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加藤嘉一：日韩达成慰安妇协议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Original 2016-01-06 纽约时报中文网 NYT教育频道 NYT教育频道

点击

NYT教育频道

关注我们

日本与韩国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这个突破是在美国的施压下实现的，也有必要放在美日韩同盟的背景下解读。中国做何感想？

△

12月29日，人们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位于东京的官邸外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日本和韩国为解决朝鲜半岛“慰安妇”问题而签署的协议。

自从2014年4月起建立局长级（相等于中国的司长级）谈判机制以来，日韩两国政府经过12轮局长会议和8次外长会谈的艰难谈判，上周，日韩外长在首尔的会谈中共同宣布日韩两国确认慰安妇问题得到了“最终且不可逆的解决”，还提出，围绕这个问题，两国今后不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相互指责和批评。在这项协议中，日方明确政府责任，以安倍晋三首相的名义做出了道歉，并承诺向韩方为援助慰安妇所成立的财团提供100亿日元（约830万美元）的资助。协议发表后，安倍首相立即给朴槿惠总统打电话，亲自表达了反省与歉意。这在日韩首脑外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由于在两国长久以来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摩擦与较量方面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向表现得比较强硬，所以这次具有突破性和逆转性的协议达成的背后，日韩政府所抱有的国内政治动机和外交决策过程也自然地迎来了相应的质疑与和批评。

可评价为历史性的协议亮相之后，我向参与该谈判的日韩双方的外交官分别询问了“此时的感受”，两位都向我要求匿名引用。

日方官员感叹说，“此次的协议来之不易，没有安倍首相的政治决心和魄力，肯定是无法推动的。首相投入了政治资本，是保守政权才能做到的事”。韩方官员则有力说，“我们深知国内存在不同的声音，也肯定遭遇各种指责，但既然日方接受了我们想确保的三点要求，就不可能不签，慰安妇问题一直是韩日关系的难题，我们还是要往前走。”

根据这位韩国官员介绍，韩方执着要确保的三点要求指的是，一，对于当时以军方参与的方式伤害了多数女性的名誉与尊严的问题，日方对政府负有的责任应作“不委婉”的表述；二，安倍首相自担任首相以来第一次以本人，即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表示歉意和反省；三，日方用官方，而非民间的资金做出实质上具有补偿意义的行动。实际上，这三点恰恰也是日韩两国的外长在28日共同记者招待会上共同传达的内容与共识。

如这位韩国官员表示，国内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声音，还遭到了一些指责。协议达成后，《纽约时报》进行了“日韩慰安妇协议遭两国舆论批评”的报道，其中介绍了韩国第一副外交部长林成南(Lim Sung-nam)走进首尔一座慰安妇庇护所时，88岁的“元慰安妇”（日本对前慰安妇的指称）李永洙对他喊道，“你是哪个国家的？至少该让我们知道，你们正在和日本谈什么样的协议。”来自韩国国内的负面声音大概是，这次协议没有充分考虑，照顾到民间舆论，尤其亲自经历了慰安妇的当事者们的情绪，是政府单方面采取的措施。

12月28日当天，日本的公共电视台NHK进行了标题为“日韩达成协议；“元慰安妇”的女性中赞否声音并存”的报道，介绍了在“元慰安妇”和来自日韩年轻的志愿者们共同生活的机构“分享之家”（House of Sharing）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的场景。该报道反映了“元慰安妇”表达的赞否两个方面的声音；“之前是无法持有作为人间的权利谋生，虽然不能满意，但考虑到政府努力在今年之内取得解决，我会服从政府的立场”（柳善男女士）；“我们必须经过正式的谢罪得到具有法律效果的赔偿，恢复名誉”（李玉善女士）。“分享之家”所长安信权则表示，“这是日韩政府之间在排除实际受害的当事者的情况下草草缔结的协议”。

日本国内的指责则集中在类似“1965年日韩建交之际慰安妇问题已经得到了政府之间的解决，过了50年，凭什么还要提出政府责任，以首相的名义道歉，还提供实质上的赔偿”的声音。28日，日韩外长共同记者招待会结束后，日方外长岸田文雄对记者们回答了1965年签署的《请求权协定》（全称《关于财产及请求权问题的解决，兼日本国与大韩民国之间关于经济合作的协定》，具体内容为：日本向韩国提供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作为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围绕请求权的完全且最终解决）与本次协议之间的整合性问题，说“日本政府的立场没有丝毫的变化”。

依我解读，其意思是，50年前建交之际包括请求权的慰安妇问题，早就有了政府之间的正式解决；这次协议是在日韩建交50周年之际，再次由政府层面给予重视，作出具有延伸性和补充性的举措。当然，不可否认，其背后存在的是围绕慰安妇问题始终存在的，不和谐的格局，以及时时刻刻阻碍日韩政府关系稳定发展，日韩民间相互信任的局面，日韩双方在相当程度上都认为现状是有问题的，是需要改善的。

问题是，日韩政府为什么在年底的这个时候急着要解决这个问题？

从日韩国家领导人的认知层面来分析，我认为，安倍晋三首相似乎始终站在务必在战后70年和建交50年内达成协议的坚定立场，这也体现在28日傍晚外长会谈结束后安倍首相在东京向记者们传达的一句话：“我们不能够让子孙的世代承受继续谢罪的宿命，今后，日韩将迎来新的时代”。

至于朴槿惠总统的政治考虑，或许在于当年的慰安妇，至今还活着的只剩下46名，而且已为90岁左右，又是在父亲朴正熙总统亲手实现的日韩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纪念时刻，向当事者，以及关心慰安妇问题的国内人士给予一个交代。这在我看来是属于正常和有理的事情。何况，无论如何，日方是接受了上述韩方要确保的三点要求的。“我们也知道，对于慰安妇问题的进一步解决来说，属于保守派、国内有着强大权力基础的安倍首相是比较合格的谈判对手”，上述韩国外交官对我说。

上述日本外交官则不同意有些分析人士明显倾向于认为只有韩国方面拿出了决心、做出了妥协的看法，他说，“这次参与谈判的日韩外交官都会认同双方之间的主张和妥协均为50%—50%，绝不是谁胜谁负的零和博弈。就日方的妥协而言，安倍首相归根结底是做到了比‘河野谈话’更加靠近韩方要求的。”1995年，在日韩建交30周年之际，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发表了日本政府经过调查慰安妇问题真相之后的谈话，承认当年确实存在被强征的慰安妇，在日本军方参与的情况下，她们的名誉与尊严遭受了伤害，对此表示由衷的歉意与反省。“我们将不回避这样的历史真相，反而以此作为历史的教训，加以正视，”河野在谈话的倒数第二段这样说。而安倍首相率领下的本届内阁曾经公开表示“无意修改河野谈话”。

在建交50周年的年底，在慰安妇这一日韩之间最为辣手和敏感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一事实不能不被评价为外交成果，同样作为民主国家，即两国政府的决策过程随时随地深受民意直接影响的情况下，能够以解决这一难题来改善政治关系与氛围，这说明，日韩外交还是都有一定的谈判力和成熟度的。不过，在达成历史性协议的背后，绝不应该忽略战略因素，如上述日本外交官对我说，“没有美国的积极介入和持续施压，我们日韩肯定不会这么迅速地谈成的”。

我同意他作为谈判者的感受，无论是日韩之间达成的协议，还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的日韩关系，都应该在日韩共同的盟国——美国的亚太战略的意图和框架之内获得解释。这也涉及如今影响亚太地区地缘格局的最大变数——中国是如何看待这次日韩的“靠近”，并为接下来的战略博弈做出准备的。

协议达成不久，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了声明，指出了三点：一，美国欢迎日韩发表“最终且不可逆的解决”的协议，并相信该协议能够促进两国之间的和解，有助于改善美国最重要的盟国——日韩两国之间的关系；二，美国称赞日韩领导人为达成协议所付出的勇气和理念；三，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该协议。

根据过去一年我身在华盛顿的观察，美方对自己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国——日韩之间关系的恶化始终抱有不满和担忧的双重态度，因为如果日韩之间处理不好政治关系，美国就无法有效展开亚太战略，尤其是面对中国崛起和朝核问题。因此，美国对于两国盟国分别、持续地施加作为老大的压力。对于日本，要求安倍晋三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尤其在慰安妇问题上有所作为和表现；对于韩国，则要求朴槿惠不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总跟日本过不去，在慰安妇问题上有所克制和自律。

不过，在我看来，从促使慰安妇问题告一段落、改善日韩关系的角度说，近年来，美方更加担心的恐怕是韩国。从微观和短期角度来说，韩方毕竟是受害方，对于日本的全民族指责态势难以改变，而且在美韩国人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抗议活动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12月29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C·托纳(Mark C. Toner)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的有关问题时说，“希望在美国国内的其他韩国团体也像美国政府一样能够支持这次协议以及其全面实施。来自公民社会的支持对该协议的成功落实十分重要。”

站在战略和长期的立场来看，美国确实担忧近年来韩国在经贸和人文领域大规模、快速地发展与中国的联系。2014年，中韩互访人数首次超过1000万次，2015年中韩总贸易额或达到3000亿美元。这一似乎“不可逆”的趋势难免影响韩国在战略和安全问题上也向中国靠拢，换句话说，被中方拉拢。

例如，2015年10月底，美国驱逐舰在离中国正在建造的人工岛12海里的南海海域航行，中美关系一度陷入紧张的时候，韩国政府发言人只是回应说“正在确认事实关系”，而回避了明确表明政府立场，既不批评中国的建岛行为，也不支持美国的有关航行。那么，从这一战略模糊至少无法否认，韩国在中美在亚太地区展开的战略博弈中的一个导火索——南海问题上日益采取不选边站的做法。对此，作为与韩国具有长期军事同盟的守成大国，美国无疑是不满意的，作为试图通过扭转该地区的地缘格局扩大国家利益的新兴大国，中国肯定是得意的。

中国经济实力的深化与扩张无疑是有可能影响韩国战略抉择甚至转变的核心因素。事实上，韩国据称不顾美方的压力，加入了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这与始终忠诚于盟友的战略利益、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一起牵制中国、也不加入AIIB的日本形成着比较鲜明的对比。可见，美国从在亚太地区经营同盟政治的角度更加担心韩国，是有比较清晰的背景和理由的。

慰安妇问题协议达成之后，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也发表了声明，除了克里提出的三点外，还传达了推进美日韩安全合作上的期望。那么，接下来，检验美日韩三国安全合作的一个可预期的平台，在我看来将是在今年3月31日和4月1日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峰会上，美日韩首脑会谈是否“重启”。其实，上一次三国首脑会谈也是趁2014年3月举行的核峰会，在美国驻荷兰大使官邸召开的，当时，美国召集该会谈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修复因慰安妇问题上的不和谐而处于政治不稳定的日韩关系。

美国通过以协调者的角色推动日韩之间慰安妇协议，加强美日韩三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这一举措将如何影响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与安全关切？对于这个问题，我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历史认识问题的角度说，中国实际上持有看似相反的双重态度，一边继续牵制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一边谨慎观察安倍首相的历史政策。12月28日，日韩之间达成协议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迅表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对亚洲等受害国人民犯下的严重反人道罪行。中方一贯主张，日方应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拿出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同日，新华社发表英文评论《解决“慰安妇”问题需要东京方面更多诚意与行动》，该文表明，北京方面实际上对日本只对韩国方面表现出了诚意和行动表示不满，要求对中方也做出更多行动，包括对中国的“元慰安妇”。“如果日本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反省和道歉是出于真正诚意的话，它就会对其受害者都进行道歉和赔偿，无论其国籍，而不会让她们一个个含冤而死。”评论还指出，这次协议“遗憾的是，日本与韩国在争议性问题上的和解更多是在受到美国的压力下进行的一种政治选择，而不是良心觉醒的决定。”

不过，另一方面，看到这次日韩之间在敏感的历史问题达成了突破性协议，我认为，中方内心或多或少也持有放心和欢迎的态度的，即使因考虑到国内的民族主义而不公开表态。中方这次大概也见证了安倍晋三这位政治家在解决历史问题上还是会拿出决心和行动的，这符合中国在解决对日历史问题上的基本利益，虽然迄今为止中方似乎仍不完全信任安倍首相的历史认识与政策。

自从“习李”政权成立以来，面对安倍晋三这个经常被称为鹰派、保守派、强硬派的谈判对手，中国领导人在犹豫中选择有条件但切实地接触，并与这位日本首相对话。那么，如今中方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安倍首相做出让习近平总书记丢面子的事情，比如再次参拜靖国神社，说出美化那场战争的言论。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次具有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的案例，对于这次在美国促使和介入的情况下，日韩慰安妇谈判最终成功的事实，中方也持有肯定的态度的。12月31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标题为《日韩为何会就“慰安妇”问题和解？》的报道，称，“韩国和日本均表现出了勇气、务实作风以及冒国内反对的风险达成协议的意愿。在东亚既面临机遇又面临危险之际，人们不应低估日韩修好带来的好处。”

其次，从东北亚安全议题的角度说，美日韩之间加强安全合作的最大动机还是在于朝核问题，倘若它能够推动朝核问题的“解决”，进一步说，有利于迫使朝鲜逐步地放弃核武器开发，那么，中国将采取开放和欢迎的态度；虽然中国也不愿意看到美日韩加强安全合作使得朝鲜陷入进一步的孤立，抑或朝鲜半岛的南北对话以及未来的“统一”部署，基于美日韩的利益考量而得到安排和推动。对于中国来说，最理想的局面大概会是，美日韩安全合作的强化能够促使六方会谈的重启，让朝鲜重新拉到多边对话的平台上，从而一方面减轻自己在朝核问题上所承担的负担，另一方面向国际社会表示自己作为六方会谈主席国的大国责任与贡献，虽然我认为这更多是理论上的，而缺乏现实意义。

最后，从亚太战略格局的角度说，如前所述，中方这一次确实目睹，美国对于日本和韩国这两大最重要的同盟国，以及两者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关系，是不会放手的，不允许两国关系出现过度的恶化，恶化到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受到损害。那么，美国估算的损害大概会是，日韩两国中的某方，现阶段来说更有可能的是韩国，在安全议题上与美国拉开距离，向中国靠近，甚至靠拢，结果导致在亚太地区的权力格局失去既有的战略平衡。据我观察，美国是没有意愿和能力阻碍中韩经贸和人文关系的促进与繁荣的，只是不希望这一过程影响到该地区现有的权力平衡而已。

那么，美国是如何“阻止“正在经贸与人文上快速靠近中国的韩国最终在战略与安全上也向中国靠拢呢？

现在看来，对于美国来说，改善日韩政治关系，主动巩固美日韩三国之间的军事同盟与安全合作是唯一可取、可行的途径。这也是美国这次”积极介入“日韩之间围绕慰安妇问题的谈判，并向两个盟国“持续施压”的根本原因。

当然，我也坚信，中方早就深知一点：光靠经济实力拉拢韩国这一美国重要的盟国是没那么容易的。

作者：加藤嘉一

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是“80后”日本作家，中文专著有《中国的逻辑》、《爱国贼》、《日本镜子》等，“三国+1”是加藤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栏，记录他对日本、中国、美国三个国家及其互动的观察与思考。

查阅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文章链接：

时报影评：《老炮儿》，137分钟的松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