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出柜男生之死
“我喜欢男生，虽然跟你们有一点区别，但是我希望这个年代了，不会再存在偏见和谩骂。我要比你们更加努力，才能创造我想要的生活。”
文 | 程静之
编辑 | 王珊
出柜11天后，吴一川决定去死。
他删除了在同性软件上发布的所有内容，注销了账号，拉黑了微信里所有亲属。最后的晚餐，他和父母发生争执后，关掉手机，打算去健身房骑动感单车。傍晚7点左右，妈妈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妈妈，再见了。”
吴一川19岁，曾是湖南桃江一所私立高中的学生会主席，今年毕业。在同学印象中，他是个乐观随和的人，走路爱哼日文歌，常搂着同学说笑；高考前两天，他帮同学买花布置教室，计划考完之后，“要玩得飞起来”。自杀前一周，他还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的海选。
6月17日，傍晚7点多，桃江最老的一座桥上，冷色调的路灯亮了起来，天空飘着细雨，打湿了老旧掉漆的护栏。附近一家店铺的老板看见一个男孩撑在栏杆上，松开手中的雨伞，手机摔在桥面上。
“今天河水也大，能淹死人哦。再见世界，再见了，各位。”吴一川在微博留下遗言。
桃江县城不大，消息很快在微信群里传开，吴一川的照片被翻了出来。他穿着白衬衫，头发向上梳起，眉宇清秀，嘴角微微上扬。“他那么乐观的人，绝对不会自杀的。”同学说。
实际上，从小学开始，吴一川就意识到自己与其他男生不同，也为此遭受校园霸凌，“从骂开始，脑残、全校最丑、娘炮”，严重的时候还会被打，他在遗言中写道，以至于后来，他对自己失去信心，看着自己的照片一直问，“为啥长得这么难看”。
事发后，警察在桥上发现了他的手机，屏幕已经碎了，包裹在笑容之下、一个从未被理解的吴一川隐藏在里面。
“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夜色沉沉，打着红色、蓝色雨伞的人们围拢在桥上，有人丢了一块木板下去，瞬息被洪流冲走。两只船在水上打捞，临近十一点，仍然一无所获。
小浪最后一次见到吴一川是在健身房，他嘴里念叨，“我和家里吵架了”。他们认识不过一天，印象中，吴一川个子不高，身材偏瘦，“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名高中生”，除了打着一把卡通雨伞，在人群里并不显眼。
聊天时，小浪随口问吴一川为何不办游泳卡。“我不会游泳。”吴一川回答，又突然补了一句，“不会游泳也有好处，自杀的时候也干脆，要是会游泳，跳河里，后悔了还得游上来。”
小浪以为这只是一句玩笑，没太在意。半小时后，吴一川真的跳河了。
玉潭中学体育委员最后一次见到吴一川，是在高考考场上，吴一川有两科都提前交了卷。他们站在厕所门口一起抽烟，“题目太容易了，考得好无聊啊。”吴一川对他说，看起来很轻松。
那是他出柜的第二天。
小学六年级，吴一川开始在游戏中，以“香随”的名字扮演女生。14岁那年，他第一次知道“同性恋”这个词，并一直暗恋班上一位男同学，“总在我被欺负的时候给我勇气和力量”。
他曾向几个最亲密的朋友透露过自己的性取向，但一直没有告诉家里。母亲有一次收拾房间，发现他买的成人用品，有些怀疑，但他矢口否认。
吴一川有两个微信账号，一个联系家人和同学，另一个通讯录里几乎都是长沙同志亲友会的志愿者和同志朋友。出柜半个月前，他告诉亲友会的朋友，母亲已经有所察觉，最近一直在唠叨，“你要结婚、生孩子”“大学生活费加300，用作找女朋友”。
他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他对朋友说感到了压力。
五月浓云密布的一天，吴一川去开福寺烧香，求到一支下下签，说他姻缘未到，学业无成，财源也不好。
他在线上找到一名心理咨询师，“我可能心里有问题了，现在一团乱麻。”吴一川说，父母已经六十多岁了，退休多年，家里没有经济来源，他想早点工作，创造好环境，谈恋爱，但又觉得自己毫无用处，“要颜值没颜值，要学历没学历，也不能吃苦”。
这一年，他感觉自己遭受了太多打击，在学校被欺负，在外面没朋友，“我已经什么都是零了，只有一条命在。”5月31日，他给110打了37分钟的电话，截图发在微信小号，“感觉没啥希望了。”
他决定在高考之前出柜。“我已经瞒了7年，很辛苦，很累，我不想再隐瞒了……我已经考虑很久了，考试这两天，我家人不会多说啥，有了缓冲期。”他对长沙同性恋亲友会里的朋友说。
朋友建议他不要这么仓促，“这是最不明智的选择。我们一般人的缓冲期都是几周到几个月。”
表妹意外刷到他的抖音账号。他顺势告诉表妹，“我也不瞒着了。我打算在高考前跟家长说。”
“别说，说了你们家就完了。”表妹阻止他。
但他一句听不进去。6月5日，他在微信里对亲友会的朋友说：“我还是决定明天出柜，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那之前，他已经在QQ空间小范围出柜：我喜欢男生，虽然跟你们有一点区别，但是我希望这个年代了，不会再存在偏见和谩骂。我要比你们更加努力，才能创造我想要的生活。
“求求你们还给我”
玉潭中学的同学刘宁看见吴一川这条QQ状态时，并没有感到意外。高中开学前，他和吴一川在同一个夏令营，感觉他“性格比较疯”，有时搂着别人亲，“所有人都觉得他精神有点问题”。
一个军训的夜晚，吴一川唱了TFboys的《青春修炼手册》，很多人都不喜欢TFboys，他唱得也不好听，反而让很多人记住了他。
高一开学之后，刘宁觉得吴一川变得“喜欢出风头”，参加了很多班干部的竞选。一个晚自习，几名同学竞选学生会主席，吴一川准备了一篇发言稿，说到激动处，还打起手势，把其他人的气场都比了下去。
“一看就是精心准备过的。”一名同班同学回忆。
他们并不知道，竞选班干部是吴一川保护自己的方式。他在遗书中说，曾在当地另一所高中遭到校园暴力。“由于自己性格的阴柔化，和胆小怕事，遭到许多同学的威胁逼迫，以至于一段时期处在中度抑郁状态，曾多次想过以自杀完结生命……终于降级转到了玉潭中学，我努力让自己争取到学生会主席，在学校有了一定权威，也是用来防止被霸凌的一个手段。”
在新的学校，他努力跟同学搞好关系。成功当选学生会主席之后，同学没做好卫生，他一个人留下来打扫；手里握着宿舍楼钥匙，他私下放同学出去上网，被老师发现了，一个人挨批评。
“吴一川人挺好的，比较大方。”学生会副主席李宇回忆，他总把洗发水借给别人，帮同学买早餐、带奶茶。经常有人围在艺术班门口，问他要烟抽，人不在，就翻他书包。但一些细节显示他并不阔绰。他的衣服不多，一件牛仔外套，穿了一个星期，用的钱包也很破旧了。
主席的身份也会招来反感。午休、眼保健操、黑板报，都由吴一川负责检查，一些同学觉得他爱管闲事。吴一川用广播发通知，有男同学不喜欢他阴柔的声音，觉得他让班级丢脸了，骂他“傻逼”，一些男生跟着附和，吴一川还是笑呵呵的。
同学看不出他心情的变化。他总是一副很忙的样子，下课立马跑出教室，检查卫生或者去拿一些文件。他和老师走得很近，经常往办公室跑，帮老师统计分数。他经常不吃午餐，一个人偷偷跑到音乐教室，摸索着弹钢琴，创作曲子。
除了英语，他每节课都举手，不知道答案，也用幽默的方式回答问题，有时甚至打断课堂10多次。“他喜欢突然搞一些意外的动作，让别人注意到他，其实心里很空虚。”李宇说。
晚上查寝时，吴一川故意翘着兰花指，有同学骂他“娘炮”“基佬”，“我就是娘啊。”他漫不经心地回应。
“有没有男朋友，喜欢哪个男的啊？”有男同学试探性地问。
“我喜欢你啊。”吴一川搪塞过去。
学校里早就有传闻他是同性恋。同学宋轶和吴一川隔着一条马路住着，从朋友那儿听说，吃惊了一下，但很快也接受了，还像往常那样，坐着他的小电驴回家。
宋轶很少听吴一川提起家人，只记得他妈妈经常在晚自习下课后来送夜宵。一次父亲接他，宋轶搭顺风车，在那辆老旧的小型汽车里，吴一川问父亲要零花钱，父亲爽快地答应了。宋轶觉得这是一个受宠溺的孩子。
她偶然得知吴一川还有一个哥哥，脑瘫，长年卧床，三年前，他16岁时，哥哥去世。
吴一川把哥哥的照片存在一个U盘里。一次考试期间，U盘不知被谁拿走了，吴一川看起来很着急，走上讲台，突然跪了下来，“求求你们还给我！”他哭得嗓音沙哑，身体抽搐，眼眶通红。大家觉得他太可怜了，老师让拿走的同学赶紧还给他。
多名同学知道班里有人欺负吴一川，下课拍他的头、不让他睡觉。一次晚自习课间，宋轶看到好几个男生和吴一川进了厕所，下一节课，他没有出现；还有一次，吴一川眉毛上贴了几天创口贴，他说自己的眉骨被打断了，后来眉间一直留有断痕。
吴一川很少反抗。刘宁记得，一名男生曾和吴一川发生口角，一些同学起哄，拿他的手打了吴一川一耳光，吴一川把书摔在地上，但没有还手。经常欺负他的一名男同学出了车祸，吴一川去医院探望，还捐了100元治疗费。
但宋轶说，因为在学校里的遭遇，吴一川一度想辍学，绝食了好几天，脸色苍白，直至晕倒在地，被送进医院打葡萄糖。母亲跑到学校问同学，“吴一川为什么不想读书了”，没人告诉她答案。
对上述可能存在的校园暴力，桃江玉潭中学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吴一川已经毕业，是社会身份，且曾在其他学校就学，不知道他是否受过欺凌。
直到看到吴一川的遗言，宋轶才明白，吴一川下课就往办公室跑，是为了跟老师讲心里话。他曾告诉高一班主任自己的性取向，“同性恋不是病，你也没问题，这条路很难走，我很欣赏你的勇气。”班主任说。后来，那名班主任离开了，“我失去了对我最好的一个人。”
高二下学期，吴一川看了许多关于血腥、报复、黑暗题材的电影或者电视剧。欺负他的那名同学车祸不治身亡，他在遗言中写道，他甚至为此开心了一周。
吴一川就读的高中
同类
“Blue基地”隐匿在长沙人民西路的一个巷子里，外形如若一辆黑色汽车。推开一扇红色木门，酒吧内投射着蓝色霓虹灯，这是一家同志酒吧，许多年龄在20-35岁之间的男性客人，来这里交友、买醉。
三月的一天，长期关注LGBT群体的下大垅在这里做采访。旁边一个小圆桌坐了一个男生，脖子上挂着耳机，一个人低头刷手机。采访快结束时，这个男生主动凑了过来，“你们在聊什么？”
那是吴一川第一次去同志酒吧，他在门口兜兜转转了一圈，才决定进来。他和下大垅谈起中学时代，男同学一直把他当做出气筒，拖到卫生间，用脚踢打他的头部，在他的被子里放盐和芥末，故意用胶水粘住课本。说起这些，他语调平静，似乎习以为常。
吴一川还谈到了自己的家庭，认为自己没有获得过父母的爱，“他们将全部的关注都放在哥哥身上，没有出面处理校园霸凌的事。”
“他希望有一个强壮的男人陪伴在他身边，守护他、保护他，给他带来十足的安全感。”下大垅说。
吴一川曾在溜冰场结交了一位男同志，他们互道早晚安，一起溜冰，去酒吧蹦迪。快过年时，雨夹雪的一天，吴一川骑着小电驴，戴着那副耳机，带男孩去了桃江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两人就那么安静地待着。
但这段感情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男孩反感他在YY上扮演女性做直播，也不喜欢他抽烟、嚼槟榔。两人渐渐疏远。
“我们在一个多月后就分手了。”吴一川告诉下大垅，“同性恋之间也许没有爱情。”
他没有停止寻找新的恋情。4月19日，星期五，他参加了长沙同性恋亲友会组织的脱单活动，吴一川主动跟桌上的每个人打招呼。
“我有一个打算，想在高考之前出柜。”活动后，他和主持人单独聊天时说。
“你能承担出柜的后果吗？”主持人告诉他，时机并不合适，出柜不会带来什么好处，“高考不会加分，男朋友还是不会有，况且进入大学后，环境会更加包容。”
吴一川一下子愣住了，但他并不打算将计划推迟。
那段时间，他几乎不怎么上课了，成绩也有所退步。年前，艺术类专业的校考面试他都落选了，4月又面试了长沙一个专科学校，播音主持专业成绩过了，文化成绩没过。“我不想去上学了”，他哭着和亲友会志愿者打电话，担心同学和老师嘲笑，父亲也因此事与他争吵。后来，他上课就趴在桌子上睡觉。老师建议他好好休息，调节一下心情。
距离高考还剩一个月，吴一川休学在家。
他时不时去长沙的酒吧，还认识了安安，一名40多岁的女同性恋。她留吴一川吃过一次饭，见他的耳机破了口子，取下来帮他粘好。“你太好了，你太好了。”吴一川说了好几遍，还夹了一个娃娃送给安安女友。一次，吴一川去影院看电影，影厅只有他一个人，他问安安能不能来陪他。安安觉得他很孤独。
5月1日那天，他请圈内一些不认识的朋友，在益阳组织了一次K歌活动。一个多星期后，他又参加了一次户外烧烤桌游活动，天下着小雨，一名男孩为他撑伞，他有些心动。
6月5日，他再次告诉亲友会负责人柱子出柜计划，“我已经准备好了，小哥哥不必担心。”
“为什么这么急？”柱子认为他在强迫父母接受。他对吴一川说，“出柜的目的是让家庭关系更好，不是反目成仇。”
柱子第一次遇见吴一川年龄这么小又急于出柜的案例。他后来才意识到，吴一川的出柜是一种自我拯救——一个能理解他的人都没有，只能向父母寻求支持。
“同性恋亲友会”是一个成立了11年的公益组织，帮助同性恋者的父母更好地接纳子女。长沙分会成立两年来，柱子见过孩子出柜后反应不同的家长，有的试图理解孩子，下载软件，和同性肢体接触、亲吻，最终明白性取向无法改变；有的带孩子去“红灯区”，强行“掰直”。
亲友会的志愿者陈霜曾像发小广告一样，帮儿子四处寻找女友。后来，儿子发来一张女友照片，虽然离她心目中儿媳的形象差太远了，但陈霜仍为此感到高兴。可不久后，她得知，女孩是“拉拉”假扮的。
一年春节前夕，她走进儿子房间，打算跪下来，求他像同龄人一样正常恋爱。双膝快要落地时，儿子突然说：“妈妈，我是同性恋。”陈霜见他脸涨得通红，面部扭曲，变得特别陌生，“同性恋怎么办”“是不是要断子绝孙了”，她在脑子里飞快闪过这些念头，但又不忍心责备儿子。
过了一会儿，陈霜反过来安慰他：“孩子，没事的，我们去看心理医生吧。”儿子帮她介绍了一个家长，把她拉进亲友会家长群，现在她也在里面帮助调解。
陈霜曾给吴一川打过两次电话，不希望出柜影响他高考。二十一天后，她收到吴一川发来的信息：我顺利出柜了，很轻松。
吴一川朋友圈记录的聚会内容
另一个秘密
6月20日下午，打捞第四天，天已放晴。桃江十多公里之外的新桥河附近，蓝天救援队发现了吴一川的遗体，送至殡仪馆后，次日一早火化。
吴一川父亲旧病缠身，孩子出事后，他水米不进，一天内休克四次。三年前，他失去了大儿子，骨灰一直存放在殡仪馆，打算等吴一川成年后，再为哥哥立墓碑。
如今，兄弟俩合葬在一起。
6月6日，高考前一天，吴一川向父母出柜。他坦诚了在学校的遭遇和自己的抑郁状态，据吴一川的叔叔说，父母当时并没有强烈反对，这让吴一川松了口气，他跟亲友会里的几个朋友分享了这个消息。
但出柜第六天，父亲也向他说出了一个隐瞒许久的秘密。“今天他们跟我摊牌，我并不是他们亲生的。我是一岁的时候，别人送过来的。”吴一川告诉柱子说，父母一个AB型血，一个A型血，而他是O型血。
“你认不认我们？”父母问他。
吴一川不知道怎么回答，逃了出来。
吴一川的二叔向《极昼》解释，吴一川父亲当时的考虑是，如果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世，或许会想找亲生父母，这样能转移他的注意力，别再想性取向的问题；如果找到了，也能让他多感受一些爱。他说，吴一川当时已经接受了，并没有过激的情绪。
但吴一川却告诉柱子，自己找到了最终的那个答案：“怪不得我整个生活没有父爱、母爱，原来我并不是亲生的。”
“还要怎么爱他呢？要什么尽能力给他什么。”说到这里，二叔突然哽住了，吴一川的父亲为了养育两个孩子，多年来没穿过一件好衣服，他原打算等吴一川上大学，就把家里的房子变卖了，一起去长沙陪他。
但高考结束后，吴一川自己估了320分，打算去找工作。他曾去当地一家培训机构应聘老师，对方要求至少有大学文凭，拒绝了他。
吴一川开始删除微信好友。亲友会一位志愿者记得，吴一川告诉他，自己很累很累，“所以对不起，我要把你删掉。”退完群、删完好友后，吴一川哭起来，“感觉很孤单”。他给那名从小对他好的男同学打电话。对方是直男，已经有了女朋友，只是“潦草地安慰了一下”。
“我是不是很坏，竟然想要破坏他的正常生活，我好自私。”他对柱子说。
6月14日，出柜第9天，父亲向长沙的表舅寻求帮助。表舅在媒体工作，他咨询心理医生后，了解同性恋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很多亲戚回到桃江，他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长达三个多小时。
表舅告诉吴一川和父母，不能逼孩子结婚，要慢慢理解，学会接受；吴一川也要提高情商，学会沟通，找到对象带回家见父母。他和吴一川约定好，高考成绩出来第二天，就去长沙治疗抑郁症。
但一切都在那个下雨天终止。
学生会副主席李宇收到消息，已是晚上十点，那时，吴一川的QQ依然显示在线，电话拨过去，不通，再打，还是不通，“给我回电话，主席！”
无人回应。
高考前，李宇私下组织高三喊楼释压，由于学校禁止，没人愿意放烟花。告诉吴一川后，他骑上小电驴就去取烟花，又请客吃了一顿18元的牛肉饭。
喊楼快开始了，同学们拿着荧光棒，在走廊上准备着，烟花升腾而起，大家将书籍挥洒而下，像大片的雪花在黑夜舞动。
吴一川在学校外的马路上负责点火，错过了最绚烂的这一幕。
出柜第11天，6月17日，吴一川和父母争执后，仍然去了健身房。外面下着大雨，家人拦不住他，就让他先出去了。待雨小一些，他们去健身房寻找，路上给他发微信，才发现被拉黑了。傍晚7点时分，他给妈妈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妈妈，再见了。”
然后，他出现在桃江的一座老桥上。他松开手中的雨伞，落了下去。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
搜狐极昼工作室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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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静之
一顶鸭舌帽，一双采访鞋。
作品包括《等待章莹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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