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坛 | ［美］王德威 | 请客吃饭，做文章——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
● 摘 要
王安忆是当代中文小说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新作《一把刀，千个字》再次证明她的创作力历久弥新。在白描饮食男女同时，作品回向历史，思索革命和生命的意义。王安忆调动人物情节，“纪实与虚构”双管齐下，体现她拿手的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不仅延伸王安忆左翼叙事辩证，也代表她近年藉小说思考形而上问题的最新尝试。《一把刀，千个字》延续了《匿名》 所给出的辩证逻辑，并将其连锁到革命叙事。由革命写到请客吃饭，王安忆运笔如刀，做她的文章。起落之间，她炮制多少人间故事，辩证名与实、人与物的始末，为之沉思，为之叹息。这是她的“千个字”，她一个人的“小说革命”。
● 关键词
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现实主义；“匿名”；“微物”
王安忆是当代中文小说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新作《一把刀，千个字》再次证明她的创作力历久弥新。小说以扬州菜漂流海外的故事开场，情节一旦展开，赫然盘根错节。纽约华人的大宴小酌牵引出东北哈尔滨一场家庭悲剧，上海弄堂深处的儿女恩怨，还有扬州城里城外的市井人生。旧金山唐人街、大西洋城赌场、天津宅邸、甚至大兴安岭鄂温克族猎场都是故事发生的场景；越南女子、德州青年、新疆流民穿梭主要人物之间。但小说的核心是“文化大革命”中一起轰动全国的政治迫害事件。
扬州饮馔如何与“文革”斗争发生关连？什么是“一把刀”，什么是“千个字”？王安忆调动人物情节，“纪实与虚构”双管齐下，体现她拿手的现实主义风格。但在白描饮食男女同时，她回向历史。20世纪的革命狂飙不再，新时代的中国人继续穿衣吃饭。但曾经的信仰和随之而来的伤害萦绕不去，总以最奇特细微的方式唤醒一代人的政治无意识。不仅于此，王安忆甚至将她的历史命题提高到抽象层次：人生莽莽苍苍，本命是什么？革命是什么？一个人是否可能凭空连根拔起，或再次落地生根？作为“个”体，人之为人存在或消失的意义是什么？
没有如此的大哉问作为底色，王安忆的叙事再栩栩如生，也不能显现她的现实小说独特之处。小说标题已耐人寻味。“一把刀”指的是扬州师傅擅用的菜刀，“千个字”则出自袁枚（1716-1798）佳句：“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扬州四大名园之一的“个园”命名即本于此。袁枚好啖，诗酒风流，为有清一代文人风雅的典范。然而在王安忆小说的语境里，“一把刀”回归民间，隐隐有了杀气，“千‘个’字”历经月落星沉，坠入茫茫人海。
《一把刀，千个字》的主人翁陈诚，少年师从扬州名厨，因缘际会到美国，落脚纽约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区。这里老侨、新侨来自五湖四海，各有各的经历。橘逾淮为枳，无论背景如何，人在异乡，必须另起炉灶。陈诚也不例外，虽然厨艺不凡，却难有用武之地，只有少数场合才能一展身手。也就在酒足饭饱之际，客人话匣子一开，天下大事、国共密辛、革命外史、离散传奇在饭桌上摊开。
这只是王安忆的起手式。从厨子的眼光来看，革命历史不过就是酒酣耳热后的话题。但果真如此么？漂流海外，谁没有难言之隐？随着叙事，我们发现这个扬州师傅不但会做菜，而且耽于沉思；他独来独往，有点忧郁，甚至有点神秘。他出身东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那是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或出于选择，或命运使然，他进入与家庭背景迥然不同的行业，也就可以理解。以陈诚为辐辏点，王安忆描写他那历尽沧桑、却仍然忠党爱国的父亲，举止躁郁的姐姐，世故的妻子，法拉盛各色人等，还有当年上海弄堂、扬州乡下的老老少少。这些人交织出时代的众生相，远看平平凡凡、近看各有心事。尤其陈诚周旋油盐酱醋之间，似乎总是若有所失。来美多年，他仍在寻找什么，或是逃避什么？
像陈诚这样的人物其实也曾出现在王安忆其他作品中。《叔叔的故事》（1990）里他是个初出茅庐的文学爱好者，《考工记》（2018）里他是蹉跎一生、株守旧宅的败落世家子。这类人物起初怀抱懵懵懂懂的想望，却在历史偶然或必然的遭遇里，过早遇见生命的坎陷，为之失落彷徨。他们遁入自己的世界里，无论是创作，是建筑，还是烹调，成为打通出路的门径。然而人生还是有些谜题难以参透，时机错过，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一把刀，千个字》上半部铺陈了陈诚的故事，也提出了“谜题”：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下半部里叙事陡然转变，“母亲”这一人物出场。王安忆不揭露母亲名姓，径以“她”称呼。母亲家世良好，美丽聪明，在学校、在单位都是一时无双的人物。但母亲也是孤独的。在哈尔滨，母亲与来自扬州的父亲结合，有了一对儿女。这本是理想的新中国家庭。“文革”开始，母亲不由自主卷入。她观察、沉思各方文斗武斗，远走南方串联，见证革命实践。终有一日，母亲归来，静静写下十二张大字报张贴。我们不知道母亲到底写了什么。但她的文字为自己也为家人带来滔天大祸。母亲被捕入狱，后遭枪毙，一家因此四分五裂。
母亲的儿子就是陈诚。他甚至原来不姓陈。大祸临头那晚，年幼的他连夜被送往上海，从此改名换姓，寄人篱下。他辗转弃学，成为厨师学徒。但故事不止于此。“文革”结束，母亲一夕之间又被平反，甚至被冠以烈士之名。母亲成为全国怀念效法的对象，她的事迹一再被媒体报导、影视改编。陈诚幼年离开东北，母亲的印象已经模糊，但“母亲”的形象却又如是无所不在。甚至他谈恋爱也落入“恋母情结”的戏谑。
多少年后，扬州厨师来到美国法拉盛，看见客人高谈国家大事，“左派右派”争得面红耳赤，不禁惘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时移事往，革命不就是请客吃饭？而那顿饭，是烈士之子掌厨的拿手好菜。万里之外的扬州佳肴里，隐隐有一股血腥气味。
扬州名厨，因缘际会到美国，落脚纽约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区。这里老侨、新侨来自五湖四海，各有各的经历。橘逾淮为枳，无论背景如何，人在异乡，必须另起炉灶。陈诚也不例外，虽然厨艺不凡，却难有用武之地，只有少数场合才能一展身手。也就在酒足饭饱之际，客人话匣子一开，天下大事、国共密辛、革命外史、离散传奇在饭桌上摊开。
这只是王安忆的起手式。从厨子的眼光来看，革命历史不过就是酒酣耳热后的话题。但果真如此么？漂流海外，谁没有难言之隐？随着叙事，我们发现这个扬州师傅不但会做菜，而且耽于沉思；他独来独往，有点忧郁，甚至有点神秘。他出身东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那是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或出于选择，或命运使然，他进入与家庭背景迥然不同的行业，也就可以理解。以陈诚为辐辏点，王安忆描写他那历尽沧桑、却仍然忠党爱国的父亲，举止躁郁的姐姐，世故的妻子，法拉盛各色人等，还有当年上海弄堂、扬州乡下的老老少少。这些人交织出时代的众生相，远看平平凡凡、近看各有心事。尤其陈诚周旋油盐酱醋之间，似乎总是若有所失。来美多年，他仍在寻找什么，或是逃避什么？
像陈诚这样的人物其实也曾出现在王安忆其他作品中。《叔叔的故事》（1990）里他是个初出茅庐的文学爱好者，《考工记》（2018）里他是蹉跎一生、株守旧宅的败落世家子。这类人物起初怀抱懵懵懂懂的想望，却在历史偶然或必然的遭遇里，过早遇见生命的坎陷，为之失落彷徨。他们遁入自己的世界里，无论是创作，是建筑，还是烹调，成为打通出路的门径。然而人生还是有些谜题难以参透，时机错过，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一把刀，千个字》上半部铺陈了陈诚的故事，也提出了“谜题”：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下半部里叙事陡然转变，“母亲”这一人物出场。王安忆不揭露母亲名姓，径以“她”称呼。母亲家世良好，美丽聪明，在学校、在单位都是一时无双的人物。但母亲也是孤独的。在哈尔滨，母亲与来自扬州的父亲结合，有了一对儿女。这本是理想的新中国家庭。“文革”开始，母亲不由自主卷入。她观察、沉思各方文斗武斗，远走南方串联，见证革命实践。终有一日，母亲归来，静静写下十二张大字报张贴。我们不知道母亲到底写了什么。但她的文字为自己也为家人带来滔天大祸。母亲被捕入狱，后遭枪毙，一家因此四分五裂。
母亲的儿子就是陈诚。他甚至原来不姓陈。大祸临头那晚，年幼的他连夜被送往上海，从此改名换姓，寄人篱下。他辗转弃学，成为厨师学徒。但故事不止于此。“文革”结束，母亲一夕之间又被平反，甚至被冠以烈士之名。母亲成为全国怀念效法的对象，她的事迹一再被媒体报导、影视改编。陈诚幼年离开东北，母亲的印象已经模糊，但“母亲”的形象却又如是无所不在。甚至他谈恋爱也落入“恋母情结”的戏谑。
多少年后，扬州厨师来到美国法拉盛，看见客人高谈国家大事，“左派右派”争得面红耳赤，不禁惘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时移事往，革命不就是请客吃饭？而那顿饭，是烈士之子掌厨的拿手好菜。万里之外的扬州佳肴里，隐隐有一股血腥气味。
至此，“谜底”似乎揭晓，王安忆俨然写了个后革命时代的离散故事：一切俱往矣。其实不然。她不愿轻易告别革命，而是要再次叩问革命的前世与今生。这让她的小说充满辩证意义，而这辩证借着纽约的扬州厨子和哈尔滨的烈士——儿子和母亲——的关系，作了戏剧化呈现。陈诚的经历必须放在大历史格局理解。他的存在，或甚至小说所有人物的存在，无非用以烘托“母亲”这个人物。
《一把刀，千个字》中有关母亲的描写仅集中在短短几十页里，这短短的篇幅却支撑了全书。她的一生如长虹闪烁，随即为历史狂飙摧毁。王安忆以抒情的笔触描写母亲短暂的一生，她的高洁理想，她的温柔多情如此华美，只能存在诗的世界里。母亲周遭的人，包括至亲的家人，甚至小说家王安忆，就算对她心存向往，也是可望而不可及。在粗糙酷烈的现实里——那构成小说纷纷扰扰的世界里——是容不下母亲的。
识者大可以指出，王安忆将母亲与革命等同起来，有如老套寓言。谈革命、原欲、母亲三者的联动关系，左派心理学家如齐泽克等也可大作文章。在后社会主义语境里，“革命”早已成为明日黄花，王如此含情脉脉的革命寓言很可能流于感伤造作，更可能引发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嘲讽。但王安忆逆向操作，反而就此考掘寓言本身的辩证性。她的“寓言”其实有所本。此无他，“文革”在东北牺牲的张志新(1930-1975)就是母亲的原型人物。
张志新案曾是“文革”最大冤案之一。新左学者自诩中共党外无党，党内却有“自动纠错”机制；历史永远是朝正确方向发展，张的冤死和平反也许就是党的先见加后见之明的最佳写照。大说家大言夸夸，小说家却从人间烟火里看出历史无数歔裂。王安忆小说中的母亲当然不必只从张志新汲取灵感。她最终要铭刻的不是一个人物或事件，而是一种精神、一种情怀的得与失。循此王安忆展开辩证：革命是诉诸暴力的群体行动，但革命者作出舍我其谁的抉择时，又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动。革命既是史诗的，也是抒情的；是摧枯拉朽的大破与大立，也是地久天长的乌托邦向往——与伤害。
王安忆的作品向来不乏左翼情怀。作为“共和国的女儿”，她的家庭背景和“文革”经验使她对革命——不论是壮丽昂扬的行动，或是粗糙惨烈的后果——感同身受。在《忧伤的年代》里，她如是回顾自己的“文革”经验：“这是一段乱七八糟的时间，千头万绪的，什么都说不清。就是说不清。在乱七八糟的情形之下，其实藏着简单的原由，它藏得非常深而隐蔽，要等待许多时日，才可说清。……我们身处混乱之中，是相当伤痛的。而我们竟盲目到，连自己的伤痛都不知道，也顾不上，照样地跌摸滚爬，然后，创口自己渐渐愈合，结痂，留下了疤痕。”王安忆是忧伤的。但故事必须讲下去。荷马史诗《奥迪赛》(Odyssey)里，尤利西斯在外征战二十年，返家面目全非。伺候他的老妇凭着他脚上的疤痕认出主人，一家团圆。如何认出并抚摸那疤痕，诉说那“说不清”的伤痛，是小说家的本命。王安忆创作转折点的《叔叔的故事》如此，《启蒙时代》（2007）如此，最新的《一把刀，千个字》仍是如此。
近年西方马克思学者面对革命大业每下愈况，而有“左翼忧郁”之说。诚如学者涂航指出，如果中国也有左翼忧郁，病灶不来自革命的遥遥无期，而来自革命实践之后所暴露的巨大落差和变形。但忧郁不必只带来弗洛伊德式的自溺与胶着，也可能启动阿多诺(Theodor Adorno)式“否定的辩证”——在历史貌似终结的点上触摸疤痕，重启伤痛的、歧义的、（自我）质疑的叙事，从而延续辩证。
这方面王安忆的精神导师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1937-2016）。王安忆1983年在美国爱荷华国际作家工作坊认识陈映真，成为忘年交，日后写下《乌托邦诗篇》致敬。从陈那里，她分享左翼乌托邦理想，也见证“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的执着。陈《山路》里的老妇蔡千惠——也是一个母亲的形象——的话，“如果大陆的革命堕落了，会不会使得昔日的血泪牺牲，都变为徒然？” 很可以成为《一把刀，千个字》的脚注。革命的必然与徒然千回百转，善与恶俱分进化一如既往，王安忆以小说写革命的完而不了，也完不了。
《一把刀，千个字》不仅延伸王安忆左翼叙事辩证，也代表她近年藉小说思考形而上问题的最新尝试。如前所述，小说上部处理主人翁陈诚“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这是王安忆不断书写的主题，最著名的作品首推《纪实与虚构》（1992）。王安忆现身说法，探讨母系家族的来龙去脉。她甚至推测出这一家族可能是北方蛮族的一支，千百年迁徙离散，终至不能闻问源头和最后的落脚处。《一把刀，千个字》提出类似问题，但有了不同的响应。
陈诚对母亲，以及母亲为之牺牲的革命，其实一知半解。母亲的消失是陈诚生命中的黑洞。小说安排他两度看到一本家族相簿，其中唯一一张全家福照片早被隐去，因为母亲曾是家族耻辱和罪的象征。但另一方面，母亲又是革命后全中国大名鼎鼎的国家烈士，她的身影经过媒体铺天盖地的传播，无所不在。幽灵化的母亲，圣宠化的母亲，作为烈士之子，陈诚在极度患得与患失中如何自处？
王安忆在小说自序提到，《一把刀，千个字》最初线索来自一则有关某烈士之子和成长环境格格不入的传闻。这个孩子长大后如何面对世界、家人、还有自己，成为作家挥之不去的执念。小说安排年幼的陈诚突然从哈尔滨家中被带走，寄居上海弄堂姑母家，隐姓埋名，开始新生。他原来姓杨，因家变而改名换姓。他又选择了厨师之路，与原生家庭渐行渐远。而他从中国来到美国，从偷渡客变成公民，更象征着他改头换面的决心。
问题是，过去的网罗剪不断，理还乱。陈诚有多大的决心和能量为自己打造不同的身份和生命？王安忆不将这一问题视为情节桥段而已，更将其提升至本体论层次，因而陡然加深叙事的复杂度。陈诚成长过程中每一次的遭遇，从上海弄堂里带他到工厂洗澡的爷叔，扬州乡下结交的厨师之子，到大西洋城邂逅的红粉知己，都让他的眼界和身份不断转化。与此同时，他必须与家庭创伤搏斗，甚至他的父亲、姐姐和妻子也成为搏斗的对手。他没有过去可以告别，也没有未来可以期许。但他又是不甘的，因为他隐隐感觉如此贴近母亲却又错过母亲：能否再出生/出发一次，定义那存在的源头？
这一拟想“人之初”的逆向冲动是王安忆近年创作的主轴；《一把刀，千个字》恰恰又点出了它的政治意涵。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从政治思想角度指出革命、诞生(nativity)与叙事（narrativity）息息相关；革命的根本是创造——让生命另起一个开头，让“故事”重新再讲一次。但王安忆要讲的故事复杂得多。如果革命是为世界重新命名的方法，那么革命后或后革命的时代意味什么？
2015年出版的《匿名》是重要的突破。小说描写一个上海的普通市民阴错阳差被黑道绑架，后被抛弃于大山中。远离城市文明，他的身形面貌逐渐改变，甚至忘了姓名身份，重回蒙昧的匿名天地，“二次进化”。他历尽颠簸，最后被发现救回，却在渡江途中落水不知所终。《匿名》 的隐喻意图超过现实主义叙事的承载量，读者未必能够领情。但此作在当代小说史应有一席之地。陈思和教授回顾中国文学和文化政治，曾指出从“共名”到“无名”的转变，亦即从一言堂想象下放为民间多元的想象，是20世纪末的大事。但21世纪以来我们见证“共名”和“无名”相互渗透，形成新的制约和和反制关系。王安忆恰当此时以小说提出“匿名”，虽未必有意参与公共论述，却点出当代一种新的感觉结构。“匿名”是凡夫俗子隐身遁世的渴望，是社会监视管理技术的代号，但更有意义的，是所有不为我们所知的事物总称。但“名为万物之始”，就算匿名避世，除非纵浪大化（有如《匿名》的结局），谁又能够离开名和物千丝万缕的牵挂？
《考工记》(2018)将王安忆的匿名术又推进一步。这是一则人和老房子化为一体的故事。落魄的世家子弟半生坎坷，最后退居祖传的老屋，却与老屋有了休戚与共的关系。城市建设步步逼近老屋旧园，守护者一筹莫展。老屋兀自存在，历经岁月逐渐腐朽，老屋的守护者何尝不是如此。但王安忆拒绝将人与屋的关系浪漫化。岁月流逝，人与屋注定由废物化为无物。进化还是退化，人的周期与物的周期共相始终一场，如此而已。
当“匿名”——“名”的消失，隐匿——成为一种隐入世界万物之间的形式，其实凸显出传统唯物论的局限。那是以人为出发点的物论，念兹在兹“人化”或“物化”的机械二分法，却未曾真正检视“物”深邃而不可测的潜力。《考工记》的意义在于将人与物等而视之，一路追踪老人和老屋历尽沧桑，最后都成为“微物”——细微之物，也是幽微之物——的过程。人的终了其实是人/物的开始。
“匿名”与“微物”是王安忆以小说思考革命的教外别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天换地，对“名”和“物”的坚持其实无比传统。种种运动、清算、主义无不以名份和标签的斗争展开；也无不以架空、异化物种深邃复杂的动能为指向。近年新唯物论的兴起，其实是对旧唯物论迟来的对话。
在“名”与“物”两极之间，革命其实忽略了原本要解放的“人”。“文化大革命”后新人文主义回归，关键之一正是对人作为血肉之躯，感性存在的正视。王安忆雅不欲附和新人文主义的号召（又是一种新的命名行动），却从小说实践里还原最复杂的人间境况：匿名的境况，微物的境况。她赖以调动的形式，或为世界再次命名的方法，就是现实主义。她从匿名思考种种名相所带来虚妄与怅惘，藉微物解构机械唯物所曾物化的世界。
回到《一把刀，千个字》。陈诚所见证的一段历史，正是“名”与“物”各走极端，人不当成人的时代。“文革”发生，母亲其实没有直接涉及文斗武斗，她选择在更高的位置观察、思考种种喧嚣狂躁，作出自己的判断。她所怀抱的革命憧憬和她所置身的革命现实有了巨大冲突。她作出了决定，并且付出生命代价。
母亲被污名化为现行历史反革命，又被圣名化为国家烈士。多少年后，陈诚远走他乡，隐姓埋名。他以匿名方式，选择新的开始。而他的职业让他贴近生命的基础——民以食为天。那是微物的世界，充斥种种人间烟火，七情六欲。这是他对革命迟来的、无言的回应。
陈诚的尝试是否能让他重新改造过去，小说没有给出答案。然而在他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时，母亲或革命的幽灵还是无所不在。那是一种庇护，还是一种宿命？用王安忆《忧伤的年代》里的话说，“在乱七八糟的情形之下，其实藏着简单的原由，它藏得非常深而隐蔽，要等待许多时日，才可说清……”
评论家张新颖谈《匿名》，称之为“一本‘大说’小说”。《一把刀，千个字》没有如此宏阔的意图，但延续了《匿名》 所给出的辩证逻辑，并将其连锁到革命叙事。由革命写到请客吃饭，王安忆运笔如刀，做她的文章。起落之间，她炮制多少人间故事，辩证名与实、人与物的始末，为之沉思，为之叹息。这是她的“千个字”，她一个人的“小说革命”。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东亚系。原载《当代文坛》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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