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坠江后，儿子的87小时救援
有时，他一遍遍拨打父亲的电话，反复听着那句“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有时，他会设想父亲搭乘的是外环线路，就不会经过长江二桥，也不会随着公交车下落四十余米，又沉入68米深的江水下。熬不住了，他迷迷糊糊在救援队的车里打个盹，睡上二三十分钟。
文 | 陈怡含
编辑 | 王晓
11月1日上午九点多，周小波到达殡仪馆，看到了父亲周大观的遗体。
四天前的10月28日，重庆万州一辆22路公交车在长江二桥自南向北行驶过程中，突然越过中心实线，与对向一辆红色轿车发生碰撞，冲上人行道，撞断护栏，坠入长江。据警方初步统计，除司机外，公交车上有14名乘客，76岁的周大观就是这十四分之一。
周小波是一名特殊的遇难者家属，得知父亲有很大的遇难可能后，作为万州蓝天救援队副队长的他，在救援现场坚持工作了87个小时，直到11月1日凌晨撤离。睡了两三个小时后，又启程去殡仪馆。
在他的设想里，父亲的皮肤也许会被破裂的车窗割开，留下明显的伤口。他带了一身寿衣过去，想亲自替父亲换上。到达殡仪馆时，他发现父亲的衣服换好了，妆也化好了，身上并无伤口，只是面部有几处难以遮盖的血斑，“脸上也没有什么痛苦的表情”。
周小波敬香、烧纸钱，按规矩放了鞭炮，就算做了最后的告别。
最后一面
10月28日早晨，周小波起得比父亲早一些。这天虽是周末，他仍然要外出完成万州区第五届运动会的相关工作。这次预计历时72天、参赛人数达历届之最的运动会，是周小波今年7月“上挂”到万州区教委后参与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他计划在七点四十分出门，先前往青少年羽毛球赛的现场，再去参加十点开始的足球赛竞赛委员会会议。临出门时，周小波和刚刚睡醒的父亲打了声招呼。在得知他的行程后，父亲提出搭车顺路去看菊花展。
由于自觉起床有些迟，父亲主动提出不做早饭，免得耽误儿子的工作。周小波拿出两袋速食粉，素来节俭的父亲觉得“喝那个太贵”，便自己冲了两袋麦芽精。168公分的周大观匆匆换上儿子不久前买来的黑色夹克，和他一同出了门。
从两人居住的枇杷坪东路到菊花展所在地，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周小波中途接上一位朋友，然后把车停靠在西山公园的钟楼附近，和下车的父亲道别。
瘦瘦的父亲面带笑容地嘱咐他好好工作、注意行车安全。周小波没有想到，这会是和父亲永远的离别。
两个小时后，在竞委会会场的周小波不断接到姐姐打来的电话，挂断，手机屏幕又再度亮起。他感到异样，按下接听键，听筒里传来姐姐急促而慌张的声音，说父亲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而且不久前一辆自南向北行驶的22路公交车从长江二桥坠落，沉入长江。
不安在周小波的心中涌起。他非常了解，父亲看完菊花展有很大可能搭乘这条线路返回。
22路公交是环江线路，从西山公园附近的“体育馆”站，到父亲家附近的“二桥北桥头”站，搭乘外环（顺时针）要比内环（逆时针）近得多。但搭乘外环上下车都要过马路，且途中经过首末站鞍子坝广场站，需要下车换乘，“虽然老年卡的费用是政府承担，但他也不愿意多花一次钱”，因此父亲会选择搭乘内环，“还能看看长江沿途的风光”。
周小波心急如焚，立刻驱车赶向父亲家，途中接到救援队的通知。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不祥的预感放大了——父亲没有回来。
他来不及细想，三下两下换上救援队服，向二桥奔去。在已经被管制的桥面上，他一路奔跑，一路拨打父亲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直到到达公交车坠桥处，望向桥下四十余米处的滚滚江水，他心里咯噔一下。
没有相交的轨迹
坚守在救援现场的87个小时里，周小波没有看到父亲的任何痕迹。
起初，只有队长骆明文知道周小波的父亲很可能在失事公交车上。由于担心周小波看到自己父亲的遗体会情绪失控，骆明文想安排他在岸上负责后勤工作，不想派他到一线。
周小波却表现出强烈的意愿，希望参与一线救援。一方面，他想更多地发挥自己作为救援队员的作用；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有奇迹出现，在一线可以最先获知，他说：“就算早点看到遗体也是好事，比起（遗体）被冲远了、找不到了，还算好一点。”
他抱着一丝希望，嘱咐姐姐等在父亲家，便开着冲锋舟驶向公交车坠江处，寻找江面上是否有幸存的乘客。之后，又和队友一同使用队内的声呐设备，试图划定失事公交车的位置范围。
冲锋舟所转的圆圈一点点扩大，却始终一无所获。在北岸的父亲家，姐姐等了三个小时，同样没有收获。
不久后，周小波接到通知，警方通过查证父亲的老年卡使用记录，已经确认他就是那辆失事的22路公交车的乘客之一。下午五点左右，他又接到配合收集DNA信息的通知。
周小波的最后一丝希望被击碎了，但他努力控制自己，不把绝望的情绪流露出来，“没办法，我不能倒下。”队员虽然从细微的表情中看到了异样，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有队友担心他吃不下饭，又坚持参与救援，会体力不支。他说：“我之前还可能因为减肥不吃饭，但这几天我一定要吃饭。”在更多的救援力量到达后，周小波从冲锋舟换到了一艘稍大的海事船上，协助操作水下机器人，以确定失事公交车在江内的位置。
深夜，救援队收队后，周小波的身份变成了月色下独自等待父亲消息的儿子。他想尽办法“躲开队友”，才敢偷偷抹几下眼泪。
他在长江南岸的救援现场度过了三个近乎无眠的夜晚。队友睡觉时，他站在岸边发呆。晚上的江水比白天平静，救援船都停了，只有吊臂还在不停工作，灯光闪烁，周小波看着吊臂，期待奇迹的发生。
他想到今年夏天和父亲在江边喝过一次茶，平日父亲比较节俭，舍不得10元一人的茶水费，那天父亲正好口渴，喝了好几杯，一晚上没睡着觉。
有时，他一遍遍拨打父亲的电话，反复听着那句“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有时，他会设想父亲搭乘的是外环线路，就不会经过长江二桥，也不会随着公交车下落四十余米，又沉入68米深的江水下。熬不住了，他迷迷糊糊在救援队的车里打个盹，睡上二三十分钟。
继10月28日打捞起2具遗体后，10月30日，救援队终于又陆续打捞起坠江公交车附近的7具遗体。他每次都会想，这个人会不会是自己的父亲，但又无法得到答案。
他清楚地记得，28日那天父亲穿了一件新买的黑色夹克，戴着自己送的价值两三千元的黑色机械表。父亲不会直接把钥匙链拴在裤带上，而是会“再加一道保险”，用一道绳子穿过钥匙扣，再绑到腰间。他告诉警方，这是辨认父亲身份的最明显特征。
协助整理遗物的一位队友告诉他，认出了他父亲的那块黑色机械表，旁边写着编号“7”。现在，遗物仍留在警方取证。
他不确定父亲被打捞起来的具体时间，也没有看到父亲的遗体被运送出去。曾有队友看到他呆呆地对着灵车的方向，队友认为多数人的反应是冲上去辨认，“而他只是远远地目送”。事实上，他很想凑近看看是不是父亲，但他选择遵守规则。
直到11月1日凌晨两点，蓝天救援队逐渐撤离救援现场，他和父亲在同一片区域里“共处”了八十多个小时，轨迹却始终没有相交。
不得不长大
多年来，父亲一直在给予周小波正面的影响。
退休前，父亲担任乡村教师四十余年，尽心尽力，“数学语文音乐体育都教”，每到中午，还把住得远的学生带回家里，为他们热好饭菜。过年时，也常常义务为学生家写春联。退休后，父亲在周小波当时任教的汶罗小学义务承担起绿化工作，为花草树木修剪出漂亮的造型，“就喜欢把这些做得美美的”。学校想借着春节的由头给他包个红包，他也坚持不收。
父亲对周小波管教严格，小时候他和伙伴到河里游水，被父亲打了一顿，长大后父亲也时常告诫他，不许打牌、抽烟。在这种管教下，周小波长成了如今的模样。
“一直行善不求回报”的周大观在得知儿子加入蓝天救援队时非常开心，第二年春节，他专门为此事和周小波“干了一杯”。有队友回忆，周大观时常不经意地走到蓝天救援队的队部门前，同他们聊几句天。他有时会提起当上副队长的周小波，嘴上唠叨着儿子越来越忙，脸上却洋溢着自豪的神色。
虽然全力支持周小波的救援事业，父亲仍会格外担心他的安危。去年九寨沟地震救援的第一天，周小波和队友在深入震中的途中与其他队友失去联系，余震袭来，落石滚滚，直到一天后，手机才恢复通信。那时他发现，涌进手机最多的消息不是来自妻子和孩子，而是来自父母。
他一直在努力做一个孝子。今年春节，他的母亲患癌离世，离世前的最后一两个月，他每天陪着母亲入睡：“她走的时候都是我抱着的。” 母亲离世后，周小波担心父亲独居，若出现突发情况时无人照料，因此几乎每晚都到枇杷坪东路的父亲家过夜。工作不繁忙时，他偶尔会陪着父亲到江畔的音乐广场看音乐喷泉。
可惜，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不到一年。“自己还没来得及向父亲尽孝……”周小波沉默了两三秒，双手捂住脸，哭了。
周小波说,“不管是四十岁还是五十岁，只要有父母在，自己始终还是小孩子。” 父母走后，他不得不彻彻底底地“长大”。他担心儿子一时无法接受，在冲锋舟上几次接到电话，都只说了些善意的谎言，告诉儿子爷爷还在外面玩，没有回家。去殡仪馆前，他担心姐姐承受不住，提出“自己过去就好”，后来姐姐回复他，自己也一定要去见父亲最后一面。
11月1日凌晨两点从救援现场撤离后，他第一次回到了和父亲一起居住的地方。整理完救援队需要的数据时，已经接近四点，时隔四天，他终于有了些许睡意，但仍然走不出那个漩涡：“就差那么半站，我怎么能想得通？”
那辆22路内环车本应载着父亲两次跨越长江，从北岸经五桥到南岸，再从二桥折返。如果顺利，从坠桥处继续前行不到一千米，下了二桥，就是父亲准备下车的站台。
姐姐嘱咐他，睡觉时也要开着灯，这样父亲才能找到回家的路。那盏灯亮了一夜。
搜狐号后窗出品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陈怡含
不卑不亢，不慌不忙。
为严肃阅读提供选项
点击阅读原文来搜狐参加更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