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坛 | 程光炜 | “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相关问题
● 摘 要
1990年代市场经济所带动的“九十年代文学”，因市场和大众文化消费浪潮的卷入，而与“八十年代文学”的面貌有所不同。很难说1990年代社会和文学已止步于某个时间点，也许现在还在它的历史性格规划及进程当中。这一背景，必然会引起关于史学意识、研究路径和问题以及史料积累和研究秩序关系的讨论。但这也不排斥动态性研究被前置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只是一篇探讨性的论文。
● 关键词
“九十年代文学”；史学意识；研究路径；史料积累
最近一年多，谈论“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迹象日渐增多。有些研究生提交的研究报告，也涉及研究“九十年代文学”应否有自觉的史学意识或借助理论建构来完成这一意识而觉得为难的问题。说老实话，我对“八十年代文学”史研究，向上推进到“七十年代文学”，向下延长至“九十年代文学”，以此建立“这三十年”文学史的史学意识、研究范围和基本框架，是赞成的。前几年人大的“博士生工作坊”，有一点尝试“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零星经验，组织学生写过文章，但因受到潜在问题的阻碍而搁浅。我之所以对再启动比较犹豫，是因为被法国历史学家郎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的一句话打消了冲动念头，致我畏缩不前：
那些最早打算根据现场资料来撰述历史的人，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个令人尴尬的境地。他们要述说的事件是刚发生了的……
其实，对研究者来说，阻碍不光来自我们与研究对象过近的历史距离，还有能否对相互矛盾的成堆材料进行有效甄别的担忧。所以略为探讨，是有必要的。
“九十年代文学”研究，是否需要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史学意识？一个时段的文学是否有自足的史学意识，一定程度取决于它有无自己的下限。我从一个学生的读书报告里，看到了他在引用几位中外作家和批评家的观点时犹豫迟疑的态度。比如，对什么可列为“时期”，詹姆逊的看法是：“无论如何不可解作某种无处不在且统一的共同思想和行为方式，而是指共有一个相同的客观情境，因此也才有了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反应和创新，但这一切总是在那情统的结构范围之内发生的。”但身处中国文学当中的批评家、作家李敬泽和李洱，对这个“时期”的感观却有所不同。李敬泽认为，“无人认领也有道理。一定程度上那是因为九十年代远未终结”“……又像吴亮老师所讲的，太近了。以至于我们都没想到要把它历史化、对象化。同时它甚至还不是历史，就是当下”。李洱说，“当然九十年代文学有没有问题，现在时间还很短，还看不出来”。
虽然詹姆逊理论和“历史化”一说在中国有超高人气，但他不是历史学家或史学理论家，没有意识到，缺乏下限的历史，即使可通过理论架构来开展叙事，也不具备自己完整的史学意识。理论架构只是历史假设，而非历史自身，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所以，恐怕李敬泽、李洱“九十年代远未终结”，因为太近，“它甚至还不是历史”的说法，更接近他们作为“当事人”，抵近观察到的文学发展的事实罢。二李的“远未终结”说，被年轻研究者转译成了“浩然现象”还没结束，也许还在“短二十世纪的延长线上”的另一种说法。中国的作家、批评家和年轻研究者相信，理论建构的历史假设固然有吸引力，然而当事人的亲身感受也是减免不了的参照。
但是，作为对一个时期的认定，詹姆逊所发现的“共有一个相同的客观情境”，在很多人身上确实是存在的。换一个角度说，这是研究者认识和理解“九十年代文学”的共同性视野，虽然这只是从理论出发，而非从文学史实际出发的一种理解方法。比如，我们所知道的南方谈话后的“市场化”等巨大社会变革，以及这一思潮所孵化的《我与地坛》《心灵史》《废都》批判事件、王朔现象、人文精神讨论，包括文学市场滑坡、文人下海、杂志改制和大众消费文化兴起等。这个相同的客观情境，几乎笼罩、重构或包装了人们的“九十年代意识”。它渗透到了作家创作、读者阅读反应、文学史研究的各个角落。二十年后的今天，一切都还在那里，不过换了另一套说辞，这也是需要看到的事实。
对“十七年文学研究”“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来说，它们各自的下限是比较清楚的。由于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历史收尾点，研究者即使不参照詹姆逊的“相同的客观情境”，仅凭历史终点所组织的史学意识，也能够开展比较清楚的文学史工作。这不是说它排除了被重新放进“延长线”的叙事可能性，只是说这种外溢性做法，终究还是要为它们已经内在化的自觉服务的。这个外溢性，并不能以颠覆这个内部实体而存在。
“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另一前提，是如何厘清自身的路径和问题。
“九十年代文学”，一定程度是在延续或解决“八十年代文学”的问题，比如文学与当代史和市场的关系。后者在王朔这条线索上。1988年被称作“王朔年”。而王朔小说对1980、1990年代“新北京”的另类叙事，因为他的下海，因为他与批评家的交恶，更由于他对自己投身文学市场的职业作家身份的大胆辩护，而招致批评界对他的激烈批评，由此扭曲了他本应被肯定的新北京另类叙事的文学成就。
王朔在《我和我的小说》中说：“我立意写小说，的确是想光明正大地发点小财”，这“对一个平头百姓来说，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他说这段话有一个特定背景，这与他当时的处境有直接的关系。有研究表明，自北京医药公司辞职后，他下海去广州倒腾过几次冰箱和彩电，可能所获不厚，于是又创办“海马影视公司”。公司虽取得了一定成功，又因经营不善而关张，所以就当起了职业编剧，成为北京影视圈子中耀眼的明星作家。这个事实证明，不是王朔主观性地发表这个文学宣言，而是其文学生活已经沉浸在浓厚的商业氛围里，他的宣言不过是一种现身说法而已。在“九十年代文学”的体制和认同中，王朔的确是一个罕见的例子。王朔的一些批评者，并不一定了解他的实际状况，他们是出于对文人下海现象的不满，才做出了过激反应的。
他们抱着嗤之以鼻的批评态度，也在清理之中：“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于是踊跃‘下海’”。因为这一风气的带动，“公众真正关注的也并非文学，而是裹在文学外衣里面的那些非文学的东西。可惜我们被那些‘轰动’迷住了眼睛，直到这起，才猛然发现，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早已经对文学失去兴趣了”。
王蒙不认为王朔的说法有出格的地方：他不在文艺体制中拿工资，也没有医疗保障，小说创作却获得了成功。他推出了热播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许多书店和书摊摆着他的作品，有的摊贩以他的名字为招贴，这说明这个年轻人是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和写作的。他认为只要作家是老实地生活和写作，也不一定比“人文精神”的层次低。但他也认为后者有时说话的分寸把握不够好。
《王朔研究资料》编选者葛红兵指出，王朔出现在经济转型和人文精神讨论相交集的节骨眼上，是他作品的评价有些争议性的主要原因。但他相信，“这一切现在还远没有给出定论”。这本研究资料试图以资料汇编的方式，在复原历史的现场，也在寻找与王朔重新对话的某种可能性。由此我想到，也可以编一本《张承志研究资料》，让研究者看到作家原来的样貌，他过去的历史和来路。否则就会有争论性的意见，改变了作家本来的面目，或者作家偏执和固执的姿态，也在干扰人们阅读和评论其作品的正常的路径。从一个强大的他者中，产生出一种不应该有的剥夺文学作品正当存在权利的消极性效果。
毋庸置疑，上述争论所引导的对王朔、张承志作品的混乱定位，已经关涉“九十年代文学史”评价的公平性问题。这大概就是郎格诺瓦所说“他们要述说的事件是刚发生了的，……”，因而研究者势必会为对象所困扰的问题罢。
“九十年代文学”与当代史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白鹿原》《生死疲劳》《启蒙时代》《思痛录》和《牛棚杂忆》等作品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前三部作品以总体性视野，展现了文学如何处理跟历史关系的某种可能性。它们聚焦于特定时间，重现了当代人一度忘却的过去的生活。虽运用了隐喻笔法，然而重现的生活却以欲说还休的效果，大面积地冲击着读者本已平静的大脑。后两部回忆录，是对过去生活的实证，尽管最后都落笔在对未来的期冀和乐观。它们一度是各大书店和书摊的畅销书，让1990年代与过去生活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交集。所以“九十年代文学”研究，无法回避它们的存在。小说和回忆有史料价值，但它们是活着的历史文献；因为小说和回忆有生命，有悲欢，有欣喜，它们迫使我们对文学史文献的整理研究，有时候会超出文献整理的范围。
历史研究者“能够割裂文献同叙述、生活同历史的联系吗？”理论家的回答是，“历史脱离活文献并变成编年史后，就不再是一种精神行动，而只是一种物”。所以，历史文献应该是“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本身的死材料，那些所谓“编年史”的东西。
面对文献，不仅要采用“亲历者”角度，还应是一种“研究者”的角度。因为，历史研究者“不是直接观察事实”，“而是对资料间接地进行推理”。“例如1830年的革命：巴黎人（如今都已去世）从士兵（也都去世）手里夺过一幢建筑物（也不存在了）。再举一个经济事实的例子：在一位部长（如今已去世）的领导下，工人们（都已去世）建起了戈伯兰工场。如何触及一件再也观察不到其任何组成部分的事实？再也看不见演员和剧场，人们怎样才能对那戏剧有所认识呢？”所以较理想的办法是，“从此处经由一系列复杂的推理，回溯至需要认识的以往的事实”。这是由于，“所有的历史学认识都是间接的，历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推理的科学”。
在中国学者看来，1980年代初的伤痕反思文学，是由当代“历史记忆”书写者完成的。一些重要转折点，“在七八十年代是无法回避的事件，也是作家思考、表达的焦点”。由于不少作家是事件的亲历者，因此相关写作，又可以看作亲历者对自身创伤提供的证言。虽然一开始文学叙述表现得有些“杂乱”，“有的侧重于个人的经验，在思想意向上也存在多面性”，有一些还表现出了“不成熟”的特点。
史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都不主张将时期性的文学，都归置到一堆史料当中。他们强调对这些史料有历史判断，有区分和甄别，更要有批判性的研究。然而由于1990年代离研究者的身位过近，会不会令前者腾挪不开足够的历史空间？在特定环境中，研究者能否足够放松地投身到研究当中，即使是相对客观的史料整理？也是容易担忧的地方。
如何厘清上述问题，又如何建设一个可靠和能够延伸发展的路径，确实是“九十年代文学”研究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另外，史料积累和研究哪个应走在前面？2016年，吴敏对文学史家黄修己先生进行的访谈《传承与创新——黄修己教授访谈录》，在《文艺研究》刊出（2016年第2期）。黄老师在回忆求学和治学之路时谈到，1955年他到北大中文系就读时，分别选了游国恩、王瑶等先生的课。后来慢慢悟出，两位先生授课方式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流派，一个是以游国恩为代表的北大史料学派，另一个是王瑶所代表的清华阐释学派。他自己1980年代的赵树理研究，比较多地受到北大史料学派的影响，比如，先搜集整理出《赵树理研究资料》，其后才坐下来研究赵树理的小说。后一种研究方法，成为他之后多年“传承”北大传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主要路径。
二十多年前，我跟随陆耀东先生读书，初次涉足学术领域的时候，他提醒我即使研究作家的一个小问题，也要把他的文集、选集等史料摸一遍，同时找其它相关材料，然后再研究它。后来，转向当代文学史研究，一度忘记了这个“师训”，所以现在后悔的是，十七年前刚踏入“八十年代文学”史研究的时候，首先应该编一套史料丛书，把1980年代的文学、作家、期刊、批评、论争和思潮现象材料，以及相关的东西，统统看一遍以后，再来做自己的研究。虽然有一两年，我每周都去离家不远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翻读1980年代的文学期刊，想通过读原刊，对那个时期文学的基本状况有一个稍微全面具体的了解。因为在文学馆看旧刊，每次要事先写出借阅条，管理人员用小车将杂志从书库中找出，再缓缓送给我。不像我在人大，可以直接到书库里拿。而且文学馆工作人员比较客气，我每次在读完旧刊后，也都以感谢告辞。这类繁文缛节，一两次可以，每周都这样，便成了心理负担，所以后来由渐渐少去，变成不再露面了。今天想来，这件事没有坚持下来殊为可惜。但此例已证明，我是研究走在前面，史料积累走在后面的。
举一个具体例子，我2014年1月写过一篇题为《读〈动物凶猛〉》的文章，这是我即将出版的《小说的读法》中一节。因为事先有阅读经验，记得1980年代读王朔以北京题材的小说时，曾被他独具一格的叙述风格和笔法吸引，因为他和老舍先生的老北京胡同小说，在看人看事角度都迥然不同。此后，尤其是1990年代初他与众多批评家和知识分子发生论战，被人戴上了“痞子作家”帽子，所以相当程度上扭曲了读者和研究者对他作品的看法。今天看来，所谓“有争议作家”，事实上已成为真实地评价王朔创作成就和文学史地位的主要障碍。所以，我想绕开这一障碍，返回王朔创作的起初状态之中。这样，把葛红兵先生和他学生朱立冬编选的《王朔研究资料》通读一遍，另外又尽可能找了其它材料。通过“绕开”，我认为自己可以不受干扰地研究这位作家了。在读了他几乎作品和自述、访谈后，得出了《动物凶猛》虽不能说最好，也是他最值得重视的作品的结论。坦率地说，我没有先声夺人地发现作品的眼光，之所以能够在大浪淘沙中看到这部中篇小说的价值，除细读小说，还要归功于披览这位作家的研究资料和其它材料。也就是我曾经说的，不了解作家本人，怎么能真正了解他创作的作品呢？
还有一个例子。2013年8月，我因刚才说的理由，写过一篇研究张承志的文章《〈心灵史〉的历史地理图》。由于材料用不完，我接着又写了《张承志与鲁迅和〈史记〉》一文。在“九十年代文学”论争中，张承志也莫须有地成为一位“有争议”作家。但这种做法，反而使我脑子里充满了疑问。对某一些酷评，既不明白其理由，也不能苟同。我到人大图书馆找张的资料，花了两三个月时间，将借到的60多本作品集，全部读了一遍。读完发现，张没有写这么多书，是因为他的“一作多编”，才膨胀成了60多本。上海文艺出版社有一套十卷本《张承志作品集》，我估计他的主要作品都在里面。我想假如将他未及整理或散失的全部著述辑录出版，也不会超过20本。因为读了他绝大部分的小说、散文和访谈，就获得了一个印象：张承志首先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考古学家，其次才是一位作家。某种程度上，插队经历和考古生涯，是其成为优秀小说家和散文作家的两大因素。他的散文随笔中，有不少考古材料、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当时只是披览，忘了整理一个小书目，留下来供人参阅。但顺着这条路，又因为要绕开前两个禁区，所以我这篇文章无论题目还是研究的角度，都从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入手。这就为我了解这位作家的思想、生活和文学观念，提供一个比较方便的路径。
以上都是史料走在前面，研究走在后面的例子。
关于编选“九十年代文学”史料体例的问题，我想以后会有人讨论，在此只是谈一点自己的初步想法。在我看来，1970年代到1990年代这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代。社会变革牵动着各种思潮，而这些思潮注定会渗透到文学发展潮流当中，对文学的走向、性格、面貌和定位，产生极大的影响，有的时候，甚至会起到重构的作用。因此，不光编选“八十年代文学”史料的体例，需要采用“社会史”的形式，“九十年代文学”史料，也难以超出这个框架来编选。举例来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启动了市场经济的大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政方针，遂被国家重要会议确定为未来发展的思想指南。因为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就意味着要进一步释放社会的活力。于是在经济方面，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从而推动了“下海经商”热；在文化方面，由于实行了某种让渡政策，催生了社会大众媒介大面积的兴起，“文艺体制改革”也提到议事日程之上。这种让渡，还催生了“陕军东征”“《废都》批判风波”“《马桥》抄袭事件”“女性文学热”“个性化写作”等现象。即使在1980年代，这也是难得一见的芜杂丰富的现象。众多互不相关的历史和文学人物，先后粉墨登场，恍然间有重现1920、30年代文学某种景观的历史幻觉。在我看来，不编选一套社会史意义上的文学史料，就不容易看清楚“九十年代文学”史的面目，前面所说的文学与市场、文学与当代史的两条脉络，也难以在这一视野里呈现出来。所以，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其实社会史史料已经走在文学史料的前面了，文学史料只有内嵌在社会史史料这个大仓库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历史位置，从而变成可使用的文学史史料。但史料编选并非易事。下面抄录一段我的旧文作为参考，以此证明史料整理工作的不易：
1979年3月，借征询《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一书的修改意见和交流当代文学教学之机，在上海静安寺的建国饭店，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因为住宿房间相邻，刘锡庆、吴重阳、胡刚、刘定恒、刘延年、宋学知、李志远、魏绍馨等8位老师商议，是否可以成立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作为联合全国学者的当代文学研究团体？此议题，得到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主任张炯、人民文学出版社理论编辑室主任毛承志的响应，于是，由这次会议主持者、上海师院的邵伯周主持，召开了全体会议，获得一致赞同。为落实筹备事宜，成立了一个由吴重阳、毛承志等人组成的秘书组，统一由张炯联系协调。
据有人回忆，秘书组后续筹建联络工作，主要在北京进行。这次筹建工作，前后持续了四个月之久。因该文不足一千字，交代简单，不少细节没有披露，个中过程，我们只能根据国情略作一点补充。按照当时，包括延续至今的关于国家一级学术会议的管理程序，一般应向学会挂靠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递交请示报告，然后经社科院一级组织批准备案，再向相关国家部委民政部申请报批。“经过四个月筹备，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于1979年8月在长春举行。成立大会上，选举冯牧为会长，朱寨、张炯、韦君宜等副会长。”同时成立了负责研究会日常工作的秘书处，秘书长为张炯，副秘书长是毛承志、吴重阳、邾容、张化隆、陆士清、陆一凡、季成家、吴野、杨匡汉，分别代表学术、组织、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方面和地区。
对史料整理工作的繁复芜杂，一些朋友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近几年，我参加过《文艺争鸣》杂志、杭州师大文学院，以及我在人大文学院组织的，总共四次小型的当代文学史史料问题的研讨会。这几次会，比我们专业两年一度的年会，在议题上明显缩小，话题相对集中，这种现象说明，当代文学史研究开始有了自觉的史学意识。这种意识，不仅是召开“八十年代文学”史料编选研讨会的前提，对日后举办“九十年代文学”史料编选的研讨会，也是必要的。
最后，还有一个如何研究1990年代“有争议”作家的反视角。所谓反视角，是指当一个阶段的文学潮流过去后，会沉淀下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如果之后的文学史著作把有争议的现象一概打包捆扎，作为一个无可置疑的文学史叙述，那么，这些沉淀在潮流河底的现象，就会被河水卷走，而被人遗忘。因此，需要把它们重新打捞起来，变成一个反观“九十年代文学”潮流的“后视镜”，这个后视镜，就是“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后视角。
在这个后视角视野里，王朔和张承志是两个需要关注的作家。几年前，我在两篇文章里提到过“寻找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和重新鉴定“好作品坏作品”的问题。认为1990年代文学批评有关他们的评价，有些情绪用事的草率成分。由于持有“政治正确性”的认知优势，往往不顾及作家人生经历、现实处境和独特经验与其创作之间的关联；而且批评理论认为，作品只是知识所要处理的文本，作者意图并非批评关注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批评对他们的文学史评价是有不少疑点和问题的。
在论争的材料当中会看到，王朔的“后视角”意义，是他反证了人文精神讨论者市场经济知识的匮乏，他们坚持人文精神的批判立场，却没有看到1990年代已从计划经济步入了市场经济。而王朔正是在这一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作家。王蒙的“躲避”论固然有迎合潮流的成分，不过，他对“九十年代文学”已身处市场经济环境之中的敏锐观察力，并不逊于甚至是要优越于人文精神讨论者的。因此，被埋没在潮流河底的王朔现象，就因为他所携带的后视角价值，而内含在研究1990年代文学史的问题之中了。
关于张承志的研究禁区，涉及到“九十年代文学”与当代史的关系。但吊诡的是，由于他的论争文章中包含着对1960年代至1990年代思想生活的反思性，所以在他排斥的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中，反倒因此有了某种时光倒流的历史感。张承志的后视角价值，在于他把1990年代拉回1960年代的历史起点上，从而更加宏观地讨论了正涌现于历史地表的1990年代社会和文学。但张的价值，也因为他过于偏颇激切的表述方式，而有所削弱，并降低了他的观点与人们对话的可能性，也应在重新研究他的后视角意义时被意识到。
根据已摸过的材料，我认为它们还不足以支撑起对王、张二人的重新研究。例如，王朔的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的材料，张承志的家世，知青生活，北大、社科院和中央民族学院的求学，考古，东渡异国，以及交游及相互影响的材料，目前缺口很大。有一些材料，依然处在被各地档案馆封存的状态，这导致语焉不详和疑点处甚多。这就是说，当还不知道一个“完整全面”的王朔和张承志的时候，又怎样深入地知道他们身上的“争议点”，看到他们的“后视角”价值呢？按照文学史研究的规律，当研究者还没掌握足够充分的材料的时候，他们提出的问题只是一个理论假设，而非研究得出的结论。1950年，即二战刚过去5年，战争史家李德·哈特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撰写二战史的时机尚未成熟，只有在资料更为齐全的条件下才可能做到这一点。”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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