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圣经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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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崇拜的上帝就是耶和华
安东尼奥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于1990年成书时就已61岁了，算起来如今应该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四十多年前，他本来是意大利埃米利亚大区的一个小城的法官，后来却放弃了本职工作，来到了耶路撒冷研究哲学和学习希伯来语。在耶路撒冷期间，他又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3年他来到了北京，并开始了他的汉学研究。他把源于犹太人的《圣经》与中国商代的甲骨文以及其它文献作了比较，发现了两种文化中的关于上帝崇拜信仰的相同之处。他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引起了中国学术界极大的兴趣。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为此于1992年9月9日专门召开了一次出版座谈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研研究所、文献中心，北京大学西语系、考古系以及故宫博物院等部门的三十余位权威学者出席。学者们对阿马萨里博士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应该说，东西方的学术传统和思维定势有着很大的区别，但中国的专业学者却能认真地为一个外国的业余写作者召开一次如此高级别的学术讨论会，说明学术研究在当今世界上已愈来愈具有一种开放性的特点。
安东尼奥从对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入手，详细分析了商代人的上帝所具有的属性，并进而认定他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特点的真实性。上帝是大地的四个方向的主宰，当然也统治着来自四个方向的风以及依次而来的四个季节。作为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君主，他还对大地、山川、行星以及人的祖先具有统辖的权力。作为象形的“帝”字本身就是由“上”、“木”和“方”三部分组成的，因而“帝”就是处在森林四方和大地中央的那个树木顶端的最高位置的那个人的名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渔猎、建筑、播种、收获、战事都要通过占卜来获得上帝的号令，而天气、疾病、以及吉凶祸福也都是出自上帝的意志。“‘帝’是似乎是指一个不能确定的、间接的和隐喻的名字，一个具有拟人的形式，无法形容的人，其真实的名字是无法知道的和不可言喻的。”（29页）同希伯来人不同的是，商人有着把崇拜对象予以扩大化的倾向。人们不仅仅把上帝作为神，同时还接受地方神祗和部落神祗，而且还把上帝本身的部分属性单独分出来作为神祗予以膜拜，如帝的使者风神、服务于上帝的地母神、山神、河神以及方向神东帝、西帝、南帝和北帝等，还把死去的祖先奉为神灵。这种趋势最后还导致中国人把上帝同中原地区的种族神——黄帝等同起来。这也许是基于政治上的原因。然而，尽管如此，上帝的至高无上性却从来没有过动摇。
安东尼奥还发现，古希伯来人把他们的上帝称为“SHADDAJ（意为全能之神）”，这一发音与今日广东人“上帝”一词的发音相似，而广东方言正是对汉语古音的保留。因此，中国人的“上帝”与希伯来人的“SHADDAJ”原本就是同一个词汇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同存在方式而已。（51页）
此外，中国古籍《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提到上帝是“和平乐园”或“野禽狞猎园”或“空中花园”的主人，所描述的环境与《圣经》中之伊甸园十分相似，而且，希伯来语中的“伊甸”一词正是快乐、愉悦的意思，如果意译过来就可以称之为“乐园”。（54页）
接着，安东尼奥又对商代人的婚姻、国王继承方式、社会构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这样的设想：中国的早期历史不是神话的源泉，而是一种高尚的宗教精神传统。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虽然具有中国特色，但同西亚的闪米特文化传统相比较又是平行和一致的（闪米特文化的代表就是希伯来人的《圣经》），因此，两种文化应该来源于一个共同的历史源泉。《圣经》的传统在2000年前发展成为基督教，而在中国，这种上帝崇拜传统在商代灭亡之后马上就奇迹般地消失了。因此，重新考察中国早期的宗教文化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本质的、与人类生命密切相关的意义。
尽管商代人的神鬼世界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当今的许多学者则越来越倾向于认定商代的宗教属于一神崇拜的范畴。对此，一位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长驻北京并专事商周文化研究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阿马萨里博士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曾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诚如其所言，商人的上帝掌握着风雨、命运和生命，管理着星辰、白昼和夜晚，它是大地、河流和高山的绝对的主宰，是宇宙的中心，统治着四方、四风和四神，并对祖灵、战争、农事、生死有着绝对的权利。它能发号施令，降灾赐福，惩罚罪恶，虽无人的外形，但具有人格化的特征，它独一无二、全能的神性特征与古希伯来人的上帝雅威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商人的上帝与希伯来人的雅威其实就是同一个神。
汉字是《圣经》的第一章
20多年前，一位叫Ethel. R. Nelson 的美国女病理学家在泰国居住期间无意间读到了一本小册子——《创世纪与汉字》（《Genesis and the Chinese》）,上面提到了汉字字体结构本身所隐藏着的上帝创世传说。此后，她竟对这个课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设法与该书作者C. H. 康教授建立了联系，接着竟又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加入了康教授的研究工作。如今，她与C. H. 康教授合著的《创世纪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Genesis》）以及与Richard E. Broadberry 博士合著的《创世纪与孔夫子不能解释的秘密》（《Genesis and the Mystery Confucius Couldn’t Solve》）因进一步拓宽了圣经考古学的研究空间而引起了海外学术界的关注。
在上述两书中，她举出了上百个汉字为例，以详细而严谨的论述阐明了每一个汉字个体中所隐含着的古老传说。
比如“造”字，由土、口、走三部分组成，甲骨文中常以“口”代人，“造”字即为用土做出的能够行走的人。造字的那个人把嘴当作人身上最重要的符号并用它来代表人并不是因为他把吃饭看作是人的第一大事，而是因为他把语言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上帝就是用语言创造的世界！另外，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会说话而动物不会。 因此，“造”就是对上帝造人工程的直接的记录。
又如“福”字，由礻、一、口和田构成。在甲骨文中，礻就是示字，代表神，口表示人，即一张嘴就是一个人，田方方正正的，当然是指园子。组在一起的意思是：神把一个人放在了一个园子里。显然这个园子就是那众人皆知的伊甸园，而那人便是人类的始祖：亚当。中国人年年过农历的大年都要在家里的各个角落贴上“福”字，很多人在解释这个“福”字的时候都把它同快乐、幸福等词等同起来，但又总觉得不太贴切，却又找不到原由。如此看来，尼尔森等人的解释似乎很有启示性。真正的福并不是那种通常的世俗的欢乐愉快，而是上帝对人类的伟大创造。而“福”字在春节时的特殊用途显示了人对神的创造大能的感激情怀。只不过时间太久远了，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清它的真正意义，人们只是在延续着不知产生于哪一个古老的年代里被确立的风俗。
夏娃经不住魔鬼化身的大蛇的引诱而偷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导致了人类的堕落和原罪的发生，这是发生在《创世纪》中最重要的事件。尼尔森发现，古代中国的象形文字中有许多字都与这一事件有关。如“鬼”字，主要是由田、厶、人三部分构成，田被考证为上帝的伊甸园，厶为神秘之意，则“鬼”字意即伊甸园中那个神秘的人，而这个人正是那个诱使夏娃偷吃禁果的大蛇。大蛇正是魔鬼的化身，它得完成诱骗女人的“伟大使命”。按《创世纪》记载，那个魔鬼在引诱夏娃之前是隐藏在树林中的，所以，把“鬼”字上面加上两个木，再加上一个“广”（覆盖的意思），这便出来了一个魔鬼的“魔”字。不管怎么说，魔就是那鬼，鬼就是那魔，不管是魔还是鬼，都是指那条让人类堕落的大蛇。
“婪”字，由林和女构成，林指树木，意思是女人上了那棵树。上帝本来苦口婆心地告诉亚当、夏娃两人，不能摘那树上的果子。可夏娃在大蛇的诱骗下，还是上了当，失了节，把原罪当成了礼物送给了整个人类。这一切都是因贪婪所致。“束”字是一个“口”加上一个“木”，那是指上帝的告诫，两人不能用他们的口吃那树上的果实。“束”因此被定义为约束之意。“弗”在甲骨文中写作： ，一条大蛇在树上缠绕，同样体现了上帝的告诫：不能。“休”字是一个“人”字加上一个“木”。有一天当夏娃经过那棵生命树的时候，她听到了一个声音，于是她在树旁停了下来（休）。那个声音正是大蛇的声音。
人类的堕落从偷吃果实开始。“始”由女、厶、口组成，指一个女子在偷偷地吃东西，而这正是人类原罪的开始，也意味着人类的困境的出现。而人类的困境正是由被禁止接近的那棵树引起的。“木”字加上一个代表禁止的方框，就是“困”字。人类从此有了死亡，也有了生育之苦和抚育之累，人类的后代也不再顾忌犯罪，亚当的长子就因为妒忌杀害了弟弟，“凶”在古文字中写作“兇”，和“兄”字是通用的，道理正出自这里。后来，上帝对人类十分失望，并决定用洪水毁掉人类，只留下义人挪亚一家。按照上帝的旨意，挪亚一家八人建造了一艘方舟，终于平安渡过了这场灾难。象形字“船”由舟、八、口三部分组成，意为八个人居于舟中。“沿”字由水、八和口组成，指洪水之后只有八人的生命得以延续。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几乎《创世纪》中的所有故事都可以在不同的汉字中找到，在此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如果说希伯来人是利用文字通常意义上的符号功能忠实地
35 43809 35 15600 0 0 2021 0 0:00:21 0:00:07 0:00:14 3392
35 43809 35 15600 0 0 1867 0 0:00:23 0:00:08 0:00:15 3339录了上帝创世传说，那么，中国人的祖先则是把创世传说隐含在每一个具体的象形文字之中，并为世人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
中国人迷失了上帝
中国人也有原罪意识
也许自夏娃偷吃禁果的一刹那起，人神关系便呈现出一种断裂状态。商人祭神仪式的盛大与热烈是人类历史上其它民族所无法与之相比的。那忘却羞耻的裸舞、那在酣畅的酒醉中与神的沟通、那在浓烟烈火中渐化为灰烬的的牛羊、那血祭的辉煌与惨烈、那依次摆放的沉重恢宏的青铜彝器，这一切都似乎表明了商人欲修复人神关系的迫切愿望。然而，上帝仍然是上帝，人还是人，神人两相隔绝的局面并未因此改变。更有甚之，上帝不仅连永久统治天下的特权都没有给予商人，而且在商亡后仅仅几百年的时间里就迅速地退出了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以至于多年以后当上帝信仰随西方传教士回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竟把上帝当成了纯粹西方人的神祗。
发生于商周时代的信仰巨变是极其突然也是令人费解的。清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敏锐地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虽然商人的上帝同希伯来人的上帝都具有同样的至高无上性，但令人无法忽略的是，表现在人神关系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导致上帝后来在中国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希伯来民族的人神关系是直接的，人可以直接向神祷告，并且可以亲耳聆听上帝的话语。而在殷商时代的中国人那儿，人神关系却是间接的。商人的世界是一个极为庞杂的系统，上帝不仅主宰着天地自然、人间祸福，还统辖着一个由祖先诸神和自然界诸神以及使者组成的帝廷。商王若对帝有所祈求，从不直接祭祀于上帝，而往往以帝廷为祭祀的媒介。他要向自己的先祖祈祷，先祖“宾”于上帝，再转达人王之所求。（在卜辞中，先祖或其它自然神谒见上帝称为“宾”。）在商人的观念里，去世的祖先将直接到达神界，与神处于同一界域之中，人间、神界虽两相隔离，但人凭其与祖先的血缘连接再通过一定的巫觋仪式就可以实现与至上神的交通。这就好比我们今天的人有求于某行政长官，因碍于情面、底气不足等原因就委托一位既与自己熟悉同时又与这位长官关系密切的人帮助自己疏通一样。商人在人神关系上的这种处事方式为以后泛滥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世俗关系学播下了一颗功利的种子。
在已经发现了宇宙至高神的前提之下，商人却仍然保留了原始意义上的祖宗魂灵崇拜和自然诸神崇拜，这的确令人大惑不解。显然，殷商时代的中国先祖远远缺乏一种对人类自身的信心，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与至上神直接交谈。那么，当时的中国人仍深陷于原罪意识之中而不能自拔就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是什么使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直接宾于上帝？是什么使他们倾其所有甚至牺牲人类自身的生命近乎疯狂地来朝拜上帝？是什么使他们不厌其烦地去讨好那些原始的鬼魂神灵，借助于他们在上帝面前所进的吉言为人类自身讨回一点平安？这让我们更有理由肯定原罪意识在古代中国的存在。商周之际的信仰巨变的标志之一也许正包括原罪意识的存在与丧失。周代建立之后，人开始变得自大起来，这同商代的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如今日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商周文献中竟无法找到任何有关宇宙起源神话的踪影。那是因为我们深浸于原罪意识中的先祖耻于谈及此事，所以只把那些创世故事隐藏在每个具体的象形文字之中。因而，他们只能用疯狂的裸舞来表达他们对夏娃偷食禁果之前的那个不以裸露为耻的童真时期的向往和怀念，只能用大量的玉液琼浆来取悦于神，同时也让自己在迷醉中渲泻内心的忏悔与痛楚。青铜器皿上不止一次地出现了猛兽食人的形象，不能不看出人对人自身的憎恨。遍布于青铜礼器上的饕餮、龙夔等纹饰深刻地表达了先祖那种被神抛弃的痛苦和灵魂中的动荡与不安。那个在史书中被万世唾骂其实一直在为商族的命运忧心如焚的纣王在兵败后登上鹿台，衣其宝玉衣，从容赴火而死。玉是商人祭帝的最精美的礼品，而人牲又是他们给予上帝的至尊奉献，玉器环身以焚几乎就是人对上帝的最崇高的礼祭。纣王把自己当成了整个商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人祭的牺牲，这是怎样的疼痛与隐忍！
人对人类自身的信心只能来源于上帝。希伯来人在穿越两千年的等待中终于迎来了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并在他的伟大救赎中恢复了人的自信。而在基督降临一千年前的东方，信心的丧失和对人类命运的强烈失望使人走向了事物发展的另一极。中国先祖很快由极端的缺乏自信走向了极端的自高自大，由被神抛弃走上了主动抛弃神的路途。
这也许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文化早熟，但绝不是神所期望的早熟。这种早熟为儒家文化——一种虚假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
在苦难面前
上帝给予中国人的苦难意识并不比给予希伯来人的要少。因而，在无法逃脱的苦难体验方面，中国人的商代祖先与古希伯来人都遇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对上帝公义性的疑虑和困惑。《旧约·约伯记》集中体现了希伯来人所面对的这种业果报应法则的无效性问题。恶人为什么长寿多福，善人为什么屡遭磨难？约伯为人正直，敬畏上帝，从不做犯恶之事，却在一天之内连遭无妄之灾，家破人亡。然而，希伯来人也正是从约伯的故事中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信仰中的上帝绝不仅仅是惩恶赏善的简单运作者，苦难也是上帝予以人的恩赐，只有在苦难之中才会有神与人的同在，也只有苦难才会让人对上帝由伦理的理解转向悲剧的理解。而中国人的祖先却越来越忍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对上帝一味的虔诚得到的仍然是灾祸和痛苦。与希伯来人不同的是，由于信心的弱小以及人类罪恶的过分沉湎，同时也由于在人神交通上对媒介神祗的依赖，中国人未能与神建立起直接的对话关系，因而也就永远不能像希伯来人那样见到在旋风中显现的上帝。这样，中国人便无法从业果报应观中走出，甚至对神由不信任走向公然的抗争。《史记》载殷王武乙曾作一偶人，称之为天神，与之搏斗。又曾作革囊盛血，仰而射之，称之为射天。这段史实本身已经透露出了强烈的功利色彩。另外，商代人的罪恶意识带有浓厚的集体归罪特征，而《约伯记》的故事体现了希伯来人最终完成了群体信仰向个体信仰的转变，也使神人关系更趋直接性与个别性。无辜受罪使约伯生发了与上帝直接对话的企盼，反映了希伯来人欲求上帝对个人的无限远隔转变为对个人的在场。而在商代中国人那儿，不仅人是一个群体，就连神也是一个群体，因此，在这种情形下，个体信仰在中国的最终确立就成了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了。这样，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也只剩下了一条路可走，即现实的功利的道路。
商亡周立。在西周，“天”的观念被正式确立。周人奉殷人的上帝为至上神，并且还把在商代“无定所”的上帝给放到了“天”上。尽管周代的统治阶层仍沿用旧习向上帝献祭，但承继商人的信仰习俗只是对民众有所交待，而他们的骨子里已不再信仰上帝了。在他们看来，殷商对上帝的崇拜是如此虔诚，却仍然无法逃脱覆亡的命运，这使周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于行政上利用神权进行统治，在观念上则轻天重人，强调人在世界上的主宰力量。由于周人将上帝与殷商子姓的关系切断，神的世界与祖先的世界从此成为两个世界，周人的祖先不再象商人祖先那样仅仅充当次神的角色，而代替上帝成为人间的真正主宰。这就意味着连接人与神之间的唯一的最后的纽带也已不复存在了，中国文化于是毅然决然地告别了神话时代，开始了他们的历史化和伦理化进程。及至西周末期以降，天道愈衰，人道愈盛。与以往相比，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信和乐观，人定胜天的说法也在此后出现。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宇宙主宰的上帝已被人们彻底遗失了。而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天显然已成为有关神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中国人来说，天是如此的遥远，是如此的无法企及。仅仅几百年间，从上帝到天，中国人的上帝已悄然完成了由人格神向非人格神——“天”的转换，中国人迷失了上帝。
中国不是没有上帝，而是迷失了上帝。今天的中国是寻找上帝的时候了。有人说，若大一本圣经，几乎没有中国的记载。事实上不是这样，圣经中许多地方予中国相关并预言一个伟大的民族。
东方博士很可能有中国人在
马太福音2：2-12记载这样的事件: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阿，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马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过去，圣经学者认为这几个东方博士来自于波斯，但是最近研究却认为，东方博士应该来自中国，理由有三：一是中国正是巴勒斯坦的东方；二是当时在世界上中国的占星术是最发达的。三、只有中国才出产所有三样礼物。如下是一些研究佐证：
耶稣降生后，东方有几个博士，万里迢迢前来朝拜，这几位博士，并非现今修得Ph. D. 学位的博士，英文译作“智者”（Wise Men），希腊人之意，相当于“异象学家”（Astrologer），他们在东方看见了“犹太人之王”的星，特来到耶路撒冷拜他。这几个博士，一共几人？来自何邦？圣经没有更多的启示，照说我们不能臆测，但据原文，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中，“东方”一词出现了三次：在第1节的“东方”，原文是Anatolon，复数，表示：“地理上的处所”，译作“东方”是正确的﹔但在第2节和第9节里的“东方”，原文均作Anatolee，单数，表示：“一日中的时间”，应改译作“清晨”更符原意（参考路加福音1：78节的“清晨”，即同一词）。依此，则第2节应作：“我们在清晨看见他的星”，第9节应作：“在清晨所看见的那星”。倘能接受这种译法，那我们就可以有个“大胆的假设”：
长安与伯利恒之间，有五小时的时差，耶稣是午夜降生于伯利恒，正值长安清晨五时左右，所以，有很大可能显示这几位东方博士中，至少有一位是来自中国的。因为当时中国文化，日正中天，发明了罗盘针，开辟了丝路（Silk Road）建立了由东往西的商业孔道（即由今之河西走廊经新疆、近东、及东欧各国，全部行程可能经年累月），尤其是星算学特别发达，如光禄大夫、太常博士刘向，着有洪范五行传，以阴阳灾异、星象晦明，推论时政得失，雅为士林所推重，西汉朝并设有“博士弟子”，专业训练星象学者，即由刘向主其事。刘向卒于主前四年（西汉哀帝建平三年），其实大约即在主耶稣降生之年（如所周知，主前纪元计算有误，可能迟误四至六年），故如假设刘向（或经其训练之博士弟子）为东方博士的一员，不能说全无根据。况且在刘向时代，盛传有“景星庆云”之说，所谓“景星”，以现代语言来说，便是“王者之星”，可能正与经文所示“东方之星”，暗相相合。
在马太福音第二章，还有一个旁证，足以显示，这批东方博士，必从遥远东方，千山万水，跋涉经年累月，才到达目的地，因在第16节，希律怒杀伯利恒四境男孩，旨在斩尽杀绝，“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为甚么指定“两岁以里”呢？因为是“照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可见东方博士们到达伯利恒时，距耶稣降生已有相当年日，他们是在“房子里”（不是在“马槽里”），“拜那小孩子”（不是“婴孩”）（参马太福音2：11），不是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参路加福音2：7）。从时间和空间的对证，均足以支持“东方博士中很可能有中国人在”的论据。
“看那，……，他们从秦国来”
在今日的地球大家庭中，每五个人中间至小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在这个地球村中印行最多使用最广的一本共同的指南是《圣经》。《圣经》中对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只字未提，似乎很难令人确信它是一部全人类的共同的经典。那么，《圣经》中究竟有没有提到中国呢？
一九四七年在考古学上发生了一种了不起的大事。一群放羊娃在寻找迷失的羊时发现了一个山洞。当他用石头向洞里扔掷时听到了有陶器破碎的声音。结果走进去发现了七卷古旧的皮卷。这个偶然发现到１９４８年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有趣的是，这些古卷中竟有一些汉字文物。
《以赛亚书》49：12预言：“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中文《圣经》的翻译者们正确地将希伯来原文SINIM译成了秦。最负权威的英文雅各王版《圣经》将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译为“FROMTHE LAND OF SINIM”没有对SINIM进行翻译。若译成中文就是“从秦国来”。 SINIM是希伯来文的音译词，是现代SINOLOGY(汉学)等词的字根。希伯来字母无英文CH，即汉语拼音的Ｑ音，故只得用Ｓ代替。英文的CHINA来自法语的CHINA，因中古世纪的文化复兴是法国领头的。法语SIN的发音为SANG，故为了保持拉丁文SINIM的原音，CHINA的法语读音是英语的SHEEN，但英国人对CHINE的读音，自然便成了现代的CHINA。
我们上面引证的历史学家们的考证，外国人对中国的称谓都起于建国于公元前２２１年的秦王朝。而秦王朝的出现，是在以赛亚先知之后五百年之后的事。
在以赛亚作先知的时代(公元前720－前681年)，中国正处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56年)，周朝为正宗的中国王室。当时的秦国仅为数百诸侯国之一，不足以代表中国。而且当时周室已将其都府向东迁移，已不在秦地了。以赛亚若是要指当时的中国，应当说东周或直接说中国才对。
中国当时可能已经与西方开始通商。当时的秦地是“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其地位就好比对外开放后的广州一样。以数百诸侯国之一的秦国来代表整个中国之不合适，就好比以今天的“广州”来代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不合适。可是，上帝为什么要感动以赛亚先知从数百诸侯国之中单选出一个秦国呢？据司马迁所著《史记》《秦本纪第五》所载，秦的先祖中有一位名叫大费者，辅大禹平水有功，受帝舜赐妻，“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翳。舜赐姓赢氏。”其后人中有一名叫做“非子”的，“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有人将此事上告于周孝王(公元前908年－前894年)，于是孝王召非子为其牧马及畜，马壮畜多。孝王大悦，“分土为附庸。”以秦为地，使其续赢氏祀，号曰秦赢。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平王(公元前７７０－前７１９年)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
可见秦受封于舜，孝王时为周室附庸，直到公元前770年，才得封为诸侯，始称为秦国。襄公在位期间，秦国兴旺，位跻十四大诸侯之列。
后经过五百多年的盛衰变迁，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力败六国，成就了秦国一统天下的霸业。这时的秦才能作为中国的代表。
简单来说，以赛亚的上帝，在秦国还只是初封诸侯立国之初就似乎已经看到了秦国在今后的五百四十年间，将从数百诸侯国之一，在五百年间不仅不会消亡，而且要一举登上帝国霸主的地位。这个预见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五百年间，当初与秦同存的数百诸侯最终只剩下六个，而这六个诸侯国最终也被秦所灭。如果秦国也在这五百年间消亡了，那么，我们今天在读《圣经》中的这段经文中，可能根本就弄不清，这里的SINIM究竟是指什么。然而，圣经中的上帝不仅看到了秦国的日益强大，而且似乎还看到了它将选用“秦”作为新的帝国国名。而且，世界各国从秦王朝直到如今，也将用秦来称呼中国。我们前面提过，英文中的CHINA，印度人所说的“支那”等，就是明证。
有些现代译本认为这里的SINIM是指SYNEN (ASWAN，阿斯旺)，埃及的一个小城市名。细读研究以赛亚的预言，能够自然地排除这种“现代神学家”们背离圣经本意的“高见”。 圣经上（《以赛亚书》49：6）谈到“秦国”之前说：“现在他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上帝宣告他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命，并不限于犹太国以及犹太殖民地，如阿斯旺；而是包括整个以色列国之外的外邦人，历来占世界人口比重最大的中国人，也在基督的使命之中。
中国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我们的祖先究竟是谁？”初中教科书的权威教育是，分布在中国的现代人是由生活在4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进化而来。这个说法的理论依据是人类的多地区起源说，认为在欧、亚、非的现代人都是由当地的猿人进化而来。
可是现代生物科技的研究不支持这种说法。一项由IBM赞助，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主办的“人类迁徙遗传地理图谱计划”研究表明，人类来自同一祖先，世界上所有的现代人，无论是亚洲人、美洲人、欧洲人，都是由东非直立人进化而来。他们在5万-10万年前，开始向世界各地扩散。从DNA开始，关于人类的研究渐渐超出了文化的层面，人们学习着从自己体内寻找丢失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末，人类学中诞生出一个分支——分子人类学，它自诞生起就显示出惊世骇俗的力量，不仅让“非洲起源说”的面目变得清晰可信，分子人类学家甚至凭借它找到了非洲的亚当和夏娃。1987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瑞贝卡·坎恩破译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的线粒体DNA，发现现代女性的线粒体DNA都来自一位妇女，她大约生活在15万年前的非洲。线粒体存在于细胞质里，是细胞的“能量工厂”，它们包含少量遗传物质——DNA每个人的线粒体都来自母亲，因此线粒体是从母系遗传的角度研究人类进化的重要工具，就像Y染色体是研究父系遗传的工具。随后，分子人类学家再次成功破译了男性遗传密码的Y染色体。通过研究，他们得出结论，现代男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父亲，他生活的年代也应该在大约15万年前的东部非洲。“DNA中的遗传密码让亚当、夏娃离开了神话世界，变成了有血有肉的非洲人。
那么，在圣经里，谁是中国真正的祖先？
根据圣经记载，因人类罪恶滔天，道德非常败坏，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有些人估计是公元前2350年左右)，上帝发动了一次四十天大雨的大洪水，淹没整个地球，只留下挪亚一家人。挪亚的后裔后来因造巴别塔，被上帝变乱他们的口音，将他们分散，成为各国的祖先(中国历史的第一个朝代-夏朝是在大约公元前21世纪出现，即挪亚洪水之后)。在中国四川居住了约3000年，拥有一千九百万人口的诺苏族有一个传说，有一条船在洪水泛滥，摧毁大地后停在山顶上。造船的人有三个儿子，后来就繁衍全地。这个传说与圣经记载完全相同。
最近，一些学者研究认为：三星堆文明属于古犹太文明，中华文明实际上是一种“转载”文明，它的真正源头在中东。来到中国的以色列人主要构成了中国的夏、商、周文化，中国文明脱胎于红海文明，而古犹太人是中国人的祖先。
学者们对夏商周三代做出了初步判断，而且对黄帝的身份也做了推测，她认为雅各的儿子约瑟(Joseph)很可能就是中国的黄帝原形。中国神话或者历史中，黄帝姓“姬”，与“Joseph”第一个字母发音相同。最后一个证据是，黄帝传说生年为111岁，《圣经》记载约瑟在世时间则是110年，1岁之差很可能为虚岁、实岁计算误差。目前在埃及发现的约瑟全身古雕像完全为一黄种人形象，它可以部分解释人种问题。
学者们做出“中国文明脱胎于红海文明”的猜想，除了考古证据、风俗信仰等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历史证据。而正是依据这个历史证据，学者们才认为中国人很有可能跟现在的犹太人同源：“从文明的发展时间上看，两河流域比我们早1万多年，这就不能排除我们的文明是别人文明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假设。”学者们把这一点称为“文明子宫”与“宫外孕”，理论体系是：全球文明主要发源于今天的北非、阿拉伯半岛以及两河流域，实际上就是俗称的“中东及其附近地区”。学者们把该地域比喻为“文明的子宫”，而处于东方的中华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宫外孕”。
最富有挑战性的是学者们对欧洲文明起源的解释：遵循人类原始的同样崇拜原则，早期的欧洲文明应该次于东方文明，在原始阶段只有那些次优秀者或获罪者才被指定向西，即太阳落山的方向迁徙。因此在学者们的人类发展的文化序列中，有两支文明存在，一是向着东方，即经过中国，最终到达美洲；另一支经过意大利到达西北欧。这个观点一定会让几个世纪以来西方那些欧洲文化优越论者感到难堪。学者们认为，人类最早的自然迁徙总是向着东方，其根本动力就是原始的太阳崇拜。起源于中东的人类文明不停地向着东方太阳的方向一路走去，而文明则随着迁徙播撒了一圈。具体到中国文明，学者们是这样分析的：在所罗门时代，他一共娶了4个妻子、生了12个儿子，其中一个叫“犹大”的儿子就是今天犹太人的祖先,但是其余10个儿子却离奇失踪。所以今天的犹太人不能作为古代以色列人的整体代表来看待，其他10个支系中完全有可能有黄种人。
耐人寻味的是，学者们关于三星堆属于古犹太人的猜想，也呼应了此前美国历史学家沃尔夫的一个观点。1969年沃尔夫在考证完阿富汗与印度的一些古犹太人遗址后就推测在史学上曾经被认为消失了的一批古犹太人很可能去了中国。
而另外一些关于萨满教的研究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学者们的假说。萨满教是人类产生文字之前就存在的原始宗教，新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它在东北亚的传播路线与学者们猜想的文明传播通道也暗相符合，特别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是中东文明与美洲之间的惟一“中转地”，并途经东北亚的白令海峡进入美洲。
猜想一：庶出的亚伯拉罕与中国夏朝的神秘渊源
《圣经》上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
这里的“东方”是哪里呢？不象是回到美索不达米亚，看情形他们根本回不去那里，当初亚伯拉罕就是从那里被赶出来的。那么他们是到印度半岛去了吗？或者是到更远的东方中国了吗？一般认为亚伯拉罕时期距今4000年前左右，这个时期也是中国的夏朝开端。
学者们分析，夏甲就是埃及人，而且儿子以实玛利又娶了一个母亲娘家的人，埃及人；并且作为一个王子，以实玛利所娶肯定为一埃及公主，所以这个埃及公主对于文化的影响会和闪族文化同样明显。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怀疑“夏甲”本人就不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小妾，而是一个具有很高身份的埃及人，从后面的一些论述中我们知道《圣经》可能习惯于把许多显赫的人们描述为身份卑微的人，甚至会把法老说成是普通人。
一旦证实这个家族就是中国夏人，一旦证实羌族人就是夏后人，那么就可以说：以羌族为代表的许多中国人继承了浓厚的埃及文化血脉。也无怪乎长江流域的马王堆会出土具有明显的埃及文化特征(见《三星堆文化大猜想》中“帛画”一节)，这不仅包括文化符号，也包括先进的尸体防腐技术以及高超的纺织工艺
.猜想二：“简狄”、“以扫”及“中国”名称的联系
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兄弟雅各。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于是以扫住在西珥山(Seir)里，以扫就是以东(Esau is Edom)。
学者们猜想此“西珥山(Seir)”所指就是中国。“以扫居住在Seir山”。Seir和中国会有什么联系呢？有人说古希腊和古罗马称呼中国seres或serice，意为“产丝绸的地方”，“Seric”是形容词态表示“中国人的”或者“中国的”。他们在词根上看如此接近。同时，Seir还有一个异体字Seer，而它竟然是印度一带的度量单位。同时它恰好也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单位：一个seir等于2磅，同时也约等于一公升液量，1 seir = 1斗(中国周朝)！同时，这个词汇还可以是一种印度的“鱼类”和“占卜”等意思。
猜想三：雅各预言，东方的周朝与以色列有什么关系
《圣经》49:1 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但必判断他的民，作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虺，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 以色列的儿子“但”的图腾就是“龙”。而我们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以色列的“但家族”建立了中国的周朝，这个结论应该并不出人意外。“周公旦”的“旦”学者们认为是姓氏，不是名字。不过“但家族”建立中国周朝的根据确实不算多，主要为：第一，周朝的建立者之一名字叫“旦”；第二，以色列“但家族”出现的时间与周人出现的时间基本吻合；第三，“但家族”被赋予实质上的“龙”图腾，今天的中国人普遍被认为是“龙的后人”；第四，“但家族”明显在中东受到排挤，在后面我们将看到但家族几乎是分封中最少的一个家族，可判断为他们家族的主干离开中东而外迁于某个殖民地。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段渝教授告诉记者，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也有学者对三星堆文明做过类比研究，结果发现“三星堆文明跟苏美尔文明(两河流域南部)有相似的地方”，但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证据，“当然，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很多新的学说刚出来时，不可避免地会遭到质疑和批评，但只要遵循了科学的发展观，能够挖掘到充分的历史证据，就能够重新改写历史。”
圣经上(创世纪17：6、20)里上帝曾应许亚伯拉罕：“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有中国人口之多？看来，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中国将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团队。
即使中国人在血统上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上（加拉 太 书3：7）也有应许：“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14亿人口归信上帝，也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上帝爱中国
怎样知道上帝爱中国？中国5000年历史中，上帝一直都在关怀中国。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人世，为了拯救人类，但是，由于人类的自私和犯罪，拒绝了耶稣基督作为自己的救主。在旧约圣经约拿书中，上帝派先知约拿到尼尼微城叫他们悔改，尼尼微人悔改了，上帝宽恕了他们。但是三百年后，尼尼微城里的人有开始堕落，于是上帝就毁了这个城市。中国人近二千年都没有悔改，上帝对中国是多么仁慈。
——第一次没有悔改：景教在中国
基督教第一次传入中国是在唐朝，当时叫景教。景教在中国只有二百余年，为什么？当权者心硬，没有认罪悔改！当时的景教在中国不准讲罪性，传教士只能逢迎王室，依附权贵，讨人喜悦，得以建许多教堂，但是缺少真正的信仰，最后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在佛道斗争中,武宗下令灭佛，祸及景教，景教徒被驱散，景教在中国内地渐趋灭绝。
——第二次没有悔改：康熙最后拒绝基督
有人说，康熙皇帝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这种说法是偏颇的。虽然康熙皇帝是清朝最好的一个皇帝，从康熙皇帝所作的诗词中看出，康熙皇帝对基督文化有所了解：
《基督死》
功成十架血半溪, 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列四衙半夜路, 徒方叁背两番鸡。
五千鞭挞寸肤裂, 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恸八垓惊九品, 七言一毕万灵啼。
康熙接受天主教信仰的心意在他的另一首诗生命之宝里，似乎得到更为明确的印证:
天上宝日月星辰，地上宝五谷金银。
国需宝正直忠臣，家需宝孝子贤孙。
黄金白玉非为宝，祇有生命一世闲。
百岁三万六千日，若无生命最可怜。
来时胡涂去时亡，空度人间梦一场。
口中吃尽百和味，身上穿成朝服衣。
五湖四海为上客，如何落在帝王家。
世间最大为生死，白玉黄金也枉然。
淡饭清粥充一饥，锦衣那着几千年。
天门久为初人开，福路全是圣子通。
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份得永生。
从这首诗的最后四句中，我们看到康熙皇帝确实有接受基督为救主的心愿。但由于圣经反对拜偶像，而康熙坚持认为应该尊重中国的风俗，由于礼仪之争导致到康熙皇帝最终没有选择天主教，最后把这些传教士赶回去。这样的结果究竟是罗马教廷对中国传统礼仪的态度所造成的呢，还是康熙自身的内心状况所造成的?学者们认为是后者，因为他无论对天主教信仰有多少宽容，有多少期待，对圣经和天主教教义有多少了解，他仍然是一位深受儒道两大传统影响，并以之为中华文化的“正统”的封建君主。当西方宗教文化伤害到这个所谓的“道统”时，他仍然毫不犹豫他选择本国的宗教文化传统，而放弃外来的所谓“道德文明”。
——第三次没有悔改：太平天国变了味
名落孙山的洪秀全回家得了一场大病，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此后，从一本《劝世良言》的书认识基督信仰，并创立拜上帝会。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年）于金田村起义，有众万人，不二月占据永安，拥洪氏为天王，不久攻陷湖南，水陆并进，不到八个月功夫，居然攻进南京，并建立太平天国，信徒有七千多万人。但是为什么太平天国仅仅短短十三年后就被镇压？难道是上帝的无能？太平天国是不是真正的基督教运动，曾经拒绝他洗礼又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美国牧师罗孝全著的《洪秀全革命真相》认为，是一群强盗借助上帝之名攻打另一群强盗，打完胜仗的目的不过为了分赃和享乐。也有观点认为，西方国家吹毛求疵，最后不仅不同情反而围剿，这是历史的遗憾。我们无法评价哪一种观点的对错， 但是从洪秀全在南京11年腐化生活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在天平天国统治者的心灵深处，依然是中国人享受君王之命的心态，企图通过宗教手段实现自己过上君王的富贵生活，在内心的深处并没有真正的悔改。
——第四次没有悔改：中国人拒绝孙中山
如果说，基督信仰没有在中国得到普及，是因为最高首脑的从根本上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原因，那么，上帝又给中国人一个恩赐，给中国人赐给一位基督徒总统。我们知道，国父孙中山是一位基督徒，基督教伴随孙中山走过了一生 ，十八岁时受洗为基督徒，从1897年至1892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和香港所受十四年学校教育中，除中央书院外，均属于教会主办的学校，充满宗教色彩。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就读时除了正常的功课外，还积极地参加各种宗教的聚会和课程，唱诗班，早晚在学校教堂的祈祝祝祷，星期日在圣安得烈教堂（St. Andrew’s Cathedral）的礼拜，他都参加。 1896年10月10日伦敦蒙难时，孙中山走投无路，万念俱灰的情况下，“一意祈祷，聊以自慰”。“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析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在，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终于奇迹的获得了拯救。他深感这是上帝施恩的结果。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在美国。有一次会见牧师卢祺沃博士之父亲，主人欲为这位革命领袖设宴庆祝，孙中山谦辞再三，说不必盛宴铺张，只需吃一碗面即可，并首先祈祷，“向神感恩”，说“革命之成功，乃在仰赖上帝之恩助”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回国，众望所归地被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在北京基督教欢迎会上，念念不忘教会之功。他说：“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 他在法教堂欢迎会上也指出：“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阙，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矣。” 直到病危，他还深情地强调：“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 晚年，孙中山十分重视“心理建设”，提出了“人格救国”的口号，主张进行“心理上的革命”，强调提高人格，进行自我的道德锻炼和培养，所谓“心理上的革命”，就是要通过刻苦的磨炼，“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情，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情，都一概革除。” 他把高尚的情操，“顶好的人格”看成是“人类天职”。认为人类进步的极点，在于不断进行人格的自我完善，使人格洗炼到神圣地步。强调“欲成人格，必当消灭兽性，发生神性，那么才算是人类进化到了极点。” 其次，孙中山从基督教“上帝就是爱”出发，提出了“仁爱是革命道德的基础”。他认为在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应坚持“互助的原则”。在他看来，“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仁义道德者，互助之用也” 。他歌颂尧、舜、禹、汤、文、武的所谓“仁民爱物”、“爱民若子”是“仁慈的好道德” 。他认为外国固有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精神” 。这里所说的仁爱，就是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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