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第一”的哲学大师——我所知道的牟宗三

王财贵谨案：吾平生有两位恩师：一者掌牧民先生，示我古儒教化实况；一者牟宗三先生，指我中西学问大道。吾今之推广读经，祈读经之风遍于天下，望中华文化之早日兴复，中西文化之终于融通，日夜孜孜，一刻不敢或忘者，其来有自也。二位恩师俱已谢世矣，然其精神学问犹当永存人间。

牟宗三先生

《中央日报（长河版）》要我在其“牟宗三语录”专栏刊出前写一篇文章介述牟宗三先生其人其学。众所周知，牟先生是国际闻名的一代哲学大师。我虽是牟先生的学生，从学于先生十余年，但对其学问略无所得，不敢赞一辞。好在其学术文章已普遍流传，不必多所引介，今只就主观方面说说一己之所闻所感，或许也较亲切。

1969年，我师专刚毕业，在台中大坑教书，间从一隐者掌牧民先生问学。掌师曾对我说：将来一定要读唐君毅、牟宗三的书，这两个人有天下家国兴亡之感，他们的学问是可靠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牟先生的名字，那时两先生的书在台湾还不常见，掌师是从《人生》杂志上看得的，我偶尔也看，但不很懂。后来，我读师大，恰好牟先生从香港来台大讲学，我就去旁听，也似懂非懂。以一个国文系的学生去听大哲学家对哲学研究所研究生讲的课，当然不免吃力。但我自己鼓励自己：听不懂有两种，一种是讲者本身理路未清，故做高深，当然令人莫明其妙；另一种是称理而谈壁立千仞，超过听者的程度，所以难以契会。而我每听完课总有一种心灵上的震动，总觉得其中似有充实饱满的东西在闪烁，是我自己不行，把握不到。所以如果暂时听不懂，不仅不必感到遗憾，毋宁要私自庆幸遇此绝学才对。同时有几位同学一起听课，都因不懂而害怕，因害怕而放弃了，我却因为有了那样的认定，所以愈不懂，愈觉有味，或许因为是初生之犊吧！因此，牟先生先后开了宋明儒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中国哲学问题、中西哲学会通、孟子等课。一连四五年，也就每堂必到的听了下来。后来，牟先生回香港，我又到香港从游两年。之后，牟先生受聘来东海大学两年，中央、师大三年，讲授中国哲学专题、康德第一、第二、第三批判、现象与物自身、易传、庄子、圆善论等课程，我也都有幸能 一 一 听讲。并因为感到精采难逢，所以每讲皆录音保存，十多年下来，箱柜中已累积五六百卷录音带。著名的《中国哲学十九讲》《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以及正在转写中的《庄子 · 齐物论》便都是以我所保存的录音整理出来的，我在同学中常自嘲为“录音宗徒”。 

季谦先生早年随牟宗三先生参加“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其中右五为牟宗三先生，左一为季谦先生，左三为蔡仁厚先生）

听牟先生上课或讲演是一大享受、一大考验。开始时，总是清机徐引，闲闲而来，这时亦步亦趋还可以跟上，但不一会儿开始纵放盘旋，渐转渐玄，弥高弥细，就往往愈跟愈落后，正想提神加紧，忽已戛然而止。两三个小时不休息的讲下来，已然一个主题的完整表述。我有时也帮忙整理讲辞，往往就着录音迤逦而下，即成一篇架构俨然义理焕发的哲学论文，所以我常说牟先生真是“说法第一”。

牟先生被称为“说法第一”的哲学大师

原来其中是有要窍的。记得牟先生有次看我讲课，之后，跟我说，每讲一课，只要抓住一个主题，将它里外讲清楚，便是有用，便有可观，杂驳而概略是不能显精采的，也不能解决问题。这大概就是牟先生讲课之所以吸引人的现身说法吧。但听来好像已经有径可寻，其实谈何容易。我知道如果积学不富、义理不熟、应变无方、意气不平是难于企及这种境界的。积学如何而可富，义理如何而可熟，牟先生认为第一须用功读书，第二要能思考，第三要有生命的感应。关于这三点，吾人或可从牟先生治学之精神得到一个典范。牟先生私下谈天时，有时会引他一生用功的情形来勉励学生。最有趣的是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还曾因为他上图书馆的次数破了纪录，所以学校特别颁了一个奖给他。牟先生自己说，他在大学时候几乎天天上图书馆，而上图书馆是早上带了一个馒头进去，到晚上才出来。读书的方式则是用最笨的办法：地毯式的读，并且随手做抄录，抄录往往是整段整段地抄，外文则自己边读边译，翻译也是整篇整篇地翻。牟先生当时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研读《周易》，便是这种方法，他把图书馆中有关《周易》的书全部一一读过，一面摘抄即一面构成系统，在其同时也翻读怀悌海、罗素、维根斯坦等人的书。大三时就综合会通而写出了三十余万字的《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一书，而此书，曾被誉为“化腐朽为神奇”，为《周易》的研究开出一条新路。

季谦先生家中中堂几十年如一日地陈设着牟先生所赠书法

 牟先生维持这种每天长时间的读书方式，直到晚年。例如前些年，我曾有幸陪侍牟先生，他已经八十出头，还看到他每天固定早晨五点左右起床，看书或写书，直到八点，早餐后略事休息，从十点再工作到下午一点，午餐。那时下午及晚上不工作。但在七十岁前，下午还是坐三个小时的。他说，年轻人，如能这样在清晨、上午、下午各工作三小时，每天读书九个小时也就够了。牟先生不论讲学写书都有明确的文献可据，言不虚发，笔不苟下，步步为营，确实可信，就是这样长远积学所致。此种为学的方法，牟先生称为“文献的进路”。牟先生说，“少年要有聪明，中年要有功力，晚年要有境界。”我想，这应叫做“功力”吧。牟先生在其名著《心体与性体》序中有云：“予以顽钝之资，恍惚摇荡困惑于此学之中者有年矣。五十以前，未专力于此，犹可说也；五十而后，渐为诸生讲说此学，而困惑滋甚，寝食难安。自念未能了然于心，诚无以对诸生，无以对先贤，亦无以对此期之学术也。乃发愤诵数。撰成此书，亦八年来之心血也。”可以见其用功之深谨。 

牟先生晚年依然笔耕不辍

其实所谓学问的“功力”，除了要有资料性的死功夫之外，尚须有精密之思考力。牟先生对问题之分析思辨力与学问系统之建构力，得力于少年时之逻辑训练与西方哲学性思考之训练甚大。譬如他曾经以半年之生活费购买一部《数学原理》，而且从头演算到尾，即是一例。所以牟先生的学问不为则已，凡他所触及的，必是尽其源委，有始有卒，而其表达亦必眉目朗然，条理分明，使人有一种“定则定矣，不可推移”之感。牟先生常说：“我之所论纵使不敢说全对，但如有错，亦是清楚的错，而可以供诸客观的讨论的。”学问要做到有“客观”之自觉，非有平静清澈的头脑不可。所以牟先生平时常教年轻人要学逻辑，要训练思辨能力。认为一个人纵使学知过人雅有性情，但是如果思辨力不足，在学问之追求上往往不能洞见宗纲，知所统绪。甚者假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说，不免随意漫衍，了无规范。而遇上时代大问题，更鲜不为情绪所迷乱而妄作。通观近百年来，中国所遇到的大事，如文化上有全盘西化的矫肆、宗教上有耶教的掺和、政治上有一味唯物的披靡，而知识分子对此所以徬徨失据，大体都可以归结到失去思辨能力的缘故。思辨是一种“定力”，思不能定，心神必起摇惑。古人说德可以润身，牟先生更提醒吾人应知“智可以润知”。古人说“兴于诗、立于礼”，随时兴感，固是佳事，但要出现客观的学问，便须更有一种“立于礼”的心灵，即是理性自我之客观化。中国古人非无学问，亦非不能思辨，但是其学问之成就及其思辨方法还未能达到自觉而客观建立的阶段。所以每当天地闭贤人隐，文化学术之光，亦随即折散沉晦，这种缺憾给中国文化带来极大之危机。现代中国读书人在西方学术之冲激下，应自我警愓而注意思辨之精确化，并能表之于语言文字，以明确建立学术之轨范，牟先生称之为“正解、正见”。有正解正见，而后可以有正行，现代的中国人才可以一面重新梳理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以承续先哲智慧，一面面对西方文化，解决时代问题。 

牟宗三先生写给季谦先生的书法，季谦先生一直珍藏于今

固然，若徒有文献的堆积，呻吟呫哔，不足以成学；而进一步有了精密的思辨，系统的构作，亦犹是外在的形式的学问。牟先生之最足以动人处，尚别有所在。此一层颇难说，这或许即是牟先生所谓“生命的学问”了。尤其中国儒释道三家之学，皆重“生命”，而属于“实践的”学问。所以一个想为中国做主的知识分子更须在自己的生命中愤悱出一种“存在的感受”以开发文化心灵，然后乃可以亲切把握先哲德量之怛恻、精诚、恢阔、活泼；而不把此学当作已陈“国故”来糟蹋。要感受到这一层义理之实存，且又能拳拳向慕，则不只是功利计较之聪明所可办，其生命中亦须有相当之“智慧”才行。智慧本自人人都有，而近世中国人则急于自我作贱，乃至文化智慧一再梏亡，心灵平板浮浅化，而尚自以为得计，要中国文化有前途也难。所以为今之计，首先须把青年人从科学理智一层论中唤醒，而使其心中常“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才可以上通历史文化之大本而契入中国学问之精神。 

牟先生悲切悱恻之襟怀，固有来自天生性情者，而在年轻时受其师熊十力先生之提撕也尤多。在《五十自述》一书中，牟先生有一段二十岁出头初见熊先生的回忆，很是精采，可以透露其中之消息：

“他们在那里闲谈，我在旁边吃瓜子，也不注意他们在谈些什么。忽然听见他老先生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叫了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在座诸位先生呵呵一笑，我当时耳目一振，心中想到：这先生的是不凡，直恁地不客气，凶猛得很……不无聊，能挑破沉闷，直对着纷纷攘攘，卑陋尘凡，作狮子吼。我们在学校中，个个自命不凡，实则憧憧往来，昏沉无觉，实无所知。一般名流教授随风气，趋时势，恭维青年，笑面相迎，以为学人标格直如此耳。今见熊先生，正不复尔，显然凸现出一鲜明之颜色，反照出那些名流教授皆是卑陋庸俗，始知人间尚有更高者，更大者。我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反观平日心思所存只是些浮薄杂乱矜夸导誉之知解，全说不上是学问。真性情，真生命，都还没有透出来，只是在昏沉的习气中滚。我当时好像直从熊先生的狮子吼里得到了一个当头棒喝。使我的眼睛心思在浮泛的向外追逐中回光返照，照到了自己的‘现实’之何所是，停滞在何层面。这是打落到存在的领域中之开始机缘。此后常往晤熊先生，他有一次说道：你不要以为自己懂了，实则差得远，说到懂，谈何容易。这话也对我是一棒喝。……我由此得知学问是有其深度的发展的，我有了一个未企及或不能企的前途。……一般人只是停在平面的广度的涉猎追逐的层面上，他们也知道学问无限，也知道自己有所不能，有所不知。但他们的这个知道只是故实的、材料的、经验的、知识的。这种知道实在不能说‘前途’的。所以他们都是无所谓的。他们的有所所谓只是炫搏斗富，他们不承认有德性义理的学问，他们也不知道人格价值是有层级的。……所以他们可以看不起圣人，可以诟诋程朱陆王。这种卑陋无知，庸俗浮薄，实在是一种堕落。可谓全无器识，全不知道学问为何物。”

此一段文字，真可廉顽立懦，所谓“生命的学问”之何所是，尽在其中矣。个人生命的向上一机，即是民族文化慧命相续之所寄，熊先生牟先生所自然相感相应者，乃由普通所谓学术，进乎“德慧”。而这种“德慧”之承传，即是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化的大统。中国古人言“学”，皆指此一义的学而言，见此谓之“见道”，成此谓之“成学”。当然，此种意义的“学”，不能直接成就一专家之学，但却是一切专家之学的价值基础。有此基础，能为人生立德性之准，为世界开价值之源，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本质的所在，即是人类全幅理性之归穴处。而最能表现这种理性之实的，就是儒家，也可以说儒家即以此种理性之发皇为其本色，这或许是自熊先生以来，凡集中讲此学者，被称为“新儒家”的缘故了。 

1946年9月熊十力先生（居中）与学生牟宗三（左一）等合影留念

说到“新儒家”，牟先生曾表示，这个称号是“外面”的人取的，尤其是顺着洋人的习惯取的，洋人好分别，把宋明儒称作“新儒家”，又把现代讲儒家学问的人称作“当代新儒家”，也简称“新儒家”。这个称呼有其方便，也有其麻烦。方便的是它很能切中此中学问本质，“新儒家”当然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而中国文化又以儒家为焦点，简明地标示出“儒学”在当代并未完全窒息，其实即是表示中国文化之真精神在当代尚有所奋斗与发展，“当代新儒家”这一词是可以用得上的。而此词也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它容易使一些不明就里的人误以为“新儒家”是在团聚一个什么“学派”，甚至是在酝酿一个什么“教”，甚或以为有人想当“教主”，其实这完全是出于一种不明儒学之本性的心态而来的误想。

牟先生在授课闲谈时，常提到一个哲学史上很重要的观念，说：“儒家”并非普通的“学派”。凡是“学派”，必有一特定的基本主张，或为了解决一特殊问题。而儒家是“常道”，具有“普世”的价值，不是为一时一事而发；而其直通价值根源，下学上达，立人文大本，也不可当作一般的学术主张看。这种观念，是自古读书人的共识，就连庄子历数当时学派，也将儒家另眼相看。只有近世自五四以来，才把儒家平置于诸子百家之列，这是因为没有人生价值层级的认识，也就是不知人文理想为何物的时代表现。儒家之所以为儒家，完全在于其根本于人性之真实以开发人文理想，所以其本源清澈而志愿宏大，近之则完成自我之人格，广之能尊重人类一切理性之成就，善导一切，成全一切。儒家当然不是万能，但他“无适无莫”，而愿与世界任何文化互信互睦。所以在某一方面说，我们说没有一种学问叫做“儒家”，凡尊重理性愿在人性之常中生活着，便是儒家。而另一方面说，只有能本于此种“人性之常”、“理性之光”，并且自觉之，而为之奋斗不已者，方得称为儒家。而一般人心目中的儒家应是指后一义而言，“当代新儒家”，即是当世为此义而奋斗的人。当然基于儒家志业之广大，其所表现的面目自然多方，而牟先生即只是其中之一例。有人曾举第二代当代新儒家之翘楚唐、牟、徐三人，分别就其学问性格而判之曰：唐君毅先生是新儒家之仁者，徐复观是新儒家之勇者，而牟先生则表现智者之型态。牟先生可以说是将中国哲学推举到具有现代哲学的建构的第一人。 

20世纪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由左至右）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

秉此性情以为学讲论，则其为人类理性而奋斗之志愿即不容自已，故有所论，必求其公允。不公允，则心不能安。有所择，必求其精当，不精当，心亦不能安。故牟先生的学问中，有许多前人所未发，亦有许多评时人所不敢评。其标准即在“理性”，合于理性者，赞叹再至，唯恐不及；不合理性者，疾之如仇，必详为辩难而斥破之，唯恐不尽。虽然都出于学术之真诚，但却也因直率而遭受许多误解，以为牟先生好骂人。以我所知，牟先生真是“凡有所誉，其有所试”，反之，凡有所评，皆有所由。而且“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既不一味偏袒也非纵情责备。如果对牟先生有较深入了解的话，这是很容易从其著作或言谈中找到证明的。

例如，牟先生归宗于“儒家”，而其学问的广度却不限于古典儒家，对中国的佛道两家，所采取的态度却尤异于宋明儒者之辟驳。“佛、道高明”，是牟先生常说的话，他主张儒家不应自绝于高明。儒家固自有高明一面，但亦宜接受佛道之激发，佛学之内容更是出奇丰富，牟先生学问之成就受佛家启发尤大。他为道家写了一本《才性与玄理》，为佛家写了一部《佛性与般若》，而其中所讨论的，都是两家内部最根本最难理解的问题，牟先生曾自诩说“我于道家有贡献”“我于佛家有功劳”。不过虽然如此，当做三教分判时，还是归宗于儒，毫不假借。予夺之间，其精微之处，非读其书者，实在难于猜测。再如，在儒学的研究中，牟先生一反平常人“朱子集北宋大成”之观点，而判朱子是“别子为宗”，引起学术界极大之争议。有人甚至责问牟先生是否与朱子有仇？其实牟先生在书中、在言谈中，提到陆象山，就叫陆象山，提到王阳明，就说王阳明，而提到朱熹，总必称“朱夫子”，因为朱夫子开了另一个传统，所以很伟大，故须尊之为“夫子”。只不过其学问方向未对准孔孟，所以说他是“别子”，是者还其是，非者还其非，这就是牟先生的是非。

最特出的是，牟先生对西哲康德的吸收消化，牟先生是效法中国古人吸收佛教的气魄而吸收康德的。首先，是翻译，再来是讲论，再来是消化成自己的养分，而有益于中国文化的充实成长，这当然须要极高的识见与长期的投入。即如翻译一事，康德三大批判，世界上有多国译本，但独自一个人翻出三大批判的，牟先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牟先生始终服膺康德，有人认为他是以康德诠释中国哲学，牟先生说：“正好相反，西方哲学到康德有了极高的成就，但尚嫌一念未透，我是用儒释道三教提升康德。但康德之好处极多，可以补中国哲学之不足，两者正好相辅相成。”在中国近代史上，能以如此健康的心态看待西方哲学而卓然有功于中国文化的，比起五四以来诸多抗言西化之名流，牟先生可以说是无憾了。再者最为某些人衔恨的是牟先生对宗教的态度，他们认为牟先生反对天主教基督教。其实这是极大的误会，牟先生只反对非理性。不过，牟先生希望教徒学者能就其所长，在大学里多讲些神学，神学也是理性的，为何不可讲？但如要讲中国哲学，则应遵守中国哲学之轨道，如实地讲，不可以把中国哲学讲成神学。如果神学与中国哲学都能讲得好，学者的天职即是把学问讲好，大家一起来讲好中国哲学，有何不可？至于是否讲的好，学术自有公论，亦不必强争。所以牟先生归纳自己的学术性格说：“我只反‘反’，凡反儒家者，我必反之，凡反理性者，我必反之。”反“反”，是期待归于正。归于正，即是归于理性，归于儒家，所以牟先生说：“我们后台老板是孔子。”又说：“我这一生可以说是‘为人类价值之标准与文化之方向而奋斗以申展理性’之经过。”凡有理性者，见此，亦可以相视而笑了。

牟先生写书法

1987年，先生七十九岁时，香港大学颁赠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给牟先生，该校哲学系F.C.Moore博士致推介词有云：“牟教授由儒家的心性之学作起点。建立起一套形上学的思想，……此一勇敢而有原创性的思想线索有深远的成果。在牟教授看来，传统的儒家道德哲学是内圣之学，但他亦发展出其自己的外王之学，由儒家的起点产生一政治哲学，维护民主政体以及尊重科学，牟教授关于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看法实形成其思想之重要部分，盖因他视哲学为一基本地实践的学问之故。”又云：“校长先生，诗人豪芮斯好久前即宣说，人类天才的成就比一黄铜纪念碑更为永久。因此，在我确认牟宗三教授的成就之后，把这位理论与实践的知识维护者，以其弘扬儒家传统而扬名于世者，一个经历过长期心灵前进之人，出身是农家而职业是学者，学问的友朋，生命的爱护者，信仰于幸福与德行者，这样一个哲学家，推荐给你校长先生，以便赠与以荣誉文学博士之学位。”一般认为这一篇推介词甚为真切，可以视为国际间对牟先生的公论。前些年，在师大就读的时候，曾听戴琏璋教授说：“牟先生是阳明以来第一人。”后来又听东海大学蔡仁厚教授说：“别人都说我只讲牟先生的学问，似嫌不足。其实，我心中所愿，只要我真能把牟先生讲得清楚就不得了了。”两位教授都是牟先生早期的学生，也都是我老师，这些话都是在私下闲谈的时候提及的，而我亦深有所感。何以故对牟先生有此心悦诚服呢？岂是无端的阿谀？

牟先生喜欢下雨天，清爽。喜欢荫浓浓的阔叶树，因为它的绿油油。喜欢散步，虽然还没像康德的准时，但几乎每天总要走个把小时，这是牟先生的运动，还有另外一种运动是写书，说：“每天早上起来写书校稿，就是做手指头的运动。”喜欢看老戏，不管是平剧还是各种地方戏，有一次看完了戏，说：“凭什么统一中国？倒不如用地方戏统一中国算了，这是文化所在。”小说喜欢水浒、红楼，别有见地，说：《红楼梦》是小乘，《金瓶梅》是大乘，《水浒传》是禅宗。诗喜欢古调、歌行。尤好陶渊明，以其浑化而不像诗也。词喜欢纳兰性德。喜欢闲谈，仿《水浒传》序意说：“人生之乐，莫若于谈。谈有谈的境界，不会谈者，书也读不好。”如果几天没学生来谈谈，就觉闷气。喜欢下棋，棋力大概在二、三级之间，老来有些退步，输赢也不在意，说：“反正是好玩。”

本文原载《中央日报（长河版）》

（1993.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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