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港有“时差”：阎连科双城教书记
阎连科本人正如蒋方舟曾经对他的评价，“质朴、诚恳、狡黠、智慧、不清高、不装”。面对这样一个中等个头、微胖、说话甚至会害羞的中年人，很难想到他的身上贴满了各种极富争议性的标签：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中国最有潜力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之一、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神实主义写作的创始人，等等。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挂职为“在职教师”的阎连科找到了他的新身份：文学教师。他现在将自己的时间平分，一半在北京，一半在香港；一半在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文学，一半回归作家本行。他说，从2015年开始，这一年以来在香港教书的时光会让他“从北京躁乱的环境中出来，重新去读书，去思考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写作。如果没有教书的过程，我不会特别系统地去想一些关于写作的问题”。
近日采访阎连科时，他刚刚来纽约第二天，是去领英国《金融时报》颁给他的奥本海默基金新兴之声奖。而再过一天，他就要回到中国了。当时总统辩论进行到第二轮，阎连科诚实地评价道，自己因为语言不通，在电视上看到的也只是两个总统候选人的表情而已。“但是有一点，无论谁来当这个总统，我们始终羡慕的是这个辩论的场景和相对的公正。”
他最具野心的一部作品《四书》今年刚被翻译成英文，已于今年夏天在美国出版。这本书的背景设定在大跃进、大炼钢以及大饥荒的时代。这部反乌托邦小说使用了极为挑战性的写作方式，如同书名所指，这本书分为四本“书”，来呼应《圣经》四大福音。这部企图重构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饥荒时人们遇到的种种生存绝境的小说在大陆未能出版。阎连科最为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丁庄梦》等等作品也大多遇到出版困境。
阎连科曾坦率地讲出中国文学的尴尬：在见证人性、历史、真相、空间、记忆时，中国文学无所作为。在绝大多数中国作者面对这样“不敢写，自我阻挠”的困境时，阎连科又告诉我，审查制度对于他已经不再是创作上的阻碍，对于快到花甲之年的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写出来”。他本次采访中谈到了在香港教书、写中国以外的故事，以及对文革50周年的感想，访谈经过编辑与删减。
问：你现在一半时间在北京，一半时间在香港教写作课。能讲讲在香港教书对学生评价怎样？
答：香港理工大学要求我的班只能容纳三十多个人，但是每次都能来七十多个。香港的学生，而且都是理工科的学生，对文学的认识比我想像的要好。每个人每学期都需要写个短篇小说，字数不限，题材不限。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要讲出来，在班里一起讨论，他们都写得非常好，题材丰富，偏多一点的是校园题材，比如青春期的成长，还有些想不到的题材。他们会关注大陆、香港，他们会写到台湾，写到法国德国去。甚至还有历史小说、武侠小说、科幻小说、穿越小说、动物小说，当然，还有关于香港现实的小说，非常多元。
而且内地的出版社很愿意出版他们的小说，出一个香港大学生写的小说集，而内地的出版社对于中文的要求还是不算低的。这都是我们在内地的人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我根本没想过香港的孩子对文学的理解是这样的。我觉得在他们之中，有没有人能够成为作家不重要。做你最喜欢的事情是最重要的。
问：那你在香港的大学里教书，你感受到了怎样的秩序？从香港的大学生身上，你看到怎样的未来？
答：香港的学生几乎不会有迟到的。如果有迟到的，他/她会感到非常内疚，会表达歉意。但是我们的学生不太能表达出迟到后的内疚。我想这种对老师的尊重，对授课的尊重，都不太一样。香港的学生也很少有提前退场的。内地的学生，有时候，他/她不喜欢听的话就会扭头就走。还是蛮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从香港的学生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香港的未来不是学生能够决定的，是所有香港人决定的。我想，香港的未来不是我们能够预料到的。但是有一点，我非常尊重那些学生们的独立性。我欣赏他们的思考，他们的独立性。我这样说听起来好像我有点歧视大陆学生，但是你必须承认他们的独立性是超过我们的。他们对香港命运的关注，远远超过我们学生对我们大陆民主的关注。
问：是不是因为香港学生之所以关注，是因为他们手里有投票权，但是大陆学生就算再怎么关注，好像也做不了什么，无力感很强？
答：那也不一样，不能这样去讲。香港也不是一朝一夕变成这样的。对于大陆学生来说，即便你在微博微信上发些东西，也都是一种力量。我没有投票权，难道我就什么都不管吗？所有人不管，那么（一个目标）就永远不可能（实现）。正因为你走不到那一步，才需要更多的人去关注，正因为无力，才需要更多人去关注。如果有力的话，几个人几个政策就解决问题了，那我们也就不需要（这样的参与）了。我们需要的恰恰就是每个人的关注。
问：中国对你的作品有重重审查，你有想过把你的文学的设定转移到海外吗？你经常写你的故乡河南，但你曾经说过好的文学是超越地域的文学，所以你想写写关于中国以外的故事吗？
答：我觉得（审查）和我没有关系，我内心的想像是自由的。它审查是存在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能不能做到不自我审查。因为中国，你必须承认，它有很严格的审查制度。但是写作是可以自由的。很多人没有独立精神，却老是怪罪审查。但是我们都不思考我们有没有独立精神。如果有的话，那是可以超越审查制度的。
我只能写中国的事情。不仅我只能写中国的事情，而且可能我也只能写那片土地（河南）上的故事。写作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最简单的规律就是，写作不能超越你熟悉的生活。你熟悉什么就写什么，你对哪个地方有情感，就有写作的冲动。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问：您是受文革影响最深的一代人。今年是文革50周年，毛泽东去世40周年，国内官方媒体集体噤声这件事，你是如何看待？那么海外媒体和港台媒体的纪念你又怎么看？
答：这就是中国的的复杂之处。既不能一味地讨论文革，也不能一味地讨论毛泽东怎样怎样。这是两个对立的问题。每一个讨论都有可能把中国推到另外一个方向。这正反映了中国在方向上的矛盾、纠结和犹豫。这件事情很清楚地表明，在一件事情上，中国可能在一个十字路口。既不能摆脱毛泽东，也不能彻底走向毛；既不能摆脱文革，也不能彻底走进文革去探讨。这是一个今年清晰的、很多人都能感受到的一种感觉，就是整个中国在未来方向上的犹豫。
对海外媒体和港台媒体的纪念我不清楚。但是非常多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有良知的人，在这件事情上表达的婉转又鲜明的态度，我有所感。比如在纪念文革多少多少周年的时候，很多网民与很多作者纪念老舍在1966年那年的自杀。很多自媒体在谈论老舍的死，那么由此能看出来，中国非常有良知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会推动和引导社会向前。
你不让我讨论中国，我可以讨论前苏联。如果你生活在中国，其实能看到在民间有股巨大的力量在牵制着一些非常上层的思想。你可能看到民间的巨大力量会推动社会往前走，无论多么缓慢，这个力量不会消退。你不让我谈文革，那么我可以谈老舍的死。借助老舍，通过解读老舍，去表达对中国的认识，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这是远远大于纪念老舍本身的。每一个阅读的人都非常明白纪念老舍的弦外之音。
问：你未来有什么写作计划？在重重审查的情况下。
答：因为年龄的原因，也因为我走过许多弯路，所以审查或是能不能出版已经不会影响我的写作了。我已经是朝着60岁走的人了，非常清晰我自己能做什么，不做什么，写什么，不写什么。对未来，我考虑能写出什么来，我想，写出来要远远比那些杞人忧天的考虑重要。写出来即便是不出版，即便没什么影响，即便一分钱稿费都不挣，写出来本身就是最最重要的。你在那里观望、犹豫，等生命慢慢消失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给我们的后人什么都没留下，那可能是更悲痛的事情。我不会想未来五年十年一百年是怎样的。我只在想今天在我的生命中应该把我思考的、我需要写的东西留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问：你现在的作品是怎样的进度？
答：我最新的小说应该会很快在美国出版，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也很快上市，名字叫《炸裂志》。当然新近又出版了《日熄》，虽然在国内没出版，但在港台出版了。也拿了红楼梦奖（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创立的文学奖，旨在表扬优秀华文长篇小说——编注），在国内出版也是遥遥无期。《日熄》明年也会接着开始翻译。这中间还有一部中篇小说，应该会在明年出版。我想我的写作，在香港上课时，整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文学讲稿，整理完后，明年我会写新的长篇。这个长篇我基本上已经酝酿完了，等待一个合适的时候，把手头的事情处理完，我会坐下来写作。这个长篇是宗教题材，关于所有中国的宗教。所有的宗教像是火车一样，来回行驶相相互互，不会交叉。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它们没有什么交叉的地方。但是我希望它们在我的故事中交叉。在哪里交叉？我还在想。如何让这些人相遇？让他们之间发生一些文化的、宗教的碰撞？这是你的难度，去思考这些问题。
问：很多人评价你是中国下一个最有潜力拿诺贝尔奖的作家之一，你怎么回应？
答：至于诺贝尔奖，这样的评论，就听听而已，笑笑而已。一个作家，要负责任，把小说写到最好。其他的都不是你要关心的事情。我只有责任把我的小说写好，其他的都要听从上天的安排。世界上比我优秀的作家多得是，世界上比中国文学伟大的文学也很多。每一个民族的文学的伟大都超出我们的预计。所以，你只要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你会意识到你的作品是在世界文学中，是极小极小的，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点。
作者Afra Wang（王曌），山西太原人，毕业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电影传媒与历史专业，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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