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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港有“时差”:阎连科双城教书记

2016-11-02 纽约时报中文网 NYT教育频道 NYT教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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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阎连科CFP

阎连科本人正如蒋方舟曾经对他的评价,“质朴、诚恳、狡黠、智慧、不清高、不装”。面对这样一个中等个头、微胖、说话甚至会害羞的中年人,很难想到他的身上贴满了各种极富争议性的标签: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中国最有潜力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之一、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神实主义写作的创始人,等等。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挂职为“在职教师”的阎连科找到了他的新身份:文学教师。他现在将自己的时间平分,一半在北京,一半在香港;一半在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文学,一半回归作家本行。他说,从2015年开始,这一年以来在香港教书的时光会让他“从北京躁乱的环境中出来,重新去读书,去思考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写作。如果没有教书的过程,我不会特别系统地去想一些关于写作的问题”。

近日采访阎连科时,他刚刚来纽约第二天,是去领英国《金融时报》颁给他的奥本海默基金新兴之声奖。而再过一天,他就要回到中国了。当时总统辩论进行到第二轮,阎连科诚实地评价道,自己因为语言不通,在电视上看到的也只是两个总统候选人的表情而已。“但是有一点,无论谁来当这个总统,我们始终羡慕的是这个辩论的场景和相对的公正。

他最具野心的一部作品《四书》今年刚被翻译成英文,已于今年夏天在美国出版。这本书的背景设定在大跃进、大炼钢以及大饥荒的时代。这部反乌托邦小说使用了极为挑战性的写作方式,如同书名所指,这本书分为四本“书”,来呼应《圣经》四大福音。这部企图重构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饥荒时人们遇到的种种生存绝境的小说在大陆未能出版。阎连科最为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丁庄梦》等等作品也大多遇到出版困境。

阎连科曾坦率地讲出中国文学的尴尬:在见证人性、历史、真相、空间、记忆时,中国文学无所作为。在绝大多数中国作者面对这样“不敢写,自我阻挠”的困境时,阎连科又告诉我,审查制度对于他已经不再是创作上的阻碍,对于快到花甲之年的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写出来”。他本次采访中谈到了在香港教书、写中国以外的故事,以及对文革50周年的感想,访谈经过编辑与删减。

问:你现在一半时间在北京,一半时间在香港教写作课。能讲讲在香港教书对学生评价怎样?

答:香港理工大学要求我的班只能容纳三十多个人,但是每次都能来七十多个。香港的学生,而且都是理工科的学生,对文学的认识比我想像的要好。每个人每学期都需要写个短篇小说,字数不限,题材不限。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要讲出来,在班里一起讨论,他们都写得非常好,题材丰富,偏多一点的是校园题材,比如青春期的成长,还有些想不到的题材。他们会关注大陆、香港,他们会写到台湾,写到法国德国去。甚至还有历史小说、武侠小说、科幻小说、穿越小说、动物小说,当然,还有关于香港现实的小说,非常多元。

而且内地的出版社很愿意出版他们的小说,出一个香港大学生写的小说集,而内地的出版社对于中文的要求还是不算低的。这都是我们在内地的人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我根本没想过香港的孩子对文学的理解是这样的。我觉得在他们之中,有没有人能够成为作家不重要。做你最喜欢的事情是最重要的。

问:那你在香港的大学里教书,你感受到了怎样的秩序?从香港的大学生身上,你看到怎样的未来?

答:香港的学生几乎不会有迟到的。如果有迟到的,他/她会感到非常内疚,会表达歉意。但是我们的学生不太能表达出迟到后的内疚。我想这种对老师的尊重,对授课的尊重,都不太一样。香港的学生也很少有提前退场的。内地的学生,有时候,他/她不喜欢听的话就会扭头就走。还是蛮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从香港的学生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香港的未来不是学生能够决定的,是所有香港人决定的。我想,香港的未来不是我们能够预料到的。但是有一点,我非常尊重那些学生们的独立性。我欣赏他们的思考,他们的独立性。我这样说听起来好像我有点歧视大陆学生,但是你必须承认他们的独立性是超过我们的。他们对香港命运的关注,远远超过我们学生对我们大陆民主的关注。

问:是不是因为香港学生之所以关注,是因为他们手里有投票权,但是大陆学生就算再怎么关注,好像也做不了什么,无力感很强?

答:那也不一样,不能这样去讲。香港也不是一朝一夕变成这样的。对于大陆学生来说,即便你在微博微信上发些东西,也都是一种力量。我没有投票权,难道我就什么都不管吗?所有人不管,那么(一个目标)就永远不可能(实现)。正因为你走不到那一步,才需要更多的人去关注,正因为无力,才需要更多人去关注。如果有力的话,几个人几个政策就解决问题了,那我们也就不需要(这样的参与)了。我们需要的恰恰就是每个人的关注。

问:中国对你的作品有重重审查,你有想过把你的文学的设定转移到海外吗?你经常写你的故乡河南,但你曾经说过好的文学是超越地域的文学,所以你想写写关于中国以外的故事吗?

答:我觉得(审查)和我没有关系,我内心的想像是自由的。它审查是存在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能不能做到不自我审查。因为中国,你必须承认,它有很严格的审查制度。但是写作是可以自由的。很多人没有独立精神,却老是怪罪审查。但是我们都不思考我们有没有独立精神。如果有的话,那是可以超越审查制度的。

我只能写中国的事情。不仅我只能写中国的事情,而且可能我也只能写那片土地(河南)上的故事。写作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最简单的规律就是,写作不能超越你熟悉的生活。你熟悉什么就写什么,你对哪个地方有情感,就有写作的冲动。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问:您是受文革影响最深的一代人。今年是文革50周年,毛泽东去世40周年,国内官方媒体集体噤声这件事,你是如何看待?那么海外媒体和港台媒体的纪念你又怎么看?

答:这就是中国的的复杂之处。既不能一味地讨论文革,也不能一味地讨论毛泽东怎样怎样。这是两个对立的问题。每一个讨论都有可能把中国推到另外一个方向。这正反映了中国在方向上的矛盾、纠结和犹豫。这件事情很清楚地表明,在一件事情上,中国可能在一个十字路口。既不能摆脱毛泽东,也不能彻底走向毛;既不能摆脱文革,也不能彻底走进文革去探讨。这是一个今年清晰的、很多人都能感受到的一种感觉,就是整个中国在未来方向上的犹豫。

对海外媒体和港台媒体的纪念我不清楚。但是非常多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有良知的人,在这件事情上表达的婉转又鲜明的态度,我有所感。比如在纪念文革多少多少周年的时候,很多网民与很多作者纪念老舍在1966年那年的自杀。很多自媒体在谈论老舍的死,那么由此能看出来,中国非常有良知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会推动和引导社会向前。

你不让我讨论中国,我可以讨论前苏联。如果你生活在中国,其实能看到在民间有股巨大的力量在牵制着一些非常上层的思想。你可能看到民间的巨大力量会推动社会往前走,无论多么缓慢,这个力量不会消退。你不让我谈文革,那么我可以谈老舍的死。借助老舍,通过解读老舍,去表达对中国的认识,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这是远远大于纪念老舍本身的。每一个阅读的人都非常明白纪念老舍的弦外之音。

问:你未来有什么写作计划?在重重审查的情况下。

答:因为年龄的原因,也因为我走过许多弯路,所以审查或是能不能出版已经不会影响我的写作了。我已经是朝着60岁走的人了,非常清晰我自己能做什么,不做什么,写什么,不写什么。对未来,我考虑能写出什么来,我想,写出来要远远比那些杞人忧天的考虑重要。写出来即便是不出版,即便没什么影响,即便一分钱稿费都不挣,写出来本身就是最最重要的。你在那里观望、犹豫,等生命慢慢消失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给我们的后人什么都没留下,那可能是更悲痛的事情。我不会想未来五年十年一百年是怎样的。我只在想今天在我的生命中应该把我思考的、我需要写的东西留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问:你现在的作品是怎样的进度?

答:我最新的小说应该会很快在美国出版,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也很快上市,名字叫《炸裂志》。当然新近又出版了《日熄》,虽然在国内没出版,但在港台出版了。也拿了红楼梦奖(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创立的文学奖,旨在表扬优秀华文长篇小说——编注),在国内出版也是遥遥无期。《日熄》明年也会接着开始翻译。这中间还有一部中篇小说,应该会在明年出版。我想我的写作,在香港上课时,整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文学讲稿,整理完后,明年我会写新的长篇。这个长篇我基本上已经酝酿完了,等待一个合适的时候,把手头的事情处理完,我会坐下来写作。这个长篇是宗教题材,关于所有中国的宗教。所有的宗教像是火车一样,来回行驶相相互互,不会交叉。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它们没有什么交叉的地方。但是我希望它们在我的故事中交叉。在哪里交叉?我还在想。如何让这些人相遇?让他们之间发生一些文化的、宗教的碰撞?这是你的难度,去思考这些问题。

问:很多人评价你是中国下一个最有潜力拿诺贝尔奖的作家之一,你怎么回应?

答:至于诺贝尔奖,这样的评论,就听听而已,笑笑而已。一个作家,要负责任,把小说写到最好。其他的都不是你要关心的事情。我只有责任把我的小说写好,其他的都要听从上天的安排。世界上比我优秀的作家多得是,世界上比中国文学伟大的文学也很多。每一个民族的文学的伟大都超出我们的预计。所以,你只要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你会意识到你的作品是在世界文学中,是极小极小的,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点

作者Afra Wang(王曌),山西太原人,毕业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电影传媒与历史专业,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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