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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感女郎、粗俗漫画,越战时为何人人都爱《花花公子》?

2017-03-04 纽约时报中文网 NYT教育频道

1966年,丹·莫尔在越南。他手里的杂志是妻子寄来的,同时寄来的还有一些巧克力片饼干。

《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进行到大约一半时有一场著名的戏:马丁·西恩(Martin Sheen)乘坐的内河船来到热带丛林深处的一个补给基地。船上的人购买柴油时,补给人员给了他们三张免费的票,可以看一场演出。“你懂的,”他说,“兔女郎。”很快,他们便坐在了一个围绕停机坪而建的临时圆形露天剧场里,看着三个《花花公子》(Playboy)模特从一家直升飞机上跳下来,伴着歌曲《苏西·Q》(Suzie Q)起舞。

这一幕纯属虚构,《花花公子》的模特几乎从来没有在越南巡回演出过,尤其不会成群结队出现。但虽说她们没有组队前往,但《花花公子》杂志肯定在越南大量出现过。实际上,对于整个战争期间,《花花公子》在数百万在越美军士兵和平民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怎么形容都不为过:首先当然是作为一种娱乐,但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种新闻来源,并通过其篇幅颇大的来信版块起到了宣讲台和告解室的作用。

《花花公子》的价值从士兵个人扩大到了整个军队。这本刊物令人 45 32742 45 14987 0 0 3255 0 0:00:10 0:00:04 0:00:06 3255梦寐以求,成了鼓舞士气的利器,有时候甚至堪比士兵朝思暮想的家书。《花花公子》给这场战争打上了烙印是因为它独具一格地把女人、小玩意和社会政治评论结合在了一起,让它出人意料地成了越战留下的一笔遗产。到1967年,《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沃德·贾思特(Ward Just)称,“如果二战是《星条旗报》(Stars and Stripes)和贝蒂·格拉贝尔(Betty Grable)的战争,越战就是《花花公子》杂志的战争。”

该杂志最著名的特征是中间插页的玩伴女郎(Playmate)。创始人兼编辑休·海夫纳(Hugh Hefner)对他所描绘的女性有着具体的设想。原本作为“本月甜心”(Sweetheart of the Month)推出的玩伴女郎,代表的是花花公子的最佳玩伴。她喜欢艺术、政治和音乐,见多识广、有趣、机智。更重要的是,这名理想中的女性,和杂志中描述的那名理想中的男性一样享受性爱。她追寻男性不是为了婚姻,而是为了共同的愉悦和陪伴。

尽管效仿了她们的风格,但玩伴女郎不同于二战的海报女郎。海夫纳想要的,是读者可能会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那些真实的女性——同学、秘书或邻居——而不是高度风格化并且通常都是名人的老一辈女性形象。对身在越南的士兵来说,性感但熟悉的“邻家女孩”就是完美的玩伴。由基本不出名的模特表现出来的朝气蓬勃、完全是美国式的美丽和性感的概念,让年轻的战士们想起了自己家乡的女性,他们正在为她们而战。他们可能还会想象如果能活下来,自己会回到她们身边。

对驻越美军来说,中间插页和该杂志的其他图片还在无意间起了另一个作用。《花花公子》中的图片和通常都下流粗俗的漫画,传达了美国国内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性规范。奇娜·李(China Lee)和珍妮弗·杰克逊(Jennifer Jackson)分别于1964年和1965年登上《花花公子》。有色女性的出现反映出对种族的态度转变。很多士兵给杂志和这两名玩伴女郎写信,感谢她们出现在《花花公子》上。黑人士兵尤其感到,杰克逊的出现让他们有了过上海夫纳那样的美好生活的希望。看这些图片迫使所有美国人重新思考自己对美的定义。

1969年,越南茱莱的“花花公子俱乐部”。The Vietnam Center and Archive, Texas Tech University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间插页上出现的裸体图片越来越多,不断挑战社会规范和法律定义的极限。1969年,中间插页上出现了阴毛。1972年,正面全裸的玩伴出现在了中间插页上。《华盛顿邮报》报道称,1973年,美国战俘在回国的航班上发现了一本被偷偷带去的《花花公子》后,被里面的裸体“吓了一跳”。杂志中展现的裸体、性和多元化,代表着对待性和美的态度更宽容。那些士兵因为被俘而错过了这些变化。

《花花公子》对驻越美军的吸引力不仅限于中间插页。他们真的是为了里面的文章而看它。该杂志定期刊登特稿、评论、专栏和关注男性生活方式和娱乐的广告,包括高端时尚、出国旅游、现代建筑、最新科技和豪车。《花花公子》让自己成了那些希望过上海夫纳那样的美好生活的男性的指南,不管他们身在圣迭戈还是西贡。

在东南亚服役的这些年轻人平均年龄19岁。对他们来说,服兵役往往是他们第一次拥有可自由支配收入的渠道。士兵们从《花花公子》中寻找有关该买什么小器具、最顶级的车和最新潮流的建议。之后,他们常常能在越南庞大的基地零售商店,也就是丝毫不逊色于美国国内的购物中心里买到相关产品。

该杂志的建议类专栏“花花公子导师”(The Playboy Advisor)鼓励男人就各种话题提问,从最适合储备在家中的烈酒,到有助于适应平民生活的房事建议。士兵们发现《花花公子》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可以帮助他们在消费导向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参与这一环境,是因为服役给了他们流动性和收入。

随着编辑使命不断演进,这本杂志的内容超出了生活方式和娱乐。到1960年代,《花花公子》上出现了一些尖锐而又深刻的特稿,探讨美国面对的重要社会、文化和政治议题,其作者常常是得过普利策奖的记者、政府及军队领导人以及重要的文坛人物。该杂志开始关注女性主义、流产、同性恋权利、种族、经济、反文化运动以及大规模监禁等议题——都是些士兵们在《星条旗报》(Stars and Stripes)上看不到的东西。它奉上了从马尔科姆·X(Malcolm X)到美国纳粹党领袖乔治·林肯·洛克威尔(George Lincoln Rockwell)的诸多大篇幅专访,年轻的美国大兵由此接触到了或许未被引入其家乡的、与种族和非裔美国人平等有关的观点和理念。在越南服役让很多士兵与多样化的种族和文化产生了直接关联,而《花花公子》为他们提供了关于这些社会和文化议题的新理念、新观点。

早在1965年,《花花公子》就开始发表关于越南战争的文章,其编辑立场是对冲突的升级持保留态度。当然了,编辑们的做法非常巧妙:他们可能对总统、政府、军队领导人及战略秉持批评立场,但却会确保撰稿人尽一切努力给士兵以支持。1967年,军人们读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文章,他在批驳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这一理念,以及其他为战争辩护的冷战式观点时表示,“最初提出的”开战依据“现在已经没一条站得住脚”。但这和攻击军人本身是不同的。1971年,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在为《花花公子》写的一篇文章中表示,“我们钦慕他们的勇敢和理想主义,钦慕他们面对数不清的问题时的勇气和奉献。我们相信他们代表了美国社会最优秀的品质。”越南的美国军人可以看《花花公子》对他们这场战争的报道,却不必担心他们自己受到批评。

《花花公子》还被参战的男人当成论坛来用。这本杂志有很多互动性专栏。士兵们会给“亲爱的花花公子”(Dear Playboy)之类的栏目写信寻求建议或对文章做出反馈。但他们在信中也会无拘无束地描述自己的战时经历和担忧。他们常常谈及其眼中的军中的不公正待遇,讨论回归平民社会的困难,或者感谢这本杂志帮助他们熬过战地时光。1973年,来自芝加哥的士兵R·K·雷迪尼(R. K. Redini)在写给《花花公子》的信中谈及自己返回故里。“每月阅读《花花公子》是让我的越南之旅变得可以忍受的事情之一,”他说。“它显然帮助我们所有人忘记了我们的问题——尽管只是暂时忘记。我不仅代表我自己,还代表从你们的杂志中找到太多乐趣的成千上万人对你们表示感谢。”

另一个读者反馈栏目“花花公子论坛”(The Playboy Forum)中,很多人写信就海夫纳的长篇系列社论“花花公子哲学”(The Playboy Philosophy)中的特定方面进行探讨,包括军中的毒品、种族、同性恋等问题。论坛这种形式让在越南服役的那些人可以和其他士兵乃至公众沟通,是一个供他们亮明观点,并就自己在军中的遭遇发出批评声音的安全所在。“通常,朋友们会建议心怀不满的士兵把事情说给牧师听,上报给监察长,或者写信给国会议员,”一名士兵写道。“现在,或许是因为‘花花公子论坛’刊登了那些关于军中不公的信件,他们又多了一个万不得已之下可以用的手段。”

《花花公子》杂志对于身在越南的美国士兵的意义,远不仅限于被折叠起来的玩伴女郎插页。士兵们挪用了杂志的兔子吉祥物和公司的标识,将其绘制在飞机、直升机和坦克上。他们把标识融入到徽章设计中,在无线电呼号和单位别称里加上“playboy”。使用《花花公子》的符号,是对整齐划一的军营生活的小小反叛,也证明了杂志对士兵的生活和士气的影响。

《花花公子》对此给予了回报。越战结束很久之后,它为以这场战争为题的纪录片、“橙剂”研究以及后创伤应激障碍研究提供了资助。这种努力证明了杂志和士兵之间历久弥新的关系,也揭示出在美国经历了一场格外漫长的战争后,这份杂志已经成为一项出人意料的遗产。

本文作者Amber Batura是德州理工大学的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翻译:陈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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