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医生究竟有多难？——一个80后基督徒医生的挣扎与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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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独立出品【口述实录】
口述 | 枝子 采访 | 王东莉
我们现在甚至被教育得有个观念，你永远要把对面的患者想成将来会起诉你的人，真悲哀。我们出门诊时尽量不喝水减少上厕所，许多同事患过泌尿系疾病。医生有时是被患者质问的，像被考试一样，他对医院医生没有基本信任，他宁愿相信自己在就诊前网上搜索的结果。
编者按：继5月5日，广州医生陈仲伟身中数十刀，被病人砍死后，5月18日晚湖南一五官科医生也被病人家属殴打致死。《境界》特刊发一名80后基督徒医生的访谈，听她讲述医生这个群体的艰辛、挣扎，而信仰又如何成为她坚持下去的力量。
把病人想成将来会起诉你的人，悲哀
我前几天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一个《医生答记者问》的段子，第三段对话如下——
记者：医生，你说感冒会死人吗？
医生（因舆论所迫而深谋远虑）：对不起！作为医生，我不能在病历资料不完全的情况下发表个人意见！
广州的牙科医生陈仲伟被害后，我的微信朋友圈多一半头像都换成黑丝带，但是也有人在朋友圈里说换头像有用吗？这是非常无奈的叹息，因为这些年患者暴力伤医事件频发。放在十五亿人口数里会觉得是偶发事件，但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已觉得这事发生频率远超过正常范围。
在国外如果患者到诊所威吓医生，警方立刻就会干预，但在国内，一条条人命就这么没有了，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措施。医学是科学，医生不是上帝。即便医者仁心，也只能做到“有时治愈，时常缓解，总是安慰”，我特别希望病患和家属别把对悲痛的无力承受转移到曾帮助你的人头上。
癌症病人魏则西去世这件事是比较复杂的，涉及很多方面。其实从一个角度看他也存在有病乱投医的现象。患者对医院对医生缺乏基本信任，他去过的正规医院都告诉过他他的病是很难救治的，但他们并不愿意相信，他们更相信自己在网上搜索的结果。
现在很多患者在就诊前都会在网上搜索一些信息，他自己有了判断以后再来就诊。我们这些做医生的有时候是会被患者质问的，或者像被考试一样，患者觉得他自己已经掌握了很多东西，他对医院对医生没有基本信任，他宁愿相信自己搜索的结果，所以现在医生做起来会非常难。
我想媒体在医患关系恶化方面也有一定责任的。魏则西在网络上有个遗言，说他专门查过这个医生，这个医生上过CCTV，这是有很强的说服力的。还有近期所谓偷肾的事，之前也有几个比较有名的事件，记者为了博取眼球，赚取文章点击率，没进行认真调查就片面夸大或进行虚假报道。结果医患矛盾更加深，把压力转嫁到医生身上了。
我们是个无神论国家，大家对生命没有正确认识。很多人认为我花了钱就应该买到相应的医疗结果。很多医闹就是觉得我花了这么多钱，但是病人死了，这是为什么？他们就觉得你们医院是骗钱的。生命并不是医生能掌控的，真正掌握生命的是赐生命的主 ，医生不能被神圣化。这也是让医生越来越难做的原因。当然患者自己治病也有重担，国家本身在医疗上的投入是很少的。这也导致患者觉得自己花了那么多钱，人又走了，他没办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在这种大环境下会造成医生越来越谨慎，自卫性越来越强。有些治疗可能我们稍微大胆一点，稍微冒一点险，就会得到更好的结果，但现在的环境造成的情况是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险，所以损失的还是患者。我们现在甚至被教育得就是有一个观念，你永远要把坐在你对面的患者想成将来会起诉你的人。这是挺悲哀的。
比较客观来看，这些现象其实就是末世的一角吧。其实不光是在医疗行业，在教育及其他行业都有令人悲哀的事，都是有罪的发酵在里面，世界会呈现出越来越让人失望的一面。
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我在北京出生，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我身边有不少令人尊敬的老一辈的基督徒都是医生，我所在教会的负责人就是其中的一对夫妻，他们有很好的见证。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很吸引我，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这对夫妻中的丈夫是一个外科医生，肝胆外科专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阑尾炎的领域有重要成就，医学院所用外科阑尾炎的教材就是他编写的。他太太是口腔科医生，按理他们可以得到很好的收入和很好的居住条件，但他们住在院里分给他们的一个很小的一居室房子。老弟兄喜欢书法，他的房间里就挂着自己写的“清心”两个字。这两个字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很羡慕他们是清心的人，一生跟随主走十字架的路。
老弟兄文革中为信仰缘故坐监五年。他们一生帮助的弟兄姊妹和救助的病人，以及在医治病人的过程中传讲福音的不计其数，但我却很少听到他们自己讲这方面的见证，其实他们的爱心表现在工作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患者为了表示感谢送红包或其他，他都全部拒绝。后来有个患者在家宰了羊，把肉送到他的家门口，患者就是为了说明我不是为了塞红包，只是为了淳朴地表达感谢，他接受了。后来他自己得了胃癌，他做手术的时候，有很多的患者在他的病房门口排队要看他，非常受人尊重。他自己做了胃全部切除手术后，坚持每年去四川大凉山开展医疗扶贫工作多年，近二十年他在本教会讲道，还经常去外地农村服事，至今他已将近八十高龄，仍然被上帝重用。
大概从初中的时候我就很向往将来去做一个医生，我希望将来我的工作能服侍到别人。我从小身体不好，老上医院，我自己体会到，在病痛中的人非常容易接受福音的，然后就想，在我的工作中去把福音带给别人。
我读本科时是2000年，那时刚开始出现医患矛盾的苗头，我的想法很单纯，觉得医生这个职业是很受人尊重的，因为人人需要医生，国家早晚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也知道学医非常辛苦，学制长，责任重，将来收入还不会高。
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或2000年左右，灰色收入开始出现，但基督徒是不能拿灰色收入的，所以相比之下基督徒医生比较清贫。我报志愿时的确有争战，但我觉得那会儿的矛盾还到不了杀医这样的地步，并且经过祷告我还是清楚是上帝的带领，就抱着很理想化的状态去报考志愿。
我本科是在复旦医学院上的，本科毕业后回北京在协和医学院硕博连读，现在是北京一家市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生。在现实的环境里自己常常会觉得挺孤单，我自己无力去改变大环境，比较少的人能真正理解我们的处境，然而上帝又给我们一个医生这样特殊的角色。
在上海读本科时我们有过一个小小的医疗团契。我们从最初四个人开始，然后发展到十几个，有时别人一个经历一个见证就会鼓舞到自己。现在在协和医院也有几个弟兄姊妹，也会有些这样的联系，虽然只有几个人，但我们能这样彼此的支持，胜过现在医生这个行业的困境和试探，也会针对各自工作中发生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彼此代祷，商量该怎么去面对。
西安发起拒收“红包回扣”活动
“红包”和“药品回扣”，困境与挣扎
在不了解医生实际情况的患者眼里，医生是高收入群体。患者为疾病付出高昂的费用，在患者眼里这些钱多数作为医生的收入，其实不然。在国内老百姓说看病贵，主要的费用是花在药物和检查上面，其实医疗的费用是非常便宜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大学念了十年，是博士毕业，现在是主治医生，我的挂号费是一次5块钱，副高是7块钱，正高是9块钱。那就是我们的医疗费用。不管这个患者有多大毛病，他来看我的门诊，他的诊治费不到10块钱，之后他花的钱多数是花在我给他开的药和需要做的检查。
眼科是手术科室，一台白内障手术费用只要一千元左右，但患者最后的费用大概要花七八千，其中五六千都是人工晶体（中档）的费用，还有医院、病房、手术室的费用和一些药费什么的，真正的手术费用就一千元。可见医疗的费用给医生的是非常少的，而国外的医疗费是很高的。
所以说医生的收入并不高，特别是年轻医生的经济压力很大。男生的压力就更大了，挣点钱租个房子吃个饭就不够了，谈何其他。在北京三甲医院住院医生的平均收入也就在每月五六千的水平。我有很多同学纷纷转行了，而且我们一般都算是高学历的，医学硕士博士在公司一般都能拿不错的收入。假如说我们的收入没能对我们的生活有一定保障，人就会落在一个试探里，就会去找别的渠道获得弥补，比如说灰色收入。我自己在试探面前也会有挣扎。
药品回扣部分开始我是坚决不拿的，但在实际操作方面会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假如说大家都拿，假如公司已经把这一部分收入算在药品或耗材的成本里，那我应该怎么去做？开始医药代表会把钱塞到我手里，我就退还给他，但这样弄得双方都很尴尬，因为当大家都拿的时候你不拿，你就成了一个另类；还有，这个钱我不拿，医药代表就自己收了，因为这是从他们药品成本里面出的。
后来我还曾经试图把这个事情推给领导，“你把这个钱给我们主任，主任再分配的话我也会稍微心安理得一点”，但我们主任也不接这个球，他说“找他们个人吧，让他们自己解决这个事”。到最后这个事我不得不自己去面对。我现在的做法是他们给，我会收，但我尽量做到不因为这些收入影响我的医疗行为，并且我会把这笔钱单放，自己不用，用在有需要的病人身上，因为有些患者其实经济上面是很困难的，我就会单独给他们。
对患者塞的红包我是绝对拒绝的。其实，从大学起我所实习的医院，到后来研究生所在医院和工作的地方，我接触的医生没有一个是因为没有拿到红包而区别对待患者的，患者塞红包，很多因为“不放心”，担心没有塞红包就会怎样怎样……其实没有一个医生会希望自己的手术做砸。
我曾认识的一个主任，他每次收到患者的红包，为了让患者及家属手术前能安心，都会把红包先收下，但他会让护士长保管并记录，等手术后患者出院前，这主任会让护士长把红包退还给患者，并且告诉患者他的手术成功与否跟这个红包没有关系，不论怎样医生都会尽力的。当然，最近曝光出来的莆田系医院的事情，也使我大跌眼镜，一些地方医院的医生也会为了经济利益出卖自己的良心，违反职业准则，可以看出中国现在道德没有底线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国内医生的工作压力和工作量是很大的，我们有一句玩笑话：“当医生是赚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因为本身这个行业就是性命攸关的，我们不可能在工作上做到零失误，但只要出现失误，代价就会很大。有的可以挽回，有的是不能挽回的。
每天在三甲医院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要求你不能走神不能出错，国内医生的工作量跟国外医生没法比。国外医生一上午可能看五个病人，但我们一上午可能要看五十个病人，然后又要值夜班、出急诊，经常在超负荷状态下工作。 我们出门诊的时候会尽量不喝水，为的是尽量减少上厕所的次数，为此许多同事都患过泌尿系疾病。
然后就是患者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工作量已经很大了，有时候我一上午几十个号已经挂满了，还有人来诊室加号，有的人会很客气问可不可以加，但有些人就会说：“有什么不能加的啊，不就是多看一个病人吗？”
现在患者对医生的要求都非常高，宽容性很差。每一个操作、每一个治疗他都期待一个完美的结果，对待治疗的并发症及治疗的失败，都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手术前都会跟患者签知情同意书，跟他说手术中间可能会发生什么，之后可能会怎么样，患者和家属都会签得很痛快，多数人在手术前都不再多问什么，但如果并发症出现了，即使他签了字回头他也不认账了。
现在想想我过去的宣教想法是比较理想化的，现实跟理想的差距挺大。虽然看环境和自己里面常有软弱，但还是感谢主，我之所以到现在还能坚持，我想是因为当初选择专业时的祷告、上帝的带领，并且上帝一直用恩手托住了我这软弱的人。我和周围的基督徒，每天在日常的工作里面也在靠主尽力。
靠主加力，爱不可爱的人
我们知道平常的工作不仅是在服侍人，更是在服侍天上的父。当我们尽量用爱心去对待每个患者，多数的患者还是能感受得到你是不是在用真心在对待他。
我一个学姐前一段时间遇到一个医疗纠纷。她给患者做球旁注射治疗甲状腺相关性眼病，这种操作绝大多数是很安全的，但偏偏有一个患者打了针以后一只眼睛的视力丧失了，造成了动脉的栓塞。
这属于医疗意外。我们平时的各种操作是存在医疗意外的，是有概率存在的。虽然很低，但这事让某个患者赶上了，对他来说就是100%。这个患者刚开始是非常不能接受这个状况的，因为他眼睛有疾患所以来看病，但他的视力不至于这么糟，可是接受治疗后突然视力就没有了，这对患者和家属来说打击也很大，来得又很突然。这个患者也会有一些应激的反应，他住院之后也会有一些争执和各种要求，他要求要赔偿，这谁都能理解。
医疗赔偿如果正常来说他要走程序，要有医疗鉴定，要有司法部门的干预，然后医师协会定下来要赔偿多少，可这个病人他不走程序赖着不出院，就说医院这么大，赔我几百万算什么，闹得很厉害。最后医院其他的大夫就觉得他够不讲理了。
学姐她也是一名基督徒，这件事一出，她就把代祷需要发给我，包括她的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为她捏着一把汗，也为她祷告。因为这个就是意外，但是发生了的话只能往前走，看上帝怎么带领。我们也希望出现神迹让这个患者被医治，但是没有。
学姐非常有爱心，她很能理解他们的处境，她也希望他们能得到足够多的赔偿。病人也会骂她，她还是很忍耐，解释完了又再解释。学姐每天都去给一些关怀，然后患者逐渐地感受到，其实医生是跟他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并不是她故意想有这样的结果。学姐在跟他们建立了关系后，还给他们传福音，送了一本圣经给患者，还送了一副老花镜。后来这个患者住了一段时间后，也就接受出院了，愿意走正规程序赔偿。
发生这件事之后，学姐他们科微信群里也纷纷地给她一些鼓励、关怀，而且大家还很惊叹说，为什么你经历这件事这么淡定，她就在那个群里为主作了一个见证，她说：“不是因为我淡定，而是我所信的上帝他给我话说，他所赐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也不是我不害怕，而是真的是祂所给我的平安，让我去面对这个患者，并且让我能够体谅体恤他的处境。”所以，虽说我们现在在比较黑暗的一个大的环境里面，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有学姐这样的见证。
几个月前，我收到一个住院的患者，是个26岁的年轻的男孩子，他患有先天性青光眼，到我们这儿时，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外一只眼睛视力只有0.05。他是推着他妻子来的，他妻子是个脑瘫的女孩子，坐在轮椅上。这个患者是我们主任负责主诊的，我只是负责他的住院等这些辅助工作。
我们主任也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他看到这对夫妻很困难，无论经济还是生活都很困难。这个男孩子如果做手术，因为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要用纱布包起来，那他的老婆就完全没人照顾，我们也了解到他们是摆地摊维持基本的生活，所以给他减免了不少的医疗费用，想减轻一些他们的负担。
结果我去给他们复印身份证时，看到那个女孩子叫什么‘恩惠’，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家里可能是信主的，然后在签手术同意书时，我们有单独谈话的机会，我就问了一句‘家里是信主的吗？’，男孩子说‘是啊’，我说我也是信主的，男孩子就会心地一笑。
上帝实在好爱他的儿女，即使在他人看来你在极大的不幸中，祂仍然用你想不到的方式爱你。我很感恩上帝给我这个机会，不管从哪个方面能够这样去照料他们，治疗过程中，我也为这个男孩子献上许多的祷告，结果上帝施怜悯，那个男孩子的治疗效果最后相当不错。
我们每天面对的患者形形色色，各种性格的都有，有的真的是那种不讲理的，还有招人嫌的。怎样去看待这些患者，这些有需要的人？上帝给我一个眼光，让我看到耶稣，祂也是去服侍那些并不讨人喜欢的人。每天在非常高压的一个状态下工作，我们很难做到微笑服务，这不是凭着自己的爱心能做到的，特别是碰到那种不招人喜欢的人，我常常觉得自己爱心不够，这时就会在心里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求主给我从祂来的爱心去面对这些人。
虽然我常受环境影响，时不时有抱怨或负面的情绪，但每次我都回转到上帝面前去审视自己的工作，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我想做一名医生既然是上帝的带领，是主给我的一个托付，虽然我不能够改变大环境，但求在自己的工作环境里面尽心尽力。上帝给我这样服侍的机会，赐予这样服侍的环境，就是要我去效法耶稣的样式，求祂给我更多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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