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嫁女婚恋】我和老陶（一、初识迪特）
著名的滑稽演员周立波推出的海派清口《笑侃三十年》、《笑侃大上海》场场爆满，引起轰动，不仅把被遗忘多年的上海方言重新搬上了舞台，更是勾起每一个上海人对那个并不富裕但充满希望的美好年代的回忆。我们今天为大家献上一部叙述在那个让全中国人民羡慕的、走在改革发展前沿的、曾经的十里洋场开始的涉外爱情故事。
作者简介
贾力群（德文名：Li Qun Taubert），出生于上海，1982年大学电力工程专业毕业后从事技术及技术情报资料整理及英语翻译工作，1986年到德国曼海姆歌德学院学习德语，之后在德国从事中德文化交流、构建经贸往来。1995年，赴美国摩托罗拉大学（中国培训中心）工作并为中国高等学院培训翻译人员。1998年年底后在德国柏林和墨西哥居住。个人兴趣爱好广泛，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现担任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德国柏林中国妇女联谊会名誉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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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迪特
一九八二年我大学毕业，之后两年里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花在了英语补习班。我想去美国留学，想去那个很多中国人认为遍地是金，处处是机会的国度里闯荡一番。
为了提高口语能力，有人为我介绍了想中文的英国验船师约翰·狄罗帮助我练习口语。对于收入不高的我来说，用这样的“交换教学”避免了学费问题。
约翰·狄罗和我在小说里读到的英国绅士很不一样，他性格开放，感情外露,讲话的速度很快。他高兴时会大笑，笑得嘴咧到耳根，遇到不顺心事时就骂人“臭屎”。他是个非常优秀的验船师又是个保龄球迷，球技也相当不错。每周四他都去他住的上海锦江饭店对面的锦江俱乐部打保龄球。锦江饭店位于上海西部地段的茂名南路，那一带曾经是旧上海时的法租界，锦江俱乐部原来是法国总会，里面有当时上海最大最漂亮的舞池以及上海当时唯一的保龄球馆。约翰·狄罗下课后有时会约我同去打球。
旧时法国总会全景
改革开放初期，与外国人交往是犯忌的。中国人进出涉外场所都要登记并出示身份证件，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也常被有关部门监控。我的女友谨君当时在一家电影院里当放映员，常常将外国电影中的东西洋为中用，最多的就是服装方面。她用旧绒线织出“洋气”的背心；花两块钱买回一件出口转内销的睡衣，这里绞下一块，那里打个什么结变出件洋袍子来。谨君长的又高又白，尤其是有双漂亮的大眼睛。她穿上自制的衣服常常让人以为她是个“洋小姐”，进出涉外场所无人阻挡。她成了我进出涉外场所的领路人和保镖，跟着她，我常常免受保安人员的盘问和填表之苦。不过，每次我还是会提心吊胆的。
那时外国人在中国受到的待遇十分特殊，并且生活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下。他们住在当地政府指定的宾馆和寓所里；开着挂黑色牌照的车；花着与人民币等值、被称兑换券或外汇券FEC (Foreign Exchange Certificate)，可以购买各类进口货和一些紧俏商品的钞票。这种钞票是用国际市场上流通的外币兑换而来，并可兑换回外币。由於这些特殊功能，兑换券成为黑市的紧俏货,一元兑换券可以换成1.3至1.5元人民币。在涉外场所的门口，常有一些钱贩子在那里游荡，见有老外经过，就会跟在后面轻轻问道“ Change money? Change money?” (“换钱吗？”) 这句话成为当时上海的流行语，每个钱贩子说得都一个腔调，发音标准、好听，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连英语的二十六个字母都念不全。当然套汇属不法行为，交易都在黑暗角落里或在外国人住的宾馆房间里完成。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这个黑市也跟着发展。在以后的若干年里，美元、英镑、日币、德国马克、港币甚至中国留学生和海外侨胞回国时可购买进口电器的免税额度都在那个市场里开了盘。
在那个喝上一罐可口可乐就被视为奢侈的年代，外国人在中国人的眼中个个是大款。老外似乎高人一等，自然花钱也高人一等。坐火车、飞机，住旅馆和旅游景点购门票，他们用外汇券支付比中国本地人高很多的价格。使用外汇券的人群，如同他们的肤色、眼睛和鼻子的尺寸以及生活习惯和情感方式，与大部分的中国人格格不入。上海人，当然包括我在内带着一种十分复杂的感觉看这群人。我的感觉是好奇、新鲜、羡慕、嫉妒和困惑的组合。这群新鲜的人让我产生好奇感，我希望通过和他们的接触了解他们；我羡慕他们的生活环境，因为他们拥有的很多东西是当时的我可望而不可及的；我嫉妒他们，因为我们同是生活勤奋之人，却生活在如此不同的环境中。我想出国念书，成就一番事业，拥有物质丰富的生活，并出人头地。我的理想中搀和着不解的困惑：这些真是我最需要的吗？
周四，锦江俱乐部的保龄球日是当时在上海工作的部分外国人的聚会日之一。来自不同国家的，主要是西方国家的一些商人、外交官、学者、专家们和跨国公司的首席代表们下班后去那里聚会，打球。这些人在他们的业余时间里只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活动，与当地人没有私下的交往。他们似乎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也似乎很愿意对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做出贡献，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做个规范的外国客人。
每条保龄球道限定四个人使用。约翰、谨君和我总在一块，一个在德国领事馆工作的小伙子克劳思常常加入我们这一组。我和谨君是众球员中仅有的两个中国人，又是仅有的两个年轻女子。我们这条球道十分引人注目，休息期间总有人过来和我们聊天。克劳思不在时，也会有人来替代他的位子。
我每次只打一局球，打完就和谨君坐到旁边聊天。打一局球的费用是两元FEC，几乎是当时身为助理工程师的我一天的工资。我打球很认真，加之“名师出高徒”，很快我就能打到两百分了。
有一次，来了一位中年男子顶克劳思的位子。他带着白金镜架的眼镜，着一身十分讲究的白色球服，球袜球鞋也是白色的。他来到我们跟前，十分礼貌地用生硬的中文和我们打招呼：“你们好，我的名字叫迪特·陶贝尔特。”我伸出手，用英文进行了千篇一律的招呼“How do you do? My name is Li Qun Jia. ”(“你好，我叫贾力群。”)
1985年的迪特·陶贝尔特（左）
陶贝尔特讲话很慢很清楚，声调低低的。我心想这个美国人的英语比约翰的英语好听、好懂多了。和约翰相比，陶贝尔特性格内向，神情严肃。他很少讲话，别人打球时，他两手放在背后静静地看着。我特地留心看他打球，结果发现他的球技实在不敢恭维。动作挺漂亮，只是滚出去的球常常违背了我的期待而半途滚进了球道两边的沟里。我往往出自内心为他感到惋惜，想到他的穿着与投球的动作所产生的结果却又觉得蛮好笑的。这个陶贝尔特倒是很沉得住气，双手插腰，歪着脑袋看着球一次次滚进沟里，从未听他骂过一声“臭屎”。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电力工程专业，相应的也只学了工程英语，读的英语参考书都只和专业有关，虽然工作时搞过一些技术资料的翻译，但不会听也不会讲。记得刚进上海前进英语进修学校口语班时，只会背读几句“英语900句”里简单的句子，而且发音不准。课堂练习之一是每个学员讲一两分钟的话，话题无非就是介绍自己、家庭、工作和业余爱好等。每次轮到我发言，我总是以“我......”开头，后面的内容就拖拖拉拉地出不来了。苦心准备好的稿子讲不出来，急得我“I，I(我)”地磕巴。我可以想象自己的那副窘态，也可以想象同学们在我背后学我磕巴的怪模样。我当时光顾过几次外滩黄浦公园周末的“英语角”但收获甚微，磕巴也不见好转。当时很多学英语的人为没有练习听、说的环境而苦恼。所以说我削尖脑袋找到约翰·狄罗一对一练口语，可称得上是“走在时代尖端”之壮举。也有不少人警告我“不要和外国人勾勾搭搭”，家里的人也担心我会惹出麻烦来。父亲甚至骂我“不务正业”。按照中国人的常理，我应该钻研自己的专业，早日拿到工程师的头衔，然后再继续健康发展。
不过，两三个月后，我的英语口语能力突飞猛进，时不时地能叽里呱啦地与人交谈了，夜校里的同学也对我刮目相看。但是我在自己的工作单位，上海人民机器厂里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对自己的电力工程专业及干着的活失去了最后的兴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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