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专访 | 倾听摄影师卢现艺对贵州民族文化保护的心声
他在贵州的大山里穿行了十多年，他拍摄了数十万张珍贵的图片，出版了十几部人类学视野中的贵州各民族文化影像图书，他始终以艺术家的责任心和眼光关注着贵州各民族的文化。他不是那种为获奖而拍摄，抱着一两张获奖作品到处说事之人。他是谁？他是摄影师卢现艺。
2011年，贵州麻山地区发现了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填补了中国南方没有英雄史诗的空白。为拍摄记录《亚鲁王》传唱人“东朗”，卢现艺开始穿行于麻山地区，在当地“潜伏”了三年多。由于石漠化的山地道路行走困难，大多数村寨又不通车，肩背五六十斤重摄影器材的卢现艺，每次拍摄都要耗费近5小时、步行十来公里路程，有时记录“砍马祭祖”的活动，甚至要步行8小时的路程。能够为《亚鲁王》留下珍贵的影像记忆，他觉得再苦都值。下面就让我们去听听摄影师卢现艺对贵州民族文化保护的声音。
Ａ：说到摄影师的历程，其实每个摄影师都有自己的苦难历程，但是当你在拍摄的路上不断的行走，不断的经历各种民族文化的洗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己的内心是得到充实的，因为在民族文化拍摄记录的过程中可以学习到很多别人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没必要谈论自己如何的艰辛，虽然拍摄的路上经历了不同的苦，经历很多劳累，有时即使你的心灵冷到极点，这些都是常有的事，但是你正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就会感到很满足。每一次在路上都是一次新的体验，就算有时候和死神擦肩而过，也不曾恐惧，因为我知道我用我的方式来记录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祖先一定会保佑我，当这些意外有惊无险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快乐，就不会去在乎途中遇到的艰辛与劳苦。当你承受很多压力走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推开了一扇门，你离自然也越来越近。
Ａ：对文化的尊重和对影像的把握，是成为一个民族文化摄影师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多年来，我始终坚守着这样一条底线，“观察、参与、不干预”。通过和人类学家的多次合作，使自己懂得，要成为一个文化人类学摄影师，首先要了解民族的历史、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才能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客观的记录。
比如当我们准备去拍摄一个村子的时候，我们需要查阅相关的文献书籍，了解这个村子里居住什么民族，他们的历史，文化是什么，他们有哪些禁忌，当我们走进他们家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像交朋友一样对待他们，这样他们可以把你当做他们其中的一员，他们的眼神里流露的感情就会像朋友一样真诚。记得我拍摄水族和苗族的一个葬礼的时候，开始我听说这个葬礼非常隆重，我去拍摄的时候，按照当地习俗，我送了份礼，主人家当时觉得我像他们的亲戚一样，给我发了孝帕，入乡随俗，我把这个东西扎在头上，当我扎着孝帕在拍摄过程中，所有人都认为我是主人家的亲戚，我不是外人，他们没有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就这样，我从观察者变成了参与者。在拍摄中，我从来不去干预他们，我只是用眼睛观察他们，用相机记录他们，这样记录的影像就更加真实，更具历史文献价值。
Ａ：关于如何体现摄影的艺术性和民族文化的真实性，这一点问的非常好。第一摄影是一个平面的，是一个视觉艺术，如果你仅仅是把相机当成摄像机来用，这仅仅体现的了相机的成像功能。拍摄的照片只让别人知道照片中的人物在做什么，对于摄影来说，这是不够的。因为作为摄影师，你的照片拍摄出来以后还应当具备审美价值，这就要求在摄影过程中需要对构图和空间的把握，所以一幅好的作品，不管是民族学还是人类学的作品，都要具备文化的传播价值和摄影的审美价值。如果你的作品永远只能在影像档案馆里去收藏的话，这是有缺失的，当你的作品可以在博物馆，在美术馆里收藏，这样既能让人们在视觉艺术上体验到审美的价值，又能去了解其中的历史脉络，这样的作品是很成功的。
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和摄影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人类学专家在记录过程中注重的是祭祀过程中他们的穿着，使用的法器……摄影还要关注人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墙上的挂件等，还需用余光去一览整体的布局。作为一名民族文化摄影师，怎样把一个平面的东西转化为立体的影像，需要有摄影专业技能的支撑，需要视觉审美的提炼，更需要在摄影过程中进行多学科的学习与合作。
Ａ：说到贵州，人们都有一个共识，贵州是一个民族文化最佳拍摄地之一，但是面对民族文化拍摄这个问题，怎样去拍，用什么方式去拍，如果你静下来分析，它是分有很多学科的。以前我们最早搞摄影的时候，我们称为采风，采风是走到某个村寨，看过，走过，拍过，根据安排的时间地点，一掠而过，但是，民族文化的拍摄不能叫采风，应称为“田野调查”，这是一个学科，比如当你准备拍摄一个民族的时候，就要对它进行了解，首先要了解它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你才知道要拍什么。现在很多采风是以一种团体或者组织的方式进入某个地区，请试想一下，这个地方的人本来是静静生活工作的自然状态，当采风团进去以后，对他们来说，这是艺术家采风团，本来他们节日的文化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当采风团到来后，就人为的组织他们穿着盛装按照特定的方式来表演，这样的民族文化是被动表演的，不能体现民族文化真正的内涵。所以，我们摄影师在进行拍摄之前，应该要对一个民族的信仰，民族的文化进行了解，深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信仰并在拍摄过程中尊重他们，从而进行更深刻的拍摄记录，而不是用金钱来诱惑导演他们，让他们按照拍摄者的意愿来摆拍。
贵州的民族文化消失的太快了，贵州在发展旅游的同时，应该告诉来贵州的游客，要尊重古老的少数民族文化，对文化的尊重就是对文化的保护。
A:我现在准备了两个题材的拍摄，中国侗族文化和布依族文化。
Ａ：拍摄侗族文化和布依族文化这两个题材和我之前拍摄的苗族文化是不一样的。当我拍摄侗族和布依族的时候，要丢弃我拍摄苗族的那种记录方式，这样才能以一个客观准确的方式去记录他们的民族文化。我希望我能和每个民族保持相对的距离，不要成为他其中的一员。获得第十届中国摄影金像奖以后，我思考更多的是责任和担当。因为获奖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不想被别人定位，更多的我想跨界，用一种超写实的方式，神话的方式去创作。
对于摄影师来说，把你之前的定式清零，是有难度的，也是需要跨界学习的。在清零的期间需要不断汲取新的能量，这样才能保持清醒，做到客观的记录。我准备拍摄侗族和布依族文化，我想走进一个歌的民族，一个水边的民族去感受他们的精神世界，在歌声中去清零自己身心的疲惫。我是中国摄影圈跨界为数不多的人，我做过现代摄影，做过商业摄影，但是最后我发现，我还是深爱民族文化摄影。我喜欢去跨界学习，用不同的方式记录他们，我相信每个文化艺术都有相通的地方，只是定义的标准不同。作为摄影师，不论你拍摄什么，都需要跨学科的学习，需要让自己的心灵纯净起来，没有杂念。
Ａ：在贵州行走多年，我热爱这片土地，哪怕是生命终止的那天，都会感到非常快乐，因为生活在一片民族文化富饶的土地上，会有一种文化保护的担当。我常说的一句话：“如果你看不到一个文化的重要性，那么，它和你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发现了这个文化的重要性，你不去保护它，传播它那就是一种罪过。” 当你不断的发现后，心里的涌动就会越强烈。
对于未来的打算，因为我记录了太多贵州的民族文化，我对于民族文化有更精准的理解，这对宣传我们贵州民族文化有很大的帮助，我希望通过与政府，媒体的合作，融入摄影团体，举行大型的文化展示活动，宣传贵州民族文化和符号，让更多人了解贵州，热爱贵州。不过，作为摄影师，是需要自律的，要对民族文化有敬仰之心，不能让我们成为文化记录者的同时又变成文化的破坏者，加速文化的变异和破坏。
卢现艺（1958.10~）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贵州省旅游文化传播中心艺术总监。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摄影家协会第五、六届副主席。贵州省艺术摄影学会第一、二、三、四届副会长。1976年开始摄影。出版《安顺屯堡》、《苗侗之乡》、《贵州乡土建筑》等十几部影像图书，在国内外发行。其中《符号仪式——贵州山地文明图典》（上、中、下册）获中国政府出版图书摄影奖和装帧设计奖。2013年，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大型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传》（上、中、下册）（担任摄影），填补了中国南方没有英雄史诗的空白。1987年，作品《戴面具的少女》获中国《艰巨历程》摄影40年作品大赛最佳探索奖；1994年，作品《生命》获首届中国艺术摄影作品展银牌；1999年，作品《影子》、《山娃》分获全国第九届人像摄影艺术作品展金奖和铜奖，同年获中国人像摄影十杰称号以及中国摄影最高奖“金像奖”提名奖；2004年，作品《山之肖像》、《月亮上牯脏节纪实》分获第21届全国摄影艺术作品展纪实类金牌、银牌；作品《回到东方——苗族牯脏节纪实》在全国第23届摄影艺术作品展览上获记录类金牌奖。2007年被授予第二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2014年获第十届中国摄影金像奖。
访谈对象：卢现艺
图片来源：卢现艺
编辑：谢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