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以色列!】历史上中国人对犹太人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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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3年到1941年,上海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欧洲犹太难民,那时,上海成为二战期间拯救欧洲犹太人的“挪亚方舟”。
当时,上海人民也是难民,他们却接受了犹太人的“避难”请求,犹太人也受到中国的特殊礼遇。
当时,欧洲犹太人的处境艰难,他们面对希特勒的屠杀迫害。英、美等国却把他们拒之门外。面临死亡威胁,欧洲犹太人把绝望的目光转向遥远的东方。
但是,那些许多被关过集中营又身无分文的犹太人到达上海后,他们在神的恩典下聚积起巨额财富,并在上海经营“中国维也纳”。
1938年水晶之夜后,纳粹像两头蛇的舌,蝎子的尾尖,他们对犹太人的迫害更猖獗。巨大的黑影,像一块黑云罩着犹太人的心灵,他们为了逃避被抓入集中营,成千上万困顿的犹太人在茫茫的天地大逃亡。
1938年7月6日,在法国召开的国际难民会议上,与会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和新西兰等32国均拒绝接受犹太移民。在许多国家采取袖手旁观时,上海,是世界上唯一对犹太难民不要求签证便可以上岸的港口城市。
前驻奥地利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因其在1938至1940年间,向当时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发放中国签证,而救助了许多犹太人免于纳粹的屠杀。以色列政府于2001年1月23日在位于耶路撒冷赫佐尔山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英文:Yad Vashem)举行仪式,追授何凤山“国际正义人士”(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最高荣誉称号,并在耶路撒冷纪念碑上刻上“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被世人尊称为“中国的舒特拉”的美誉。虽然,何凤山已于1977年去世,但这个意义非凡而迟来的奖项,对于海内外的中国人来说都有特殊的涵义。
当时的上海正值日军占领后的特殊时期,日本占领军、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三方在上海各行其政,使外国人进入上海不需要签证,这给欧洲犹太难民进入中国的机会。
“……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申命记28:25)“抛来抛去”的原文是惊恐、颤栗的意思。
“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申命记28:65-66)
索妮娅·米尔贝格激动地说:“我的父亲挺过了集中营里那段可怕的日子,父母弄到了船票。就这样我母亲怀了孕,9个月后,我在上海出生。……除了一只箱子外,我的父母没有带什么东西。这箱子在法兰克福火车站又被人翻腾了一遍,以便找出值钱的东西。他们只能带一个结婚戒指,我的父亲还有一只手表,这就是他们的家当。但是当他们在上海走下轮船的时候,他们看到了美丽的外滩。旁边耸立着宏伟的高楼,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高楼,一切看起来都非常壮观……码头上停着一辆脏的、发着臭味的载重汽车。我的父母也和其他人一样,来到了遭到严重破坏的败落的虹口区,来到那里所谓的家。他们到了一个大厅,我的母亲说那里有74张双层床,她肯定已经数过。因为她怀孕了,所以人们把楼梯下的一张床给了我父母。以后他们就以此为家。”
索妮娅·米尔贝格忆述的虹口区,对犹太民族而言,提篮桥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地方。犹太民族因纳粹的屠杀而逃奔上海,他们大多逗留在虹口区。因此,提篮桥留下了丰富的犹太历史遗产。
1930年代,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西方等国家都对犹太人关了门,只有上海是个不需签证也能去的地方,大批欧洲犹太人逃难到上海。1937年,日本侵华后,日军曾在靠近提篮桥闹市口的霍山公园附近设立隔离都,限制犹太人行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犹太人的避难纪念碑在公园内落成。近年,一些海外犹太人也前来访问。长阳路上的摩西会堂,也是犹太人活动留下的遗址。
犹太民族,历史悠久,却又饱经创伤,他们散布在世界各地。逃往到上海的犹太人,大部分都留在虹口区。1930年,犹太富翁沙逊在苏州路400号兴建了河滨大楼。1938年,欧洲大批犹太难民涌进上海,沙逊财团便把河滨大楼成为上海犹太难民的接待所,使数百户犹太难民得以入住。河滨大楼留下了犹太难民在上海的足迹,犹太人在虹口区里工作、学习,这些地方也留下了他们活动的足印。
索妮娅·米尔贝格1939年生于虹口。上海是她的父母逃脱法西斯德国统治的惟一机会。她的父亲因为是一名犹太人而遭到逮捕,并被带到达豪集中营。但是他和妻子不久逃往上海。
长阳路62号,是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纪念馆,也是摩西会堂的旧址。舟山路59号则是美国前总统卡特任内财长布卢门撒尔(Michael Blumenthal)从柏林逃难到上海时的住所,住了8年才移民到美国。卢门撒尔住的弄里,整排房子都是俄国犹太人建的红砖建筑,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在中国;现在这名人故居,成了理发店而已。
注: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是中国教会史上一位犹太人出任上海圣公会主教,他创办了上海圣约翰书院(后来发展成大学),并且是第一个把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白话文的学者。
施约瑟生于俄罗斯帝国立陶宛西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852年前往德国Breslau大学求学时,他接触了希伯来基督教(Hebrew Christianity):一个犹太人信耶稣,除了犹太法典(Talmud)外,不用放弃任何犹太的诫命,甚至洗礼前或洗礼后,也不用加入教会。
1864年,施约瑟与Henry Blodget、John Burdon和Joseph Edkins组成了北京翻译委员会,开始把圣经译成官话。他花大半生的心力,钻研中国语言和文化,最后以其传世的官话旧约圣经译本贡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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