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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有关湘西的那些事儿

2017-07-23 湘江渔夫 花垣视窗

最近电视里老放关于湘西的一些剧本,想到本人也在湘西吃过几年饭,看过湘西的许多美景,却从未为湘西写过一段文字,有些愧疚。但真正动起笔来,却又不知写什么。凤凰、茶洞、猛洞河、不二门、王村等出了名的地方,你都去过至少在各种信息中了解过,而我是不太愿意写别人知道了的事情的。别扭之下矛盾之中,写一些我知道或许你并不知道的湘西秩事趣事锁事家事吧。

我大学毕业去湘西工作,纯系偶然。1982年的那天,本来已经有了去向的我,提个桶子去洗衣。途经会议室门口,被叫到一个我并不知情的会上发言,在会上讲了如下的话:“中国林业发展的关键不是技术,而是政策。政策不对路,技术用不上,何况栽树的技术并不高深”。于是被糊里糊涂选中为“第三梯队”、“苗子”,被分配到了我家乡人谈之色变的湘西:“湘西多土匪”。而当时流行的《湘西剿匪记》更是印证了乡亲们的担忧。

我带着“湘西多土匪”的思想准备去了湘西,谁知一到湘西就碰上了“土匪”。当时的枝柳铁路刚刚试通车,一天两班的铁皮车是从距离怀化火车站有很长一段距离的“怀化西站”发出,我带着从学校带来的七八箱子书籍行李,顾个板车送过去。拉板车的汉约模三十来岁,一身的肌肉壮鼓鼓的,一身的汗气热腾腾的,说话的声音带些威风。拉到半路——一个四顾无人的铁路道叉上,他就讲起价来;要十元钱,不给就把书丢进臭水沟里。我的天,当时的十元只怕相当于现在的1000元,那时一个本科生的月工资就45元。谁让我当时没有和他讲好价钱呢,无可奈何出了十元钱。心里恨恨地骂了句:“土匪”!没想到他拿到钱后竟然对我说:“老弟,湘西多土匪”。

被“土匪”吓了一回后,心里就有些虚。到湘西报到后,组织上安排我在吉首住上一段,多到街上转转,我用胆气虚弱的口气问道:“这里是少数民族,有什么习俗顾忌?”接我的干部张科长带我上街转了一大圈,买了诸如凉茹薯、米豆腐一类的东西吃,特意带我和背着背篓穿戴着民族服装的土家苗民讨价还价聊天扯谈了很久。临了,问我:“与你家有什么不同的?怕不怕?”哈哈,这是我第一见识的真正的湘西人。

顺便说一下,这张科长实在是个好人,水平也很高,新世纪当上了省里某部门的副职,我们常有来往,我常对他执师长礼。最近,又与他见面聊起上述一段公案,说是上了他的当,彼此都哈哈大笑。

八十年代初吉首城区五交化路段

当“苗子”其实就是现在的选调生,得到乡里工作。到乡上(当时还称为公社)报到的第一天,组织委员祥哥就带我下村去。他是部队复员回来的,说话痞来痞气,吊儿朗当,却又笑容可掬,走到哪里见到谁都打招呼,不是阿婆阿爹就是阿叔阿婶。见到年轻女孩,他的招呼是长声:“阿妹——”,让我听了感觉有点酸,但女孩们高兴。祥哥和我一路翻山越岭,热了,就走到一座青石井头边捧点水喝。但祥哥不满足,见没人,脱光衣服下到洗菜池里冲凉去了,嘴里不住停地叫我:“阿佬快下来,好舒服”!阿佬是对年轻男子的爱称。我当时自然不敢下井洗澡,但日子久了也就做了他的同党。下午一点半到了“琴峰”。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方,整个村里全长在一座长条型的石棱上,四面都是陡峭的岩壁,远看恰似一张竖琴。我们是四肢并用爬上去的,记得当时我就说出了“登天梯”三个字,谁知刚出口,祥哥很惊喜:“对的,阿佬不愧大学生,晓得这么快”。

到了支书家里,支书正在编草烟。就是把已经晒黄了的烟叶用稻草将叶蒂编纽结起来,以便挂好继续晾晒。支书姓张,屋子是木结构的,刷着桐油,黑亮亮的;地板是青石铺的,扫得干净,平整整的。张支书见我们进门,继续编着草烟。祥哥把我介绍了,支书抬头看看,说了句:“后峰坨张狗儿的崽也考上吉首大学了。”我有点口渴,问张支书:“支书讨点水喝。”张支书偏了下头示意,说:“缸钵里有。”缸钵就是水缸,满满一缸子清水,上面飘浮着一块水瓢。见我犹豫,张支书说了:“就用瓢胍”。我用瓢胍喝了一大口,水很甜,肚子却更是饿得咕咕叫了。三人左一句右一搭地聊着,到了下午三点半,张支书起身说:“祥哥帮忙燃个火,下锅面。”我赶紧动身烧火,一会儿就有了三大碗热腾腾的面条,每碗盖着三块亮鲜鲜的腊肉,吃得终生难忘。

关于土匪的事,我一直记在心上。一天,和一堆农民从在一起聊天,顺便就扯到了这个话题。“阿伯,人家都说湘西多土匪,您见过没有?”我这样开头了。“怎么没有见过呢?我们这里上了年纪的人几乎都当过土匪。”大爷轻松回答。“不会吧?土匪不是被政府镇压了吗?”“呵呵,你这阿佬不懂世事,哪里镇压得那么多啊?而且土匪也有区别,政府是区别对待的。”“什么区别?”“土匪分山匪和民匪两种,占山为王的是山匪。政府出兵就是剿的这些匪。白天散而为民,晚上聚而为匪,盗盗抢抢的是民匪,政府只是教育改造。”大爷说了一大篇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世事。

接着大爷给讲了以下的传奇故事:双塘的一堆小伙子聚在一起想发点财了,决定去河溪镇撒它一网,派张大膀和彭岩生先去探路。这张大膀在镇里与彭岩生分开后,在一家有青石大门的屋檐下歇着、探着、逡巡着。只听到头顶上有女人招呼,抬头一看,是一个打扮得十分漂亮的媳妇在向他灿烂地笑。张大膀历来大胆,便也向她热情招呼,便被那妇人招呼进了绣楼成就了好事,并约好日后常相往来。怀惴着一颗狂跳的心回到双塘,向大伙报告了打探的情形,用锅底灰将脸面涂黑,晚间带着长枪短棒上了路。这河溪虽是一个小镇,却有城门。两个探子带着一群聚集起来的土匪毫不费力地跨过一处矮墙进到镇里,趋着天黑一顿乱抢。张大膀从一家人的后门踹入,卷了些细软,刚想夺门而出,却被身后一句“张大膀,是你这个剁脑壳的!”的女声定住了脚步。原来这家正他明天到过的红红阿妹家中,而站在身后的正是红红阿妹。张大膀胆子大,但毕竟不是真正的山匪,抢东西是为了发财糊口,身上虽然带着刀,真正杀人的勾当是干不出来的,既然被认出来了,只好束手就擒。后来被打个半死,还是红红阿妹发善心救了他。

“后来呢?”我问。

“后来,,,,,,, 后来红红阿妹就成了我的老婆”大爷说。

“他就是张大膀”周围的人起哄:“哈哈,东西没抢到抢了个老婆”。

“红红是个寡妇,嫁给我也不亏”大爷也笑。

把这些家底也搬出来讲,这就是湘西人的豪气,你不能不佩服。

乡政府建在一个半山坡上,一竖一横两长栋,都是一进前后两间,住着乡政府的干部,半边户一人一间,夫妇都在的一家前后两间。我一去就分配到了一间,里面一张木板床,窗下一张办公桌,两把靠椅,两把木沙发,还有电灯,白天办公,晚上睡觉,完全够用。

乡政府的干部几乎都是本地人,最远的也就二三十里地,节假日或是农忙时节都回家去了,留下我与广播员一家留守机关,全权处理一切事务。那是83年的中秋节,明天我与一位释放了的国民党团长吃完了一只鸭子,一条鲤鱼,一斤牛肉,一瓶白干。晚上我看了会书,到了近十点,倦了,上床拉熄电灯,盖上被子(湘西四季都要盖被),侧脸看到一轮清辉挂在天顶,白晃晃的像个银盘。突然,床铺一阵摇晃,感觉被人慢慢压住了,怎么也动弹不了,挣扎了半天,明显感觉有人从身上起来下床,自己马上清醒了,顺手拉亮电灯,四处察看,没有半点异常。以为自己做梦,重新拉熄电灯睡下,暗中做了准备。不一会,又感觉有人上身压我,猛然蹬腿翻身,连人带被仆下床来,拉亮电灯,从床头操起一把宝剑,一边翻被一边作剌杀状。一声响,见一红皮老鼠哧留一下窜出来,从门边的小洞中出去了。我胆量越壮,回身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手枪,出门就是两枪,外加一阵大吼。一夜无事,从此无事。后来听人说,他们经常遭手,被我赶走以后就再没出现此类作怪的事情了。呵呵,妖怪怕恶人!

说到怪事,你一定会想起沈从文先生书中写到的湘西各种古怪奇事,诸如赶尸、放蛊、五雷神掌等,这些我都听人说得有鼻子有眼,但从没见过。却见过别人指认的一个蛊婆。那天,我在岭上高支书家里开晚会,听见隔壁呜拉呜拉的有节奏的乱叫。问支书,支书让我别理会。但我好奇心强,不愿放弃新奇的东西,一定要拖他与我同去看看。结果就看见一个中年妇女坐在一条板凳上,披头散发,两眼发直,口吐白沫,四肢有节奏地颤动,声嘶力竭地在喊些什么,样子十分可怜。支书告诉我,这是个蛊婆。蛊是她养的,没有放出去,在自己身上发作,如果不巧碰撞到了她的蛊,那就不得了,劝我快快离开。我没有听支书的,看了很久。二三个多小时后,这个女人力竭倒地,不省人事,这才有人把她抱进屋去。我当然没有碰撞到她的蛊,好好的仍然做我的事,支书说是因为我年轻,又是国家干部,火焰高。呵呵,看来什么都怕强横的。

离乡政府最远的村子叫大幸村,是一片建在河边高滩上的寨子,背靠着一线延绵不断的高山。靠山面水,座北朝南,典型的风水宝地。寨子中间是一条青石铺成的大通道,怕有两三米宽,可以开得过汽车。大通道的两边自然铺开一线又一线的支路,房子整齐地沿路而建,村子显得井然有序,俨然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古代城镇。陈支书家住在大通道南面靠西的一个大门里,颇有点大户人家的架式。陈支书的母亲已近90岁了,但腿灵眼便,很是健旺。每次我们这些乡里来的干部去她家蹭饭,老人家都要亲自下厨,怎么劝怎么抢都不肯让手。还有一次,我在去他家的路上竟然碰到这位老人家晃晃悠悠挑着一担水。这次我硬是抢下来帮她挑回去了,结果是老人家对我千恩万谢,弄得我很不好意思。陈支书56岁了,膝下只有一个儿子,叫陈新社,二十出头,比我年纪轻点。陈家对新社是关怀备至,尤其希望他能当上一官半职,但又苦于他没有考上大学或者中专,只好鼓励他政治上上进,争取能招进干部队伍中来。这新社也很自觉,大约是因了父亲是支书的原因,对政治上的事情特别来劲,例如搞个宣传广播,写个村头黑板报等,都不用多说。只是这个新社不论做事还是个人形象都十分嫩稚,让人感觉难得放心,我在的那几年,新社一直当着团支书,直到我十年后回去问起,人说还是个团支书,呵呵,都成了老团员了。

新社对村里的事很负责,有次,他拿个玻璃瓶子装了两条虫子来找我,十分着急地告诉我:“乡长,不得了,这种虫子我们没有见过,到处都是,把我们山上的枞树都吃光了。我去问了林业局的技术员,都说不认得。你应当认得。”我拿过一看,果然认得,就是咱们家乡经常看到的松毛虫。这个松毛虫在湘东、湘中、湘南的低山丘陵区经常暴发成灾,但湘西地区却几十难遇,属于偶发区。所以很少有人认得,即使是林业局的也不一定认得。我经常看得到,又是林学院毕业的,当然认得。听了新社的汇报,我当天就赶到了大幸,一看真的不得了,岂只是大幸一个村,乡里的几个村连接到麻阳、泸溪两个县方圆几十百把公里的山上全都被松毛虫啃成了一片枯黄。我是副乡长,又是林学院毕业的,治住这个松毛虫义不容辞。但我面对这么大的场面其实并无办法。心里着急,口里不慌,急忙找出已被束之高阁的《森林病虫防治》一书查看,书中列了五六种办法,左一个右一个似乎都不现实——比如,用喷雾器喷粉器喷药治理,肯定可以杀虫,但几十万公顷的山场要多少人工多少时日去治呢,显然用不上。比较来比较去,最后我选了个生物治理办法,让人到常德生物农药厂买了5斤白僵菌粉,让新社组织十来个民兵用喷粉器将一个山头喷药围住,再让人用稻草把子浸湿,沾上白僵菌,每隔五十米挂到一棵树上。对这个办法是否有效,其实我心里并没有底。隔天我就打电话问讯,第一天新社说死了一两条,我不信;第二天,新社告诉我死了一大片,我还是信不过,没有动身去看;第三天,新社告诉我,满山满野都是一片死虫子了,我才相信自己,才赶紧过去察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个白僵菌真他妈的有用,简直就是神奇,真的是满山满野都是死了的松毛虫,并且开始变白发菌,顺着风向传播传染了好几里远。妈妈的,老子心里有了底,马上向县里州汇报,县里州里正在为此犯难,听到这一汇报,非常高兴,立即让我去吉首当面报告,立即组织了飞机防治班子,本人当了副指挥长。不用一天,向灾区洒下了几十吨白僵菌粉,不到十天,天下太平,松毛虫死光光。本人因此获得州里表扬并为日后被推荐进中央党校打下了坚实基础。自此,湘西山区有了白僵菌,松毛虫有了天敌,更加难得成灾了。至少我出来的这二十多年,湘西确实再没有发生松毛虫灾害。

湘西是个很泛的概念,大而言之,只要是湖南的西部就是湘西,所谓湘省之西,可以包括现在的常德、张家界、怀化、及邵阳一部分。但作为一个行政区域来说,却一直是明确无误的,就是指以吉首为州府的十个县,包括南四县:吉首、凤凰、古丈、泸溪和北六县:花垣、大庸、龙山、桑植、永顺、保靖。以后将大庸改称永定区,又将慈利从常德划过来,与桑植、永定共同组成张家界市,以方便张家界风景区的开发,这是后话。

湘西地处边界,与湖北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四川的秀山苗族自治县、贵州铜仁地区接壤,同属武陵山区,统称湘鄂川黔四省边区,而湘西州最大条件也相对好一些。记得1980年代四省辖区的统计数据,每次都以湘西水平最高。湘西在四省辖区中也最为著名,一个直接的原因是解放初期的湘西剿匪以及以此为原型写成的《湘西剿匪记》。《湘西剿匪记》是“文革”期间难得的一本具有吸引力的小说,其中的人物事件很有传奇色彩,在我们那一辈人中的影响,几乎与《三国演义》等同。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一个故事,说是一位大爷吃了早饭出门上,日中想起抽烟却忘记了烟袋,于是便对涧对岸的家中喊话:快把烟袋拿来。正在厨房搞中餐的老婆子听到,顺手把他的烟袋甩给了老头子。讲的不是老汉走路慢,而是讲这里的山高涧深,半天才爬到对岸,而对岸离家才几米远。读这故事时只觉得故事有趣,到了湘西自己爬山了才知道这是真实情况的反映,其中包含浓烈的汗水味。

由于湘西的特殊,解放初期,湘西划成了一个副省级的行政区——湘西苗族自治区。刚到湘西时,见到不少新建筑上刻上“庆祝建州三十周年,1987”字样,心里纳闷。不久就知道是1957年改成了州,而且认定了土家族,才正式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到1977年是二十年,我是建州二十五周年去湘西的。湘西的州府是吉首,一个十分喜庆祥和的名字,可说是全国最好的一个地名。但这个名字却是苗语的直译。原来湘西的中心是离吉首十几公里远的一个古城——乾城,或称乾州。因为解放初期人民政权刚刚立足,古城太复杂,便安置在前清一个据兵点上。这个据兵点叫做镇溪军民千户所,民间称为所里,而苗语所里的发音为“几所”。立为首府时经文人修饰,便有了吉首这个好听的名字。我一直认为,吉首这个名字是全国以少数民族语音冠名的最好的地名,既保留了原有的称呼,又尊重了当地民族的语音,又可直接理解为当语的好意祥义,非常难得。

1957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

州庆十周年

州庆二十周年

三十周年

乾城现在已经融入进了吉首市区,并且再次成为了吉首市的政治经济中心。然而1980年代,古城却孤独而破旧地隔吊在四周田垅的乡野之中,只有一条路面不宽却弯弯曲曲的柏油路,在伸向南面凤凰县的途中有心无意地将其串起。州里照顾我是个外乡人,把我分配在远城不远的一个较富裕的好乡——双塘乡。当时还叫双塘人民公社,现在则改成了双塘镇,朴实地体现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侧面。去双塘的路上必经乾城,于是乾城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印象好似铣床刀下的沟槽,越铣越深。

开发初期的乾州

那时,党组织对我们这帮“苗子”真的很关心,州里县里安排我在吉首城里熟悉了一个月后,又联系乡里的党委书记到组织部接我。这位乡党委书记叫“李老头子”,属于老革命一类,有很多故事可讲,以后再述。“李老头子”对我很客气,讲了不少鼓励的话,现在都忘记了,只记得他的手很大很厚实,人长得很高大很有福相。二天早上九点,乡里开来了一辆解放牌卡车,李老头子站在车傍佛菩萨一样地看着我笑,笑得我有些发毛。两个年轻男人轻轻松松把我的宝贝行李扔到车上,一声招呼,我就这样搬出招待所,毛毛草草地杀奔了我的政治第一站。

车子出城,沿着条不宽的柏油路摇摇摆摆往前走,很是威风。约模半小时到了一个很大的镇子,一巷接一巷青瓦白墙组成的街道,除了行车的柏油公路外,全是青油油的石板拼成,起眼一片片飞檐挠角,间或可见精美的粉墙墨画。街上密密麻麻全是人,背着背缕缠着头巾穿着花花衣服的妇女格外打眼。站在车上常看到男人女人的头巾围圈里放着花生一类的食物。哈哈,伸手就可拈一颗与其共享。

八十年代的吉首人民路

车上的半小时,我早就与同车的两位搞熟了关系,一位是乡党委组织委员祥哥,一位是乡政府秘书官仁。汽车在一横街处停下,祥哥招呼一声:“走,逮碗粉去”。湘西人喜欢把吃叫成逮,逮饭就是吃饭,逮饱了就是吃饱了。这是我后来知道的。等我们三人接连跳下车,李老头子早就坐在一处当街的米粉摊里向我们招手。那里的米粉摊里几乎没有桌子一说,我们几个各人扯条松树弯成的椅子坐下,老板娘的米粉就端到手上来了。

呵,着碗真大,就是长沙讲的海碗,米粉真多,实实的累成堆形,端在手里感觉沉得很。李老头子是领导,先吃。他将筷小心地翻搅一下,便呼呼咕咕吃起来,很有梁山气概。我在城里吃了早餐,对能否解决这么大碗心存犹豫。李老头子用拿着筷子的手抹一下额上的汗,翻眼看下我说:“吃,味儿不错”。接下来就是一片呼呼拉拉的吃粉声。干净利落地吃完后,大家来了精神,便拉开了好一通神策,无非是拿我开刷,祥哥说我大学生下乡,今后要当州长。官仁说苗家的女人多情,会粘上你。李老头子则说:刚才吃饭还可以,喝酒要过关才行。李老头子的话,我当时没理会,却在日后体会深刻。当时我只记住了吃粉的店名,叫做牛肉米粉。哈,这叫什么店名啊?

吃完粉就上车,却听见一个背背缕的中年妇女在和李老头子嘀咕说笑,还时不时抬眼望望我。她见我们站在车上不自在,忙忙地说,快走吧,李老头子就上了车。祥哥和官仁举手打过招呼,车子就又上路了。车上的二位告诉我,那是李老头子的婆娘——吴大姐。

车子开着开着就上了一条沙石路,再下来就拐弯抹角进了山,七颠八仰上下着一个接一个的陡坡。车子的两边好得如一部秀美的风景电影,有高悬在岩壁上的村寨,有铺张着红叶绿枝有山峦,有突兀在路边的岩画.......但那时我的心里只有绝望和不安,那里会有心境去欣赏?呀,这那里是去工作,简直就是去流放,去改造!

车子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拐弯处停下,李老头子下了车。祥哥下车,和李老头子说着黑话:“今晚在家里快乐快乐”。李老头子抿着嘴笑笑,大手一招算是和我们告别,就上了一条弯弯的山路。祥哥替代李老头子坐在驾驶室,车子又上路了,仍然是无穷无尽的山路。官仁告诉我,李老头子的家就在刚才那儿的山背后。我有些纳闷,李老头子见面时不是告诉我他是长沙人吗,怎么会在这个山沟里有个家。猜测他过去可能犯过事,被流放,只好落地生根了。这个猜测不久就被证实了,原来这个李老头子竟是湖南和平解放前夕的革命大学学生,后来因为家庭成份高,一直被流放在双塘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前最大的官职是公社副主任。但他水平高,人源好,改革开放一实行,立马就当上了乡里的一把手。几十年的山乡工作,使他染上了浓重的土气痞气甚至有点匪气,加上高大肥胖的个子,让他成了全市有名的哈儿司令——不说这个三万来人的山乡,就是市县开领导干部会,他都是言出必行,从者无数。

又是几十分钟的颠簸,车子终于停在一个山村中的一快围院里,下车一看才知道是个供销社。乡里的车子来了,加上我们在往下搬我的宝贝书箱,很快就有了一大群围观者,其中供销社的几位男女很打眼,尤其是那两个女子,皮肤白里透红,大有鸡中仙鹤之状。这两个女子以后有些故事,所以在此点出。

我们刚搬下书箱,就见一位扛着扁担绳索的高个子过来帮忙,大家称他做陈老总,跟我介绍则说是陈书记。陈书记叫陈君锡,是乡党委副书记。那时还不那么时兴叫老总,乍然听到印象深刻,所以我就把陈老总这个称号记得很清楚,后来也一直称他为陈老总。陈老总身高力大,骨格粗壮,一副陕北汉子的架式。陈老总三下五除二将我的四个书箱并做两捆,一上肩就担着走路了,我们几个乐得两手空闲跟着走路。

一条长长的青石板路穿过一栋挨着一栋木板青瓦翘檐组成的黑压压的山寨,再在青绿欲滴的稻田中蜿延近里许,便到了乡政府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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