“鸦片战争以来八十年”的文学史，是在“几点意见”中的；其次是在体例上，关于文学史写作以追溯源流还是以作家为主线索，在“几点意见”中确定了“以作家为主，依时代先后叙述”，并“以体裁、派别等为辅”的基本路数；最后是对前人研究的了解，对于前人的几本文学史，如林传甲、陈子展、李长之文学史的特点，“几点意见”也都有比较明确的介绍。而这几本文学史也是“红皮本”常常要批判地提起的。
寻找1955级跟随前人的踪迹，是想在洪老师讨论的方向上有所延长。固然我们看到集体写作的害处，看到当年这批“年少轻狂”者对老师批判的无情、无理、无礼，我们更要看到“红皮本”可能拥有的价值，它也是在集合了前人智慧的基础上诞育的。我想1955级同学的“忏悔”和“惭愧”里面包含着一层难以言说的“弑父”之痛。承认当年的“集体创造”成果是从自己的老师那里“窃取”而来的，我想比承认自己当年对老师的不公正的批判应该是更艰难的。承认前者，等于承认自己的学术之无能；而承认后者，则相比起来简单一些，是年少无知、少年意气，是跟随错误的时代潮流。
（附注：这篇文章写完了，才读到谢冕先生最新的访谈。他说：“我们就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所有的文学史著作都拿来读，全年级的同学，文学三个班一共将近六七十个人，统一指挥，成立编委会，从阅读入手。”认为能在短时间内写出文学史，经验“就是必须读书，没有读那些我们批判过的老师的书，我们也写不出来。”这是谢冕2020年9月10日接受北京大学邵燕君教授采访时谈到当年的情形，离红皮本初版已经62年了。语境不同，心境不同，但事实还是事实。）
◎中国现代文学馆 王秀涛
文学史作为建构的产物，其书写的标准和规范不是外在于社会的，也不是超历史的。戴燕在《文学史的权力》中说，“文学史是借助科学的手段、以回溯的方式对民族精神的一种塑造，目的在于激发爱国情感和民族主义”。可以说，文学史的写作并非仅仅文学内部的自我生产，它受制于彼时的政治、社会状况。因此，每一时期的文学史写作往往因采用不同的范式、理念而呈现不同的面貌，甚至出现对立性的观念，主流和边缘、正统和异端也往往互换位置。李杨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所谓的‘文学史写作’就是对文学史的不断‘重写’”。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指出，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以直笔保留人类的记录，只是“具有欺骗性的口头目标而已”，书写下来的历史“是非常有弹性的”“从这一代历史学家到下一代，它的变化往往很大，这并不仅仅是由于后来更细致的发现使记录中引入了新的事实和资源，还由于人们的兴趣和现在人们建立记录的框架发生了变化”。文学史的“重写”不是材料的增补和史事的发现，而与“框架”相关。
每一次的文学史的“重写”因为“框架”的突破，几乎都构成了引起注目的“事件”，因为重写意味着颠覆、断裂。何谓“事件”？齐泽克在《事件》一书中认为最简单纯粹意义上的事件就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件骇人而出乎意料的事情突然发生，从而打破了惯常的生活节奏，这些突发的状况既无征兆，也不见得有可以察觉的原因，它们的出现似乎不以任何稳固的事物为基础。”在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和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反复、重写的现象较为突出，往往因此具有成为“事件”的可能。
以“事件”作为观察文学史写作的角度和方法，意味着仅仅关注文学史的内容和观点是不够的，还要关注这部文学史是如何生产的，以及这种生产背后种种制度性的因素，这也是洪子诚老师在《红、黄、蓝：色彩的“政治学”——1958年北京大学1955级<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这篇文章在方法上的启示，他把“55级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作为当代的文化事件进行回顾：追溯它发生的社会政治背景，表达的政治/学术目标，编写依据的理念和作为群众性集体学术研究的组织、运行方式，以加深对当代知识生产与权力，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以及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政治、人事脉络的了解。这种以“事件”为思路的考察，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大多以往各种文学史的写作，其是非短长在今天大多已有定论，从价值判断的意义上进行衡量已经没有太多必要，但这丝毫不影响其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因为作为“事件”，具有重新作为问题提出的必要。
把文学史写作作为“事件”来考察，意味着以“事件”为方法，打破只针对文本的“平面化”研究，转而注重其过程、影响和效果，追求历史的纵深感，呈现事件生成、转折、矫正、撤回的完整过程。这种对过程性、历史演进的轨迹的考察，就不再局限于固定的事物，而更为注重其流动性和可能性。何成洲在《何谓文学事件？》一文中说，“与作为表征或者再现的文学观念不同，文学事件强调作家创作的过程性、文学话语的建构性，文学的媒介性、阅读的作用力以及文学对于现实的影响。归根到底，以独特性为特点的文学性不是一个属性，而是一个事件，它意味着将文学的发生和效果视为文学性的关键特征”。把文学性作为事件，和把文学史写作作为“当代事件”，其内在的理路是一致的，即不是把它们作为某种“表征”或者某种观念所决定的对象，从而把关注点从文本、观点转向事件和实践，在变动和发展中去把握历史性，就像尹晶在《吉尔·德勒兹（和瓜塔里）“事件”文学理论探微》中对“理念”和“事件”的区分：“理念是永恒不变的，存在只是对弈同一的理念进行模仿；而事件则是绝对的内在性差异，在不断现实化过程中呈现为连续的变化，不断对差异进行重复，不断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以1955级《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它在写作主体、写作方式、学术目的等方面，明显针对此前的学术规范和秩序，“是针对代表性学者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并组织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集体教材编写”，这显然构成了“当代事件”，它既是断裂性的，也是生成性的。红、黄、蓝三个版本的变化，呈现了这一事件的过程和效果，其修订过程也显示了事件的“撤回”，“任何事件都有可能遭遇被回溯性的撤销，或者‘去事件化’”，修订就是“去事件化”的方式，按照何成洲的说法，“就是一度产生巨大变化的事件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在历史进程中得到纠正和批评。这样一种去事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消除事件的负面影响，正本清源，同时也是吸取教训”。这样的轨迹也很具代表性，大多引起较大反响的文学史写作都会有这样的遭遇，文学史的发展也正是在不断的生成、撤回的往复过程中形成的。
对“过程”的呈现，意味着需要去探究历史的周边、文本的周围，摆脱“局部主义”的迷障，警惕那种“对有限环境的静态或短期性”的非历史研究，米尔斯强调，“我们必须在多种环境中观察我们所感兴趣的东西，否则，就只能局限于肤浅的描述”。因此文学史书写并不仅仅是学术和知识生产，它和外部的环境息息相关，内在的生产方式同样影响其最终的面貌。1955级《中国文学史》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下，显然不能摆脱当时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制约，比如党委领导、集体创作等等，而在“55级文学史”编写者那里，“探索从个人思考、写作变化为集体写作的方式，就不只是具体方法上的意义”。对其过程、制度的探索，也使得对这一事件的探索超出了学术、文学的范围，指向了更大的政治、社会空间。因此，以“事件”角度所进行的研究，无疑穿透了历史的表层，而且能够“观及整体”，抵达时代的内部。
以“事件”来考量文学史写作，也可以引入一个反思的视角。纵观当代以来文学史的写作，能够被称为“事件”的文学史写作其实并不多见，能够引起学界反响的只有有限的几部，因为雷同化的文学史写作实在太多了，对现行的文学史观念构不成任何的挑战和颠覆，更多的是因袭和模仿，这些文学史本身就是“去事件化”的产物。齐泽克认为“去事件化”意味着，事件的变革力量带来巨大的变化，当这些变化渐渐被广为接受，成为新的规范和原则的时候，原先事件的创新性就逐渐变得平常，事件性慢慢消除了。当然，我们并不期望1955级《中国文学史》这样的文学史写作事件再次发生，毕竟它是特殊历史的产物，很多编写者后来也表达了反思甚至后悔之情。但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构不成“事件”的文学史写作同样不值得期待，因为那往往意味着重复，没有“修正现存的规范，甚至产生断裂性巨变”。
（原载《当代文坛》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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