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坛 | 相 宜 | 她是谁——漫谈孙甘露小说的女性形象
● 摘 要
作家孙甘露以梦境与诗性的叙事实验成为先锋文学浪潮的代表人物，影响至今。在其小说中，女性是重要的书写对象。他以超现实主义的漫游视角，观察世相人心，展现出精神梦呓与成长激荡的生命状态。孙甘露清醒地认识女性身份的历史地位，以及她们的生存处境，他以一种平等乃至谦逊的性别观塑造女性，书写情感，反思自我。在天马行空的时空漫游里，这些丰富而自由、神秘而勇敢的女性形象，催生了青年的精神成长，承载了孙甘露关于日常、爱恋、历史的思考，共同完成了对似水年华的追忆。
● 关键词
孙甘露；女性形象；《访问梦境》；《忆秦娥》；《呼吸》
如果人的一生对于作家孙甘露而言，是一次悠闲而自由的长假，那么作为一名有腔调的度假者，他早早地为这场漫长的人生之旅找到了最适合消磨时光的方式——精神漫游。少年时代，孙甘露多次跟随父母搬家，在分不清界限的上海市区与郊区间迁徙，因为没有对某个特定区域有过深切的情感，某种程度培养了他在感觉上与事物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好像是一个游荡者……观察者，总是伴随着很多冥想”。青年时代，他成为上海邮政局的邮递员，在一辆自行车上又度过了十年，真正成为一名职业漫游者。1980年代，信使自觉地观察着流动的城市、流动的生活与流动的男男女女，自觉地拿起了纸笔，自觉地写下一封封“如羽翼般飘落”的“信使之函”。1986年，27岁的孙甘露以小说《访问梦境》初入文坛便引发震荡，他与马原、莫言、残雪、格非、余华等作家一起，汇成1980年代激进又短暂的文学先锋浪潮，其文学影响绵延至今。于是，漫游在时空虚实之间、能指所指之间、及物不及物之间的孙甘露，成为了中国先锋文学的先锋。
“孙甘露的小说语言实验，其实最接近超现实主义诗歌与绘画，他的小说是这些语言的与视觉的幻象集合而成的恍惚暧昧的梦与诗。”在由梦境与神性精心搭建而成的幻象之城里，女性是重要的书写对象。因为“她”的出现，漫游者的目光有了落脚，信使的抒情有了回应。那些生活在文本之中的女性，那些神游于文本之上的女性，那些与文中的作者及现实的作者共同孕育文本诞生的女性，“她”是意识的精灵，是暗语的巧合，是文本之母。
在小说《访问梦境》的开篇，“我行走着，犹如我的想象行走着”。“我”进入某一本书，阅读梦一般的内心，走过语词，走过书页，走过周遭游移的风景与建筑，走过白天至天色将暗，起伏的不安、孤独与苦楚突然因为恋人的出场得到慰藉。语言平静下来，变得豁然开朗。“丰收神站立在夜色中的台阶上迎接我。她的呼吸化作一件我穿着的衣服，在星月隐约的夜色下，护卫着我也束缚着我。”然后，“我”假想了与丰收神的相遇：“在我假想的相遇中，她曾经以异族神话的方式坐在一株千年古树的枝桠上，在我处子的仰视中飘飘欲仙，她以传说和现实编织目光的眼睛放射着迷惘的圣女的贞洁。我内心平凡的冲动为她的眼睛所揭示。我幼稚而荒谬的情感方式因她的话语而享受到时代的阳光。丰收神在我迟疑的时刻直率而委婉地向我表白了她对潮汐和新月的热爱。这种对超越生命和沉溺生活所作的奇妙而诗意的结合，指引我跨越了异性介入的水线。在鸽子的咕咕声中，完成了青春期的自我接纳，从此驶入布满情感暗礁的智慧之泽。”
这场在抽象的架空历史里虚构梦境的虚构相遇，却被作者以极其华丽、充满诗意的语言描绘出真真切切的爱情降临时分，营造了罗曼蒂克爆炸的史诗氛围。当女性被命名为“丰收神”，首先就被赋予了掌管孕育与引领成长的神性，以及高“人”一等的身份属性。她高傲地坐在传说的枝桠上，透过历史的虚实俯视她的爱慕者，她的眼睛是一面镜子，她的存在也是一面镜子，照出真我，检验着凡人卑微又赤诚的内心震荡。人神合一的瞬间，急速促成了“我”的青春成长与自我认同。
在写作中天马行空、驰骋中西的诗人孙甘露，精心搭建着时而别致时而简拙的叙事迷宫，却以一种平等乃至谦逊的性别观在书写情感，塑造两性，实在难能可贵。孙甘露从不惮于在文本中表达对女性爱意，但由于漫游者的自由天性，他对周围历史真实性的敏感多疑，又会引发对感情的不确定感。《访问梦境》里一位“乐于体验再见这种情感”的美男子的临终留言，似乎也可以视为作者情感观的某种表达：“丰收神像宣读祷文似的张开她的小嘴：我需要爱我的人离我远远的。”年少时历史背景的影响，加剧了生活变动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因故不断搬家，短暂居住的经历愈发加剧了种种不确定感。这使得孙甘露心中存在着一种危机感，觉得一切都是瞬息万变、转瞬即逝的，这种感觉促使着他向家族历史更深处漫溯，在怀疑历史叙事的过程中，以语词重构自己信赖的家族与历史。
女性地位一贯在家族历史的叙述中被遮蔽、被掩盖，这种情形被孙甘露的书写有意识地揭示出来，解放女性的历史意识，使“她”主动重新认识、寻找家族与历史，使女性成为比男性更在意血缘、家族、历史合法性的存在，以获得平等的历史参与权与阐释权。
“在《访问梦境》中，我们不断地读到伪历史——它以郑重其事的回忆方式向我们展示这些杜撰的历史碎片。通过捏造的书籍、经典和传说，还有充满诗性、灵感和想当然的即兴陈述，这些碎片混为一体，被压缩在它的文字流程中，遮遮掩掩地显露出另一部仿佛存在于某处并且被人们遗忘掉的历史。”在丰收家族的历史中，舞蹈被视为一种巫术。唯独一个女性舞蹈者是特例。这个聋哑的姑娘被准予以舞蹈表达语汇，她是整个家族唯一的舞蹈者，美若星辰。然而，她却被纳入家族一次“宏伟”的远征，他们让她作为旗帜象征走在队伍最前端，舞蹈着直至抵达此行的目的地，然而她和他们对此行的路程一无所知。当这个流浪的队伍四处漂泊，直到轻而易举地失去了他们的族徽，舞蹈者舞蹈着在家族的思念中消逝了。她一往无前的身姿，摇曳在民谣里，生长在家族领地每一棵橙子树上，但后来家族编写史书《流浪的人们》，对这次浩大又莫名的远征下定义、做判断的时候，她却只出现在书信集的后记里，缩小为那个被撰写者笼统而模糊地提到的“一名女性”，越舞越远，不知去向。
这一切关于丰收神和丰收家族的历史，是“我”试图完整认识“她”的歧路：“她忽然转身对我说：我们家族的历史是秘不示人的。你想要赢得我，就得首先赢得我的家族。也就是进入我的祖先的内心深处。此类箴言似的告诫，当时我只能以沉默应之，我幼稚的心灵不容我设想，我拥抱我的情人，就是拥抱我情人身后一切与之有关的人物和事件。”“我”反思自己对丰收家族的历史视角，只是一种臆想，一种自己的角度。丰收神认为，历史传承者的悲哀在于“我们应该一开始就懂得虚构我们家族的历史”。其实，她在试图夺回“言说”的自主权。
孙甘露清醒地认识女性身份的历史地位，以及她们生存状态的艰难处境，他真诚地拥抱笔下所有女性与身后的一切背景，他们一起揭竿而起，对抗历史，寻找自我。弗吉尼亚·伍尔夫描述“女性”这个奇异的混合体：“在想象中，她是关键的；在现实里，她却无足轻重。女性始终横亘在诗歌里，却在历史中缺席……若想让女性活起来，人们就得充满诗意却平淡无奇地思考。也就是说，女性是一个容器，里面存在各种力量，不停地运转、闪烁。”
孙甘露笔下的少年梦游者、青年漫游者、老年浪荡者，总会在路上遇到某个女人，她留下某个惊鸿一瞥，然后抽身离去，罗曼蒂克发生与消亡的瞬间催生他们真正开始成长，体味爱恋的苦涩，揣摩人世间的真相。于是，关于爱的思考，始终与孙甘露笔下的人物同生共长，贯穿他小说的发展史。
小说《忆秦娥》正如评论家郜元宝所言：“作为描写一个女人乃至一个城市秘密的艳史，特别是作为追忆渐渐成熟之际的一个少年弥漫性的性狂想的小说，我觉得用这个词牌做标题确实增色不少。”《忆秦娥》把绵延古今对“秦娥梦断秦月楼”时代艳歌的想象，叠加在现代都市日常生活湿漉漉的隐秘角落中，一个名叫“苏”的女子身上，使人物的个性与共性穿流在人性的历史长河中。
苏是“我”母亲的朋友，因为某些原因借住在“我们家”，与祖母同室，形影相随。“她的气质中有一种香甜的东西，一经与优雅遇合，便散发一种罕见的柔和动人之感。毫无疑问，苏是我心目中的偶像，由我在内心深处秘密塑造的完人，与如今我接触到的成人世界相去甚远。”“我”在小说中追忆那些与苏有关的日子，也是在追忆逝去的日子。苏的不期而至，激活了“我”内心与外貌正在剧变的迷惘青春期，她如同一道微弱、复杂的神光，在死气沉沉的生活中一闪而过，就像盲人突然获得一瞬的光明，便奢望看得更多更远，“我”突然得到想象这个世界前世今生的方式，于是，浮想不断，联翩不息，难以忘怀。
“在我的记忆中，苏由众多的形象连缀而成。矜持，太多的矜持，将一个狂野的心灵恰当地收进了一个躯壳。没有丝毫的隐瞒，一种信赖感叠加在矜持的外表之上。她只是为所欲为。”苏是柔弱的、坚韧的、深藏不露的，她不断地与不同阶级、形形色色的男性交往：书生、照相师、酒徒、演员……“苏选择的男人，在我看来都是同一类型的，他们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无所事事却又忧心忡忡，一副愁眉苦脸的可怜相。”这些男人，连同她把这些哭泣的、醉酒的、懦弱的脑袋拥入怀中的每一个既洋溢着母性光辉、又香艳四溢的场面，叠加在苏的形象上。当哭泣着的苏扑倒在祖母的棺木上，她的照相师情人扑倒在她身上，忘我地进行着交合，这种凌驾于道德法则的惊世骇俗的场面，成为少年的“我”对于性最直观、最耻辱、最震惊的冲击：“我无意回避我的震惊，它混合着苏的恣意放纵所引发的冲击，它是阴郁的，潜在地包含着欣喜和受挫感……”
罗伯特·波格·哈里森在《我们为何膜拜青春》中对童年的追忆有所论断：“不管快乐或不快乐、健康或不健康，童年始终是每个成年人心灵的引力中心，会以其顽强至极的各种命令和冲动对成年人发号施令……即使失去童年不是我们第一次尝到死亡的味道，仍是我们第一次“悟生命之有限”（intimation of mortality）。”我相信孙甘露“怀有普鲁斯特式的雄心，想要在记忆深处召唤出逝去了的时光的原貌”。这种对失落青春的复杂怀恋和神化倾向，可以理解“我”为何试图寻找依据，来美化苏的一切行为，使之成为“我”心中那个完美的形象。苏仿佛在用她的情与欲，寄托悲喜，普度众生，她不仅开蒙了少年的青春，还启蒙了少年的文学趣味，引领“我”学会虚构与分辨，学会仔细地阅读自己的肉体与心灵。
在小说《岛屿》中，孙甘露写道：“人们可以用情人、受孕、吉日或者死亡来给生活标上印记，而霍徳总是以小说作品取代它们。当他写下情爱或者某个女人时，就是为了让它们像岛屿一样远离他，最终为大海所浸没。”当“我”写下这篇苏永远不会读到的小说，通过虚构苏，追忆苏以及与她有关的一切（包括记忆中的上海），才真正完成了对似水年华的告别与成长的典礼。
孙甘露自由地操纵着语法、语词、语音、语意的表达途径，我们熟悉的语言以梦幻错位的方式被连接在一起。他打碎了惯常的思维方式，使熟悉的日常陌生化，具体的事物抽象化，连贯的叙事碎片化，其实是先锋而敏锐地捕捉到了1980年代至今，飞速流转的社会状态与生活日常方式的变化。当下的现代生活不再是有规律的线性发展，而是由一种相对自由松散的关系维系，人事的往来，精神的动向，都是零碎、跳跃、有距离的。这种生活经验使人们更信奉一种碎片、一种临时的感情，一种转瞬即逝的东西。
阅读孙甘露小说的过程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小说以主人公的流动视角展现出精神梦呓的真实状态，而不由跌宕起伏的情节驱动故事发生。因为漫游的前提，孙甘露往往扮演观察者、写作者、转述者的身份，不过多介入或干涉笔下人物的发展，保持生活原状，让精神野蛮生长，使文字万物花开。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漫游视角，是孙甘露应对日常生活的方法和尺度。无论是《访问梦境》的造梦者“我”，《请女人猜谜》里四处漂泊的“陈述者”和被放逐者“士”，《岛屿》的漫游症作家“霍徳”，《边境》中漂泊写作者“热内”，《忆秦娥》的青春期写作者“我”，还是《呼吸》的梦游症患者“罗克”……漂泊的旅人在精神漫游途中遇到女性，往往带着短暂且神秘的性质。这些形貌各异的女性，无论笔墨多少，每一个都是自由的、自我的，个性十足。突如其来的女人，从天而降的邂逅，在“我”的心中留下无法忘怀的涟漪，曾经无处安放的心性与情感，穿过游移割裂的虚构语言符号，短暂或是永远，停留在她身上。
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呼吸》同样也是一本回忆之书，描绘了都市梦游者罗克与五位女性的情感经历。《呼吸》集大成地汇集了作者对女性的观感想象，这些女性的形象不以时间性或空间性来展现，而是跟随漫游者的心绪，跳跃交织登场。
“在罗克的意念中，女性是梦态的，具有日常的抒情气息。她们从不以超凡入圣的性质出现。总是活生生的无法回避的，从来也不会与任何概念相吻合。她们就像风景中的一缕光线，转瞬即逝而又使人魂牵梦绕难以忘怀。她们值得你永久地回忆。”女学者尹芒是罗克情感的指引者。在小说的开篇，一通来自尹芒丈夫孙澍的电话传来她客死异国的消息，奠定了全篇小说的追忆氛围。曾经因为尹芒的出现，放荡不羁的罗克被改写为循规蹈矩的罗克。他们在记忆里无数次缅怀的那个雪夜里，完整地占有了彼此最忘我的身心，“所有午夜或凌晨的欢愉都成了那个永恒之夜的回响”。尹芒使罗克身心依恋，同时，尹芒也是理智而深不可测的，她毫不避讳地谈论她和孙澍的关系，虽然她爱罗克，但孙澍将成为她合适的丈夫。结婚后，尹芒跟随孙澍周游列国，传来不同城市的声色，直至死亡的消息。当尹芒去世之后，罗克愈发沉浸在对她的回忆之中，并在层层叠叠的回忆中意识到，爱是不能忘记的。
图书管理员项安与尹芒惊人地相似，温柔、敏感、宽容的面貌吸引着罗克，使他一度认为“她是他一生中最真珍爱的女人”。小时候经历过原生家庭乱伦创伤的项安，最终选择欺骗罗克，与“唐朝饭店”的老板马理查先生流连于杭州的天堂山水中，最终也远走美国。郊区学校的美术老师刘亚之，以成熟的人生经验使罗克的感官完全被裹挟，陷入幸福的遐想中。可真相是她因为“文革”时代造成的身心创伤，一切渴望都是虚妄，刘亚之离开了罗克，只身前往澳门寻找自己的新生活。
三个深爱过的女人都离罗克远去，独留落寞的漫游者在都市梦境徘徊。尹楚是尹芒的小姐姐，经历过“赖特之恋”的二年囚禁，所以她在生活上肆意洒脱、机灵又彪悍，由于对尹芒的共同情感，她成为罗克的亲密伙伴，暂时填补了对方心上人的空位。演员区小临是一个性感的、蝴蝶般耀人眼目的、乐观开朗而又丢三落四的旅行家，她使罗克想起年少时游泳池里性幻想的对象。性吸引力使两人莫名其妙地开始一段家乡之旅，罗克却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着尹芒，她的离去，向罗克揭示了他对她的感情。“罗克感到他是失去与他生活多年的妻子，她的年轻，她的任性，她的美丽和不可捉摸全都使他心碎。”区小临也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罗克的精神质变，漫游者游荡在无数个“她”之间，终于开始自我质疑与反思自己问题的症结所在。
“她。”她是谁呢？罗克问自己，尹芒、项安、刘亚之、尹楚、区小临，或者她是一些地名：悉尼、纽约、澳门以及国内的某二个沿海城市。而他自己又是谁呢？是那个除去一张机票怀里还揣着两千五百块人民币的商店美工？或者是印度支那半岛的某处丛林中的掩体，或者纯粹就是高射炮上的伪装物。
漫游者总是在思考，总是在此地，眷恋着彼处的人和时间、地点，导致他梦游于现实生活之外，无法专注于眼前，而失去一切，周而复始进入新的循环。“从小说的心理氛围，从女性的离弃罗克而远涉重洋与罗克当年出国参战的对比情节中我们不难发现历史转型期人们变化心态的巨大变化，以及这种心态变化对于各自人生和性爱态度的影响。”孙甘露不仅书写了当代时代中“娜拉走后怎样”的种种可能，还写出了被抛弃的被留下的“我”在“她”出走之后的生活境遇。这五位敢爱、敢恨、敢出走的“娜拉”，以女性先锋的姿态，自我的主体精神，现实又天真的思维方式，从不同的层次映照出罗克“一个试图以搏杀拯救灵魂的内心幽闭的流放者”的形象，并且有意无意地合力促成他的精神成长。在这个由回忆、梦境与现实共同构成的叙事结构里，属于精神性的时间和空间被打通了，她们时而重叠、时而散开，就像在平行宇宙里成千上万次的折叠，凝聚成罗克梦幻状态的一次次涨潮般的呼吸与生长。
孙甘露在《呼吸》里借罗克之口形容自己：“他把他的一生看成是一次长假。慵懒是他的标志。他把每一天都看作是最后一天。”当时间的严丝合缝被拉开，整个世界会形成一种轻松自在，松散缓慢的状态，“不被某种现实的功利目的纠缠，也不期待建功立业”。“在童年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幻觉，我将要度过的一生是我的生命的一个次要的部分，而我生命的核心，会以另一种方式，在另一种历史中存在。”从1980年代孙甘露戴上先锋文学的桂冠至今，他依然优雅又闲散地坐在被自己拉长的时光之河的岸边，“一根针用净水缝着时间”，“放筏的人们顺流而下。傍水而坐的是翩翩少年是渔色的英雄”。他独自等待着彗星出现、奇迹降临、也许能与他共享旅途、漫游假日的人。朋友毛尖替他着急：“你不能无限地以红楼梦的方式存在，上海如果可以寄放你的信件，也应该寄放你的肉身，再说，爱慕你的人那么多，总有愿意和你共生死的珍西宝。接着，宝爷就问：‘我为你的《呼吸》取了一个音译的题目，就叫WHO IS SHE，到底Who is She？’对此，孙甘露只说，这题目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载《当代文坛》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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