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识 | 如何把社区服务融入高校课表--简述校园契约（Campus Compact）的工作路径

 前言 

十一月一文中，以美国北肯塔基州大学的梅尔森学生小额资助项目为例，介绍了服务式学习这一将教学和学生的公民参与培养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在此将就美国的服务式学习的发生和发展进行延伸介绍和讨论，希望能为国内的慈善教育提供启发。本篇将从美国最大的服务式学习网络——“校园契约”组织（Campus Compact）——出发，概述美国高等教育界是如何策略性的逐步将服务式学习模式主流化和制度化。

服务式学习的课堂打破了校园的实体边界：学生不仅在教室中学习理论知识，还要走进社区，通过为公益组织服务进行理论实践，最后进行反思。只有衔接了公民服务和专业课训练两部分的教学模式，方能称得上是服务式学习。这种模式对参与的学生、教师和公益组织都有诸多裨益，但缺陷也很明显：相比传统的单一授课式教学，如果仅由教师自愿在自己的课程中推行服务式学习，那么无疑教师的负担变重了，包括要平衡与学校制定的教学进度计划的冲突和承担与校外机构协调的压力等（Morton & Troppe, 1996）。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的一些学者就对授课式这种“自上而下“的学习方式提出了不同的声音，并有针对性的对服务式学习的成效进行了控制组对比实验，实验结果肯定了它在学生的学术理论掌握和道德判断力两方面均有正向提升作用，并认为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习法（Markus et al, 1993; Cohen & Kinsey, 1994; Boss, 1994）。既然如此，那么是什么阻止了服务式学习在高校中的普及？校园契约认为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制度化服务式学习已经成为必要，下文将从“契约”30年多年推动学生公民参与的举措和今天它提供的相关支持两个方面，来介绍美国高等教育对待包括教师和学生的公民参与的态度演变。

校园契约是什么？校园契约组织成立于1985年，由布朗大学、乔治城大学、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和美国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共同发起，旨在帮助高等教育承担培养下一代公民的责任意识和公共问题解决能力的历史性使命。作为一个院校联盟组织，目前“契约”拥有1100家左右位于美国本土以及全球其他地区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会员。这些高等教育机构类型不一，包括公立和私立大学、社区大学、以及基于信仰、性别和种族的院校。除了总部的19名全职工作人员之外，各地区办公室还有少量协调和管理人员以及一些高校的兼职执行主管。“契约”是接受捐赠的非营利组织，作为联盟会收取加入院校的一定会费，具体费率各地区不同。 “契约”是一个服务会员的支持性组织，既拥有负责协调社区参与的办公室、为教师提供的培训、为学生提供的奖学金，还一直秉持“制度性实践”的工作路径，即努力提升社区参与举措在高校策略制定中的优先级，为高校提供将公民参与在教学实践中制度化的策略建议和工具（Campus Compact -“who we are”）。“契约”定位自身的三大影响力领域包括：制度性行动和伙伴关系，教学和研究，以及高等教育和民主（Campus Compact – “Impact areas”）。事实上，从“契约”自成立起至今的主要行动可以发现，制度性行动一直是它的工作重点。

制度性实践的历程校园契约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Alexander Astin[1]的针对高校新生的年度调查的发现，学生的公民意识日渐淡薄，社区参与正在减少，发起人们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学生缺少参与的机会而非意愿，于是“契约”创建之初，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高校学生提供更多的志愿服务机会，由卡耐基基金会支持的110万美金进行推进，同时在“制度性实践”层面进行立法倡导。1990年，美国通过了《国家和社区服务信任法案》（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Trust Act of 1990），成立了联邦国家和社区服务委员会(Commission on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为青年服务项目提供资助。这个国家机构之后演变为国家和社区服务公司(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管理由联邦政府每年资助约8万青年参与的志愿服务项目AmeriCorps。 随着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推广，“契约”在90年代初期进行了第一次工作调整，开始考虑将社区服务充分融入到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当中。一份名为“将公共服务融入学术学习”的报告在当时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份报告主要关注高校院系在学生社区参与中的作用，提出了三个核心观点建议：第一，应该扩大院系参与，提供激励和奖励措施；第二，应该明确院系在连接学生和公共服务以及学术学习中的角色；第三，应当修改课表，以提升学生对公共义务的理解和履行能力（Stanton, 1989）。“契约”通过为高校和教师提供培训、策略建议和技术援助来帮助各会员院校制度化社区服务，主要工作就在把社区服务纳入课表，因为他们认为课表是校园的核心制度构成（Morton & Troppe, 1996）。 “契约“开启了“将服务融入学术学习”项目（Integrating Service with Academic Study, SAS），在1991年起的连续三年举办夏季学院，由有意向制度化社区服务的会员院校提交策划书和指派教职员工参与，通过培训、交流和策略性指导，加速社区服务和高校常规学术课程的融合。根据这些参与高校之后的反馈，至少1/3高校中有社区服务内容的课程翻倍，平均每个高校有超过20个这样的课程提供；更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高校都将这种融合视作“学术议题”(academic affairs)而非“学生议题”(student affairs) (Morton & Troppe, 1994)。可见，服务式学习作为一种学术学习模式受到认可。 “契约”在成功推广了服务式学习之后，于1993年的策略制定会议中，提出应当在更广泛的维度上关注高校所在的社区，包括本地经济。但社区服务作为高校与社区连接的重要桥梁，始终是“契约”的工作重心。

经验借鉴从这一时期“契约”SAS项目的各参与高校的经验来看，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制度化服务式学习的常见步骤分为8步：1.由倡导的教职员工向学校，包括管理层，展示服务式学习有潜力帮助高校实现它的即有使命；2.资金投入；3. 组成由教师和管理层组成的核心推进团队，最好其中有负责课程管理、教师任职和升职委员会以及教工大会的成员；4. 核心团队对学校的组织情况、背景信息进行充分了解；5.雇佣一个协调院系和社区组织的专职联络人；6.分配资金到各院系，让各院系了解服务式学习的教育方法；7. 鼓励教师参与服务式学习相关的会议，听取其他院校制度化的经验；8.设定时间，由教师重新进行课程设计，把服务式学习纳入课程内容（Morton & Troppe, 1994）.

在这些行动中，有几点最为关键：第一，如何让高校在最初就不排斥服务式学习并逐渐接纳？“契约”的经验给出了两方面的策略建议，首先在应当将服务式学习与已有的话语体系进行结合，用最通俗易懂和校园中已经熟悉的表达让大家理解，并且与学校的即有使命寻找契合。将它描述为“新的”或是“不一样的”的举措往往容易引起抵触。另外，因为服务式学习本身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与课程设计关系最为密切，所以教师无疑是倡导和实施的主力。“契约”在实践中发现，如果由高校的管理层牵头来推动服务式学习，往往会被认为是一种行政命令式的任务，受到来自教师和学生的诸多排斥，所以最初由授课教师来提出这个倡议更为合适。第二，由谁来组成核心倡导团队？“契约”的SAS夏季院校对报名高校参与人员提出了具体要求，需由5名包括了实施教师、高校管理层和负责社区协调的联络人（如有）组成的团队共同参与，因为在他们的根据调查中显示，这样一个组成的核心团队对于所在院校制度化服务式学习的成功与否起到了关键作用（Morton & Troppe, 1994）。鉴于美国的高校制度，负责评审教职员工的职工和升职的委员会对于教师的激励很重要，“契约”在官网提供了一系列工具，包括“评审、提升和职位”（Review, Promotion and Tenure, RPT），以及高校行动方案制定工具。第三，在实施过程中，不少院校反映了人员变动对行动的影响，包括管理层和授课教师的离职，所以如何保留制度性记忆是高校开始行动时就需要纳入考虑的问题。此外，服务式学习在推广初期面临了不被校方认为是一种“严肃”的教学法的问题，实践教师提议成立相关的专业学术组织以及开展主题会议、发表主题论文等都能够帮助其“合法化”和主流化。这种教学法的影响力评估以及校园和社区合作关系的挑选和管理也都是实施初期需要关注的问题。

总结校园契约30多年的工作对在高校中制度化社区服务起到了多方面的助力，不仅是上文提到的在课程设计中普及服务式学习，还有美国高校公民参与中心的兴起，以及卡耐基社区参与分类（一种高校机构公民参与教育的认证机制）等。从“契约”的工作路径演变可以发现，社区服务或学生参与的公共服务的性质已经从一种独立于学业的志愿活动转变为一种学术实践活动，是一种更轻量化的公民参与和慈善教育形式，值得国内高校借鉴。

参考文献：[1]这项调查由Astin在1966年创立，至今仍在继续，自1973年起转交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负责，详情参见https://heri.ucla.edu/cirp-freshman-survey/Campus Compact, who we are. https://compact.org/who-we-are/history/Morton K, Troppe M. From the margin to the mainstream: Campus Compact's project on integrating service with academic study[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996, 15(1): 21-32.Stanton T K. Integrating public service with academic study: The faculty role[M]. Educ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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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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