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本意威慑英国使官，却恰漏了家底，鸦片战争在所难免
编者按：本文由读史缩编自著名史学家柏杨所著《中国人史纲》，为通读中国史第48篇文章。
第十九世纪是西洋——包括欧洲和北美洲的黄金世纪。但在中国，却是最羞辱的痛苦世纪，大黑暗日增沉重。中国与西洋的畸形关系，终于导致西祸东来。
一、中国与西洋的畸形关系
在中国民变沸腾声中，西洋（欧洲，以及后起之秀的美洲）各国悄悄的在这个大黑暗国家的门口出现，要求通商贸易。
回顾双方面的关系是不愉快的。
中国文明在大黑暗时代之前，远超过西洋。十三世纪马可波罗眼中，中国简直遍地黄金。可是十四世纪明政府采取愚民政策，大黑暗时代开始，对所有的外来文化深闭固拒，中国遂跟西洋隔绝，远落在西洋之后。
欧洲在十五世纪发生剧烈变化，西班牙发现新大陆，葡萄牙发现绕道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线。各国商人和基督教传教士陆续向东方发展，葡萄牙商船队于十六世纪1517年，抵达广州。六十年后的1580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并于1583年，进入较为接近腹地的肇庆（广东肇庆）传教。
因为隔绝太久的缘故，中国人对外国，尤其是欧洲，可以说一无所知。当利玛窦于十六世纪最后一年（1599）到达北京，求见当时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时，明政府高级官员在记载典章制度的《会典》书籍上，查不出有意大利这个地方，就坚决否认世界上有意大利的存在，幸而《会典》上载有大西洋国，于是利玛窦只好承认他就是大西洋国的人民。
葡萄牙商船队在中国有很好的收获，初次到广州四十年后的十六世纪1563年，明政府把荒凉的小小澳门半岛，划给葡萄牙，作为西洋各国商人的居留地。但澳门太过于狭小了，显然无法成为商业中心，他们要求进入南中国第一大港兼第一大都市广州，但都被拒绝了。一直到十七世纪清朝收复台湾，不再受海上威胁之后，才于1685年，开放广州作为商埠。
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的商船队和商人，汹涌而至。不过这时候的中国已非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西洋也非马可波罗时代的西洋，东方和西方互不相识，互不了解，各怀着跟对方相异的观念和相异的价值标准。
对于西洋的通商贸易，中国所表现的是一种怜恤的态度。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社会，一切自给自足，基本上不需要外国的产品。尤其是一些邻国的文化程度相当落后，面积又小人口又少，中国不仅是万王之王的天朝上国，而且也是物产丰富的世界中心。
所以中国没有西洋那种因小国林立而产生的狭隘的国家观念，更没有西洋那种因同样因素而产生的贸易观念。只有对藩属国和进贡国，中国必须负起宗主国的责任，才准许他们前来中国贸易。如果他们对中国有重大的冒犯或拒绝中国的要求，比如不肯交出中国的逃犯之类，中国即停止贸易，作为一种惩罚，这惩罚通常都会使对方屈服。
中国对西洋的白种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犹如白种人对中国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一样。虽然中国人也曾有一小部分见过欧洲人，并跟他们打过交道做过生意，但这少数人并下能改变大多数人的意见，上自皇帝和统治阶级士大夫，下到小巷子摆地摊的穷苦小民，他们都坚信西洋人是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民族，鼻子特别巨大，皮肤像死人一样的苍白，长着猫一样奇怪颜色的眼睛，胡子跟眉毛都是红色的，脚长有35厘米，而且身上发出一种奇臭。
这种长相已够使中国人惊骇失措了，更可怕的事还有：英国王位竟可以由女儿继承，女王逝世后，再由女王的子女继承，这种改姓乱统的现象，使一向提倡忠于一姓，提倡宗法正统的儒家系统的知识分子，认为英国显然是无父无君的蛮夷之邦。
而法国国王长发披肩，常常烹食儿童，显然是一个女扮男装的活妖精。
俄国女皇更糟，经常更换情夫，几个月或一年，就把情夫砍头，再换一个接替，也属于人妖之类。
根据这些认定，中国悲哀地发现，西洋人跟犬羊没有分别，具有犬羊特有的性格，不知道礼义廉耻仁义道德是何物。
在上述认定的基础上，中国人更进一步的认定西洋人既然有犬羊的本质，他们又以牛奶作饮料，证明他们非吃牛奶、酪浆就不能维持生命。牛奶、酪浆不容易消化，胶结在肚子里，必须吃大黄和大量饮茶，才能使它化解。假如几个月不吃的话，双目就会失明，肠胃就会雍塞。所以西洋人宴客时，最贵重的食品，莫过于大黄，即令最贫苦的人家，也都在胸前挂一小口袋大黄，时常用舌头去舐一舐，或用鼻子去嗅一嗅。
而大黄和茶叶，只有中国才出产。因之，统治阶层坚定地认为，野蛮的西洋人，必须依赖中国。中国只要拒绝通商，那就是说：中国只要拒绝卖给他们大黄茶叶，就能立即致那些西洋鬼子于死命。
最初，西洋商人对东方庞然大物的中国，深怀敬畏，奉命唯谨，并不在乎做出低三下四丧失尊严的事。以跪拜礼来说，这个在以后不断因它而闹僵的最尊敬的礼节，西洋人开始时完全顺从。1637年，英国贸易团代表约翰威特，到了当时还没有辟为商埠的广州，就用双膝着地的跪拜礼，晋见中国官员。1655年，荷兰使节戈义尔，晋见顺治皇帝福临，也行三跪九叩重礼。1727年，葡萄牙使节亚勒散，晋见雍正皇帝胤禛，同样下跪。
不仅如此，西洋人自己也不争气，他们互相排挤，互相使用丑陋的手段，向中国官员打小报告，甚至诬陷倾害对方，目的只在博取中国的欢心，以谋取多赚几个钱。中国官员高高在上，当然也无法把他们瞧得起。
广州既辟为商埠，西洋商人获准进入广州，中国称他们为“夷商”，对他们有很多限制，诸如：夷商必须住在他们自己的“商馆”之内，不准跟中国人接触，一切由中国商人组织的“洋行”（代理店）代理。夷商把货物全部交给洋行，由洋行付给货款。
——这仍是古老的传统制度。回溯十六世纪激起倭寇事件的“市舶司”，对“洋行”就可有一个概念。不过市舶司是政府经营，洋行是商人经营。
1759年，清政府颁布了一项对西洋商人的管制条例，有下列重要规定：
1、夷商每年五月到十月，才可到广州贸易，过期就要回国或回澳门。
2、夷商在贸易期间，必须住在商馆之内，不准携带武器，不准雇用中国仆妇。
3、夷妇不准进广州。
4、在贸易期间，夷商每月8日、18日、28日，才可到公园游玩。
5、夷商不准坐轿。
6、夷商不准直接晋见中国官员，有所请求时，应写妥呈文请洋行代转。
7、夷商不准到街上购买东西，不准探听物价，不准买中国书籍。
这个条例显示出自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约500年之久，中国对西洋的畸形观念，和商业上的畸形关系。
二、英国势力的东进
所谓畸形观念和关系，这是现在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却认为十分正常。
西洋自十八世纪发生工业革命，帝国主义条件成熟，通商贸易成为各国的主要生存条件。各国在中国的商业，英国迅速地超过葡萄牙而居第一位，所以对中国跟西洋各国间的畸形状态，不能满意。
1793年，英国派遣马甘尼率领一个600余人庞大的使节团，携带价值高达一万三千英镑巨额的礼物，前来北京，希望跟中国达成下列协议，建立充份的外交关系：
1、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
2、准许英国在舟山、天津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居留商，人和存放货物。
3、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
4、请对英国商品在内河运送时，免税或减税。
马甘尼的使节团到达天津后，清政府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一面“英吉利贡使”的旗帜，插到他们的船只上，宣称马甘尼前来朝贺乾隆皇帝的八十寿诞，其实乾隆的八十寿诞，于三年前（1790）已经过去了。
英国的国力在十八世纪时就已够强大，所以英国人的膝盖也就比从前尊贵。马甘尼到北京后，拒绝双膝跪地，认为如果跪地，就等于承认英国是中国的受保护国——藩属。
马甘尼的坚决态度，对中国皇帝的传统权威，是一种挑战。不过乾隆的虚荣心不愿这场晋见告吹，因为还没有从万里外那么遥控远地方来过贡使，所以特别准许马甘尼用觐见英王时单膝下跪的礼节。但对马甘尼所提出的要求，却全部拒绝。乾隆的目的只在满足自己的大头症，不在为一个番邦解决问题。为此，他特地向英王颁发了两件诏书，说明中国不能答应他的请求的理由。
第一件诏书上说：
告诉国王：你远隔重洋，倾心中华文化，特派使节，恭恭敬敬，捧着表章，航海前来，叩祝我的万寿。我披阅奏章，见你词意恳切，足以证明你恭顺的诚意，深为嘉许。你表奏上请求派你国一人居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一节，跟天朝的体制不合，绝对不可。西洋国家很多，非只你一国，如果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岂能一一准许。又岂能因你一国的请求，而破坏天朝制度。
天朝托有四海，对奇珍异宝，并不重视，你此次进贡各物，念你诚心远道呈献，我已下令，命有关部门收纳。其实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万国来朝，任何贵重的东西，应有尽有，这是你的使节亲眼看见的，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特此详细示知。
第二件诏书上说：
告诉国王：昨日你的使节，又以你国贸易之事，呈请大臣转奏，无一不是要求变更以前所定的制度，不便批准。
自来西洋各国，跟你国夷商，来天朝贸易，都住在澳门。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根本不需要跟外夷互通有无。只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是西洋各国所没有的必需品，所以特别开恩怜恤，准你们在澳门开设洋行。而今你国使节在原规定之外，多作妄求，恳请在舟山、天津登岸贸易，此事不能允许。又恳请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小岛存货，此事尤不可行。又请拨给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居住你国夷商，自应遵照往例，仍在澳门居住。又称英吉利夷商要求免税减税，查夷商贸易，往来纳税，都有一定规章，自应遵照旧章办理。
至于你国所奉的天主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教化四方，中华与夷狄之间的分别，甚为严格。你国使节之意，欲请放任炙人传教，更绝对不可。我对进贡的外国，只要它诚心向化，无不特别体恤，表示怀柔。你国在遥远的海外，诚心进贡。我所赏赐的优待，也倍于他国。现在再明白晓谕。你当上体我心，永远遵奉。
这两件诏书所表示的清政府的立场，并没有夸大之处。像自称为“天朝”，并不是清政府自己捏造出来的光采，在十九世纪之前，所有的藩属国，如朝鲜、越南、暹罗，上自国王，下到农夫，他们对中国一向称为天朝。朝鲜人越南人绝对不说：“你是中国人，我是朝鲜人越南人。”而只说：“你是天朝人，我是朝鲜人越南人。”
马甘尼虽受到盛大的优待，却毫无所获。马甘尼回国时，乾隆命他纵穿中国本土，从陆路南下，目的在使“英夷”震惊于中国的富庶和强大，以吓阻他们的邪念。
然而，那时大黑暗已经反扑，政治的腐败已经使社会溃烂。马甘尼是一个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外交家，他没有被北京豪华的排场所迷惑，反而对他所接触的事物，作出一一中肯的判断。
马甘尼首先发现清政府的贪污病菌，已深入肺腑，而贪污和强大是不能并存的。乾隆批准使节团的招待费每天银币5000两，这是一个骇人的巨款，但大多数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一位负责招待的赵大人告诉马甘尼说，某一年广州附近的县份被大水淹没，皇帝颁发银币5万两作为救济金，但在北京就先被中央官员克扣3.5万两，只剩下1.5万两发到广州。发到广州后，再被省级和县级官员克扣，难民所得到的不过象征式的数目。
其次，马甘尼发现中国的科学极度落后，而科学落后和强大也是不能并存的。当赵大人吸烟时，马甘尼从口袋中拿出火柴代为点燃，赵大人对这位夷人把火藏到身上而竟毫无伤害，大为惊讶，马甘尼就送他一盒，以表示并非巫术。
再其次，马甘尼发现中国社会上普遍的贫穷和不安定——这跟乾隆希望他发现中国富庶的目的，恰恰相反，因为沿途他看见太多的乞丐和太多的破陋而荒芜了的房屋，以及大多数中国人所过的水准以下的生活。
马甘尼还发现中国的武装部队如同一群叫化子，不堪一击。清政府沿途特地为使节团举行了很多次示威性的检阅，以向英夷展示武力，但马甘尼看出那些可笑的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
最重要的是，马曾尼发现清政府官员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冥顽不灵。马甘尼对中国社会上太多的盲人和四肢残废的人，非常同情，向清政府提议英国愿派遣医学人员前来中国。又提议在北京设立一个氢气球，作为科学研究之用。官员们听到这些提议，对英夷有这么多奇才异人，大大地震惊称奇，但在一阵震惊称奇之后，就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闭口不再谈及。
当马甘尼厌倦了那些不够水准的示威性检阅，而要求同行的一位福大人检阅一次使节团的仪仗队以开开眼界时，福大人傲然回答说：“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种火器操法，没有什么稀罕。”
马甘尼的结论是：“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
他预言大清王朝将继续压制人民，并将发生变乱。
马甘尼返国23年后，1816年，英国作第二次试探，派遣第二位使节亚墨尔斯出使中国。清政府仍把他当作贡使看待，船只上悬挂“朝贡”旗帜如故。亚墨尔斯也拒绝下跪，经过无数次谈判，最后还是同意跪一条腿。但是当嘉庆皇帝坐在金銮殿上召见他的时候，藩属事务部长（理藩院尚书）和世泰，却通知亚墨尔斯说，非双膝下跪不可，亚墨尔斯就拒绝晋见。嘉庆又召见副使，副使也不肯双膝下跪，和世泰只好报告说，他们都病了。
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发生的奇事，嘉庆觉得大大的没有光采，下令把使节连同他们“进贡”的礼物，一并驱逐。
亚墨尔斯被赶走，使英国了解，靠谈判的方法无法改变清政府加到英国商人身上的不平等的待遇，必须使用谈判以外的方法。
马甘尼对清政府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遂成为英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参考资料。
于是，24年后的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
三、鸦片战争
鸦片，是一种供吸食用的麻醉性毒品。八世纪时，鸦片便经阿拉伯人之手，输入中国，一直作为药物使用。大概到了十六世纪，聪明的人才发现它可以被烧成烟雾吞到肚子里，明政府断头政治皇帝万历，据载就是著名的吸毒者之一。当时葡萄牙是最大的贩毒国。十七世纪末，英国征服印度后，把鸦片专卖权授给治理印度的东印度公司，遂大量向中国倾销。根据统计，每年增加的数字，十分惊人，我们用下表列出：
当时的鸦片价格，每公斤约值白银五两，所以进入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每年仅鸦片一项，即流出国境白银一千万两左右。这是一种残酷的贸易，把毒药卖给愚昧无知的中国人，使他们中毒，再把他们榨穷。如果放任它发展下去，必然产生两种后果，一是中国财富罄尽，社会崩溃，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庞大国土上，一片荒芜；一是中国人体格败坏，一个个骨瘦如柴，种族灭绝。
有头脑的中国人警觉到这两种后果的严重，谋求解救。1838年，道光皇帝旻宁命各大臣提出意见，大多数都主张禁绝，而尤以湖广（湖南省·湖北省）总督林则徐态度最为激烈。他在奏章上说：“如果再漠视这种贸易，则数十年后，中国再没有可以抵抗敌人的士兵，也再没有维持军队的粮饷。”
道光采纳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任命林则徐当钦差大臣——皇帝代表，前往广州查禁。
1839年，林则徐到达广州，他是一个勇于负责的人，但当时大黑暗反扑后的时代背景，不允许他有丰富的国际知识，他跟其他官员一样，习惯于使用强硬手段。他到广州八天后的三月十八日，就下令禁绝鸦片，命外国商人把现存的鸦片，于三天内全部交出，还要具结保证：“以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果违犯被查出时，甘愿船只立即没收，人员就地处决。”
第二天，即三月十九日，外国商人所住的商馆即被包围，中国仆妇跟附近居民，也都撤退。其他国家都愿作此承诺。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也愿具结保证以后英国商船绝不夹带鸦片，但遇到有违犯这项禁令时，他要求两点：一是，没收鸦片，必须付给补偿；二是，对于违法人员，不能就地处决，必须经过公开的审判，才可以定罪。
林则徐不理会查理义律的要求，宣称如果不交出鸦片，便断绝商馆的饮食供应。查理义律被包围到第十天，不得不屈服，交出全部鸦片140万公斤，但仍拒绝具结（写保证书），遂跟全体英国商人撤出广州，退到澳门。
就在这时候，想不到节外生枝的发生了林维喜命案。英国水手在九龙醉酒后行凶，把村民林维喜殴死。中国认为“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要求引渡凶手。查理义律认为凶手当时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如果交给中国，一定斩首，所以他自己就当了法官，罚凶手20英镑，判有期徒刑六个月。
这表示在查理义律眼中，英国的人命贵不可言，中国的人命只值20英镑。林则徐再下令把所有英国人逐出澳门，查理义律跟英国商人只好挤到一艘英国商船上，在南中国海抛锚，等候英国政府的训令。
很显然的，这事情并没有结束，但在中国官场上的锯箭杆观念看来，英国商人既被逐走，眼前再没有他们的影子，事情当然已经结束。于是，林则徐兴高采烈地向道光皇帝旻宁报告说，英夷已被赶走，鸦片已被禁绝。道光见了林则徐的报告，高兴地跳起来，认为这是进一步给骄傲不驯的英国人一个更重惩罚的时候了，于是，他下令永远断绝英国的通商贸易。
在英国方面，最初的反应是温和的，他们不肯因清政府禁绝鸦片的缘故发动战争。英国外交部通知查理义律说：“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支持不道德的商人。”拒绝下令军舰进入珠江，命查理义律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
这份训令使查理义律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可是，当英国政府得悉道光下令永远禁止通商之后，维多利亚女王以下，包括国会的反对党都十分激动。通商贸易是英国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命脉，不能忍受破坏，他们遂决定使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大黑暗时代的中国，显然不是这英伦三岛的对手。
这一场战争，事实上是贸易战争，不是为鸦片而战，而是为贸易而战。但它却是由鸦片引起的，所以称它是鸦片战争。
1840年，英国远征舰队抵达澳门，共拥有军舰16艘，战斗部队4000人，查理义律以全权大使身份，决定直接跟清王朝的中央政府交涉。他只留下少数军队封锁广州，自己率领大部分舰只北上，在中途攻陷舟山群岛上的定海县（浙江舟山），建立补给站，然后直抵天津的外港大沽。
道光这时候才大吃一惊，命直隶（河北省）总督琦善赶到天津谈判。英国来势凶猛，本来要展示它的炮火威力的，但驻扎在舟山群岛的英军得上了传染病，已有很多人死亡，查理义律急于结束在北方的停留，于是他接受琦善所提的条件：1、清政府承诺处罚办事不公平的林则徐。2、清政府承诺再派大员到广州，听取英国商人的冤情。
当查理义律和英国舰队撤退后，道光对琦善竟以三寸不烂之舌，说退英夷，认为是天下奇才。于是把林则徐撤职，发配到边远的伊犁（新疆伊宁）充军，任命琦善当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负责跟英国谈判。
琦善事实上是一个饭桶，他于当年（1840）十一月到广州。查理义律向他提出的不是什么英国商人的冤情，而是最后通牒，除了要求立即恢复自由贸易外，还要求割让香港（广东新安县南部小岛）作为贸易根据地。琦善既不敢答应，又不敢报告道光，唯有乞灵于中国“官场”上的传统手段，推拖敷衍，盼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查理义律了解这种手段，他知道纵令谈判一百年，也不能解决问题。明年（1841）一月，英军发动攻击，占领虎门、穿鼻两个要塞，琦善束手无策，只好在英国所提的文件上签字，这就是《穿鼻条约》：
1、割让香港给英国，但税收仍归清政府。
2、补偿没收英国商人的鸦片价款银币600万两。
3、承认中英两国的地位平等。
道光接到报告后，大为震怒，下令逮捕琦善，任命满族另一位贵族奕山当总司令（靖逆将军）；湖南兵团司令官（湖南提督）杨芳当副总司令，率领他的精锐部队一万人，增援广州。
查理义律听到琦善撤职的消息，知道事情发生变化，就命英军发动攻击，再度占领虎门、穿鼻两个要塞，军舰直抵广州城下，开炮轰城。
奕山比琦善更糟，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如何是好，完全依靠杨芳。杨芳是内战时攻打白莲教和回教变民的名将，对内很有办法，对外便丑态毕露了。他发现英国舰队在舰身动荡之中发炮，仍能准确的击中目标，认为那显然是一种妖术。在民间故事里，污秽的东西可以使妖术失灵，于是他就在广州大肆骚扰，收集了大量的猪血羊血，以及粪便等物，罗列城头。
可是英国舰队的妖术如故，炮弹的巨响终于使这一对总司令副总司令心胆俱裂，他们狼狈逃出广州，乞求英军不要进城，他们愿立即付出白银600万两巨款，作为酬报。查理义律表示接受，他所以接受，并不是为了这600万两，而是在等候英国政府对《穿鼻条约》的训令。
英军不进入广州，使奕山认为事情已告结束，连《穿鼻条约》也不了了之。他向道光报告说：“英夷大将军前来广州上诉苦情，当商人把积欠他们的货款600万两付清后，即行退走。为了怜悯人民的困难，已暂时允许英夷继续通商。”
这也是“官场”的技巧之一，“瞒上不瞒下”，道光也再一次认为一切事情都已过去。
英国政府对《穿鼻条约》拒绝批准——其实清政府当时已经废除，英国纵使批准也必须使用武力才能教清政府履行。英国认为香港税收仍归清政府，不能叫做割让，赔款只有600万两，数目太少。于是把查理义律免职，另派朴鼎查爵士接替他的职务。
朴鼎查的态度更为强硬，他到任后就率领军舰14艘，陆军2500人，从澳门北上。首先攻陷福建厦门，接着北上浙江省，攻陷定海（浙江舟山），在镇海（浙江宁波东北）登陆，又攻陷宁波（浙江宁波）。曾经宣称要抽英夷的筋做马鞭的华东战区总司令（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裕谦，于全军覆没后自杀。
道光又惊又气，任命宰相奕经出任东南战区总司令（统筹东南沿海防务·扬威将军），剿灭英夷。
1842春，奕经率二万人精锐的大兵团，反攻宁波，被一千余人的英军击溃，奕经仅逃出性命。英舰进攻乍浦（浙江平湖乍浦港），清政府最自豪的满洲兵团，看见那些夷人的军舰像山一样逼面而来，上面喷着妖怪一样的滚滚浓烟，天空一片漆黑，不觉的魂飞天外，竟然一哄而散。
英军不久即攻陷上海，逆长江而上，再攻陷镇江（江苏镇江），切断江南运粮到北京的运河，然后再驶到江宁（江苏南京），在江心停泊。朴鼎查提出最后通牒说，如果清政府不接受英国所提出的条件，就开炮轰城。
清政府的将领对于一向瞧不起的英夷，现在已闻风丧胆，文职官员更惊慌失措，只求早日了结这桩公案。道光皇帝除了在奏章上批一些大言不惭的话，以显示他的愚昧无知外，最后只好派大臣耆英当全权代表，在江宁（江苏南京）城上竖起白旗，接受英国的条件，签订《南京条约》。
——英国以2500人，进入面积比它本土大50倍，拥有4亿人口的庞大帝国，竟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二十世纪中日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时一百年之久，中国就是打的这种每战必败的仗。
大黑暗使中国军队腐烂，武器窳败，士气消沉，用任何方法都无法振作，因为这不单是军队问题，军队不能孤立于政治之外。
《南京条约》共13条，下列是主要的内容：
1、中国赔偿英国鸦片损失和军费白银2100万两。
2、中国割让香港全部主权于英国。
3、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港口为商埠，允许英国设立官员（领事）驻札自由贸易（五口通商）。
4、中英两国地位平等，公文来往，用平等款式，清政府不得再称英国为英夷。
这是中国第一次签订的现代意义的战败条约，战败国当然倒霉——割地赔款。不过，五口通商，却是一种正常的国际关系。英国从“英夷”升格到跟天朝同样的地位，更显示《南京条约》的平等意味，何况中国在事实上仍称英夷如故，在心里仍瞧不起如故。可是，《南京条约》的一些附约，接着签订，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些附约是：
1、1842年，再签《善后章程》八条。
2、1843年，再签《五口通商章程》十五条。
3、1843年，再签《虎门条约》二十条。
在这些名称不一的附约中，有下列规定：
1、英国人之间，或英国人跟中国人之间，任何争执，英国人不受中国司法审判，而由英国官员审判（领事裁判权）。
2、英国军舰可在五个商埠停泊，保护商民。
3、英国在五个商埠，可以租地建屋（到了1846年，英国在上海正式划定区域，称为租界。在租界地内，视同英国本土，中国不能行使主权。以后各国纷纷仿效，中国国内遂又有国）。
4、中国以后给与其他国家任何利益，也应同时给与英国。
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条约，在这些附约中，英国利用清政府官员对国际事务的茫然无知，一半恐吓，一半欺骗，使清政府在糊里糊涂中任凭英国摆布。而对引起战争的鸦片问题，反而像没有那回事一样，双方谁都不提。
英国是故意躲避形诸文字，因为用条约保护贩卖毒品，将成为历史上的污点；尤其中国一旦醒悟过来，要求互惠，英国势将非常尴尬。清政府则已精神恍惚，唯恐提起鸦片这个不祥之物，会招来更大的麻烦。
就在这种谁都心里有数，却闭口不言的情况下，鸦片恢复进口，而且比从前进口更多，中国人吸毒的数目也疯狂增加。
——到了十九世纪末，大多数官员和稍富有的中国人，都沉湎在烟榻之上，我们应对这个乌烟瘴气的社会景观，保持深刻印象，才可以了解中国一天比一天陷于绝境的缘故，鸦片的普及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闭关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军舰大炮打开，再不能复合。接着美国总统泰勒派遣全权大使顾盛，拿着一封“孤统摄二十六邦”的图书，乘军舰到了广州，清政府官员已成了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望厦条约》。
法国军舰像逐臭的苍蝇一样，也闻风而至，清政府代表耆英鼓起胆量，稍为表示迟疑，法舰就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耆英也急忙跟他签订《黄埔条约》。
又接着是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等，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没有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见得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清政府手忙脚乱，无法招架，于是只要他们能报出一个国名，清政府就一一跟他们签订条约。
所有这些条约中，都有“利益均沾”条款，他们虽没有把中国打败，结果却每一个都是战胜国，跟蝗蚁一样叮在中国身上吸血，凡英国在《南京条约》附约中所享有的片面最惠国特权，诸如领事裁判权、军舰护侨权之类，他们也都同时获得。
在这些弹丸小国眼睛中，中国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大肥佬，如果不乘机坑骗一下，简直良心上过不去。
这是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从没有过的巨变，中国所面临的差不多全是中国一向自负的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东西，不但军舰大炮从来没有，连随着军舰大炮带进来的新思想新观念也从来没有。中国固有的生活方式和固有的意识形态，开始受到强有力的西洋生活方式和西洋意识形态的无情冲击。
诸如大部分属于士大夫阶层的儒家系统思想，和农业封建的适应思想：
上列的这些固有的文化传统，从没有人怀疑过它们的价值和正当，更没有人反对，偶尔有人反对，力量也非常微弱，或者被政治力量迅速压制。但现在开始面对着尖锐而猛烈的挑战。
——冲击和挑战立刻遇到反应，卫道之士前仆后继的去保卫它们。但是，他们保卫地越努力，中国脱胎换骨的时间，也就是使中国新文明诞生的阵痛时间，也越延长。中国所受的伤害，也因之越大。旧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直到二十世纪清政府被推翻，满族人被赶下金銮殿，才算革除。但旧传统的意识形态，直迄二十世纪末叶仍余波荡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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