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年前一次同学聚会后，在武汉读医科的河南女孩李霖琳开始感到不舒服，返乡后确诊患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住进医疗条件不太充分的县医院隔离病房。她的家人也出现发烧症状，母亲确诊。从1月23日发热到2月1日基本康复，李霖琳运用专业知识和当地医护人员一起，和病毒斗争了10天。目前她还在留院观察，等待出院。
随着疫情蔓延，新型冠状病毒正展现它复杂的一面。有人表现轻微，甚至没有肺炎，但也有不少人情况危重，甚至累及生命。李霖琳则介于两者之间，和很多年轻患者像得了一场感冒不同，24岁的她经历了数小时的呼吸窘迫，自觉是从鬼门关走了一趟。危急时刻，在医院供氧的条件下，这位武汉知名高校的医学院研究生开始了堪称教科书式的“自救”。据国家卫委通报，截至2月2日24时，全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共17205例，治愈出院475例。不久，李霖琳也将被统计到治愈者的数字里面，成为其中一个。经历了从发病到康复的10天，她的体悟是，作为个体面对疫情，医学知识是必要的，意志力也是必要的。渡过这一劫，她说未来会更无所畏惧。
现在看，这次疫情起病太隐秘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患病，就已经接触、感染了很多人。
我最早出现症状是1月16日，年前，八九个同学聚餐，吃完饭回实验室，就开始不舒服，头有点晕，我备着体温计，一量果然有点发热，37度2。我猜可能因为吃太多，喝了点红酒。那天本来还想做点事，要毕业了，课题和论文都要忙，但是感觉很困，就直接回宿舍睡了。
那时候根本不会想到新型冠状病毒，当时公布病例只有四十几个，怎么可能轮到我，何况我没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奇怪的是，后面几天没有不舒服，该干嘛该干嘛，还和朋友出去吃了烤鱼，甚至熬了夜。这就是这个病毒可怕的地方，太隐秘了。
之所以肯定那次聚餐有问题，是因为我已经七八年没感冒了，鼻涕都很少流，唯独那天不舒服。现在想，可能也因为太久不感冒，免疫系统没锻炼过，抵抗力反而不行。
一块吃饭的同学，后来或多或少都有症状，发热、咳嗽，跟感冒一样。据我所知，大多没有确诊，只是在医院隔离。也有个别确诊的。
我是1月19号回的家，高铁转普快到县城，再回村里。后面几天疫情突然爆发，我就待在家里，不走亲戚，出门也只有晚上散散步。
回家第四天，1月23号中午，吃完一碗饺子，我就感到发烧，一量38度，又感觉很冷，还想今年冬天怎么了，家里开了空调还那么冷，钻进被窝，肌肉开始发酸。
那时候我就很恐慌：怎么办，自己是不是”中枪”了？
我偷偷哭，憋着哭，还吐了口痰——这口痰是透明的，带着泡沫，医学上叫卡他（症）状，我知道肯定有问题了。擦完痰，扔了垃圾桶，我跟爸妈说不要碰这个垃圾桶，回头密封处理好。我戴上口罩，让他们戴，让他们和亲戚朋友说，也赶紧戴起来。
我爸打120，我接过电话，明确告诉对方：我发热了，很可能感染上这次病毒。对方也很冷静，问了我情况。
等了一两个小时，救护车才到村里。路上拥堵，车开得不快，透过玻璃，只能看到灰蒙蒙的天空。我心里想，天哪，这些人怎么还都在外边晃荡。
那时候心理就有“负反馈效应”了——越想着严重，越会放大病情，一担心全国疫情会不会失控，自己体温又上去了。甚至要吐了，赶紧找个垃圾袋，吐完，我一路提着，到隔离病房才扔掉。
到县医院才知道，我是全县第一个住进隔离病房的。真的很扯，怎么就轮到我了呢。
小县城的隔离病房条件很一般，门是木头做的，厕所要走出门才能上，里面灯坏了，要自己用手机照着。刚开始我想，干嘛要回来，武汉医疗条件不是更好吗。后来庆幸，还好回来了，我的天，在武汉肯定排不上号。
隔离病房医生蒙了几层口罩，只能看到眼睛，那几天还没防护服，只穿了蓝色隔离服，进出就要换。我很担心他们，不想让他们碰我。有什么事都尽量打电话、发微信。
但他们真的很勇敢，没有人退缩。医生告诉我，这是他们的工作。
资料图。
进医院当天，我就做了全部检查。拍CT，做血常规，各种指标像转氨酶都不正常，和免疫有关的细胞少了特别多，白细胞几乎降到0。第二天，疾控的人过来，从喉咙取样做“咽拭子检查”。晚上结果就出来了，没有意外，阳性。我确诊了。亲戚打电话通知我时，语气很沉重。那会儿我反而淡定了，说没事，我早就知道了。难受是慢慢到来的。治疗就是输液，各种各样的液，对症下药，抗炎、护肝。但我知道，免疫系统出现问题，药物治疗几乎都是辅助作用，更要依赖自己的身体和信念。配合医生是一方面，心态放松是一方面。那几天我就一点点想办法，用身边的食物、水去调整身体的不适。得了这个病，人会特别想喝水。三四百毫升一杯，我能喝十杯，没有尿意，但上了厕所才发现，其实膀胱快不行了，说明它的敏感度降低了。发病后没有食欲，一天下来喝一盒牛奶，吃两三个鸡蛋，一个我们当地的烧饼。牛奶得温热一下，一口一口慢慢喝。不要吃太多，以免体温升高，也不要吃太少，以免低血糖。我是全院第一个病人，医生们也没有经验。很多时候我就自己在网上搜治疗手段，和他们交流。比如，看到治疗HIV的某种药物有效，我请教的教授也觉得靠谱，就和他们说。两个小时后，县疾控主任就把药物调过来了。后来我知道，我住进来那天，县里很紧张，如临大敌，开了紧急大会，布置任务，包括调用各种物资、药物，来保障我们。住院第二天，大年三十，本命年最后一天，本来以为过了这天，水逆就会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但那天晚上12点，我突然感觉自己呼吸有点无力。我摸了自己的心跳，发现弱了下来，再摸了颈动脉，几乎感受不到跳动，有声音也是沙沙沙，不是正常人的咚咚咚。我一下子反应起来，自己缺氧了，拼命呼吸，同时让自己冷静下来——紧张会更缺氧，呼叫护士送氧气瓶，吸着氧气大口地呼吸，身体胸廓努力地配合、起伏。我告诉自己，这时候再艰难都不能睡着，否则可能会忘了自主呼吸。不能躺下，否则会压迫肺腑，所以始终斜靠着，腿和身子保持100度左右。医学上，我经历的呼吸窘迫，是这次疫情的重症表现之一。平常人捏着鼻子也呼吸困难，但呼吸窘迫的时候，我都想不起来去呼吸了。我求救了医生，告诉他们随时准备抢救，但如果没抢救过来，器官衰竭了，就尽早放弃，不要再浪费医疗资源。医生来之前，我拼命吸氧，努力活动四肢，想让它们热起来，同时录了临终视频。我想要和大家有个告别，断断续续录了二十分钟。医生半夜两三点到了，鼓励我，让我挺住，可是我的手脚是冰的，麻木的，脸色发白，听力很弱，说话都没有任何力气。两三个小时后，手脚才热了起来，整个人不再是濒死状态，再后来发烧近39度，但我想这是好事，免疫系统终于又开始战斗了。后来我吸着氧气，让自己平静，不敢入睡，虽然继续肌肉酸痛，但是存在即合理——如果不酸痛，我睡过去，忘了呼吸怎么办。恍惚中挨到了早上，我明显感觉到自己度过了一劫，脱离氧气，自主呼吸逐渐恢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中。受访者供图
第三天，护士送来了医院饭菜，但是忘拿筷子了，我把牛奶的吸管当筷子，只有体验过才知道这多难。这天情况好了很多。体温一度恢复到36.5，吃过饭，体温又慢慢升高，但也顶多38度，没之前那么高，肌肉没之前那么酸痛。这天我爸妈、我哥也来了医院。他们前一天都发烧了，我让他们再观察一天，但他们挨不住都过来了。只有我妈确诊了，住进医院隔离。我爸和我哥估计抵抗力好，病毒量小，检测不出来，都回家隔离了。我每天和他们通个电话，告诉他们自己很好。来往的七大姑、八大姨也都在家隔离了，自己在家里做饭。医院给我标的是“轻症”。但我妈才是真的轻症，除了刚开始发烧，后来几乎就没有症状。我俩搬到了一间，我就让她多做深呼吸，按时吃饭，每天跳广场舞，锻炼身体。我不想让她老记着这个事。那几天和同学、朋友沟通，发现大家都很害怕，不知道疫情何时控制住，我一开始也怕，但经历过最危险时刻后，不怕了。既然想活着，就要平静面对这一切。我的状态也越来越好。第四天早上7点多，体温37度。护士来抽血，我说我好了，她说我很强大，长得真好看。听了这话真的特别感动，想哭。那时我一周多没洗澡，刚经历完与疾病的一场厮杀，狼狈不堪。说实话，以前我不太关注时事，但现在很关注这场疫情。不过，很多新闻我都不太相信了，除非是钟南山说的，他清楚疫情发展，也不会撒谎。2月1日，前一晚新闻说双黄连可以抑制病毒，我妈说，你看双黄连有效，我说，这你都信，不如睡觉吧。她说专家都说了，我说你听专家的还是听你闺女的。她就觉得我理论学太多了，还是不相信我。后来我姨打来电话，跟我妈说买不到了，都卖完了。照理说她应该隔离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偷偷跑出去买双黄连了。我就接过电话，告诉她双黄连那么苦，喝它干嘛啊，喝水不好吗。但也不能刷太多新闻，否则会越看越恐惧，“负反馈效应”非常明显。现在我觉得这个病本身没那么可怕，有时也需要靠意志力战胜。我在朋友圈告诉大家可以练习平静的深呼吸，保持淡定，我能挺过来，其他人也可以。最近医生又给我做了CT，结果很好，肺部炎症在吸收，几乎没啥了。但接下去还要隔离一段时间，医生怕我以后免疫力还是不行，这几天都在打免疫球蛋白。算上别的药，我一天要输20小时，十几瓶液，左右手都肿了，合不上拳头，抬不起胳膊。不过，经历过濒死状态，能躺着输液已经是很舒服的事了。进医院后，我就一直在关注治愈病例，从发病到出院，病程在十四天左右，最新版的诊疗方案说，两次核酸检验阴性能出院。我估计会很快治愈。全程治疗没用到激素，加上现在身体没有不舒服，不会有后遗症。不用担心这个。跟很多人一样，我只是得了一场病而已。要感谢医生护士，相比我，他们才是拼尽全力的战士。我就是个普通人。未来，我也想给公共卫生做贡献。动物疾病防控，活禽市场交易，这些都需要改进。但现在，我就想好好洗个澡。李霖琳生活照。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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