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专访 | 对话阿嘛相馆传人 回味“阿嘛”往事
贵阳阿嘛相馆是一家拥有八十余年历史的老店，“阿嘛”取自粤语，是惊叹、赞叹的意思，阿嘛相馆的“阿嘛”二字更是由当时的电影皇后胡蝶所提。相馆于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从广西迁至贵阳，由彭氏兄弟共同创立。阿嘛的前辈们历经时代的动荡与创业的艰辛，缔造了阿嘛相馆的辉煌：为周恩来、田汉、徐悲鸿、廖静文、蒋介石等多位历史名流照像；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址首照，也出自阿嘛，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肯定和赞赏。
彭匡（1938~），曾用名彭裕匡，艺名彭兰。广东揭西人。历任延安摄影部主任、《贵阳十年》画册编辑部摄影师、贵州新闻图片社《贵州画报》制作组组长，高级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贵州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华侨摄影学会会员、贵州华侨摄影学会会长。
其处女作《幸福的童年》（组照），是反映贵阳红十字会组织贵阳中小学生参加活动情况的作品，1957年选送苏联等国展出。其代表作《绣花能手王朝珍》、《姐姐的书包》入选第二届全国人像摄影艺术展；《磨炼》入选1974年全国摄影艺术展，选登于《中国摄影》、《人民画报》等刊物。多幅作品入选国内外摄影艺术展并获奖。1989年应邀参加新加坡举办的《摄影与我》研讨会，发表论文并主讲《摄影艺术贵有“我”》获新加坡彩色摄影学会颁发的“荣誉博士”称号。是中国工艺美术丛书《贵州染织刺绣》、日本版《贵州之旅》、《贵州》、《中国少数民族》贵州分册等大型摄影画册主要摄影者，并参加编辑工作。编辑、拍摄有贵州省人民政府和建设部向联合国申报的（贵州黄果树瀑布群）大型摄影画册。1999年，与彭澎为深圳邮票公司拍摄制作大型画册《世界旅游专题邮集》，被外交部作为礼物送给美国克林顿夫妇。
2008年被贵州省摄影家协会授予“摄影终身成就奖”。
对话阿嘛传人彭匡，走进阿嘛往事
Ｑ：请彭老师介绍下阿嘛相馆的起源。
Ａ：阿嘛相馆第一代传人是我的祖父彭玉书，广东陆丰五云洞人，系清末最后一届科举秀才，岭南派画家，书法家、摄影家。青年时代去官从教，认识了从伦敦来广东海陆丰传教的英国摄影师邓牧师，邓牧师喜好中国画，特别喜爱祖父画的岭南派梅花。在与祖父学习绘画的同时也教会了他摄影技艺。之后，祖父辞去教务，在广东海丰县开设了首家“老庐山照相馆”，我的父亲彭晓波，十多岁跟随祖父耳濡目染学得了一手过硬的摄影技艺，由于我父亲的加入，生意越做越红火。
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华北大片国土沦陷。战争使得大部分人迁到内陆地区，彭家由我父亲彭晓波率领举家内迁贵州贵阳，在内迁之前我父亲与人来到昆明和贵阳考察过，经过对比，最终选择在贵阳大十字西角开照相馆，相馆取名为“阿嘛”，其意为客家话，即把照相工作做到让人赞叹不已的地步。对照相方面的要求就是有求必应。所拍照片绝对保证质量，不合格的坚决不出门，顾客要求重拍就重拍。久而久之，阿嘛名声传遍四方。阿嘛相馆能够经营到现在和阿嘛世代传人拍照讲求信誉和质量有很大关系。
A：阿嘛相馆确实记录了贵阳很多珍贵的历史照片。
第一，1936年时任贵阳县长刘剑魂以“花溪”为试点开展县政计划，按照开发建设花仡佬风景区的整体设想，采纳了罗浮仙的建议：将“花仡佬”改名为“花溪”，寓意“花开四季，碧水长流”， 并亲笔书写了“花溪”二字，让人刻成石碑，立于济番桥头，济番桥也改作了花溪桥。1937年，阿嘛受贵阳县县长刘剑魂所托，拍摄了一组花溪摄影作品作为申报建立公园的影像资料，为申报建立花溪公园做准备。
1937年，贵阳县长刘剑魂把花仡佬改为花溪并书写碑文立于桥头。 彭晓波摄
1937年，建于明代的花溪七孔古石桥和文笔塔。彭晓波摄
1937年，花溪平桥蛇山。 彭晓波摄
花溪风景区成规模的建设始于刘剑魂，刘氏卸任后，其风景区建设规划尚未完全实现。继任者李大光接手继续建设，但是不久便面临着经费短缺的困扰，甚至一度停工，幸得有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等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帮忙。1939年4月，以吴鼎昌为省主席的黔省政府批准成立公园建设筹备委员会，公园名敲定为“中正公园”，经费便有了着落。1940年3月，公园建设基本完工，吴鼎昌亲自主持落成典礼。1941年，公园正式对外开放，何应钦为公园大门坊额题写了“中正公园”四个字。1949年，正式命名为花溪公园。
1939年2月4日，日本侵略者的18架飞机对贵阳进行大肆轰炸，自东门至大西门、省府路口至市府路口，市中心变成一片火海，当时，我父亲他们发现情况不对带上座机镜头，手照机等贵重物品，出城躲避才幸免于难。轰炸过后回到阿嘛相馆看到当时经过苦心经营已初见成效的相馆也被烧得片瓦全无，我父亲他们悲痛欲绝，为了揭露日本侵略者惨绝人寰的罪行，他们拿起手中的相机拍下了几十张贵阳“二四”惨案铁的罪证照片。
据我父亲后来讲，所拍的罪证胶卷，是日后带到安顺万方照相馆冲洗完成的，后来阿嘛在中华南路复业后在橱窗放大展出，同时还在贵阳冲印成套，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暴行。
1939年2月4日，“二四”轰炸后，阿嘛照相馆被日本侵略者炸毁。彭晓波摄
1939年2月4日，“二四”轰炸后，贵阳浓烟滚滚，一片火海。 彭晓波摄
第三，新中国建立之初，党中央决定寻找拨正中国共产党航程的遵义会议旧址，拟开辟纪念馆，供后人参观学习，由于当时是战争状态，会议是高度机密，时空变迁，当年这个重要会议在什么地方已是一个谜，时任省委书记苏振华，省长扬勇决定交贵阳市长秦天真组织力量完成，并拍成照片送党中央审定。接受任务后，秦天真市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贵阳阿嘛相馆。
接受任务后，阿嘛相馆做了全面的安排和准备，决定派外拍技术最强的六弟万里和彭一凡来完成，他们立即准备好相机、胶片、冲洗药水，为确保安全，省军区专车武装护送前往遵义（因山区沿途还有土匪出入经常杀人抢劫），到达遵义后，经过几天的调查、访问、寻找，熟悉方位、找角度、等光线，经过十几天的昼夜辛苦，最终拍了上百张胶片，在遵义冲好底片回到贵阳。
经挑选，最后制作遵义市全景和会议会址照片一套，由省委书记苏振华专程送往北京，请党中央毛主席审阅....1951年10月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审定，确认了所拍照片中的一栋建筑即扬辉章旧居就是当时的会议会址。
1951年，毛主席审定的遵义会议会址。彭万里摄
毛主席手书的遵义会议会址。 彭万里摄
除此之外，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后回国，路经贵阳时，在省府广场同各界人士一千多人的合影，是由“阿嘛相馆”拍摄；1964年邓小平总书记和蔡畅、李富春、李井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贵阳视察，在省府礼堂和一千多人合影，也是“阿嘛相馆”拍摄。
A：摄影就是用画面代替文字讲述万物的美丽，用光影定格住生活的一瞬，真实的记录当下，哪怕要面对未知的困难。有一次为了拍摄贵州名山梵净山，我背着沉重的器材艰难地攀缘穿行于毒蛇遍地、蚂蝗满腿的原始森林中。为了拍摄贵州特有珍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在寒冬腊月的季节陷入齐腰深的泥潭中，差点丢掉性命。
1964年，入选第二届全囯人像摄影艺术展的作品 《姐姐的书包》。彭匡摄影并人工着色
1974年，入选全囯摄影艺术展的作品《磨炼》。彭匡摄
1975年，入选全国摄影艺术展的作品《书记和老农》。彭匡摄
1976年，入选全囯摄影艺术展的作品《乌江不夜天》。彭匡摄
1977年，入选全囯摄影艺术展的作品《蘑菇岩》。彭匡摄
面对无数已经在全国各大影展展出的摄影作品，老摄影家彭匡总是很坦然，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时间充裕，他会邀上志同道合的老伙伴，自己驾车到处采风，找寻心中那一道靓丽的风景，以另一种方式记录下对生活的感悟。
访谈：彭匡
图片、资料来源：彭匡
编辑：谢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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