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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日本人意外住进解放军306医院

2016-10-12 纽约时报中文网 NYT教育频道 NYT教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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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加藤嘉一于北京解放军306医院。Courtesy of Kato Yoshikazu

9月17日,星期六,早晨7时半,约3万名参赛者汇聚天安门广场。听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后不久,2016北京马拉松比赛开跑了。这天是阴天,气温20度左右,感觉气压高了点,根据北京天气网,当天的PM2.5指数为92,“空气良好”。“有些雾霾但不重,又没太阳,对这些年的“北马”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天气了,”一名多年参加“北马”的选手在广场上对我说。

我在中学时期当过中长跑运动员。至今参加过东京、悉尼、迈阿密、那霸、华盛顿等地的马拉松比赛。我在北京居住了约10年,但这是第一次参加北京马拉松。我的一个担忧还是北京饱受争议的雾霾问题,即使那天的空气因前一天晚上刮了大风而不算太差。

毕竟是生活了多年的北京,有感情,作为报恩,我想跑得好一些,一开始比较拼命,超出我预期的速度。但当我跑到20公里的时候,感觉状态不太对,身体没力气,内脏痛起来。可能前一段的工作任务重,没能把自己的体能、当天的气候、比赛的速度等有效地结合起来。

忍着、忍着,跑一会儿、走一会儿……确认自己过了35公里线的时候,终于忍不住了,力气和意识离自己而去,我晕倒了。

醒过来,我发现自己在医院。陪同我的医生说,当时我在跑道边上倒下来,在医疗人员的协助下被弄上救护车,然后送到这里来抢救。我问这位医生:“那现在在哪里?”

“306医院。”对方回答说。

听到306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后,我忽然有些清醒过来,多了点力气。

“306不是解放军医院嘛!怎么被送到这里来了?我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

毕竟,本人平时有意无意观察中国政治生态及随之而来的相关动态,脑子突然开始转起来,一下子设想了不少的场景,并担心自己身体状况以外的安全问题。不过,那一刻,我只知道自己是被送到中国主要的军方医院的日本人,过了一段时间后才开始了解自己面临的状况。身体仍然没力气,胸部到肺部有压迫感,内脏痛得随时都要吐,在窄窄的急救用移动式病床上,我抬起头往下看了看身体,发现自己还穿着因出汗而湿透了的运动衣,鞋子也没脱,两侧的胳膊正在输液,医生们不断给我胳膊和腹部等部位打针,还抽了好多血。

急诊的医生说我血压比较稳定,但由于出了太多汗,对全身的供血系统造成压力,又低血糖,导致从头部到内脏都有比较严重的损伤,所以必须住院,最起码48个小时不能出院,一边好好治疗,一边继续观察,然后再决定接下来怎么着。我愣了一下,那时正好在西安参加中国文化部和陕西省文化厅举办的“2016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的我是请假赴京参加比赛的,本打算周五从西安来京,周日下午就回西安。不过,看看医生的表情和动作,感觉没啥商量的余地。

我就这样被送到位于另外一栋楼二层的肾内科病房。


北京解放军306医院肾内科门口,本文作者加藤嘉一与医生、 护士合影。Courtesy of Kato Yoshikazu

我以“一级护理”的标准接受治疗。医生说我的肾功能有损伤,导致无法小便,于是把管子插入尿管,帮我解决有关功能。接下来的几天,早上5点半开始抽血、量血压、测体温、输液、打针,只能喝小米粥和豆浆,要大量喝水,而且由于不能下床,只能在床上方便,不能洗澡。直到第二天,一直输液,同时输几种液体。

医生建议我吃肾内科食堂的东西,清淡、卫生、易于消化。每天上午,护理员把一张表格送过来,科内规定前一天订后一天要吃的。带着制表人姓名的表格写得很严格,内容包括日期、餐别、菜谱编号、菜谱名称、单价(元)、病理名称。具体看看2016年9月16日的菜谱:早餐;小米粥1——1.5元;馒头1——0.3元;牛奶1——2.2元;小菜1——2.2元;葱花卷1——0.4元;煮鸡蛋1——1.2元……

306医院隶属于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它是中国陆、海、空、火箭之后的第五大军种。根据306医院方面介绍,该医院平时是经过审批才可以接收外国患者的。就这次而言,我被送到306医院纯属偶然。北京马拉松比赛组委会指定了几家医院,而我晕倒退赛的位置正好离位于鸟巢以西的该院很近。据我猜测,也许因为组委会的主管部门是国家体育总局这一政府部门,该局认为军队的医院有经验、靠谱,尤其在马拉松这样剧烈的运动赛事中能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与打仗相比,比赛算什么。

除了我以外,病房里还有其他两位与我同样因参加“北马”晕倒而送来抢救的中国男士,其中一个海军干部伤得很严重,他做了肾方面的手术后转去海军总医院。我也不知道后来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他转院后,就剩下了我和另外一名从深圳过来的广西柳州人——小韦。他比我大两岁,在深圳做上班族。他几年前开始跑步,参加过不少马拉松比赛。与我一样,他也说这是第一次晕倒,真没想到。我们住在十病房(军休干部病房),我的病床号与我“北马”比赛的号码一样:28号。

在我住院的5天里,医院的领导——崔彦副院长带着一两个部下,穿着军装,来看望了我两次。据我观察和判断,第一次来是因为住院的患者里有海军的干部,领导觉得应该过来看望,并了解下情况,对我应该是顺便来看望的。崔院长谈到去年北京马拉松被送到医院的患者情况,说人数与今年差不多,但他们的情况比今年还严重。从这点看,306医院是有任务配合国家体育总局解决参赛者的医疗问题的。

与第一次不同,崔院长第二次来看望小韦和我的时候是提前通知了的。住院第三天的早晨,肾内科的那宇主任到我病床跟我说,“加藤,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能不能写点住院期间的感受?一会儿领导来看你,到时也会有记者采访你。”但她也没具体说要采访什么,只是从她的语气感觉到,医院方面或许认为,既然作为306接收了外国患者,就应该对此进行记录,甚至纪念一下,医院方面似乎也查过我的背景情况。我答应了。

领导来之前,病房里稍微“热闹”起来。护理员开始收拾东西,打扫房间。毕竟领导要来嘛。我感受了下中国的官场,那时身体恢复了一些,也可以吃点东西了,因此有一定的体力去主动体验解放军医院的文化。

领导来了,还是崔院长,带着一个男部下和一名女记者。

肾内科的工作人员重新给我介绍了他,“这是我们医院的院长。”

崔先生回应说——“副院长”,低调了一下。依旧穿着军装的他接着介绍306医院是战略支援部队的医院。至于该部队是干什么的,他拿出最新的新闻,“天宫2号是我们负责和参与的”——继续低调却不无得意地说道。没什么,天宫号发射无疑涉及国家实力的象征,值得他自豪,另外,他恐怕也有任务向我这个外国人加以介绍。

他亲自给我介绍了女记者,说她是军方内部刊物的记者,但没说具体单位,并指示她与我聊聊,说有可能在军队内部的媒体上刊登什么的。但后来,我们也没聊什么,我也没写什么感想。跟着崔院长离开病房后,她再也没出现在我面前。

那时,还有央视的记者说可能要采访我,实际上是来看望我,了解下我的病状,简单聊一聊,也不是什么正式或严肃的采访。但对此,崔院长看得很重,也很在乎,给人的感觉是有些紧张,说,“这个事情,我要向上级部门请示一下,先等一等,我们毕竟是部队的医院,你也理解一下。”我们握了手,他离开了病房。后来,那宇主任亲自过来把上级部门的决定向我传达:“加藤,上面不批,采访就算了,私人探望可以。”(不过,说一句公道话,崔院长对我始终很礼貌,认真对待与我的沟通。最后离别时,他主动问了我的手机号,还发来了短信。)

我3岁和12岁时住过院。而这是我2003年来到中国后第一次在中国的医院住院。根据我有限的经验和记忆,与日本的医院相比,我对306医院的员工和治疗过程主要有两点感受:

首先,有些医生和护士对我很“不客气”,尤其是每时每刻照顾我的护士们(有男有女,医生之间也有差异,有的性格开朗,有的表情严肃),无论是打针还是输液,他们该干嘛就干嘛,说好听一点很干脆,说不好听很粗鲁。那里的护士是有级别的,穿白色制服的级别高,穿浅蓝色的级别低,而她们的治疗方式往往是穿白色的带着穿浅蓝色的,在对我进行治疗的同时进行指导,我就难免产生自己扮演“试验品”角色的感觉。

还有一次,有个护士给我抽血时没扎准,血没抽出来,她就继续往里扎,扎得很深。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次扎针。她也不说对不起,反而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她们一般戴着口罩,真实的心情也难以摸得清。我猜测,她们毕竟都是军人,从作风和纪律的角度说,她们也在有意地保持着沉默和神秘)。在日本的话,应该不会这样。毕竟,病人也是客人嘛。在日式服务里,无论如何客人永远是上帝。

其次,我作为患者能够了解到的自身的病状,以及何时能出院等信息量较少,透明度不够。比如,医生一会儿说“你明后天应该能出院”;过一会儿我问“我明天能出院吗”,医生又说“哦,可能不行,看情况吧”。医生应该是根据每天早晨的抽血结果来判断病情、说明情况的,她们跟我说“肾已经回到正常了,但肝还不行”等。但我很想知道详细的情况,也想看抽血的具体结果,认为自己有知情权。但我始终没勉强去问,也没要结果的明细表什么的。她们始终保持一定的弹性和暧昧,绝不说死。

当然,我也理解,一方面病情这个玩意儿确实有变数,说死反而对患者不负责任;另一方面,从医生这一职业特性和诊断这一工作特点来说,不轻易让患者感到乐观也符合医生们的职业道德和作风。在这里,我只是从与日本的经验比较的角度,希望医生们能够告诉我更多信息,花更多的时间使我了解抽血结果与诊断过程的因果关系等,而不是简简单单地说“再看吧”,“你好好修养”,“你还不能出院,有些指标还不正常”等。我对他们表示理解和尊重,而且,公平地说,我的责任医生——汪艳女士是相当温柔的医生,很用心照顾我,细心与我沟通。

在这里,我不得不谈一谈那宇主任。

住院第四天的傍晚,她过来看我时,坐在我床前,深聊了近一个小时。她1977年,即高考恢复的那一年考上了大学,开始学医生涯。后来,1980年代她跟着先生赴日本留学,就是在当年鲁迅先生也待过的、位于宫城县仙台市的东北大学。她给我讲了许多在日本的故事,包括她对日本的情结,但她说“你别写这些”,我就遵守与她的约定,不写了。1989年下半年回国的她跟我分享在日经验时,有一次用了日语“Kimura-san”(木村先生),那是她在日本期间交往比较深的一个日本人。但就那一次。她标准、纯正的日语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至今仍在我耳朵周围转来转去。

我和小韦基本都是同样一个病状,主要是肾功能损伤。我们的治疗过程以及住院的时间也差不多。我和他聊了许多关于跑步的故事,包括平时怎么训练、怎么评估这次晕倒等。我们也不在乎彼此的工作,也没问,就是始终、纯粹站在跑步爱好者的立场进行交流,在吃饭、生活方面也互相照顾,直到出院。

出院的前一天,我们终于要面对付款的问题了。据医院介绍,我们大致花了一万多人民币。我们在报名参赛时已经自动加入了保险,组委会指定阳光保险公司。问题是,我们出院时先需要自己垫钱,才能离院,出院后拿着病例等材料自己到该保险公司的柜台报销。不过,我和小韦都急着出院,我们又对报销过程不熟悉。小韦说,“我们平民老百姓,说突然让我拿一万块钱是困难的。”

此时,那宇主任说,“你走你的,我来垫钱,回头跟保险公司沟通,你就不管了。你是我的患者,我要负责到底!”那宇主任是一个很直率的人,黑白要清楚,不能颠倒过来,讲义气,对我们这样年龄只有她一半左右的孩子也用心照顾,用力沟通。我从她的眼神和言行中学到了许多,也使我看到了一名中国军医的魅力,我也愿意把它延伸地理解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

“加藤,说实话,我们接你过来是有压力的,”那宇主任微笑着,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至于其原因,她却始终没告诉我,我也没多问。我也不知道围绕我这个外国患者,医院内部是怎么讨论的。就像医生告诉我病情似的,从来只告知已商量过的结果,但不告诉我商量的过程。

我离院之际,那宇主任说要照相,我在电梯旁的肾内科门口与医生、护士们合了影,也与那宇主任、汪艳医生单独合了影。拍照过程中,肾内科的韦加美副主任悄悄地在我耳边说:“你是我们的作品。”

回到病床上,我继续与那宇主任、小韦一起合了影。我知道中国人民很爱拍照,无论在旅游景点还是聚会用餐等场合。306医院的员工们是否也一样爱拍照,喜欢留个纪念,还是留个记录?我也没问,反正,他们有他们做事的作风和纪律吧。

出了解放军306医院的大门,我发现自己在蓝天白云下存在着。北京的秋日,我熟悉,却有种怀念之感。过去的几天,感觉做了梦似的,此刻,我回到了现实世界。

本文作者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日本作家,曾在中国学习、生活十年,在美国访学三年。中文专著有《中国的逻辑》、《爱国贼》、《日本镜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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