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很重要，也很简单|《传习录》讲课录第一讲（1）

编者按

为指导书院本部学子，文礼书院院长王财贵（季谦）先生特安排每周一上午晨训，内容不限，或讲学，或随机指点。自2017年年末，季谦先生决定开始为学子们讲解王阳明先生的《传习录》。每讲音频均由义工整理，经先生修订后，在本平台陆续推出。本文为《传习录》讲课录第一讲第一节。

这本书很重要，也很简单

《传习录》这本书在中国文化历史中，是很重要的一本，很有代表性的一本。钱穆（宾四）先生他看到现代以来整个中国文化的衰落，中国人几乎不再读中国的书，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像大学毕业，或是研究生毕业，硕士、博士，除了文科的中文系之外，一般的知识分子几乎是没有读过这本书的，甚至没有听过这本书。本来在满清末年，张之洞他著作了一本书，叫做《书目答问》。《书目答问》的意思就是他自己列出书目，这应该是他自己看过的书，或者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书，而且做了答问，就是有关于这本书的内容简介题解。这答问列了将近两千本书。

到了民国初年，清华大学的学生，因为他们大概是在民国清末初年出生的，他们是在国民政府的教育体系中长大的，也就是在所谓的“新式教育”体系中长大的，也就是他们正好在政府“废止中小学读经”的时代长大的，所以到了民国十几年（一九二三年），也就是他们十八九岁的时候，他们进了大学，但所谓的“国学”基础很差，因为学校都已经不教了。不过那时社会上的古典风气还在，那时的大学生还有一些志气。他们上了大学的，觉得自己对中国学问的根基不够，所以他们就请了胡适之和梁启超两位“国学大师”为他们开一些国学书目。胡适之开的是比较偏颇的，偏于历史，偏于考据，总共两百多部，但其中有许多都是套书，分计起来有上千本，那是连专家一生都读不完的数量，这样的书目可能是胡适为了炫耀他的博学而已，所以胡适所开的书目并没有产生作用。梁启超本来也开了两百多部，他依照义理、词章、考据、政治、经济等类别平均分配，而且确实都是比较重要有名的书。但后来学生还是认为太多了，尤其是清华大学主要是理工科的学生，理工科的学生要读这两百多部的书，是不可能的。所以梁启超又为他们开了一个“最低必读国学书目”，最低的，就开了二十几部。最后梁启超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报……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 你看，从满清末年张之洞的两千部，到民国初年胡适和梁启超的两百部，到后来又开的二十几部，这样，从两千到两百，从两百到二十，从这几个数字，我们似乎可以隐约察觉到中国文化急速衰退的原因。

但是现在整个中国的读书人，能看过这二十几部的还是寥寥无几，纵使是中文系毕业的，都不一定都看过这二十几部。钱穆先生后来就想中国人的国学程度这么差，所以他又开出一份书目，希望中国人都至少读读这些书。他开的书目总共有七本，叫做文化七书。现在看看大家有没有读过，第一本《论语》，第二本《孟子》，读过没？（众答：读过。）第三本《老子》，读过没？（众答：读过。）第四本《庄子》，第五本《近思录》，《近思录》有的人听过，读过的人就不多了。第六本就是《传习录》，名气比较大，第七本是《六祖坛经》。

第一本跟第二本《论语》《孟子》是先秦儒家的书；第三、第四本《老子》《庄子》是先秦道家的书；第五本是朱熹选择北宋四子——周濂溪、张载、程明道、程伊川——以及其弟子的重要的言论，编成一本书，叫做《近思录》——取《论语》中孔子说“切问而近思，求仁莫近焉。”的意思。

《近思录》代表宋朝的理学，也可以说是程朱的理学。而王阳明的《传习录》呢？代表明朝理学。而这《近思录》所代表的北宋理学，因为是朱熹所选，所以大部分偏于“性即理”一路。而王阳明的《传习录》是“心即理”这一路的成熟。所以选《近思录》跟《传习录》，其实就是宋明理学的代表作，都是归本于儒家。“文化七书”之中，有两本先秦儒家，两本先秦道家，然后再两本宋明理学，最后一本是《六祖坛经》。《六祖坛经》是佛学，这本书也非常奇特，非常重要。它有什么奇特呢？因为在佛教的书籍里面，凡是佛所说，才能够称为“经”，其他诸菩萨及高僧大德所造的，不论是从印度翻译过来，还是中国人造的，都叫做论，不能称经。唯有这一本《六祖坛经》，不是佛所说而称为经，而且似乎没有人有提出异议。一本书要称为经，是不容易的。经者，常道也——经常之道，天经地义，代表最高智慧，是“从最清净法界等流而出”者，才能叫经。经书里面的智慧是完全纯粹的，它是从天地而来，直接从人性而发，没有一点杂染，就好像天空一片的蔚蓝，没有一丝的云彩，像这样纯粹智慧的表现，是一种天地间的创造，将与天地同垂不朽，才可以称为“经”。所以《六祖坛经》这本书非常重要，也代表着中国佛学的成熟，不仅是中国佛学的成熟，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佛学的圆满之教。所以钱穆先生举出这本书，不是为了宣传佛教，这书不是佛教徒必须读的书而已，是凡人类都应读的。凡智慧都是客观的，都是人类共同的瑰宝。而这七本，所谓中国文化七书，也不只是每个中国人都必须读的，它也是世界上追求智慧的人都必须读的，只是中国人更不可推诿而已。中国文化的主流，从古以来就有儒道两家，后来加上佛教，儒释道三家的学问是中国读书人最基本的文化素养，而这七本书是其中最重要的基础之基础，每一个中国读书人至少都应该具备这最基础的基础。我们现在可以效仿梁启超先生，说：“不管你学工、学农、学矿，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连这七部书都没有读过，真不能算作是一个中国读书人了。”

那么今天我们说要开讲王阳明的《传习录》，其实我的意思不是开讲，是带着大家一起读——其实大家平常也可以自己先读，我只是找个机会来和大家讨论印证一下而已。因为这本书很容易读的，因为它是所谓的“语录体”——整部书分上中下三卷，只有中卷是书信和序言，是手写的，比较文气，而上卷、下卷都是语录问答。那些问答，文章都非常的浅白，接近白话——语录本来就是“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只是古人因为所读的书、所作的文章都用文言，所以即使是一时的白话记录，并没有刻意要作成文章，但是也自然带有文言文的风味，我们称为“浅近的文言文”，或是“白话文言”——接近白话的文言文，所以很容易读。

而王阳明手写的书信，因为是书信，基本上也是问答，所以也不是很正经八百的文绉绉地作文章，所以中卷的书信读起来也很平浅、通顺。当然，所谓平浅的“浅”不是意义上的肤浅，而是文笔的明白晓畅。所以《传习录》整本书其实是很好读的，即使没有很深厚的古文基础的人都可以读，像我们现在体制教育中的高中生，大概就可以读了。所以以后我们应该把这一本书介绍给全国的中学生。何况这本书里最主要的只有两种学说：一是知行合一；一是致良知。而其所有学说都统归于“心即理”的大观念下。弟子怎么问，阳明大概就是以同一个宗旨来回答。所以问来问去，答来答去，意思都差不多，所谓如盘走珠——像一个盘子里面有一颗珠子，你摇晃这个盘子，珠子会在盘子里面游走，那个珠子非常灵活，我们不知道这个珠子走的路线的细节，但是它走来走去，总是围绕着轴心，而且总是不出此盘，这是可以预知的。如果读这种有“一贯之道”的书，读不懂其实没关系，再多读，就渐渐懂了。

我们书院的同学一定要精读这本书的，或许有的同学已经都读过了，还要再读。今天又有一些远道而来的朋友，我希望这些朋友今天参加了晨训，回去之后也准备这一本书来读，我刚才说的你们有“福气”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不是听我讲课有福气，而是借了这个机会，你知道这本书的重要，而且知道这本书原来这么简单，所以你就能够很勇敢地拿起这本书来读了。（众鼓掌）

录文 | 刘颖、杨迎

校对 | 黄勇、郑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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