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杨绛的痴情与担当！读着读着这段文字，我不禁潸然泪下

青青草／文·图  来源 联合早报网

编者

先生走了，留下无限怀念，也留下无限唏嘘。先生之为人做事，历史自会有公正评价。在国内一些趁先生尸骨未寒，就以批评批判为名，挑毛病，找短处，甚至抹黑栽赃，为人不齿。如果在一些人眼里，国内人们对先生有定见和偏见，那么，在第三者眼里，先生是什么样？我们一起读读新加坡人的作品。

杨绛今年五月离世，享年105岁。

 
作者夫妇（左二及左四）在北京拜访钱钟书杨绛夫妇（左一及左二）时的合影，摄于1980年代。 

作者于1981年4月初跟钱钟书夫妇结缘，六年内三次拜访，写过三篇文章。1990年代派驻北京，从侧面目睹了杨绛晚年的一段非常时期——丈夫和女儿同时重病住院，杨绛每天两地跑，送汤送药，安慰亲人之余，还要找理由瞒着看不到女儿来访的钱钟书……

今年5月26日一早，朋友从北京打电话来说：“你敬爱的杨绛走了！”

网上看了很多报道，几天来睡不好觉。明知她已到了105岁的风烛残年，仍然相信风骨顽强的她能再多活几年。

两年前到北京，正值风雪来袭的时节，打了她家两次电话才接通，她的保姆说，她在休息不能接听，没想到就此缘悭一面。

中新网上清华学子为她立了遗照与文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读了这段文字，我不禁潸然泪下。

得识钱钟书杨绛夫妇

1981年初旅京，心中老想着让於梨华推崇万分的钱钟书就在京城，能见一面多好，就跟导游提起。没想到神通广大的国旅，竟然给我联络上。

钱钟书后来说，他当时答应见我是因为他没见过新加坡人，很好奇。没想到就因此和他们成为忘年交。

每次去北京，总要到三里河的寓所拜会他们。谈话中老觉得他们有诸多顾忌，恍如活在一所外敌环视的城堡中，说到一些话题，他们总是苦笑摆手，不让继续说下去。

我在拙作《杨绛谈钱钟书的“痴气”与〈围城〉》（1986年11月）中提过，杨绛亲自说明钱钟书写《围城》全凭一股痴气，还描述他如何把在国外看到的一些现象，集中在他凭空设计的主角方鸿渐等人身上，人物全属虚构。

然而，人谁没有些小毛病，偏偏有小心眼的人，强制对号入座，非要认为钱钟书在影射他们不可。不敢明言示众，却抓住他们不放，明枪暗箭，给他们结了不少冤枉仇。

可杨绛扬善不扬恶，在整理全部文章出版的时候，她粗分为二，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

改不好的作品她全删弃，把“有关恶人恶行”的那部分也删除了。

她说：“文章扬人之恶，也删。因为可恶的行为固然应该‘鸣鼓而攻’，但一经揭发，当事者反复掩饰，足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还当谨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写的文章，尽管句句都是大实话，也删。”

杨绛与作者的通函。

自认识钱钟书夫妇以来，精神上总把他俩当父辈般敬仰，说得白一点，是成为他们的粉丝。

每见他们一次，就给本地写作的朋友报道一番。直到86年底，写了上述《杨绛谈钱钟书的“痴气”与〈围城〉》一文后，一向低调忌风头的杨绛，嘱咐我别再写了。

我自然听命，从此再也不敢再写他们的事，也不敢要求拍照，怕给他们添麻烦。

1995年中，应允新加坡广播局（新传媒前身）加利谷制作公司去北京当首席代表，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可以接近他们。

可惜，再也没机缘见到钱钟书——他94年底已住院。杨绛说什么也不让我去看他，说看了我会更伤心，还不如给我保留原来美好的印象。

不久，钱瑗也因脊椎癌住院，可怜身子单薄的杨绛，每天两地跑，送汤送药，安慰亲人之余，还要找理由瞒着看不到女儿来访的钱钟书。

身心俱疲的她，哪有时间理我这个闲人，打了很多电话都没人接。

1998年，临离开北京回新那天，钱钟书还在医院。我去向杨绛辞行。她精神还好，告诉我：“钟书多半已猜到钱瑗出事，心知我在瞒他，却再也不提，怕我为难，因此让我更心痛。”

我听到这就湿了眼眶，她却很坚强地安慰我：“你比阿瑗小两岁，活得多健康呀，还能来北京工作。你要好好注意身体！”

临走我还在担心在医院里的钱钟书，抓着她瘦削的双手不忍放下，她说：“你别担心钱钟书，我会照顾他，就算他走了我也不会走的。你看，他那几袋手抄本还没整理完，我走得了吗？我不能让任何人污蔑他的清名。”

忽然间，她嘴角露出坚强的纹路，双手有了力道。我登时放下心来，只要她有斗志，她一定撑得下去。

钱钟书的作品没面世之前，她会撑得下去。回来给她写了两封信都没回，我相信她的生命力，她绝不会走。因为这股护着钱钟书的韧劲，强撑着她的生命，她不能停下来，也不会停下来。

我六年内三次拜访他们，所写的三篇文章，都忍不住提及他俩生活中洋溢的鶼鲽深情，也没忽略杨绛的痴情与他的痴气，是如何交织成一张任何人也捅不破的情网，而这网就一直护着她直到老去。

我们每次都围在他俩排成L型的两张书桌间畅谈，谈到不忍或离。一直忘不了杨绛如何红着脸，捧着签了名待给我的书，带着羞怯的口气说：“他说我写的书他为我题书名，而他写的要我来题。”

钱钟书在外人面前随时把杨绛当宝捧出来，坦荡荡地释放对杨绛的敬爱，而保守低调的杨绛却流露出女儿家的娇羞，谦让不已。夫妇俩相敬相爱，让人又羡又慕。

钱钟书全集今年面世，她责任一完，再也无所留恋了。她至死不渝的付出，诠释了世间最完美的爱情。这旷世奇缘有个很传奇的开始。

1932，年杨绛到清华借读，碰到钱钟书，第一次约会，男的说他还没订婚，女的说她还没有男朋友，两人一见钟情，天天书信往来。

1935年嫁给他，同年即停学跟他出国，从此一心一意把他当孩子般，无微不至的照顾。她爱上他的博学，更迷上他的“痴气”。

她最享受钱钟书写《围城》的那段日子，宁可为了他辞掉帮佣，做灶下婢，侍候三餐。

她多处提及，写《围城》的钱钟书是他痴气最旺盛的时候。可想而知，钱钟书在他们仨的世界里是有多痴，杨绛说他玩起来像小孩一样，比他女儿还要疯，且乐此不疲。

钱钟书誉杨绛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她这贤妻，24岁嫁给他，105岁才走，一作90年有多。

钱钟书生前被她宠得不行，死后遗作全由她细心补贴抄录，整理完毕才放心地走。这是一股多大的力量呀，是叫人不能不歌颂的伟大爱情。

幽默感让她苦中作乐

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杨绛总能催动机灵的细胞，撬开幽默的因子，苦中作乐，给丈夫及女儿制造惊喜，给自己找乐子。

读她的剧本和小说很享受，时不时会给她调皮的用字和幽默，逗得笑出来。

文革时，杨绛和钱钟书都被揪出来批斗。在一次陪斗中，杨绛被剃成了阴阳头。她也不难过，反而钱钟书很紧张，怕她没法子上班。

她整夜不睡，以女儿的旧发辫，绕着帽子缝了顶假发。大热天戴上，又不敢坐公车，只好步行上班，流了一身汗。

有一度杨绛被派打理厕所，她把厕所洗刷得非常清洁，连水箱的拉链都擦干净，且保持通风，怕有臭气。这女厕成了她的休息室和避难所。红卫兵一来，她就躲入女厕。

她跟钱钟书一样，善用比喻，巧妙处常让人喷饭： “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

完成心愿挥手而逝

2001年，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部分稿酬捐赠给母校清华，设立“好读书”奖学金，鼓励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大学生努力学习。

杨绛在捐赠仪式上表示，自己代表三个人说话，“我自己一个，还有已经去世的钱钟书，和我们的女儿钱瑗。”

商务印书馆的于殿利说，能出版《钱钟书手稿集》是杨绛晚年最大心愿。“自从2000年接手，我们一直想的是能尽快完成《钱钟书手稿集》。”

杨绛与商务印书馆十几年来的辛勤努力，20册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终于出版。所以，她可以放心走了。

哀伤之余，我们应以敬仰的心，躬送杨绛回家与她亲爱的人团聚，一路好走！