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国运！南党·北帝·西匪·东商·中共产，有道理

清末民初的中国成了一个主义杂货铺。1912年，随着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持续二百七十六年的清朝国祚终于划上了休止符，为早已经硝烟弥漫的破碎山河抽走了最后一丝权力依托。天经地义的皇权一朝变成人人唾弃的对象固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之一，然而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究竟何去何从呢？

时局图

逐鹿中原的各个势力各有各的算盘。自古以来，庙堂与江湖便是支配着中国社会的两系统，在历朝历代的更迭中，相生相克、互相牵制。然而，传统意义上的“二十五史”收录到《清史稿》就已经完结，清逊帝溥仪退位之后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皇帝接替他的位置，庙堂体系到此已濒临崩溃。于是，江湖上的“侠”之道在秦王扫六合之后，终于重新主导了中国这个阔别了两千余年的舞台，成为改写中国历史的主要力量——有人落草为寇，有人窃国者候，有人结党摄政，有人分疆裂土，在刀光剑影枪炮轰鸣中推行着自己的信仰或是迷信。民族主义。安那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议会共和制。君主立宪制。总统共和制。一连串欧风美雨被各种军阀党魁大盗演绎到极致，在中华文明的中心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制度蒸汽朋克”， 33 44828 33 14939 0 0 1005 0 0:00:44 0:00:14 0:00:30 2952后又将这一番轰轰烈烈尽束于马克思主义手中。从政治经济角度来看，这是中国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从文化艺术角度来看，这又是中国最璀璨、最炫目的时期。各路近代掌门摆弄十八般武艺，上演起二十世纪的武林争霸赛，一时间西风惨烈，洪波涌起。

而此间的山河国运，将由这一次又一次的华山论剑决定。

南党：“大炮国父”孙中山

在孙中山时代，国民党还称不上一个党，只能算一个帮会。

1894年，学医出身的孙文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目标。彼时，孙文尚未学会“革命”一词，他只说“作反”。在海外，“作反”一词让华侨们掩耳掉头；在国内，“合众政府”的理想又被视为毒蛇猛兽，兴中会只能凭借桃园义气、瓦岗威风的江湖势力，才能在乱世中挣得一点点可怜的生存空间。最初，兴中会成员几乎个个是天地会红花亭的座上客，其中不乏歃血盟誓的会党分子——可惜金庸的武侠小说只写到韦小宝便戛然而止，否则自清末以降的东亚历史，绝对会是近代武侠的绝好素材。孙文出生于广东，那里是清帝国领土的极南之地，也是中华文化的极远之地。乾隆之后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广州十三行成为唯一进行对外贸易的机构，“天朝国威”唯从此地输出，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万象也唯从此地输入，是以近代江湖势力挟裹着西方政治口号崛起于广东，既是命运偶合，也是大势所趋。孙文一生沉浮，终结帝制、开拓革命，建党从政、著书立作，后人称其为“中国近代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亦不算太过誉，然而这一切身后名，却不能掩盖孙文与生俱来的江湖草莽气息，连同兴中会在内的南方所有党会道门，几乎都是由几个冒险家牵头，以此起彼伏的暴动为手段，不断变换着政治口号而一心扩张势力直至问鼎中原。而孙文与兴中会，则是这一股股江湖力量中成就最大而最具代表性的客体。

1903年，兴中会几次暴动或失败或流产，为了争取华侨支持，孙文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加入洪门。也正是借助洪六的资助，孙文得以游历欧美，到处演讲革命。1905年，孙文与黄兴、宋教仁等于日本东京，又在日本军国主义组织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牵引下组建了中国同盟会。同盟会建立伊始，孙文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然而对于“共和主义”的解释，却是“先哲遗业”，上溯“三代之治”。同盟会盟书、宣言、方略上的日期均以“天运某年某月某日”纪年，而“天运”一词，正是洪门三合会的年号。

会以军兴。同盟会迅速组织了一队革命军，作为起事的资本，然而革命军旗帜式样的选定便引发了同盟会第一次明争暗斗。孙文提出采用青天白日旗，这是兴中会曾经的旗帜，沿用则意味着奉兴中会为正朔；黄兴则要求用“井字旗”，以至于要退出同盟会。旗帜之争只是表象，这些先行者在策划推翻帝制的同时心里怀着对尧舜时代那些古老传说的旧式憧憬才是其内涵。这是一个传统门派的掌门之争，每一个人都沉浸在武林盟主的幻想中，究其精髓，其实并没有所谓共和二字。

孙中山称梅屋先生为贤母

这种江湖帮派的思想几乎贯穿了孙文日后的所有活动，从中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孙文终其一生热衷于暴力革命而非法律手段。宋教仁被刺，他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他发动护国战争；段祺瑞解散国会，他发动护法战争；到二次护法战争时，已是兄弟阋墙，以排斥陈炯明为目的了。共和国教科书认为这是孙文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然而对于孙文本人来说，这也只是个人争雄天下荣辱沉浮的一环而已。

光景不待人，须叟发成丝。1925年，孙文连呼着“和平、奋斗、救中国”在北京溘然长逝。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南京中山陵，其陵墓气势雄伟，远远超过了同在钟山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明孝陵。

也许一切都可以从孙文成立中华革命党时的一番话中找到端倪：

“老实说一句，你们（同志）许多不懂得，见识也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绝不会领导同志 向专制失败的路上走去！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的人，如果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北辙……”

可怜，可叹。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孙文生前号称“孙大炮”，可惜他这个具有豪杰性情与胸襟的党魁，终于只是做了一个以“三民主义”与“五权分立”为招牌的政治迷梦，愈梦愈深，连同他的后人一起，未曾醒来。

北帝：“窃国大帝”袁世凯

对于共和国来说，北京是政府的别称；对于清朝来说，北京是帝王的巢穴；对于中国这个千年帝国来说，北京则是文化与制度两个层面上的龙脉，是华夏万里沃土的灵霄殿，是亿万臣民的紫微垣。

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怀着“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雄心壮志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自此之后北京就一直是中国的皇都。顺治元年，江山易姓，清摄政王多尔衮统清兵入北京城，认为京师“诚万古帝王之都”，毫不犹豫地继承了明朝的衣钵，令顺治帝御皇极门，昭示天下，“定鼎燕京”。然而，1911年，有人对北京的地位提出了挑战，这个人便是孙文。

“南京是民国开基，长此建都，好作永久纪念，不似北京地方，受历代君主的压力，害得毫无生气，此后革放鼎新，当有一番佳境。”

无独有偶，参与过中法谈判、马关谈判的外交家、法学家伍廷芳也曾警告刚刚来北京的美国公使说：

“你抵达那个巍峨的北京城之后，要当心，那儿的空气是沉闷的。那气氛似乎会把人压倒，使他们变得保守。看来没有什么人能抵抗那种力量。”

美国公使后来是否受到了帝都的影响不得而知，然而孙文与伍廷芳这两个同是广东人的南方势力首脑对北京的印象却足以代表大部分南方人的态度：宣统三年南北议和，南方的革命党人同意将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的第一个条件便是，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革命党人的考虑不可谓不细致：作为一个延续了五百四十四年的前朝帝都，北京早已是理所当然的皇权的象征，它承担着向溥天之下、率土之滨推广政教风化的使命，而在清朝的最后一年，皇权体制经过不断自我完善，已经渐臻尽善尽美，这是革命党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南北谈判过程中，革命党人一再强调，这绝不是个人的想法，所有嫉恶于旧日腐败官僚政治的人都会同意定都于南京。

面对如此洪流，袁世凯的态度很简单干脆，那就是：

不可能。

袁世凯不南迁的理由与革命党人所担心的毫无二致。国都乃百年根本，也是北洋军阀权力的核心范围，离北京愈远，他们的权力愈弱，因此决不能轻议变迁。事实上，关于迁都的问题根本算不上是谈判，因为在定都这一问题上，袁世凯既没有妥协的主观意图，也没有妥协的客观必要。南方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北京的官绅还未曾将这个新成立的草根朝堂放在眼中——在清帝逊位前，他们已经谋划拥立袁世凯为大总统，如果南方政府不承认，那索性直接称帝。对于袁世凯来说，是清朝还是民国并不重要，总统与皇帝的称号也没有什么区别，他要的只是九五之尊的权力，于是南方之间的议和，从一开始便失去了成功的可能性。

中华帝国的硬币

与共和国历史教科书所记载的不同，当时的中国人，也并不是那么向往连民国领袖都不一定弄得明白的所谓“民主”的——至少在北京，从寻常百姓到达官贵人，上上下下都散发着一种保守倾向。几乎所有的商店都挂着古色古香的横匾，琉璃厂的古董生意终年兴旺，新建的深宅大院也依然传承着紫禁城的基本结构。1913年，袁世凯先后发布了祀天和祀孔的命令并恢复了卿与大夫的爵位，这让宣统皇帝的“孤臣孽子”们更加怀念一辈子脚下的生活。隆裕太后去世时，袁世凯下令全国降半旗志哀，文武官员丧服二十七天，早已停工的光绪陵墓也开始复工营建。直到次年，一位前清官员写了篇《共和解》劝袁世凯将政权交还给清室，袁世凯不仅没有责备反而请他到北京做参议，这让前清的遗老遗少们不禁喜形于色：也许大总统很快要还政于清了。

这个国家真的更需要一个英明的君主吗？袁世凯心里也拿捏不准，然而舆论却容不得他反思。报纸上倡议复辟、抨击共和的文章汹涌如潮水，国学泰斗杨度甚至亲撰《君宪救国论》为君主制摇旗呐喊。“新约法”公布后总统之权力、继承完全参照皇帝，与此同时，恢复帝制的呼声铺天盖地而来，聚居在各个城市租界的前清遗老弹冠相庆，甚至把昔日的朝衣顶戴拿出来晒太阳。在国内，包括徐世昌在内的一大批封疆大吏支持着帝制；在国外，袁世凯已经得到了日本公使的明确支持。就在1915年，恢复帝制上应天意下顺民心，革命党人的辛苦眼看将在袁世凯还政与溥仪登基的典礼中划上句号。

然而袁世凯自己称帝了。自此，国民对他的道德期许全部落空。自此，袁氏辛苦经营的大局全盘瓦解。八十三天后，“洪宪”皇帝沉疴暴发一病不起，中华帝国就此绝笔。只留下袁世凯临终前示说完的那句话：

“他害了我……”

这个“他”是谁，已不重要。只是此时的中国，反的并不是皇帝，而是没有皇室血统的人僭位称帝，这和东汉董卓逼宫而遭天下诸侯群起而攻之又有什么不同？袁世凯得到了一个当曹操的机会，却等不到传给下一代，终于众叛亲离，忧愤而死。

袁世凯的“戎装”

可是中国，还是那个中国。北京，还是那个北京。从未改变。

西匪：“土豪双雄”阎锡山、冯玉祥

黄土高原上的风，比北京来得还要凝重。

当南方的革命党人举起“三民主义”的大旗时，当北京的总统或是皇帝进行着或真或假的议会选举时，西北依然是土豪、会堂、刀客、恶霸与流氓串合纠结的天下。陕西的军政府几乎全被一个叫“哥老会”的江湖门派控制，地方行政统治乏力，三秦之地帮会林立、教门横行。政府兵匪不分、官贼一体，西北的两大军阀阎锡山和冯玉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阎锡山出身于地主家庭，是泡着《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长大的传统文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阎锡山相机而行，利用太原起义成为了大都督，那一年，在陕西军政府门前飘扬的既不是十八星旗，也不是五色旗，而是“八卦太极旗”。

别小看这个“土包子”， 阎锡山是有两把刷子的

后来有人批评阎锡山参加辛亥革命动机不纯，是伪装革命，其实这声革命在他心目中从来与民主或是推翻帝制无关，他只是借助时势完成自己那一场紫气东来、真人出世的“汤武革命”，如果说，在中国千年的发展史中，辛亥革命可谓标新立异，那在中国的近代革命史中，这场“汤武革命”就显得有些非主流了。

抱着关起门来做皇帝的想法，阎锡山收拢了山西与外界的大门，一心一意建设着他心中的王道乐土。他改造农村的计划以“村村无讼、家家有余”为宗旨，以期实现古代父慈子孝史友弟恭的传统理想。对待工业，他认为“工业应有限制、商业应有限制，土地仅有私种。对待交通，他刻意将山西铁路修成窄轨，导致火车想进进不来，想出出不去。最后，这位实质上的“山西王”提出了自创的“公道主义”，称其为：

“无论何时何地，皆处于对之地位，故能博人人欣喜，处处为人乐于接受。”

在阎锡山看来，这种政治上“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政策会顺利恢复“立地上以承天，承天道以隆人”的传统文化基础。终于，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山西十村九困，十家九穷，一片凋敝。狭窄的铁轨阻隔了先进的思潮与文化，却未能阻隔中原苍茫大地上频繁的战事，阎锡山这种官方的“太平天国”运动终于在动荡中完全破产。

冯玉祥则是典型的农民的儿子。他父亲是乡下的泥瓦匠，后来投身行伍，十二岁就当上了一名大兵。直皖战争后，冯玉祥已成为混成旅旅长，与黑道有着莫大的瓜葛，就在此时，北洋政府任命的陕西督军自杀，冯玉祥借此一跃成为陕西的首领——凭着一个几近荒谬的理由，这位农民的儿子终于有了自己衙门，可以坐在高党之上发号施令了。

而他的所作所为，一点也没有拖“政治暴发户”的后腿。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得以驻足北京，便迅速进入了争权夺利、玩弄权术的角色。

1923年，冯玉祥联合王怀庆，逼走大总统黎元洪，扶持曹锟。1924年，冯玉祥联合张作霖、段祺瑞，掉转枪口再次包围总统府，逼曹锟下台。1925年，冯玉祥联合郭松龄讨伐张作霖，就在大局初定时反戈一击，导致郭松龄夫妇被枪决。1926年，冯玉祥再次计划逼段祺瑞下台，失败后复立曹锟，然而此时的冯玉祥已经有了“倒戈将军”的“美名”，大势已去了。

在这一系列的军阀政变中，冯玉祥豪言壮语及口号足可以编成一本语录。

“我们这次参加战事，完全是为尽我军人保国爱民的天职”！

“发还欠饷，万事好商量。没钱我们就全死在总统面前”！

“讨伐贿选”！“排除军阀专横，实行民主政治”！

“……”

于是乎，在自称了几年“基督将军”之后，冯玉祥留学苏联，加入了国民党，并成就了一项组织关系学奇迹，让其手下几十万军队在半个月之内统统入国民党。共和国建国后，这位倒了八次戈的将军，终于成为共和国教科书中为数不多的国民党正面人物，在历史课考点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冯玉祥盘踞的陕西，终于又成为共产党盘踞的中央，开始了新一轮与政府的对峙，并最终改变了中国政治版图。

冯玉祥还上过《时代周刊》

黄土高原上的风，冷漠依然。从古代史上看，它孕育了一个福祚千年的帝国；从近代史看，它孕育了一个同样中央极权的国家。或许这也是天意，诞生人文初祖的地方，注定不会被海洋文化侵袭，而由它建造出来的体系，无论多么与时代脱节，都注定会在苍茫中原占据一席之地，甚至一统中国。对于山西这个沉默停滞的省份来说，只能诞生出阎锡山与冯玉祥，而不可能诞生出孙文与革命党，因为有些文化上的盔甲，永远不会生锈。

东商：双子财神杜月笙、宋子文

中华帝国洪宪元年，面对相继独立的南方各省，袁世凯忧心忡忡地问张国淦：“你看西南打得倒我吗？”

张国淦的回答一针见血：“时局的关键不在西南，而在东南。”

没错。虽然未来中国的统治者依然遵循的由北向南的统一步伐，但中国的未来却在东南，不仅仅是因为“苏湖熟,天下足”的传统农业分布格局，更是因为东南沿海是海洋文化渗入的前哨基地，是中国迈向世界的第一个台阶。

东部控制中国，不靠刀兵，靠的是经济。

袁世凯当政，其军费依靠的是清朝遗留下来的税费体系；而北伐军得以与各军阀一争长短，则是东部商人用银票堆起来的。据金融家张嘉璈回忆，仅民国十六年四月至十七年六月，国民政府便发行了国库券与公债一亿三千六百万元，均由金融界先行垫款。近代以降，西方的公司与近代经济模式纷纷在这个远东最大的城市上岸扎根，以极强的韧性挖掘出了中国商业的潜力，使东部成为整个中国势力对比中最重权重的地区。日本报纸称：“革命军北伐成功，得力于江浙财阀之支持”，可谓一语中的。

国民党新一代领袖蒋介石当然不会不领悟这个道理。为了笼络与控制东部财团，他先后用了两种方式，起用了两个人。前者是杜月笙，后者是宋子文。这两种方式，影射了蒋介石与国民党的两种思维；这两个人，却同样将东部财团推向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先是杜月笙——青帮三大亨之一，靠贩毒、赌博发家的奇人。

杜月笙及一群达官贵人们的合影

纵使以非常传统的视角进行审视，杜月笙也依然是一位“江湖好汉”。当过上海市长的俞鸿钧如此描述杜月笙：

“出生农村，长大于都市……目击过……各种黑暗，故其民族意识特别坚强。先生交流遍天下……急公好义，为各界所推崇。”

国民党也是帮派出身，这颇对杜月笙的脾气。上海政变，杜月笙汗马功劳，立挺蒋介石，事成之后极具殊荣，被蒋委任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加之与法租界的关系，其在上海翻云覆雨无所不能，俗称“上海皇帝”。

作为一个商人，杜月笙毕竟是想做正经生意的，然而为了做正经生意，他所毫不避讳他的黑道手段。几年时间，他以中汇银行起家，进军金融界、控制航运业，直至成为第三届上海船联会理事长。杜月笙与蒋介石的关系使得上海成为了南京政府的金库，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在中原各个战场无往而不利，若缺少东部财团的支持，这是无法相像的。

这个时段，整个上海的商业体制依然借助着杜月笙黑白两道的势力来建立权威，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江湖草莽的气息，然而这个时期也是“上海滩”最为动人的时期，是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化过程中最混乱而凄美的绝笔。

日本侵华战争发动后，这个联系人变成了宋子文。

宋子文生于上海，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1926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1928年东北易帜，国家形式上统一，年轻的宋子文开始着手整顿财经状况，以期富国强兵。

宋子文上任的时候正值危难之际，政府花钱如流水，宋意图通过税务改革确保岁入，控制岁出。战争是个无底洞，政府的财政支出逐月上升，而宋不同于杜月笙，只愿意通过他从西方文化中学到的经济知识为国分忧，明显无法为政府筹到足够的军费。1927年至1933年，政府为应付军费共发行超过十一亿的公债，于是银行的资金纷纷用于投机，纸币滥发又导致了巨幅的通货膨胀，直到日军南下，上海的工商业终于陷入瘫痪状态。

右二为宋子文

1931年，在宋子文的努力下，国民政府第一次实现收支平衡，就在此时，面对新兴的共产主义与蒋介石的剿匪战争，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出现了裂痕。宋如同管家一样，辛辛苦苦为政府筹着一分一厘，而蒋则如败家之子一般，把高额军费花在江西的丘陵中。终于，经济与极权擦枪走火，宋子文盛怒之下辞职，财政部长一职又回到了一个具有沉重传统气息的人手中：孔祥熙。

孔祥熙继任期间，共产党开始了浩浩荡荡的长征，东部财团也渐渐在其内外交困中走到了尽头。宋子文一声冷笑：

“如果中国面前摆着共产主义和实行军事统治的日本军国主义这两种抉择，那么中国将选择共产主义。”

不到二十年，谶语成真。

中共产：“诗人领袖”毛泽东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毛泽东写这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时，正值1931年冬春交替之节令。中央苏区层林尽染，山花烂漫，如一颗钉子嵌在离蒋介石老家奉化只有五百多公里的赣闽山区，这令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感到一阵阵头痛。当然，那时谁也无法想像，未来中国的历史将由这个略显单薄的湖南农民书写——即使在中共集团内部，毛泽东也仅仅是领导核心中的一员，并没有掌权，那时在中央苏区占有统治地位的是王明，与共产国际关系最为亲密的也是王明。

蒋介石对中共苏区第一次大围剿运动与九一八事变发生在同一年，也正是在这内忧外患的多难之秋，蒋介石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攘外必先安内”。中共对这句话百般唾骂，将其视为“假抗日、真卖国”的汉汉奸行径，然而正当其时，“攘外必先安内”既不仅仅针对中共，同时又暴露出中华民国这个低效的政府在战争的泥潭中面临的诸多困境。

“攘外必先安内”所指至少有三：中共、国民党内分裂派系、地方军阀。没有国民党内分裂派系的掣肘，中央政府或可一举兼并地方军阀；没有地方军阀的各怀鬼胎，中共绝无可能实现长征，将共产主义的火种播到陕北农村。如果国际环境稳定，蒋介石或许能将这三个安内之策徐徐推之，然而日本人磨刀已久，驻扎在东三省的两万关东军以迅雷之势横扫关外、扶立满洲，历史留给蒋介石的机会渐渐减少，留给中共的机会却渐渐增多了。

蒋介石的机会在于迅速在实质上一统中国，与日本形成对峙；而中共的机会在于求生存，有活路就有希望。蒋介石贵速战，中共贵久持，于是第一次大围剿之后的两年内，又爆发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大围剿，终于在1933年的秋天扫平了中央苏区，历史的天秤向蒋介石倾斜了，坐在南京总统府里的蒋介石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在他的视野里，麾下的百万大军已经在围剿“赤匪”的战事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然而在他的视野之外，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冯玉祥在北方一度和中共建立了联系；西北军、东北军在陕西、十九路军在福建都和中共暗通款曲；广东的陈济棠与中央苏区一直存在生意往来，甚至达成了“互相停战、借道长征”的协议；在张奎发的第四军中，中共几乎可以半公开活动——而在中共的“统战”名单中，赫然出现了国民党西北、东北、西南的诸多军阀的名讳，这种暗流涌动的关系最终成就了长征这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战略大转移活动，而中国朝代更迭的钟声，也终于在延安的窑洞里，悠悠敲响。

蒋介石在军官训练营做演讲

奠定毛泽东领袖地位的遵义会议召开在长征途中，可以说，长征同时承载了毛泽东的诗人气质与领袖气质，蒋介石这个心腹大患，就此成长为他真正的对手。攻克娄山关后，毛泽东感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会师陕北时，毛泽东挥毫：“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翻越六盘山时，毛泽东咏怀：“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到了1936年，毛泽东终于写出那首最具豪气的《沁园春》：“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中共进入陕北，如蛟龙入海，猛虎归山，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就此失去了武力统一中国的可能。中共的军队多出于农民，而西北给予了他们最辽阔的农村。国民党中，与中共交厚的军阀背后，也有着相同的土地。代表先进生产力与经济制度的东部集团以城市绅商阶级为基础，与中国最为广阔的农民道不同不相为谋，而中共的宣传口号，农民能听得懂。蒋介石在文绉绉地声明：“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或是“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时，中共的口号永远简单明了：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事已至此，中国城乡二元的经济版图终于分别交给了两个领袖。城市归蒋介石，农村归毛泽东，可是蒋介石可以守好他的半壁江山吗？

1942年，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从长春到珠江口的大部分地区，整个东部都被纳入大东亚共荣圈。

结语：中国人民的选择

中国人民选择共产主义确实是历史的必然，只是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辛亥革命后，中央集权的空洞造成了极度的思想多元化，什么话都有人敢说，什么主义都有人信奉。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第二轴心，而其文化遗产，却被一个大一统的后继者在无形中吞没了。从这几十年的乱象，总会得出中国最令人心痛的局面：几千年过去，中国的政治版图依然是一个错乱江湖。军阀，土匪，皇帝，领袖，流氓，党魁，王旗变幻，洪波涌起。紫禁城不断变换着主人，一出出闹剧或多或少改变着中国这艘巨轮的航向，终于在最后一刻，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主义，奠定了共和国历史教科书的格局。山河国运，就此暂告一个段落，一统江山的最后赢家，确实众望所归。只希望中国不再有乱世，不再天天听闻，金戈铁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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