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坛 | 刘川鄂 |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文学地理学研究
● 摘 要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文学与地理关系的相关研究经历了文化观照、当代总结、学理深化、方法更新几个阶段。这一研究领域吸引了诸多学科众多学者，在“文学地理学”“地域文学”“区域文学”“地方路径”等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上，各有倚重，缺乏呼应，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二级学科条块分割的状况。所有文学与空间关系的研究都可以整合在“文学地理学”这个学术概念内，作为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路径，可以各有所长，各显神通。
● 关键词
新时期；文学地理学；文学与空间；“地方路径”
人赋山川以灵，文予自然以美。文学地理学自有文学研究起而存在。“文学地理学”这个名词术语在国内最早见于 1902 年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地理大势论》，他提出了文学风格的“南北界限”问题，认为中国文学“大抵自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后则渐微。盖‘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此后，有刘师培、丁文江等学者继续探讨地理与文化、地理与政治、地理与历史、地理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但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概念，“文学地理学”直到最近十年才被学界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杨义、曾大兴、梅新林、陶礼天、邹建军等学者是这个领域研究用力最深的专家，对“文学地理学”的概念各有阐释。文学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史研究，离不开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因此与文学地理学相关的话题始终值得重视，甚至可以说所有的文学研究都关涉文学地理。从实证研究到理论阐发，从古典文学到古今中外，从领域方法到学科建制，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努力。
2009年11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区域文学委员会在重庆成立，挂靠单位为重庆师范大学，并主编有《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表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对这个学术领域的特别重视。2011年11月，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在江西南昌成立，广州大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为主要发起和主办单位（后加入湖北大学）。每年举办一届学术年会，出版一期《文学地理学》年刊，还不定期主办专题研讨会。从2013年南昌第3次年会到不久前山西大学第11届年会，我参加了六七次，主办或协同主办过多次。据我所知，中国文学地理学会是当下中国文学研究界较为活跃的学会之一。学会的领军人物和学术中坚，对这个研究领域的开拓和深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广泛吸纳了各二级学科成员和学术成就的学会，最初古典文学界的会员比较多，后来延伸到文艺学、外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等各个二级学科。主要负责人是古代文学教授，几位副会长分别为几个二级学科的教授。开放性包容性特别值得点赞。从在湖北大学召开的第6届年会开始设立硕博论坛，至今已连续举办了6届。每次参与的年轻人都很积极活跃，表明了该领域的活力和后继有人。文学地理学研究，或者说文学与空间关系的研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界的热门话题之一。话题不具有特别的冲击性、前沿性，但是有持续性、普泛性。就像某类被叫好的图书一样，不是畅销书，但是长销书。
文学地理学研究及相关的学术概念，比如地域文学、区域文学、地方路径等，概念有弹性，有综合性，有包容性。尽管古代中国的区域行政管辖变化也比较频繁，但农耕文明为主的生活方式还是产生了相对鲜明、稳定的地方文化特征，因此地理与文学、文化的关系较为清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投入的精力最多，成果也较为丰厚。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的当代世界和中国，区域地理和文学的风格特征关系更加复杂，更加模糊。“区域文学”也好，“文学地理学”也罢，在全球化时代如何认识本土文化，二者如何融合，有更复杂的考量，更需要中国现当代文学界的学者参与。新时期以来四十余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文学地理及相关学术问题的研究，也可以说学者众多，成果累累。每个人都是多面手，每个人都是实干家，每个人都是理论探索者。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文学地理学的相关研究经历了文化观照、当代总结、学理深化、方法更新几个阶段。
新时期文学初期，地域因素并未突显，到了1980年代中期文化热、寻根文学热，用文化而不是政治的经济的视野观照文学，必然包含以地域文化观照地域文学，对民族传统正负面价值的挖掘必然关联到各地域文化的特色。于此地域文学的文化阐释，或者地域表现怎样的文学景观、怎样重塑地方文化，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要研究话题之一。1990年代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可以说是集大成之作。包括吴福辉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朱晓进著《“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费振钟著《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李怡著《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逄增玉著《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李继凯著《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魏建、贾振勇著《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刘洪涛著《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等。其间的大部分作者后来都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前沿的骨干和领军人物。
从地理文化的角度考察文学及相关话题的论文不胜枚举，相关研究著作也比较丰富。比如韦建国、李继凯、畅广元等人的《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杨光祖的《西部文学论稿》、梁凤莲的《岭南文化艺术的审美视野》、吴秀明的《江南文化与跨世纪当代文学思潮研究》、李洪华的《上海文化与现代化文学》、孙胜杰的《“黄河”对话“长江”：地域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河流书写》、李莉等主编《地域文化、民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史》。有别于以往的历史进化论、意识形态化与人本主义等文学研究的旧有模式，以人地关系为研究基点，徐汉晖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地理纬度研究》从人地关系与文学地理的生成，现代作家人文气质的地理生态征候，作家“地理自我”的情感坐标，故事、地理场所与文学地标的互文性，作为历史重写本的废墟景观和坟墓景观等，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地理环境、场所精神和空间位移等问题。
以赵学勇新发表的一篇以文化地理看文学风格差异的文章为例，可以看出文化地理是研究作家与地域关系的重要理论资源。陕北、关中和陕南的三秦大地，遗风民俗同中有异，成就了秦地小说“和而不同”的文化样态。陕北作家如柳青、路遥等的创作根源于坚韧乐观、与时偕行的乡土文化，关中作家如陈忠实等倾心于中庸调和、务实入世的家族文化，陕南作家如贾平凹等生长于轻质异俗、隐秘奇诡的山地文化。这样的研究建立在对于地域文化清晰的认知基础上，对当代陕西作家三巨头特点和差异的见解颇具说服力。
文学是地域文化的形象显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以文化地理的眼光看文学，关注山川、气候、物产这样一些自然因素，尤为重视历史、民族、人口、教育、风俗、语言等人文要素，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空间因素更加得到了重视。解析文学思潮、文学活动、文学风格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和地理因素，阐释作家题材选择、人物描写和艺术风格的形成及特点，说明作家审美表达的差异性。地理资源可以成为文学资源、文学如何再生地理资源和地域文化，也得到了彰显和强化。
21世纪初，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开始成为中国区域文学理论研究和重庆区域文学研究的重镇。出版有《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丛书》，包括周晓风主编《20世纪重庆文学史》、靳明全主编《重庆抗战文学新论》、张育仁著《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等。周晓风等还主编《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至今已出7辑。在2020年底新出的第7辑上，本人应邀主持了“区域文化与现当代文学研究”专栏。这组文章是我从2019年8月在三峡大学举办的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9届年会的参会论文中挑选的。古远清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移民文学的提法，是考量当代文学地理因素的变迁和复杂化的一个很好样本。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吕东亮博士探讨徐怀忠1950年代的西藏书写及其所受到的批评，题材的边缘性、风格的异域性，至今仍然闪耀着西部区域文学的魅力。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王昌忠从沈从文第一次从湘西远行到北京，研讨地域与身份的关系、地域变迁与身份认同的难度，也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重庆师大王昌忠教授讨论了“地域中的诗歌”“地域内容的诗歌”“地域风格的诗歌”几个概念的联系区别，是对既往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这几篇论文选题新颖，论述细密。从作者队伍和文章来源来看，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区域文学委员会的一次小小的合作。
地方性大学关注地方文学建设、总结地方文学成就似乎是应有之义，因此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力军往往是在地方性大学。比如广府文化之于广州大学，上海文化之于上海大学，江西文化之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巴渝文化之于重庆师范大学。湖北大学是研究当代湖北文学的重镇。笔者主编的《世纪转型期湖北文学研究丛书》四册，探讨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背景下湖北文学发展的现状及与当代中国文坛的关系、荆楚文化文学传统和地域文化意识在世纪转型期的表现、湖北作家队伍的构成与创作质量的关系、湖北小说诗歌散文创作的基本特色与主要成就等问题。既注意到生活和创作在荆楚大地上的作家的某些与地域文化相关的共性，也充分正视其多元繁杂的特点。充分展示近20年湖北文学成就，指出其某些缺失，分析湖北文学未来的走向并对其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本人还参与《湖北文学通史》的编撰和组织工作，并担任当代卷主编，费时三年，受到全国媒体和同行的关注及好评。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有一百来部官方组织的省级区域文学史，如浙江、安徽、河北、山西、云南、河南、上海等地的文学通史或当代史。尚有一些对当代各省市文学发展的专论，如陈书良主编《湖南文学史》当代卷，刘晓林、赵成孝的《青海新文学史论》，林超然的《1990年代的黑龙江文学研究》，何英的《呈现新疆》等，或是从古代延伸到当代，或是专门的当代文学史总结，或是当代某一个时段的区域文学总结。《四川文学通史》《广东文学通史》等都在紧锣密鼓的撰写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丁帆主编《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及十多年后全国20多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修订为《中国西部新文学史》，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大区域文学的首次总结。全书68万余字，书写从1900年到2017年百余年的中国西部文学史，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影视、口传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以及文学思潮、文学评论、文学期刊、文学活动等多个领域，对400多位西部作家的作品及创作流变进行研究梳理，完整展现了中国西部新文学的风貌，是中国首部跨世纪的西部文学史，也是迄今最新、最全面、最翔实的西部文学史，堪称西部文学史之杰作。
有学者指出：“区域文学就是以区域文化为审美对象，拥有意识文化导向、地区文化限度、地缘文化特性、民族文化底蕴这四大文化内涵，地域文学的政治性需要与地方文学的地方性表达趋于一致的文学现象。”这是截至目前最努力接近区域文学特点的概括。区域文学作为一个有别于地域文学的新概念、新领域，它仍然显现的是一体化文学体制和学术体制的中国特色。从学理的角度来说，还有很多问题有待充分的解释。首先，“地域”“区域”概念的含混，在很多研究论著中这两个概念是混同的，模糊不清的。我理解，地域文学概念更着眼文化、更注重传统。区域文学概念更当下、更行政化。地域特色是某一地域长期以来自然而然形成的，它往往是跨行政区域的。其次，区域文学史的审美个性和学理阐释存疑。一体化文学体制下的区域文学特色，往往只能解释一体化文学体制下的文学共性。因为各区域文学是受一体化体制领导和规训的，并不具有独立性，因而也没有独创性的区域文学。比如写一部当代湖北文学史，它只有行政区域的总结意义，并不具有专门史的意义。因为它并不在文学空间上具有不同于其他省份的独立性，它只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带有一定地域色彩的一个切片。或许可从领导重视程度、管理者个人素养、组织能力等方面提供一份工作总结。真正属于“文学”的成分是很少的，其独立成史的学理阐释和文学独立性是很可疑的。再次，区域文学研究常常削足适履，为地域而地域的研究是这一学术领域的常见病。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导致了文学地域/区域风格更加混杂、更加繁复，当下中国社会，经济的、代际的、性别的差异远远大于地域/区域的差异。相较于农耕文明时代地域区域特点的相对稳定性，研究当下文学地域、区域特点困难重重、矛盾多多、充斥反例。
对此，很多省市区域文学史的编撰者也是有所认识的，也有学者非常强烈地反对区域文学史的编写。方维保认为，省籍文学史繁荣的深层原因在于文化的地方主义情结和地方行政当局的地方主义文化冲动。而古今行政区划的“打架”使省籍文学史往往漏洞百出，对地域性夸张性的强调忽视了民族共同的文学话语。这些意见无疑尖锐而中肯。
前述地域文学、区域文学偏于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空间关系的实证研究，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对文学地理学概念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学理化探讨，得到了加强。从实践到理论总结，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种提升和学术自觉。杨义以“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为号召，认为以往的文学史写作偏重时间概念而忽略了地理维度和精神向度，文学地图“当然是文学这个独特的精神文化领域的专题地图，它有自己独特的地质水文气候和文化生态”。以一种地理学的眼光，从区域形态、领土完整和民族多样性等角度揭示文学本身的审美特质，重塑文学发展的直观面貌和整体过程。后来杨义又以“会通学”的观点深化了对“文学地理学”的认知，他的《文学地理学会通》汇集了文学地理学内涵与方法专论、中华民族文化总体研究、吴文化、巴蜀文化、江河源文化的板块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屈原诗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京海派研究专题论文，是作者近二十年文学地理学的大论集。作者从大文学观视阈下中华民族文化的动力系统考察与“文学——文化（文明）”的双向互生互动，力图排除在汉文学之外孤立地添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惯常思维，提出“边缘活力”与“中原凝聚力”的互动互补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动力。他指出：“文学地理学在本质上，乃是会通之学。它不仅仅要会通自身的区域类型、文化层析、族群分合、文化流动四大领域，而且要会通文学与地理学、文化人类学以及民族、民俗、制度、历史、考古诸多学科。”有学者认为，杨义突破了传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朝廷为中心的考察视野，通过文学地理学指出中国古代整个文化的生产力不仅仅是在朝廷这个中心，还有一些在边缘地带。突破了传统古代文学研究以汉族文学为主体的研究格局，广泛涉及少数民族。突破了传统文学史撰写以传世文献为主、为载体的模式，也关注民间文献、口头文献。民间文献是中华文学记忆里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为最早从鲁迅和中国现代小说研究起家的著名学者，杨义是少数几个力图打通中国古代、现当代文学学科壁垒的专深的学问家之一。而文学地理学恰好又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路径，题为“会通”，整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些自己的新颖的不乏创建的表达。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还是有一定推动作用的。因此这部著作具有特别的意义。
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对文学地理学这个概念和研究领域的学理性探讨，吸引了各个二级学科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专家。曾大兴认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出版有《文学地理学概论》一书，是作者多年来集大成之作。他是在文学地理学研究方面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学者之一，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梅新林提出“本位论”，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种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跨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陶礼天主张“它是介于文化地理学与艺术社会学之间的一门文学研究的边缘学科，致力于研究文学与地理之间多层次的辩证的相互关系。”侧重考察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的关系。邹建军认为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批评与研究文学的方法，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这些学者在中国文学地理学这面旗帜之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实证研究和理论阐发，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曾大兴等学者近些年致力于把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二级学科的分支进行学科建设，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响应。“历史学有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也有历史地理；语言学有语言史、也有语言地理或方言地理；经济学有经济史、也有经济地理；军事学有军事史，也有军事地理，为什么文学有文学史，而不能有一门文学地理呢？”我以为文学地理学作为研究领域、研究视角、研究方法，都已经取得了显赫的成果。但文学史包括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自然也就包括了文学地理，因此在文学史二级学科下再划分出一个文学地理学，其学理性和必要性还需要更充分的论证。
近年来，学界亦在寻求突破1990年代所形成的地域文学研究模式。受克利福德·吉尔兹提出的“地方性知识”概念的影响，李怡提出“地方路径”概念，试图探求“地方经验”如何最终形成“中国经验”，并认为“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它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是中国本身”。每一个“地方”都是“中国”，一个充分包含了文学如何在“地方生产”的故事才最后形成了值得期待的“中国文学史”。超越了地域文化与文学特征比附印证的模式，由“地方路径”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当然不是为了确证现代观念的同一性，而是为了探究现代性的地方差异。有点类似于用“全球史”的方法打破西方中心论、打破“刺激—反应”论，也有点类似“在中国发现历史”那样，尝试“在地方发现中国”：“我们只有从多个面向打开认知地方的方式，充分发掘地方的理论活力，才能达到重绘中国现代文学空间地图的目的。”从2020年第1期起《当代文坛》开辟了“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栏目，已经有张中良、李永东等十余位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2020年9月11日，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办，《当代文坛》杂志社和阿来工作室承办的“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2020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暨‘四川青年作家研讨会’”在成都举行，形成了一个学术的热点话题。
中国问题、中国表达有不同空间分布的差异。每一个地方都是中国，中国永远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呈现。地方史既是家族史，也是革命史、文化史、中国史。地方是被不同的作家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的。地方塑造了作家，作家也对地方进行再塑造。从地方“发现”中国，在研究路径上有更新的努力。如果是“地域”偏文化、偏传统，“区域”偏当下偏行政。“地方”偏综合偏中国。“地方路径”是对中国表达的一种深化，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种新路径。当然，从在这个名目下已经发表的相关论文来看，有的成果与地域文学、区域文学的传统研究方式也并无明显差异。但不管怎样，标举新的学术旗帜、学术概念，是深化和推动相关研究的一种尝试。
以上简述可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在文学地理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显著成就。这不是一个纯现当代的话题，要深化文学地理学研究，要广泛吸纳文艺学、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各学科领军人物和优秀学子的综合力量，相互切磋质疑反驳，求得学理上的共同进步和方法上的进一步创新。
学术界在“文学地理学”“地域文学”“区域文学”“地方路径”等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上，各有倚重，缺乏呼应，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二级学科条块分割的状况。有关文学与空间关系的研究，都应该整合在“文学地理学”这个学术范围内，作为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路径，可以各有所长，各显神通。“地域文学”有时候被解为一种题材类型或者风格类型，相关研究是一种视角。“区域文学”很大程度上是当代中国行政区划的政绩总结，在学理上存在短板。“地方路径”这个提法有方法论的意义，关注地方与中国的关联，是文学与空间关系的一个方面。这些概念从不同侧面、不同路径讨论文学与空间的关系，所以文学地理学是最常规、最有概括性、最通行的学术概念。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中国经验与地方经验、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关系，必定是相关学者要思考的大题目大知识。北师大赵勇教授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近期推出了一组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专栏，题为“文学地理青年说”，意在推动青年学者对这个研究领域的参与。相较于当代其他国家的作家来说，我国作家似乎更愿意强调故事的发生地，或凸显其文化，或据其建立系统。张佳《对文学的地域性要善于“冷观”》一文清醒认识到，文学的地域性特征的确存在，地域文化会对作家创作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然而在当下的文学作品当中，我们时常可以发现，作品中的地域性特征已经超出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一个符号。当文学被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地域、民族、类型时，就意味着降低了它的写作格局和美学视野。还特别提醒：这种地域性是被“虚构”出来的，或是作家主动的营造，或是读者、批评家阐释的结果，我们应当理性判断，其究竟是以此追求文本的美学价值，还是有外部的非文学企图。同时，要强化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全球化视野。“地域”的概念是历史地建构而成的，在今天的全球化视阈下，单纯强调作品的地域性特色似乎已经稍嫌狭隘，“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论断愈发显得可疑，我们更应关注地域性在如后殖民主义等文化意义上的全新内涵，或打破地域隔膜、探索文学书写更为宽广的可能。上述讨论指出了传统的文学地理学标签化研究的某些弊端，清醒而睿智。
研究不是贴标签，不是表扬稿，而是基于学理的审视。关于中国古代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注意个体的差异，关于现当代作家的地域因素更要注意全球化背景下的混杂矛盾和批判性，当然仍然要注意作家个体之间的差异。我一直强调，地域性只是文学风格、魅力之某些要素，但不是决定性要素，更不是必备要素。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当然同时也必定是有历史的局限和缺憾的。一味地褒扬只是宣传而不是学问，是自恋而不是探究，是井底之蛙的炫耀而不是现代文明的审视。
在李白时代，“千里江陵一日还”只是梦游，在喷气式飞机和高铁时代则是常态。21世纪已经过去了20余年，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文学表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内涵和方法也要充分注意时代的变迁和地理文化因素的变迁。在全球化、城市化、高科技化的当下，在互联网时代，孤立封闭地研究作家的地域性当取谨慎的态度。互联网写作中的地理空间因素、地域文化对作者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也是我们需要应对的学术话题。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本文系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当代文艺创作中心2020年成果）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